現實主義國際關係與爭雄天下的大國戰略（上）

我在前幾天在《不對美國綏靖，也不對朝鮮綏靖》一文中最後提到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朝鮮能夠對中國以怨報德，享受中國援助並且不受中國節制？

我想這個問題在我們自身，因為我們過於保守內斂的外交政策和國家戰略。自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建元立國以來，中國對第三世界尤其是周邊小國的政策從來都是只援助，不干預；只支持軍火錢糧，不培養自己利益的代理人。到最後別人拿我們錢最多的最恨中國，跟我們反目成仇，反咬一口。越南就是個典型例子。毛澤東把胡志明真的當成了親兄弟，可謂有求必應，勒緊褲腰帶支持。一個數字就可以說明，數載援越，金額竟達到200億美元之巨。可以想象一下，在那個年代，200億美元是多麼不可思議的天文數字。中國全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那個時候才多少？在此同時中國自己又餓死了多少人？然而，吃着中國大米長大的年輕的越南軍人，拿着中國的彈藥對着北方恩人開火時的殘酷無情決不下於朝鮮戰場上的美軍。但是我們很難責怪別人。送了那麼多錢，中國軍隊（陳賡率領）甚至都進入了越南，怎麼就沒有培養自己的代理人呢？事實反倒是，反華先鋒黎筍、武元甲就在胡志明有意的栽培下掌握軍政大權，越南領導層中唯一對中國還有點感情的黃文歡被迫單槍匹馬流亡到中國。

或說哪個國家都做不到讓小盟國心悅誠服。可是，美國怎麼就能在自己所占領的國度推行美國的意志呢？日本和韓國不是例子嗎？這兩個按照美國意志重建的國家，對美國何等的恭順？不消說，大家都看到了日韓國內的反美聲浪，但是客觀地講，那是日韓民心的主流嗎？我們看看日韓兩國的民選政府對美國亦步亦趨，費盡心思地維持日美關係並壓制國內聲音本來就不怎麼大的反美浪潮的舉動，就知道美國對它們的影響有多深了。

當然談論國家戰略時不能脫離歷史，也不能假設歷史。反對者會以過去幾十年中國疊遭動亂的情況來說明中國當時自顧不暇，根本沒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志營造盟友和戰略環境。而且，以中國過去極不穩定的國內政治局面，對如何塑造盟國也根本沒有構想：一個自己都不知道往哪個方向走的國家如何在意識形態和制度觀念上影響別國？我承認這是個在某種程度上言之成理的說法。部分出於這個原因，儘管中國在物質上付出巨大，卻沒有在第三世界形成相應的影響力，除了被那些"窮朋友、小朋友、黑朋友"認為是個可以從中找點零花錢的荷包之外。

但是，即便在當時，中國也沒有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維護自己的利益。比如，北朝鮮的勞動黨領導層中原有一大批"延安派"，他們曾經是跟隨共產黨鬧革命的中國朝鮮族人。1949年，中國內戰尚未結束，毛澤東就應金日成的請求，把解放軍中的三個朝鮮師（兩個駐紮在沉陽和長春，一個正在南下作戰，總兵員69200人）連人帶設備"贈送"給北朝鮮政府。金日成就是憑藉這批具有中國國籍的虎狼之師悍然向南方發動進攻的。1951年，毛澤東又輸送金日成10萬蘇式裝備的朝鮮族部隊。而這些中國朝鮮人也在勞動黨中央內占據了一定的領導地位。然而朝鮮戰爭剛一結束，金日成就提出了"反對事大主義"，逐步清除黨內親中派，"延安派""老八路"只有一個人（崔鏞健）留着當了擺設，其餘的如武亭、崔昌益、金雄、金一、方虎山等無一善終，除了擔任過商業部長的尹金欽和職業總同盟委員會委員長戌輝即逃亡中國外，其餘的到1957年被一網打盡。中國流毒千餘年的"對自己人殘忍，對外族柔媚"傳統思想再一次發揮了消極作用（對比中國人在內戰中殘殺自己人何等無情和在對外衝突中何等溫柔這個事實就可看出）。那些延安派大概由於在內心裡被當時的中共領導層當成不值錢的"自己人"，根本就沒有被加以理會和保護。

造成的結果是，北朝鮮完全成了金家父子一手的天下，而他們不僅使整個國家成為中國沉重的包袱，而且對中國的仇恨和利用之意遠遠大於感恩之情。中國在越南也有類似情況。當越南黨內的某些親中派在戰爭期間希望中國政府給於強力援助使他們免遭越共強硬派的排擠時，中國再次以"不干涉兄弟黨內政"的名義對他們置之不理，結果是在這些人遭受清洗後整個越南把中國當成了"苦大仇深"的敵人，再後的結果就是那場眾所周知的戰爭。友好的不干涉政策最後邀請來了對着自己後背的槍口，這也是對這個政策絕妙的反諷。

共和國幾十年風雨交加的外交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保守的，內斂的、縮頭的外交政策，也許在當時有過一定的歷史作用，但是從長遠來看，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損害遠遠大於其價值。這種外交政策不是基於對國家利益的精確計算，而是出於某種性格，實際上也是專制體制下領導階層自我封閉謀求統治穩定的性格。中國的歷史已經表明，至少就我們這個民族而言，在沒有充分群眾基礎的專制體制下，領導層由於缺乏信心，天然地希望通過減少（極端情況下是隔絕）中外交通和對外懷柔來減少事端，好集中精力來強化對內的統治。中國漢唐初期（當時專制政權是一種先進體制-較之他們的敵人游牧民族長老們坐而論道的"民主體制"而言），華夏民族充滿了雄心勃勃的進取精神，同時胸懷寬闊氣魄雄偉。由於統治者施術得當，經濟發展，民間人心歸附，政府自信心也比較足。漢武唐宗經常以傾國之兵對外征伐，卻不怎麼擔憂內亂。

由於這種自信心，政府也敢於經常採取全國知識分子階層大辯論的方式來討論和制定國策，如西漢時的"鹽鐵之辯"和唐朝前期經常性的朝堂辯論。在朝野信息交流基本暢通，舉國人民智力得以發揮使用的格局下，漢唐前期的內政外交軍事方略基本上在理性範圍內，即使是某些局部不算理性的舉動，如漢武帝為"天馬"而遠征大宛國，也不至於動搖國本。而涉外活動和政策，大如外交軍事，基本上是達成朝野共識的對國家立即的精確計算。漢朝開發西域、分化匈奴的方略，和唐朝應對遼東和西北和措施，都是極為傑出的、大氣磅礡的和積極進取的戰略性舉動。今天生活在這片可以稱為"中國"的廣袤土地上，我們仍然能夠感受到華夏祖先們的博大智能和高瞻遠矚，而恢復"漢唐雄風"迄今仍是中華民族不滅的追求。

與漢唐開拓的，外向型的外交體系形成明顯對比的是清朝。滿清入主中原，以十數萬滿人統治億兆漢人，理所當然地充滿極度的不安全感。滿人打打殺殺，但停步於中國的傳統疆域範圍。清室站穩腳跟後，就"進取止於智者"。所謂的康干盛世，尤其是那個號稱"十全武功"的老壽星干隆統治時期，是中華民族和中華傳統文化（包括思維和處世方式）在近代邁向衰亡的轉戾點。由此開始到鴉片戰爭，清朝的對外政策可以歸結為一句：全面封閉。連漁民出海捕魚也不得行（"寸板不得下海"）。滿清政府自認為是天下中心，但是卻對外部世界毫不知情，對外聯繫僅靠每年一次或兩次的外國進貢使團來進行。當英吉利代表瑪噶爾尼前來要求通商貿易的時候，干隆把他看成是又一個具體方位不詳的邊陲小國的使節，不過是來拜見他老頭子的芳容和求一點賞賜的。干隆對愛爾蘭英國人瑪噶爾尼說"天朝無所不有"，他的兒子嘉慶皇帝還要求英國"勿再遣使遠來"。如葛劍雄先生在《要是世上只有中文》一文中所說的，"當沙皇俄國的勢力已經擴展到西伯利亞以東，葡萄牙和荷蘭的艦隊已經航行在台灣海峽和南海，英國已經在印度建立了殖民統治並通過東印度公司向東南亞和中國推進，天朝的皇帝和絕大多數臣民卻毫無知覺，在自己緊閉的大門內繼續做着天下之中的美夢"。滿足於自給自足小農經濟和閉關鎖國的心態直接導致了此後不久，鴉片戰爭一聲炮響，中國就開始了百年屈辱。可以客觀地認為，自我封閉和不思進取是中國在近代衰落的唯一重要原因。

繁言簡敘，今天的中華民族，其發展態勢和人民心態處在盛唐以後的最佳時期。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穩步地向着健全的市場經濟發展。由於不是象俄羅斯東歐那樣進行一夜私有化的休克療法而是採取在公有制之外另創設一個私有制部分，並逐漸將公有財產向私有制轉移，中國走的是良性的還富於民的道路，避免了社會動盪又刺激了社會生產力。雖然還有着種種的問題，但只要穩健操作，實現相當長時期的高速增長是沒有問題的。世界銀行和歐盟度預測中國還會有30到50年的高速增長期。而中國也被一些權威機構認為是未來世界的第一大經濟體。中國國家統計局的保守則稍微保守一些，預計中國在2050年左右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僅次於美國。在社會發展方面，中產階層人數在日漸擴大，一個市民社會在逐漸形成。在以自由個人、自由企業和自由經濟為基本理念的市民社會裡面，追求法治、秩序、平等、人類尊嚴和基本人權以及人民自治的觀念會逐漸形成，最終會消解專制和實現民主。作為一個例證，草案已經提交全國人大，未來兩三年內就要發布的《民法典》，將是中國建設市民社會的里程碑。

簡而言之，中國註定在三四十年內要成為一個超級大國。雖然中國以前多次宣布過不做超級大國，但是做不做要看實力而非言辭。如果實力到了那個程度，不做也不可能。再者，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作為一個"勤勞勇敢"的民族，作為擁有絕無僅有的5000年歷史和文化的智能民族，作為曾經在過去百年因為積弱而飽受欺凌的民族，今天具備了種種資源稟賦的中國人民有資格也有能力把自己的國家建設為一個超級大國來實現自己的權益。

在邁向這個目標的過程中，至為關鍵的一條就是我們的外交和軍事戰略要擺脫以前謹小慎微不知所措的局面，打出積極、開放而穩健的態勢來。韜光養晦，作為鄧小平在六四以後面臨西方社會全面孤立中國情勢而確立的歷史策略，已經不適於今天的國際國內形勢。現在的格局是，中國國內經濟體制改革（arguably以及政治改革）已經基本摸着了正規進入了有序進步階段，六四那樣撼動全國嚴重破壞中國國際關係的事情已經不太可能再發生；在國際上中國已經被接納為一個重要的（and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的全球力量和地區強權。更重要的事，中國已經被看待為是一個基本上遵守國際遊戲規則的、行為可以預測的、具備國家理性可以進行對話的正常國家。中國經濟，由於其日漸增長的吞吐能力（世界第六大經濟體，第四大貿易國，並且增長速度最快），和其它國家，尤其是列強，形成了較深的互相依賴度。迫使我們韜光養晦的條件已經不存在了。在現在一超多強的全球政治格局裡，取而代之的戰略應該是，根據自己的實力，結合一定的策略（這方面的縱橫之術中國最不缺乏），完全本着國家利益（即與意識形態和其它思想政治觀念無關），針對具體情況制定和執行積極的開拓性的外交和對外軍事政策。這個政策方向的着眼點，可以通過分析中國的總目標，中國和重點國家和地區的關係來說明。

實現一切目標的基石：

在任何情況下，建設一個正常的社會是實現一些國家長期目標的基礎。在我看來，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包括如下要素：

●有管理的自由經濟（regulated free economy）:當然，自由市場經濟是基礎，政府管理只是彌補其缺陷。

●有責任感的個人自由（personal freedom with responsibility）:個人自由是社會活力的源泉。同樣，個人自由是基礎，責任是適度的限制。

●熱愛自己人民的政府（benign government）：沒有群眾基礎，沒有自信心的政府，首先會本着維持統治而非維護國家利益去行事。理論上講，民主政府是最能維護本國人民權益的政府，但這也許不是唯一的模式。

●開放的社會(open society)：社會要有寬容的風氣，允許和鼓勵辯論公共政策，並且容忍非暴力非叛國的異端思想。

●法治（rule of law）：最後，社會秩序和個人權利都要遵循共同的法律。經濟管制，個人權利限制，政府運作方式，以及社會規範，都要通過法律來規則化，約束每一個人。

●強大的軍事實力（mighty military）：保護國家全球利益，軍隊必須具有強大的遠程投射能力。

國家對外軍事外交戰略總目標：

積極進取的戰略要維護如下目標，他們都是中國的基本國家利益：

第一，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抵抗外來侵略。目前最緊迫的問題是台灣。

第二，中國從外界獲取能源和資源的能力，包括，在世界重要產油地的參與和介入，輸送能源資源航道的安全，中國捕魚業在公海和他國沿海（非領海）捕魚的權利等。中華民族的勢力必須進入太平洋和印度洋。

第三，中國企業和個人在海外投資和財產的安全。

第四，海外中國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後兩個目標是檢測政府和人民關係的重要指針。須知人民是一國最重要的財富，如果政府連海外的公民都保護不了，則政府的公信力難以維持，國家也必多動亂。

多方面的調查表明，海外華人，即使數代居留當地，對中國的向心力依然很強。保護他們體現了政府對本國人民的熱愛。此外，即使從策略的角度講，中國政府也應向海外華人提供保護。他們可能是我們伸展觸角的重要憑藉。對於非中國公民的海外華人，法律上難以提供保護。但是，中國應當仿效美國英國等先進國家，允許公民擁有雙重國籍。客觀地講，公民雙重國籍對中國有益無害。由於種族的原因，海外華人效忠中國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對其當地國。如果有中國護照和外交保護作激勵，這種情況可能更深。應該記得的事，中國政府上個世紀70年代在緬甸，1998年在印度尼西亞發生暴亂時未能對華人提供外加保護引起了華人圈的很多失望。如果再度發生這樣針對華人的暴亂，中國政府應該做好包括武力介入的一切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