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子党（比太子党要矮级的太子党---高干子弟）被毙案与胡耀邦的下台

事发时间顺序
1985年7月，青海省办公厅主任杨国英（分管保卫工作）的儿子杨小民被枪决
1986的3月，原新四军情报头目上海市委书记胡立教的儿子(养子)胡晓阳与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陈冰郎被枪决
1987年1月，胡耀邦下台

所以说中共太子党问题是共匪的死穴，一动就死，不动等死-一动，就是总书记也得死。可见，中共的恶灵在徘徊，连中共的总书记也不放过，消灭中共恶灵，只能靠法轮神功了，否则只有腥风血雨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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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代中期，全国上下对高干子弟在社会上的胡作非为多有不满，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正要抓典型，以便杀一儆百，恰有两起案件送到他的案前

一是青海省办公厅主任儿子杨小民杀人案，杨小民在其父包庇下，杀人多年后，仍逍遥法外。总书记批示：“杀人者偿命”，1985年7月31日,青海省召开公判大会,将杨小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西宁市万人空巷,争睹正义战胜权力的大快人心场面。

另一起案件即为胡晓阳等人的流氓团伙案，此案在上海影响很大，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不敢作主，向胡耀邦请示。一身正气的胡总书记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据此批示，胡晓阳、陈小蒙和葛志文在1986年3月以强奸和现在无法理解的“诱奸”罪被执行死刑（被枪决）。就在宣布执行死刑的当天下午，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吴邦国在全市干部大会上，表明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甚么人，不管是哪一级干部，也不管是甚么人的子弟，只要触犯了刑律，就要严肃查究，秉公执法，决不姑息。

而陈其五的另一个儿子陈冰郎同时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在狱中自杀。2006年7月3日，胡立教在上海逝世，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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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教是“红小鬼”出身，1928年，15岁的胡立教即参加红军。长征中，胡立教在红军总部(军委)二局做通讯情报工作，任副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新四军军部三科(通讯科)工作，皖南事变那场恶战中，胡立教和杨帆(解放初的上海公安局长)两人，从枪林弹雨的重兵包围圈中，最先冒死杀突围出来，可谓"“英雄虎胆”。

陈毅和刘少奇重组新四军军部不久，胡任三科科长，他领导的情报部门被称为“胡立教部队”

胡立教在解放后不久(1953年)即到李先念(前新四军五师师长)主持的财政部任副部长

胡立教当一把手的时间较短，魄力却不一般。他在牡丹江任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时，因工作意见分歧，和军分区司令员发生摊牌性冲突，连省军区也惹不起胡立教这位级别相当于中将的老红军、大校军衔的司令员，只好在胡立教的严厉斥责声中，卷铺盖去了吉林，据说那位大校因祸得福，在吉林升了少将。

胡立教虽是“红小鬼”出身，但“国共合作”时期他曾在庐山受训，还长住过香港。在以 “土八路”为主的老干部中，他算是比较讲究生活的，除了夫妻二人跳舞成迷之外，举止潇洒的胡立教还酷爱打网球和下围棋，他对起居条件也要求颇高。在牡丹江时，他的座车是从北京运去的“道奇”。他对为他和另三位书记盖的，附有简易网球场、假山和喷泉的宽敞新居还不满意，派人改建了不止一次才肯搬进去。

胡立教中年丧子，他的亲生儿子现在要是活着，也该有50岁了。
胡晓阳是胡立教夫妇抱养的，胡夫人姐姐的二儿子(哥哥小名大阳)。胡立教的岳父母一直同胡氏夫妻和小外孙住在一起。

有养子在侧的胡立教，还是忘不掉他那早早夭折的亲生儿子。他的老同事们都记得，有好多次，当别人的儿子从他身边路过，胡立教叹口气，对孩子的父母说，“我的儿子要是活着，也该有你们的孩子这么大了，”这时候，胡立教那充满忧伤和落寞的眼神告诉大家，中年丧子，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大概是胡晓阳的亲生父母既想念小儿子，又不好常来探望。他们有时送大儿子“大阳”到姨妈家住一段时间，和“表哥”在一起玩，是胡晓阳小时候最开心的日子。哥儿俩拿出胡立教珍藏的各种长短枪支，当玩具在院子里玩，那些只同五四手枪和7.62步骑枪打过交道的武警战士们，也趁机开了眼界，任凭两个外孙拿着真枪在院子里玩，外公外婆从来没有干涉过，也许是两位老人的溺爱，为胡晓阳后来的悲剧种下了远因。

幼年的胡晓阳并不是以“首领”的架式出现在孩子群里的，和年龄相仿的孩子们的交往中，家庭条件优越的“晓阳”虽然经常从家里拿出好吃和好玩的东西分给大家，却经常扮演吃亏受气的角色。有好多次，“晓阳”捂着被打出血的鼻子，或被沙子迷了的眼睛，喊着外公外婆，哭着回了家，像普天之下无数受溺爱的孩子一样，有些娇气的“晓阳”是在两位老人的精心呵护下长大的。

顺便说一句，胡立教的岳父母，是两位非常善良的老人家。他们分担了外孙子在外面受的气，却从未训斥那些“欺负人的”邻家子弟，更没有向孩子们的家长或自己的女儿女婿告过状。

还是在牡丹江的时候，一位保卫地委书记大院的武警战士，端着小口径步枪，追打一只受了伤，藏在丁香树里的麻雀，一颗子弹打掉一根麻雀毛后，穿透两层玻璃窗，钻进了地委第一书记胡立教的家，万幸的是，子弹从两位老人的身边经过，在他们房间的墙上撞了个坑。两位受到惊吓的老人，看着那个闯了大祸，吓得魂不附体的“大孩子”，动了恻隐之心。关于这次“枪击事件”他们始终瞒着女儿女婿。

随着年龄的增长，胡晓阳的性格渐渐受到朋友们的喜爱。除了他“大方”以外，他还从不记仇，不会算计朋友，更不歧视那些家庭条件比他差得多的孩子们。有些“缺心眼儿”的晓阳，经常在别人的怂恿下干些“淘得出格”的事。出了事胡晓阳倒霉，得到好处大家分享，晓阳这样的性格，在父母的管教和“庇护”下，倒也平安无事，可一碰上乱世，自然凶多吉少。

在胡晓阳刚满十岁那年，文化大革命出其不意地降临了，在动荡起伏的政治斗争中，胡立教夫妇饱受冲击。与此同时，北京社会上却“玩儿”起来了一帮帮只知道吃喝，打群架、拍婆子的、流氓似的“老红卫兵”，涉世未深且无父母管教的胡晓阳，很快卷进了这些团伙之中。68年和69年，北京的大哥哥姐姐们下了乡.，留下胡晓阳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 “独领风骚”。十年动乱一过，弱冠之年的胡晓阳，变成了地道的花花太岁。

七十年代末，胡立教携眷去河南任省长，和一机部老部长、八路军115师出身的段君毅“搭班子”。“家世显赫”的胡晓阳，到了郑州后，自然不甘寂寞，他和本地的流氓团伙一拍即和。几年时间，胡晓阳多次被刑事拘留，看在其父的份上，又被迅速被放了出来。“省长儿子”的劣迹，很快传遍了郑州的大街小巷。

80年代初，胡立教被调到上海任市委第二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和新四军系的老战友陈国栋、汪道涵等人组成新的上海市委班子。此时，身为深圳某报驻上海记者的胡晓阳，又在短时间内和另两位“恶少”陈小蒙、陈琳瑚兄弟等人勾结到一起，“淫人妻女”、无法无天。他们的恶行，,使胡晓阳成了当时群众对上海市委领导们的“三个意见”(陈国栋的秘书,胡立教的儿子,汪道涵的房子)之一。

陈氏兄弟的老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也非“等闲之辈”，他名字中的“五”，乃抗战时期刘少奇的“点睛”之笔。据说，“毛泽东选集”里面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即由陈其五”原创”。

照当时的眼光看，胡晓阳等人的行为，是有些“罪大恶极”的味道。这群公子哥儿们，利用在闹市区深幽处的住所，以帮助调动工作和组织舞会为名，招引大量年青漂亮的女性，并使用各种手段诱奸，猥亵妇女42名，强奸甚至轮奸妇女9名。在胡晓阳等几个首领每人名下都有十几，甚至二十几位的受害女子。据知情人士讲，这些受害妇女中，绝大多数来自上海文艺界或企图进入上海文艺界的年青女子，有的甚至事后多年还在春节联欢会那样的大场面上走红。那些被列为被”强奸”的女子中，也不乏”主动献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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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七大案---青海省杨小民杀人案

1979年，青海省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高干子弟杀人案，即杨小民故意杀人案。此案因官官相护、徇私枉法而导致死罪轻判，在青海省激起公愤，群众反映强烈，最高人民法院曾多次干预此案，要求复查，但因官官相护织成的关系网太厉害，此案拖了５年未能纠正。

当地熟悉情况的同志告诉我：青海这张关系网在全国各省来说，有其显著的特性。当年人民解放军解放青海后，是由西北野战军的某军干部及一批西北革命大学干部，转业组建青海省、地(州)、县三级政权机构的，他们大多是陕北籍干部。刚解放，为解决青海省干部缺乏问题，曾到四川省招聘过一批有高中学历的女青年到青海。而这批年轻漂亮又有文化的女干部，后来成了当权的陕北干部的新宠。许多人与元配的小脚太太离婚了，当了四川女婿。所以，青海当年许多领导干部的家庭组成是“四川婆姨陕北汉”，男人们是陕西同乡、战友或同学关系，女人们则是四川同乡、同学关系，非常亲密。他们不但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而且还有共同的生活习惯和乡音。这张关系网的联络之紧密和信息传递之快速，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些在“二·二七”案中策划密谋、通风报信、公然压制正确意见或暗中串通作弊等等的法官、检察官或党政干部，基本上都有这个关系网的特殊背景。当然也有个别不是网中人但却投向这张网的其他省的人。

1979年2月27日，青海省委家属院内发生一起杀人案(以下简称“二·二七”案)。凶手杨小民，时年25岁，青海铝制品厂工人，其父时任青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被害人王强，时年17岁，系《青海日报》职工王水之子。两家同住一个院内。

1979年2月26日上午，青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杨国英之子、25岁的杨小民到水房挑水，与《青海日报》编辑王水之子、17岁的王强相遇。杨与王是邻居，同住在青海省委家属宿舍内。事情的起因是正在水房的王强倒水不慎，水溅到杨小民裤子上，两人发生口角。

1979年2月27日上午9时，两人再次在水房相遇，并再次发生口角。王强回家后躺在床上休息时，戴着口罩、眼镜、白色卫生帽，经过化装的杨小民突然闯进来，乘王强不备，用五寸藏刀连刺其胸部、腰部，王王强连呼救命，并向杨小民哀求：“哥哥饶命！”,并扑向门口，挣扎夺门逃命。杨小民堵门拦截继续刺杀。直到惊动邻居赶来敲门。门开后王强倒在血泊中，杨小民持刀木呆，而后手握滴血的刀扬长而去。王强当即被送到医院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28日凌晨5时死亡。经法医鉴定，王强头、胸、腹、背部刀伤14处，10处深抵内脏，肺被捅穿。

“二·二七”案发生的当天晚上，凶手之父青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杨国英害怕被害人的家属报复，不敢在自己家里睡觉。他从省委办公厅保卫处拿了一支手枪，躲在省高级法院院长家过夜。2月28日凌晨5时，王强抢救无效死亡，有人立即通知说，现在人已经死了，主任你再躲藏在法院院长家就不合适了。让他“赶快走吧”！当年没有手机，传递信息必须靠有线电话。电话总机接线员说，那晚上值班她好紧张，领导交代过，要保证那两家的线路畅通，随时通话。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了什么事情，只知道那家的电话几乎未间断过。

这个现代衙内在看守所狂妄得很，他扬言：“我不怕，我爸爸是省委办公厅主任，他管保卫，有办法。”

城中区法院审理此案时认定，杨小民犯有故意杀人罪，手段凶残，罪大恶极，于9月6日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很快核准这一判决，并于11月3日报青海省高级法院复核。

西宁市核准杨小民死刑后上报省高院复核，为了使省高院能从轻发落，杨家为省高院院长杨树芳摆了一桌酒席宴请，负责杨小民案的审判员、副审判员也出席了宴会，杨树芳的灰色小汽车就停在办事处的院子里。就是在这次宴会之后，省高院推翻了西宁市的判决，改判杨小民为死缓。

青海省高级法院院长却公开袒护罪犯，恃权凌法。此案后被报到省委，省委常委会12月7日开会讨论，结果也是同意改判死缓。

杨小民改判的消息一经传出，社会舆论大哗，被害人家属在西宁市大街上拿着血衣哭诉。群众也一致谴责“官官相护”。《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站站长陈宗立闻讯感到震撼，继而感到义愤填膺

杨小民杀人案发生后两年——1982年1月，杀人凶手的父亲却由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升为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1983年又进而提升为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同时，在杨小民案子中起主要作用的法院院长被提升为副省长，那位“有功”的州公安局长被提拔为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有关人员也得到提升。在当权者的庇护下，凶手杨小民入狱后即被培训了一年，穿上了白大褂，当上了医护人员。入狱两年后，杨犯被改判无期徒刑。

原西宁市公安局城中区分局预审股长，后调到城中区检察院任检察长的张维城。这位来自江苏扬州的老公安说，凶手的逮捕和预审都是我和治安股的另一个同志进行的。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我刚调到检察院，又要我出庭公诉。我们办案的人认为，杨小民不杀，法律说不过去，民愤也难平！区法院一审，法庭里群情愤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报市委研究，也是死刑。省法院改判死缓，真是不可思议。张维城说：开始我们义愤填膺，写好了抗诉书。但上面有领导说，改判死缓是省委批准的，抗诉就是抗省委。这顶大帽子一压，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只得服从，没办法抗诉了。但王家来找我时，我明确说过，你到北京告状，我支持。

原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兰路远，这位因“右倾”问题当年从公安部下放到青海的干部，坦率地说：我不说他们是贪赃枉法，但他们是徇私枉法、循情枉法！

在“二·二七”案件中为杨小民改判死缓出了力有“贡献”的人，后来都得到奖赏。比如省高级法院的院长提升为副省长了，一名审判员提升为省院副院长了，另一名审判员被提拔为海东地区副专员了。

相反，那些在案件讨论中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对杨小民执行死刑的人，有的不断收到威胁、警告或好言劝告的电话，有的则被免职、调离或尽快办手续离休退休了。

王强的姐姐王欢茹性格坚强，矢志不移上访告状，是少见的刚烈女子。1979年12月16至18日，王家连续3天在省高级法院门前张挂血衣，王欢茹的血泪控诉吸引成百上千的群众围观，围观群众达十数万，当场就有400多名过往群众签名声援。由于围观的人太多，交通为之堵塞。王欢茹连续３天在高级人民法院大门前哭诉，天天有许多群众围观，高院领导竟连续３天大门紧闭，法院工作人员上下班都走后门。

愤怒的群众还拥到城中区检察院要求对杨小民杀人案抗诉。该检察院就此召开干部大会讨论杨小民案，11人参加，10人同意抗诉。市检察院也同意抗诉，但是，省检察院检察长却说：“这个案子是省委研究决定改判的，你们抗诉就是抗省委！”

1980年春，青海省人代会召开。对此案，人大代表普遍表示同情，纷纷在会上提出质询。鉴于此案在全省的影响极大，官官相护实在太明显，几乎到了群情激愤的地步。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政法委、省委常委会相继多次讨论，多次复议结果都是维持死缓的判决。

1984年，迫于群众的压力，省委将杨案材料印发西宁地区各单位讨论，结果84个参加讨论的单位的8789人中，有6725人要求判处杨小民死刑。讨论中，群众对改判杨小民为死缓提出尖锐的批评，要求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可是明确的结果却无明确的行动。

王欢茹5次自费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中央有关部门和最高人民法院都给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去函或去电要求该院复查此案，可是毫无效果。

被害人亲属在5年多的上访申诉求告无门的悲惨经历中，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太多的体验。他们给我提供的线索，比如谁在这个案件上讲的真话，谁在同情支持他们，谁欺骗作弄了他们，是分得清清楚楚的。

5年中她们11次在省高级法院门前上访求见院长，7次上京告状，家中积蓄和自行车手表等微薄的家当散尽了，生活十分窘迫。“二·二七”案件的基本情况、三级人民法院审判的前后变化、省高级法院的改判理由、凶手亲属的关系人对受害者家属的软硬两手、北京最高法院信访的指示信函与青海省高院的推磨式软抗术……他们都有详细的记载和深刻的记忆。尤其是王家保存的王强那件被刀子戳了许多窟窿的浸透了鲜血的暗红色汗衫，还有王家在省法院门前张挂血衣控诉判决不公时群众自动买来笔墨纸张签名支持王家上访的5米长幅。

1984年6月，《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站站长陈宗立与李蔚共同署名发回第二篇情况反映。但这篇未公开发表的情况反映却产生了比公开报道要巨大得多的效应：邓小平、胡耀邦、习仲勋、陈丕显、薄一波、胡启立等8位中央领导作了批示。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的批示是：“徇私枉法，官官相护，封建家族关系”，要求严肃处理。随之，中央派出了第一个调查组赴青海调查。迫于压力，青海省委于同年10月12日重新研究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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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太子党的问题也许是胡耀邦下台的真正原因，但是胡应南认为是太上皇的问题而致胡耀邦的下台。

胡应南研究发现，导致胡耀邦下台的原因虽然复杂，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邓小平是否全退」的争议。

被禁出版的官方《胡耀邦传》透露：

一九八六年五月，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中谈论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七十了，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邓小平过八十一岁生日，在北戴河摆了几桌酒席，表示在两年后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胡耀邦信以为真，在与香港记者陆铿交谈时将邓要退休的消息透露了，不料引起轩然大波。

一九八六年十月，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党中央领导班子要不要年轻化，已不再是口头上讨论的问题，而是必须马上着手实行。如果说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含糊，不太明确，容易使人产生误会的话，那么，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就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的同志让路。」

胡耀邦讲话后，邓小平没有任何表示，但神情严峻。

胡耀邦的讲话得到了人大委员长万里、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得志、人大副委员长聂荣臻、倪志福和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的赞同。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还在会上发表了支持胡耀邦的专门讲话。

但中共元老王震却被激怒，说：「你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权威，承认不承认小平是我们党的最高权威。」

万里这时插话说：「王老啊，你不要激动。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没有意见。我只是想纠正一下，我们要树立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民主才是我们的最高权威。」事后，邓小平曾问万里：「耀邦为何偏要我下？」万里答：「可能是失言。」邓小平说：「要树自己。」万里说：「耀邦不是那种人。」

从此以后，胡耀邦的权力开始被削弱，他失去了中共十三大的人事主导权。这个人事权居然交给了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在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邓小平安排由薄一波等七人组成的小组，分头找有关人员等徵求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意见，尤其徵求对总书记胡耀邦的意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由安徽中国科技大学开始的学潮蔓延至北京。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千多名学生与校长、党委书记辩论民主问题，并且上街游行。学潮有扩大的趋势，给中共高层「倒胡耀邦」行动找到了藉口。

一九八七年的元旦来临，邓小平在家中与薄一波等人商量。听到风声后，习仲勋对胡耀邦说：「耀邦，我为你担心啊。赵紫阳也提醒胡耀邦「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胡耀邦说：「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我检讨什么？」赵紫阳急了，「你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过几天就晚了」！胡耀邦终于听了赵紫阳的劝说，于第二天来到了邓小平家。邓先是为耀邦评功摆好，大讲成绩。谈到思想分歧，邓摆摆手说：「那是工作的正常范围，我们没有必要再纠缠了。」

邓小平继续说：「我打算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摆在桌面上摊，好好沟通一下思想嘛。」临走时，邓小平的手和胡耀邦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但这一刻他们彼此都明白：这是政治上最后的道别！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胡耀邦打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书记处拿出的关于处理学潮的意见。邓小平不同意开会，并要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点谈话。邓认为学生运动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并责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胡耀邦回答说：「我保留我的意见。」 邓小平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邓还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仅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

一九八七年元月初，北京学潮进一步发酵，北大学生烧了《北京日报》，指它为「造谣」的报纸

一九八七年元月十日，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主持的「民主生活会」在中南海召开。

薄一波一上来就说：「胡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两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主席、副主席、总书记中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玩水，哗众取宠。」

杨尚昆说：「胡耀邦，你如果想要亡党亡国的话，你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王震则说：「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就不必呆在这里了。」宋任穷说：「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对待邓小平的态度。」

有充分准备的邓力群对胡耀邦作长达五、六小时的批判发言。连续多天的「生活会」上，发言者矛头都指向胡耀邦，斥责他只讲「反左」，不讲反右。

薄一波、彭真要求胡耀邦辞职

王震表示：「薄一波、彭真代表了我们大多数的意见。」

面对如此场面，习仲勋忍无可忍，指着薄一波等人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吗？」说着说着，习仲勋激动起来，说：「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违反党的原则。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做法！」胡耀邦没让习仲勋说完，就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

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五日最后一次「生活会」散后，胡耀邦出门坐在台阶上大哭。
田纪云默默站在旁边，久久不愿离去。
万里回到家也难抑心中不平：「耀邦没有错。」为了安慰胡耀邦，万里叫厨师炖了一锅胡最喜欢吃的狗肉送到胡家。
「生活会」开过不久，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他回家对夫人李昭说：「我没有错，顾全大局，我只能辞职。」

一九八七年十月，胡耀邦下台十个月后，中共召开十三大，选中央委员时胡耀邦得票一千八百多，差几十票就是全票。选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又当选，差七票是全票，未投票者包括他自己。

当初酝酿胡耀邦下台的邓力群和胡乔木，则在选举中因得票最少而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