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有关抗战中正面与敌后战场的争论[ZT]
佚名

实际上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前的战争要素自给率并不高。这里有个表可以看到详细。


我们知道，实际日本如果得不到东北三省，如果国民党不“攘外必先安内”而放弃了对于华北的主权，日本连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能力都没有！因 为在1937年前，日本的主要殖民地基本就是中国东北与华北大部，上表中的大量战略物资的来源恰恰就是中国！据日本当时统计，华北的煤炭储量为 132812百万吨，居东亚第一；铁矿149百万吨，占当时中国关内总储量的56%；铅钒土矿271百万吨，关内储量第一；棉花年产量550余万担，占全 国总量的58%；在日本与国民政府签定了《何梅协议》后，日本得以全面的着手构建对于华北的殖民掠夺构架。其标志是日本制定了《华北产业开发指导纲领》。

而 在“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税收主要来源是华北与沿海地区的关税，盐税即统税。但是随着国民政府对于主权的退让，仅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的8 个月中，国民政府的税收就减少2550.6万元。1936年华北的税收就比上年减少了857万元，减少了12.2%。华北在全国税收中所占的比例由 22.3%下降到19%！注意，这仅仅是一年时间！因此，华北包含东北是日本所谓“大东亚经济共荣圈”的核心与骨干部分！战争末期，日本一派学者的主张是 “哪怕放弃本土，也要保住满洲”，由此可见一般！这个历史责任国民政府是必须要负的！

但是我看过日本的有关战争时期的经济情况的报告。实际上日本的经济与财政在抗战的第三年就面临崩溃的危机，日本在经济上实际是无力支持其侵华战争的继续了。这 个后果是如何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在其占领区无法获取其战争物资的充分统筹与持续发展，其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破产了。日本不得不在占领区采用极为野 蛮的经济政策而加速了其占领区经济的凋敝。实际上整个战争期间，沦陷区的农业也只勉强到战前的一半！这个效果的达到有赖于两个条件。其一，正面战场的坚决 抵抗；其二，敌后战场的不断战斗。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正面战场无疑是主要的焦点。但是在第二阶段，敌后战场成为中日双方的一个主要博弈的地方。对于日本来说，就是在打烂泥战。敌 后战场越到战争后期，对于日本也越是一个巨大的麻烦。这个直接的打击到了日本的战争潜力。实际上，日本对于华北地区的基础投入是巨大的。到1945年日本 总共对于华北投入了200亿日元以上的所谓经济投资。这些钱的60%到70%用于构建侵华与控制华北的基础道路与邮政建设上。但是到战争结束，华北的道路 与总长对比战前也没有显着增长。其原因恰恰是中共游击队不间断的破坏。

于是我们知道1938年10月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由重视国民党转变为重视共产党，此后日本在正面战场上的放针主要在“以战逼和”。在政治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在 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任务。第三，为减少消耗 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 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 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

我们看看战争是实际进程。这是中共编不了的。我们不管中共自己如何说自己，只看基本事实是如何。

1939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作战使用的兵力达54万人，占其侵华(不含东北)总兵力的62%，伪军14.5万人，达100%。1940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作战使用的兵力47万人，占全部侵华日军的58%。

1940年10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在一次谈话中认定：“华北治安的症结就是中共”。
1941 年至1942年，日军更加强调集中力量打击敌后战场，使用其侵华兵力70%左右约40余万人(不含东北)，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清乡”，企 图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两年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了数千人兵力的“扫荡”共1322次，1万人至7万人兵力的“扫荡”27次，且“扫荡 ”持续时间逐渐延长。
到1943年冬美英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转入战略反攻时，敌后战场还抗击占侵华日军的58%，约35万人（不包含东北，东北抗联已经被压缩到了苏联边界附近），伪军的90%，约73.5万人。

1944 年在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一号作战）中，正面战场全线大溃败，丢失了豫、湘、桂等省大部和洛阳、长沙、桂林等146个大小城市。此役中国损兵60 万～70万，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6000万人民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而同时而华中、华北、华南敌后战场却有显着扩大，并将日伪军进一步压缩到大中 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

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曾写道：“中国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中央政府’(即指国民党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那幺，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夺过去”。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也曾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控制着华北的乡村，日军势力所及只能是铁路线和大城市。”（小戴维•佐克、罗宾•海厄姆着《简明战争史》，第300-30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中描述：“为了适应大东亚决战的要求，迅速消灭中共势力，乃是当前急务”。
同时，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４卷中描述当时的情况说：到1940年后，“日军的作战完全以消灭解放区和‘扫荡’共产军为目标了”。
而1941年初至1945年9月，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除1944年日军向国民党正面战场作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一号作战）外，正面战场只进行了八次规模有限的局部性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