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书海飘香

中华道统与宪政法统之被颠覆，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的大悲剧，导致了东亚地缘政治的逆转，后60年东亚及支那半岛所发生的大规模人道灾难皆源于此，而且这段历史仍然没有结束，仍然处于进程之中。山姆大叔也为当初的软弱及短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胜利的一方真的和民心有关系么？只有鸡毛关系，纯粹的军事征服而已。

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较量的是组织效率及社会资源的整合效率。国府之失败，皆源于此。组织内部的服从成本及协调成本一直是国府无法解决的难题，而对方却得到很好的解决。从技术角度看，严酷的思想控制和严密的组织架构，可以让这个链条的人成为一个简单的螺丝钉，降低了组织内部的服从成本和协调成本，大幅提升组织效率。但国府的政治伦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选择此种方案。要么通过现代化制度的建构来解决这些组织的成本问题，但这个现代化制度的建构之基础乃是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之上，当时的国府面对的是一个中世纪的农耕社会，只在沿海地带才有几个现代文明的孤岛。所以国府的现代体制在一个处于非常态政治下（军事叛乱）的农耕时代运行便很不灵便，可以说是比较笨拙。

国民政府虽然建构了一个现代化的上层架构，但对基层的控制是很薄弱的。当然这种情况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及技术条件决定的，因为国家利维坦要一杆子插到底这需要花费巨大的政府治理成本，广大内地还处于中世纪的农耕社会，养不起这么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所以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基层仍然延续着传统的乡绅自治的乡村形态。这么一个组织架构在和平时期是没多大问题的，可以通过逐步的社会变革如地方自治等方式，培养公民的管理自身事务能力及公共精神来将中国的基层纳入现代化进程中来，社会的动员能力也必定大大加强。但战争不可能给予国府的制度变迁时间来完成社会结构的调整，所以国府的社会动员能力是很弱的。而CCP不同，他们是属于完全的军事化组织架构，不需要建立一个上层架构，这个上层架构的成本可以省下来以此建立对乡村控制的扁平化军事组织。这种组织的效率是很惊人的，可以高效率的完成社会动员。　　

当然如果我们把现代化作为一个中性词的话，极权体制其实也是现代化的产物，那么叛乱一方的极权组织架构也是现代性十足的。说到底，当时对决双方是现代威权组织架构对抗现代极权组织架构，最后是后者胜出。

非常态的政治取决于主权由谁来决断，解决的是效率问题，分清敌友，作出决断。威权政治架构作为宪政体制在非常时期的过度形态是符合这个历史逻辑的，即使如今天成熟的宪政体制国家，也是保留了国家在紧急状态时的紧急处分权，必要时可以冻结宪法的一些条款，扩大行政权。

但国府的现代威权体制遭到失败，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与颠覆一方的极权架构比较起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合法政府在决策时必须做到其决策之负的外部性最小化，因为政府的职责是守土安民，这样就同样牺牲了诸多的效率，比如政府不可能去杀人放火，不可能去搞人海战术等等，对方就不一样，他们可以一切为了其组织效率，将外部性成本全部转嫁到社会来承担，比如他们可以在山东搞两次血腥土改，这种革命的恐怖胁迫大量无辜民众身不由己递了投名状，为徐蚌会战提供了400 万以上的民工。

有人拿土地问题说事，其实当时中国的土地集中度是不高的，无地农民顶多占到25%，绝大部分是自耕农，KMT的执政基础就是广大的自耕农。当然土地问题不尖锐，但并不代表就不会成为问题，社会这个系统的运转也是有个木桶理论问题的存在，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而当时25%左右的无地农民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最短的那块木板，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漠视这个群体的利益。所以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还是提出了和平土改，并颁布了相关的土地法等，这和罗尔斯的分配正义道理是相通的。

但是如果从效率来看，土地改革并不能提高土地的单位产出，杨小凯在提到台湾的土地改革时就说到了这个问题。

农业的现代化是一个外生过程，取决于工业化的进程，如果能给国府充足的时间，这个社会最短的木板就不会成为问题，城市化自然消化了这个社会问题。而且从现代化的视野来看，也是要求土地实现集中，规模化经营，所以即使是国民政府的和平土地改革也完全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但违背了现代化的变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