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何生

　　人們清算前朝的罪過，就象中國每一次改朝換代都要做的那樣。鴉片戰爭以後那幾十年的恥辱，的確也留給中國人以太深、太難磨滅的“冤孽般的”記憶。不止於此，追溯當年，清朝憑什麼入關？憑什麼占領和統治中國這麼多年？憑什麼把一個外來政權強加在中國人頭上？ 　　很多年過去了，歷史學家們對於清朝的評價漸漸趨於客觀和中肯。一位學者，在他近年被廣泛流傳的作品中這樣寫道：“記得很小的時候，歷史老師講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眼含淚花，這是清代的開始；而講到‘火燒圓明園’、‘戊戌變法’時，又有淚花了，這是清代的尾聲。……老人的眼淚和孩子們的眼淚拌和在一起，使這種歷史情緒有了一種最世俗的力量。……年長以後，我開始對這種情緒產生警惕。因為無數事實證明，在我們中國，許多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範雖然堂而皇之地傳之久遠，卻包含着極大的不公正。”（余秋雨《山居筆記·一個王朝的背影》） 　　這無疑是對的。但他接下來卻這樣寫：“我需要肯定的僅僅是這樣一點：滿族是中國的滿族，清朝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份；……漢族當然非常偉大，漢族當然沒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殺和欺凌，當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難時當然要挺身而出進行無畏的抗爭，為了個人的私利不惜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當然要受到永久的唾棄，這些都是沒有疑義的。問題是，不能由此把漢族等同於中華，把中華歷史的正義、光亮、 希望，全部押在漢族一邊。與其它民族一樣，漢族也有大量的污濁、昏聵和醜惡，它的統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個中國歷史推入死胡同。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漢族正統論的選擇，而這種選擇又未必是倒退。”

　　對於漢族及漢族正統論的反省和批判，我也很贊同。我希望拿出來討論的，恰恰是他需要肯定的僅僅“這樣一點”，即“滿族是中國的滿族”。請問，有什麼根據？ 　　不錯，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這些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不斷地產生、 消亡、融合、分裂和演變。說某民族是某個國家的民族，一般是指這個民族在這個國家裡以一定的數量、一定的群體方式、一定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存在着。比如，有很少量的西方人、猶太人在中國定居甚至入籍，我們卻不能因此斷言：“日耳曼族是中國的日耳曼族”、“英格蘭族是中國的英格蘭族”、“猶太族是中國的猶太族”。 　　在清兵入關以前，滿族從來都不是中國的滿族。 　　我不想在這裡詳述滿民族史。大致說來，滿族為女真人的後裔。女真人曾建立金朝，並一度入主中原，與南宋並立，後為蒙古所征服。中原一帶的女真人基本上被漢化，融入漢民族。元朝時國民分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為色目人即西方人，第三等為漢人，其中就包括前遼及前金融入漢族的外族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即南宋的遺民。關外的女真人則保留下來，直至一六一六年，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建立後金政權，一六三五年皇太極改女真為滿州，形成後來我們所說的滿族。努爾哈赤建立的政權，與當時的大明帝國一樣，是一個完整的、獨立的國家。它有自己的君主、朝廷、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機構、軍隊，有自己的領土疆域、人民、語言、文化習俗，它不受任何別國如中國的冊封和保護。一六三六年，皇太極正式改國號為“大清”，即位稱大清皇帝。 　　中國歷史上，曾有過多國時代，如春秋戰國、三國、南北朝、五代十國。春秋戰國，是由多個小國組成的一個大國，即周朝。其國家形態，有點像現在的聯邦制。周朝有統一的國家元首，稱天子，據有象徵國家重器的九鼎，從理論上說可以號令諸侯。即使諸侯坐大，稱王稱霸，也還是要通過周朝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即“冊封”才上算。三國以後的多國時代，則都是由原來的一個長久統一的國家，分裂而成的多個國家政權。它們各據一方，互不買賬，甚至刀兵相向，但基本上都還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是中國人。其形態，有點像現在中國大陸與台灣，朝鮮和韓國，統一前的北越與南越，東德和西德。 　　大明帝國與大清帝國則不然。這是兩個互不隸屬、未結成任何形式的邦盟、主要民族構成截然不同、亦非一個統一國家分裂而成的國家。雖然，滿州人的祖先建立的金國，曾占領並統治中原，即中國北方；被大清帝國先征服的蒙古，也曾在元時占領、統治過中國的全境，但這也都不能說明它和中國是一個國家。正如日本曾占領統治過高麗、台灣，卻不能因此說它和韓國是一個國家，也不能因此說“大和民族是中國的大和民族”。它們都是中國的“一衣帶水”的近鄰，都崇尚武力，推行軍國主義，對中國這個貌似強盛實則虛弱、疲憊不堪的龐然大物虎視眈眈，久存亡我之心，長期實行滲透、侵擾、掠奪、蠶食及軟硬兼施的政策，都趁火打劫，趁中國內亂之際大舉入侵。它們都是先征服朝鮮，控制蒙滿的廣大地域，造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和壓迫。日、清都由單一民族立國，但是就文化而言，日本的民族習俗較之清帝國更接近中國。如服飾、飲食，日本比滿清更與中國相像。日本的和服，就是仿照中國的唐服改制的。在工業化以前，日本重農耕，而滿清則是游牧民族。日語和漢語一樣，都是單音節，並且都使用漢字。而滿語屬阿爾泰語系，文字由四十個字母組成。有些發音如捲舌的“１在漢語中原是沒有的，如“Tartar”中文只好讀成“Tata”（韃靼）。現代北京人愛發捲舌的“兒”字音，我以為是滿清在此定都二百多年造成的。語言上的異同並非一件小事。蒙古與中國同被滿清征服、統治，但“蒙滿一家”，蒙滿可以通婚，蒙族可以封王，漢族卻不能。這與蒙滿都是“韃靼人”，屬同一語系不無關係。日本從未有過“和漢不能通婚”的規定，事實上，當時中國的涉外婚姻最多的就是中日聯姻，許多著名中國人士娶日本女人為妻，如學者辜鴻銘，作家郭沫若、周作人，藝術家李叔同，前清皇弟溥傑等，還有一些著名中國人士則乾脆有日本血統，如文學家蘇曼殊。這種跨國婚姻是如此之多，乃至大量見諸小說、電影、電視劇為人們所熟視，即連描寫侵華日軍罪行的電影《南京，一九三七》，也以一對中日夫婦作為男女主角。中日之間的關係也十分悠久，明代以前基本上是非常友善的。漢時便有日本人前來朝貢，光武帝曾賜倭奴國王印綬。近世還有人考證，日本的神武大帝即是當年秦始皇派到海上尋找長生不老寶丹的方士徐福。他帶去的三千童男童女，及大量能工巧匠，融合進了日本民族的血緣和文化。總之，日本受中國影響至深至久，是不爭的事實。 　　如果說，大清帝國侵略中國，是“歷史超越漢族正統論所作出的正確選擇”，那麼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豈不是一種更為“正確的選擇”嗎？ 　　滿族成為“中國的滿族”，是在清朝入關，成為中國的統治者以後的事情。然而為中國人民所認同，仍花了相當長的時日。滿清入侵，雖然縱橫肆虐，燒殺搶掠，心裡總還是有些發虛的，畢竟這不是它的家園，這麼幹未免傷天害理。那時候要是有一位像今天這麼大度的中國學者站出來替他們說說話就好了：你們顧慮什麼？你們不是侵略者，你們是我們國家的民族，來超越“漢族正統論”的，這是歷史作出的正確選擇，你們只管大膽放心的干就是了。可惜那時沒這樣有器識的學者。 　　清軍大舉南下，南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師江北進行抵抗。清攝政王多爾袞修國書一封勸降。大意為：闖賊李自成起兵犯上，中國臣民卻無能為力。只有吳三桂在東陲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為你們驅除反賊。這國土是從闖賊手裡得來的，而非得自於明朝。我國費了這麼大的力氣代你們報仇，你們將如何感恩圖報？居然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我們豈能就此罷兵？你們那一小塊地方，打得過我們嗎？ 　　這是明擺着的強詞奪理。干涉中國的內政還不算，還要盡奪我領土、主權。史可法回復了多爾袞一封信，援引歷史上契丹和宋、回紇助唐，只要錢不要土地的故事，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希望對方放過一馬，允許雙方就地劃疆而治。他發誓將來永遠鞏固與大清帝國的邦交，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從此兩國誓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休乎！”

　　然而清政府志在滅明，當然不聽這一套，乃調動豫親王多鐸，率兵攻下揚州，史可法殉難。清軍恨中國人抵抗，將揚州城屠殺了十天，史稱“揚州十日”。 　　“揚州十日”，大約可以與日本侵華時的南京大屠殺相比。我甚至懷疑，日本是向當年入關時的清軍學的，專門用以對付中國軍民，企圖瓦解中方的鬥志。不然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占領了那麼多國家、地區，固然罪行累累，何以只對中國進行過這樣殘酷的大規模的屠殺。都是屠城，不同的僅僅是，南京大屠殺發生在人類社會已進入現代文明的二十世紀，留下大量人證物證，令舉世震驚、憤怒和譴責；“揚州十日”則發生在三百多年前，是“古時候”的故事，不痛不癢，與今天的人沒有什麼關係了，所以我們的學者才能夠“警惕”並戰勝代表着“最世俗力量”的情緒，徘徊在幽靜的昔日宮苑之中，指出這種情緒化的社會評判是何等的不公正。 　　本着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與正義感的抗清名將史可法，竟然站錯了立場，站在“歷史錯誤選擇”一邊；“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竟然是“歷史正確選擇”的一個組成部份；那位引清兵入關，甘為先鋒幫異族征服中國的大漢奸吳三桂，也無疑是“正確”的，若說有錯誤，那也是後來又反戈一擊，終於為康熙所平定。當然，還有一大批“正確”的漢奸，先後投靠清廷。就連許許多多抗清志士的後代，最後也不得不走上與朝廷和解、合作、服務、效力的道路，共同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即後來意義上的大清帝國，俗稱或者簡稱“中國”。 　　有人說，元、清兩朝雖是外來政權，最後卻為中國所同化，除了政治典章制度、 語言習俗的漢化外，連國都都建立在中國本土上，所以還應該屬於中國的國內事務， 與日本侵華不能相提並論。然而，我們討論的是國都建立在中國本土之前、亦即中國被征服之前的戰爭性質，與戰爭後的狀態無關，更不能反過來把戰爭的結果作為原因，顛倒因果關係。如果中國打算將未來的國都建在莫斯科，我們是否就可以舉兵進攻俄羅斯，發動一場“歷史正確選擇”的“國內戰爭”？ 　　日本侵華計劃的主要設計者石原莞爾，在他著名的《石原構想》中，提出日本從占領滿州起步，進而征服全中國、印度、東南亞乃至澳洲，奪取石油、橡膠等自然資源，最終戰勝英美等西方各國，達到主宰全世界的“宏偉目標”。他預計，一旦日本受到西方的干涉和威脅，即行遷都至滿州，也就是被占領後的中國本土。如果日本的計劃得以實現，這個外來政權也將和清朝一樣，成為中國政府；中國的正式國名，也可能就叫“大日本帝國”，就象大清帝國一樣。當時的中國，社會形態落後，經濟停滯不前，國力衰落，軍閥混戰，內亂紛爭不休，而經過明治維新的日本則經濟發達、 科技進步，由他們來統治無疑屬於“歷史的正確選擇”。而以後的學者們談起這一段歷史，也會要求我們克服狹隘的漢族正統論和世俗的情緒，給征服中國的大和民族以“公正的”社會評判。再繼續推論，日美間的太平洋戰爭，也將更名為“中美戰爭”。這場戰爭的失敗，將同甲午海戰一樣成為中國人永遠銘記的“國恥”。如果僥倖取勝，那也只能更加證明，中國加入日本或日本加入中國的“正確性”。 　　日本的不幸在於它沒能征服中國，沒有做成中國的統治者，沒有成為“中國的大和民族”。它打贏過代表中國的清朝，卻永遠不可能建立象清朝曾經建立過的那樣輝煌的功業。和清朝敗落的原因一樣，它生不逢時。 　　再來談清朝與元朝的區別。為什麼清朝終能融入中國，而元朝始終只是“外人”？元朝在中國統治了九十年，清朝是它的三倍，這樣它就有足夠的時間來進行民族融合。到清朝覆亡時，人們忽然發現，統治民族──滿族幾乎完全漢化、消亡，幾乎所有的人，包括皇室人員都不再而且也不會說滿語。辛亥革命的口號“驅逐韃虜”也就顯得很可笑：驅逐誰？往哪裡驅？怎麼驅？元朝的朝廷則不一樣，雖然也說漢話，但蒙古人還是蒙古人，明軍硬是把元皇帝趕出了中國，趕回它的大草原去了。他一回到那裡，又開始說起了蒙古話，恢復蒙古習俗及政治典章制度。元、清兩朝的結局，說明中國人對他們的態度是有本質區別，亦即“內外有別”的。清帝退位，是為了實習滿漢藏蒙回”五族共和的大中華民國，退位後繼續享有尊號、特權。元帝卻是遭到真正的“驅逐”，你走了就行了，咱也不再追究，不要求追奪你的帝號，你在這邊的蒙古人我們以禮相待，要回去的放行，以後中蒙（明元）兩國互不相犯，和平共處。 　　清政府入關後，一直自稱“中國”，繼承中國的名號，把朝廷的利益與命運跟中國不可分割地緊密聯繫在一起。元朝則不然，元只是蒙古人在中國本部的國號，元皇帝同時還是蒙古帝國的大汗。類似哈布斯堡家族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同時兼任西班牙、匈牙利、波希米亞和西西里的國王。蒙古帝國還轄有窩闊台、察合台、伊爾、欽察等“四大汗國”，勢力範圍和利益、命運跟中國本部風馬牛不相及。元朝在中國實行的政治制度，也與蒙古本土及四大汗國完全不一樣。而且如前所述，元朝將國民分為四等，不但使中國人作為亡國奴的心頭創傷無可彌合，同時也阻塞了最“上等”的蒙古人融入“下等”的中國人的過程。有人認為，中國是元朝的繼承國。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沒錯，如元大都建在中國本土；元朝廷通行漢語；蒙古人後來終成為中國的少數民族之一；即令外蒙獨立，在中國的蒙古人也遠遠超過外蒙及俄羅斯的蒙古人，等等。但繼承國的主要意義還不止於此，它必須有文化上的傳承性，還要能夠繼承政治上的全部或大部份遺產。從這兩點來看，中國的明朝都沒有做到。元朝是被趕走的，並沒有推翻，它回到草原後，還延續了相當長一段時日。明朝的版圖，也只大致限於以漢人為主的居住區域，遠小於橫跨歐亞大陸的元（蒙）帝國的遼闊疆土。中國史學家將元史列為中國的正史，也並不能說明繼承國的關係。元史是中國歷史上的特殊一段，是中國的亡國史，否認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正如日據時代五十年，也應作為台灣正史的一部份。元史從成吉思汗開始記敘，是為了闡明這個曾經征服、主宰中國人命運的統治集團是怎樣產生、發展壯大的，所謂來龍去脈。明朝建立以後，元政權幾乎與中國無關，它的歷史連同四大汗國也就從中國的正史中割得乾乾淨淨。 　　元、清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元代只有一個象樣的皇帝，即元世祖忽必烈。他以後皇室為爭搶帝位鬧個不休，禍亂頻仍，這也是中國人從感情上始終難以接受這個政權的原因。一個朝代出一個好皇帝並不難，難的是一直出好皇帝，不出壞皇帝。清朝基本上做到了。它甚至是唯一做到的一個朝代。這樣，講人治、重倫理的中國人，才從法、理、情上接受了清朝，視其為正統，將滿族及其帶來的蒙、藏、回都作為中華民族的成員。 　　清朝給中國人留下的最大的政治遺產，是遼闊的領土，與多民族共處共存的局面。也就是所謂“大中國”。這筆遺產當然不是白得的，各個民族都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都有過被征服、當上亡國奴的慘痛經歷。滿族是征服者，它自己卻被漢文化最後所征服，滿漢不分了。漢民族是中國的主體民族，付出的代價也最為慘重，且不要說曾遭到大規模的屠殺，即連服飾外形都被強行改換為滿族式樣。中國人頭上那根被西方人譏為“豬尾巴”的長辮子，就是當年實行“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政策的結果。這一政策似乎是專對漢人來的，其它如蒙、藏、回則都不實行。也就是，只要求漢人滿化。然而到頭來，卻是滿人被漢化得最為徹底，不能不說是歷史給征服者的極大嘲弄。 　　清朝覆亡以後，漢民族未能很好的守成，外蒙古從大中國的版圖中劃分了出去。外蒙的獨立，從國共兩黨發表的歷史文獻看，都有往對方身上卸責之嫌。究其實，則是國民黨簽約在前，共產黨承認在後，為“國共合作”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