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遭受攻击的两个星期之后，布什总统要求全美国的国旗从半旗升往顶端。全国性的哀悼结束。

　　 　　这两个星期来，人们越来越关注未来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9月18日，布什总统签署了美国国会的授权用兵的决议案，军事出击的准备已经基本就绪，各个大国领袖也表示支持，看上去战争已经引而待发。

　　 　　首先是，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备？许多人在论及这场战备的时候，用的是“报复攻击行动”这样的词语。其实这一用词带有很大的误导意味。它把美国未来可能的军事行动定义为单纯的报复行为，也就是说，你炸了我的两栋楼，我也得炸掉你的设施；你杀死了我们的六千名无辜者，我也要使你的人员造成伤亡。以报复使对方造成惨重损失，起到复仇和威慑的作用。这是相对容易讨论和对付的课题。而美国现在面对的，却要复杂和困难得多。

　　 　　9月24日，美国的民意测验显示布什总统的支持率上升到90％。究竟是什么原因在导致美国民众支持一个正在准备战争的政府？是美国人民不爱好和平，为了单纯的报复而置他国无辜、甚至自己子弟兵的生命而不顾吗？其实，美国民众几乎一致地支持布什的理由，是非常简单的：今天的美国战备并不是“报复”就能定义涵盖的。今天的战备，是在攻击继续存在的威胁下，被迫进行的。这种威胁假如摊到其他任何国家头上，也会产生同样的反应。

　　 　　那就是，这场针对美国的、造成等同于战争伤亡的攻击，不论你叫它什么，新形式的战争也罢，恐怖主义攻击也罢，它还只是刚刚开始，这只是第一波的攻击。没有任何迹象证明，攻击的幕后操作者，已经面对攻击惨状，感到良心责备而蕃然醒悟，决定洗手不干了；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对这样的“战果”已经心满意足，决定善罢甘休了。既然如此，那么，下面的事情是不难推论的。正如美国的一名国会议员所指出的：

　　 　　“上一次，他们来炸世界贸易中心，杀死了我们的六个人。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这一次，他们炸掉了世界贸易中心，杀死了我们的六千个人。假如我们仍然什么都不做，那么，下一次，他们就会拿着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核武器来，就可能杀死我们的六百万人。”

　　 　　对于美国，这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看到的常识。他们失去的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恐怖组织长久以来在试制生物化学武器，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甚至都不用那么复杂，根据美国反恐怖专家的估计，下一波的攻击最可能的方式，是对城市的饮用水系统下毒。

　　 　　事实上，在上一次纽约世界贸易中心被炸以后，美国政府并不是对保护自己的人民“什么也没有做”，而是按照对刑事罪行调查、逮捕和审判的严格程序，进行旷日持久的努力。然而，现在是一场史无前例规模的攻击，美国政府面对比珍珠港袭击更为严重的类战争损失之后，自然会困惑：今天对于攻击的认识和处理仅仅停留在刑事犯罪的层面，是否会贻误战机？贻误的后果，是否就等同于“什么也没有做？”是否敌方已经升级为战争性质，而我方却在因循旧规而把美国置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这是时刻处于攻击威胁下的国家，非常自然会提出的问题。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也正是因为文明社会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假如不是这样，连问题也不会提出。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被攻击之前，美国的军舰已经先行遭受过自杀船只的攻击，伤亡损失惨重。军事目标如此遭受袭击，假如美国政府只是崇尚武力热衷报复，借口早就有了。

　　 　　宽容的美国社会，一向容忍各种主张。和平主义就是其中一例。乍一看来，和平主义者应该和各种社会都没有冲突，事实却不那么简单。例如，和平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在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和平主义者往往是拒绝被征兵和参战的。也就是说，大敌当前的时候，必须由别人替你去抵挡敌人的子弹。美国法律是认可这样的“良心反战者”的。在二战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国会照样腾出人手，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审查“良心反战者”的资格，合资格者就不必上前线。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如此宽容。这也是将和平主义作为信仰的阿米绪人，在自己的原生地欧洲无法生存，却在美国能够生存发展的原因。

　　 　　正是这样的社会宽容，使得和平主义者能够在美国健康地发展，在今天美国遭受攻击的时刻，他们的主张，仍然被大多数和他们意见并不完全一致的美国人，看作是一种正面的力量，而不是被斥责为“卖国贼”。

　　 　　必须注意到的事实是，在当今世界的现实状况下，政府官员和民间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是不可能一致的。

　　 　　美国政府承担着保护这个国家的责任。使国家免于再次遭受攻击、人民免于再次大批死亡，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而民间和平主义者只需表达良好愿望，不必承担任何现实责任。再者，虽然反战的人们以“不再增加牺牲者”的口号，阐述着属于自己、也符合全人类长远利益的和平愿望。但是在眼前的事件中，并不是依照他们的主张，和平愿望就能达到。因为事件的实质并不是一个美国主动出击的案例，而是美国人民如何避免再次被大规模屠杀的案例。假如只有和平口号，没有有效措施，并不能维持和平。首先必须确认的事实是，是和平的美国平民遭遇了屠杀，并且正在面对更多的屠杀。

　　 　　谈到美国校园的和平主义者，不由想起我们刚到美国的那几年。那时我们交的朋友，几乎都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和平主义者。和他们交朋友是非常愉快的经历，因为他们善良、单纯、对异域文化充满兴趣。他们的存在和人数的增多，可以看作是世界和平希望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普遍还不到承担社会责任的成熟度。对于和平主义的主张，也并不如阿米绪人那样，成为坚定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

　　 　　作为已经成熟的美国知识分子，仅仅作出感性表态，要求美国政府完全放弃武力述求，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否则，这只是一种个人道义的表态，而没有社会担当的含义。在日本侵华期间，假如惟有攻击东京能够达到停战目的，而攻打东京又要导致无辜伤亡。那么，和平主义者可以表达自己反对攻击的意愿，却不能在没有替代方案的时候，要求政府官员也奉行宁可牺牲民众亡国，也要恪守“和平”的理念。

　　 　　布什总统和美国国会作出备战的宣告，并不等同于他们认为战争是最佳最有效的解决方式。他们只是在宣示武力反击的权利。这也是两个星期以来，布什并没有轻举妄动的原因。因为，作为我们一介平民能够看到的一切在阿富汗举战的困难，布什身边的军事专家不会没有看到。布什总统宣布的第一项重要决定，是有关冻结恐怖组织在世界各地的财产，目的是切断恐怖活动的资金来源。这预示着在其它方式能够解决的情况下，布什并不想草率动武。但是，反过来说，其他方式无效时，动武仍然是一个可能。

　　 　　作为平民，我们有非常容易的地方。我们看到阿富汗是一个陷井，看到武力难以解决，只需提请政治家好自为之；我们可以表态反对战争，表达自己既同情9.11的受难者，又同情美国武力反击的无辜受难者，在道义上无懈可击。可是，政治家的一切表态必须有可操作性，必须解决实际问题。其余的话对于他们都是事实上的废话。他们必须在新一波攻击（比如恐怖分子决定在哈佛大学饮水系统投毒）之前，拿出有效的阻止方案；在一切武力之外的手段用尽之后，决定是否举行战争；在没有两全的悖论之前，必须拿出两害取其轻的方案，并且为之承担责任。例如，在被劫持的民航机冲向大楼之前，为拯救大楼更多民众，作出是否击落民航机，承担杀害机上乘客的良心责任。

　　 　　这样的选择在一切危机时刻出现。当罪恶发生，政治家追杀罪恶的决策往往会造成伤及无辜的后果，但是，这并不意味无所举动的政治家更道德，因为无所举动又可能意味着怂恿罪恶谋杀更多无辜。

　　 　　作为知识分子，在今天，做一个和平主义者是容易的，要不做一个和平主义者，才会真正遭遇道德上的艰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