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人民，由於其社會或自然屬性的限制，可能加入到當時的社會政治活動中去的，僅僅是為數不多的一小部分人群。人類為了得以生存與自己的享受，必須進行生產、商業或文化衛生等一系列活動，而把管理國家社會的責任（包括國防、外交）交由他們委託的或經由他們選舉的政府，讓政府對國家社會來進行專業化的管理。所謂的外交，無非就是國與國或國家與國家集團之間的交往，而和平的外交政策，就是以協商為主體的外交活動作為它的主要標誌的。

民族問題，往往是一些國家比較敏感的問題。也是在政治不是十分清明的國度裡面各方容易宣泄感情的一個領域。“全民外交”也往往在這樣的國度裡面發生，而對於在歷史上反覆出現的“全民外交”這樣的現象，有必要進行適當的再認識。

所謂的“全民外交”現象，其實僅僅是社會有些職業政黨團體或主要是社會各階層當中廣泛閒散的人員，形成一股非職業潮流捲入外交事件當中。這樣的人往往會以人民的名義，對進行正常外交活動的當局提出他們認為是正義的民族訴求。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句本來是團結人民、振興民族的愛國口號，也可以被這些人當作進行非常規涉外政治活動的道德制高點。而提出這樣的口號、進行這樣的活動的人，幾乎無一例外地根本不能觸動外交活動的對方、它所顯示的作用僅僅是內部的：首先，它表明這個國家的政府是軟弱無能的，例如當年的北洋政府；其次，它顯示了打算將從事外交活動的政府在民族道義上面置於劣勢的地位，例如當年的國民黨政府；最後，它很可能表示政府在內政方面遇到了麻煩，需要在外交上面採取極端來應付內部的矛盾，如慈喜太后的頑固派以及初期的伊朗神教士政權。

可以想象，如果當年的蘇維埃政府非得根據托洛茨基的意見，在比較大的範圍裡面按照“民主的”程序來決定是否對德停戰，就不會有布列斯特條約，當然也不會再有後面的蘇聯政權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在提倡新思想、提倡科學與民主方面的作用是無與倫比的；但是，作為一個相當規模愛國運動----“全民外交”運動來說，僅僅是使得北洋政府沒有在巴黎和約上面簽字，而不可能改變和約本身以及和約的執行。抗日戰爭的前夕，愛國學生的抗日活動此起彼伏，而真正觸動國民政府的，卻是蘆溝橋事變。那個反動腐朽專制的慈喜頑固派，當他們試圖用“民眾的力量”來捲入國際關係的領域當中以後，局面立刻變得不可收拾，整個國家幾乎遭到滅頂之災！

我們還可以看到許許多多這樣的事例。美國在歷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戰爭好象就是越南戰爭了，而捲入及擴大這場戰爭的民主黨政府照樣可以競選連任；反戰的浪潮是如此之大，以至於美國社會幾乎為之分裂。但是，民眾並沒有也不可能捲入外交活動當中，也沒有人為政府的巴黎和談設置“民族自尊”的條件，巴黎和談是依靠秘密外交來完成的；而當年在民眾和國會中擁有巨大聲望的麥克阿瑟，因為在朝鮮戰爭中的第五次戰役中的進展，擅自代表“民意”提出擴大戰爭範圍的意見，即刻遭到了不體面的解職。這就是美國這個國家歷經如此大戰的失利而沒有動盪甚至瓦解的基本原因。一個再民主的國家，法律也保證政府的工作是有相對獨立性的，文官政府的權威性是不容挑戰的。民眾的干預，只能通過四年一度（或其它固定的時間間隔）的選舉來進行表達。

還可以看到，美國人在反對越戰如火如荼的鬥爭當中，從來沒有提出要打倒或推翻政府，或者用一個民族主義和另外的什麼政治理念來改變社會，美國社會表面動盪，實際穩定----應該歸功於美國國家禁止在教科書當中宣揚愛國主義或宗教教條這樣的設計或傳統。

所以，儘管美國政府的更換頻率是很高的，但是，它的外交政策在總體上卻出奇地穩定。

如果不迴避事實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過去的中國實際上是一個動員民眾參加一切政治活動乃至與事關國際問題的活動規模最大的國家，從朝鮮戰爭中聲討美國人開始，到蘇伊士運河危機、古巴危機、越南戰爭等等，動不動就有億萬中國人上街遊行聲討“美帝”、“蘇修”。“人人關心”國家大事。儘管實際上老百姓對這樣的事情本來就概念非常模糊，遊行習慣化了，就象在街上散步一樣，根本不會放在心上。但是這樣的做法，本身就是開創了一種“全民”非法干政的先例。與其說這是發揚了什麼“社會主義民主”的話，還不如說這是在提倡一種暴民政治。一個外交部司長就能夠處理妥帖的事情，有必要組織“億萬”人民去大街上吼嗎？！你這麼多人表示“反對”了，能不能淹死敵人呢？到頭來，蘇伊士運河不還是通航了嗎？以色列人不還是沒有被剷除嗎？埃及不還是與西方世界結成了緊密型的聯盟了嗎？蘇聯人的導彈不還是乖乖地運出了古巴麼？！.......

事實非常清楚，靠全民參與外交的方法，對於我們的對手來說，是絲毫不起作用的。相反，我們自己在一次又一次地動員億萬人民上街的時候，實際上是在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場面在進行規模上的彩排，種下的是國家動亂的禍根！

文革中對於所謂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黑幫”、“走資派”進行數萬、數十萬、百十萬人的“大批判”不是象走馬燈一樣，川流不息的麼嗎？數萬、數十萬人的大規模武鬥，不也是家常便飯麼？！尤其嚴重的是，當時，這樣的活動已經完全不是政府所能夠控制的了，基本上是由少數有野心的人自發地組織開展的，而受害的卻是廣大無辜的老百姓。

當全民外交到達最高峰的時候，外交部居然被少數野心家“奪權”了，然後，在光天化日之下、將英國駐華領事館付諸一炬，化為灰燼；大使館人員硬帶人到莫斯科紅場“宣傳毛澤東思想”，從而引起了激烈的外交衝突與流血事件；將蘇聯大使館所在的道路由原來的揚威路改名為什麼“反修路”，在報紙上面公開發表攻擊緬甸合法政府，以及由“緬共主席”德欽巴登頂談論什麼“人民戰爭”的體會等等、等等。即便是我們國家後來糾正了這些不正常的做法，在與美國總統會談成功以後，還要對尼克松打招呼說，為了不引起人民的疑惑，我們罵還是照樣罵，彼此心裏面有數。可見得全民外交的餘毒還是對政府的外交口徑有着多大的震懾作用？！

說穿了，所謂的“全民外交”實際上僅僅是一小撮人在擾亂破壞正常的外交活動，其結果最終就是導致全面的沒有外交！只不過，他們用的是“中國人民”的名義，破壞的卻是中國人民的名譽以及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少數人的破壞活動所造成的一切損失與後果，中國人民卻要承擔集體的責任。老實說，如果當年不是由於美蘇的嚴重對峙局面牽制了他們雙方、他們是象現在這樣默契的話，那時的全民外交能夠導致什麼樣的嚴重後果，簡直是難以想象。如果說因為那樣的話，今天是不是還有我們這樣的一個中國就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是一點兒也不誇張的！

文化大革命以後，痛定思痛，大徹大悟。我們國家終於認識到在政治路線上面一定要堅決反對極左的教條主義思想的危害，實行思想上的大解放和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在處理外交事物方面，必須進行全面的開放政策。由於這樣的政策，使得中國的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發展，國民經濟整整翻了三番。而且，中國不僅正常地回到了國際主流社會當中，而且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越來越多的作用與影響。在整整十二年中，中國與美國、日本等主要經濟發達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與日俱增。

但是，在中國綜合國力的加強的同時，發展中國家在經濟高速提升過程中的種種弊病在我們國家也無可避免地暴露了出來。這就引發了那年春夏之際的風波，這當然會遭到國際社會的種種反制。我覺得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我們還是應該本着改革開放與民族和解的精神，本來可以在這個事情上面做得更大度一點的，因為畢竟美國的南北戰爭是軍隊與軍隊打，死了那麼多人，是關繫到國家是不是分裂的問題，戰爭一旦有了結果，民族和解也就隨之產生。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真有那麼深的仇恨嗎？！同時，國際上的一系列反應的時間實際上也是有限的。我們需要的僅僅是時間與耐心而已。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剛剛還是中美兩國的友誼怎麼怎麼的，一下子又變成了“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了，沉寂了三十多年的“日本軍國主義危險論”與“要求道歉外交”又東山再起了。什麼《中國可以對美國說不》、《決戰日本海》、《超限戰》等等鼓吹民族偏執情緒的書刊接踵而出。假如說，日本右翼出這麼幾本小冊子，這也不奇怪，因為那裡的社會本來是開放的；而在我們這個新聞輿論高度監控的國度出現如此大量集中的這類東西，我覺得是在用另一種方式來做當年鼓勵大家上街相似的事情。當然，我們國家的主流社會在大的決策上面還是比較明智的。但是，我實在不明白有些部門為什麼要去掀起這樣的情緒，這已經為歷史所證明對我們國家是有百害而無一益的。

在這樣的思想的誤導下面，絕大多數的青少年因為摸不到思想的方向而放棄了信仰，極少數人已經將那些反文明國家的頭面人物例如薩達姆.侯賽因、本拉登甚至希特勒等等視為心目中的英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們“敢於向美國叫板”！人類的基本善惡是非在這些人的心目當中已經被徹底的異化了。------渲染反叛或叛逆的另外一個後果就是，不管是出於個人恩怨或者政治目的、惡性恐怖案件大幅度地上升了，中國的大地上面如今已經可以聽到四面八方的槍聲和炸彈的爆炸聲了。而死亡的人沒有一個是什麼帝國主義分子或乾脆是什麼美國人、日本人。全部都是無辜的中國人！

而且，每當我們國家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總有一些人要跳出來表示一下自己的“愛國感情”以取得參與全民外交的資格。當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後，本來是因為美國人的全責而承擔所有的損失賠償的時候，就有這些人出來，對美國的北京使館砸玻璃，丟尿糞炸彈，結果把事情弄成雙方的相互賠償，還弄得中國人自己一身的尿臊臭；當南海飛機撞擊事件後，又是這些人，惟恐天下不亂，煽動無知青年喊打喊殺，用最惡毒的語言罵中國政府是什麼北洋、清廷政府，然後，又積極地獻計獻策，與美國人怎麼怎麼打，與日本人怎麼幹，在台灣是丟原子彈還是中子彈等等，在國內則是到處“抓漢奸”；當9.11事件發生後，他們又千方百計地為拉登塔利班尋找恐怖行動道義上的理由。總之，他們是忙得熱火朝天、不亦樂乎。其忙碌而瘋狂的舉止，比當年的日本軍國主義少壯派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我毫不懷疑，這樣的人，一旦有條件，肯定不會錯過做象日本軍國主義少壯派在1935年5月15日做的那種事情的機會的。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雖然是一小撮，但是他們利用了現代互聯網的傳播速度與覆蓋面進行的歇斯底里鼓惑的確產生了極壞的影響：從國際社會聽到的是中國人一片殺氣騰騰的語言和幸災樂禍的聲音，我從來沒有看到這個世界上面有誰象他們這樣把中國人妖魔化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更為不正常的是，我們有些部門的人，在這樣的全民外交的浪潮當中已經舉止失措，言語不當，產生了許多自相矛盾的地方，造成了外交上面相當的被動。在這樣的情形下面，我相信中國的外交在某種程度上被邊緣化，是完全可能的。而這樣的被動或邊緣化，是要中國人民在今後付代價的！

我想說明的是，我們今天的處境，已經完全不同與往日中國游離於國際社會大家庭的年代，而是已經融入了全球化發展的主流當中。我們不需要在缺少國際社會支持的情況下面用自己的人民的“怒吼”來增加我們在世界上說話的音量的。為了保證社會的穩定與人民的安全感。應當在我國立即廢止全民參與外交這樣的陋習。任何部門或機構，絕對應該禁止再作任何誘導或發動這種事情的行為，如有違犯，則應按破壞國家安全罪及毀壞國家形象罪予以嚴懲不貸。

最後，我將自己在2001年11月寫的《中國人的自尊心》一文中的幾句話來結束本文：“在一個穩定正常的社會裡面，每個人（團體）的角色或位置是相對固定的。個人或團體很難突破現成的人際關係或社會結構來實現超常的、過度的個人或集團的要求，他們不可能在現有的社會框架下面獲得這樣的能量來實現這樣的要求；但是，在遇到外部糾紛或摩擦的時候，蓄意提升熱點的溫度，過度激發民族“自尊心”或所謂的“愛國主義”，往往不能用於糾紛或摩擦的解決，只能造成問題的複雜化。因為解決糾紛或摩擦需要採用外交的、談判的方式，而外交談判主要的又是採用協商機制而不是熱情的對撞。

一個國家，除實際上遇到它國入侵外，凡遇上一些國際摩擦或糾紛，便民族“自尊心”大爆發，其原因一定是這個國家本身存在問題了、或者是這個國家的思想發育還處於一個相當幼稚的階段；一般而言，民眾最普遍的願望當然是要求是能夠安居樂業，是生活、家庭、工作，沒有人會拿口號當飯來吃；而迫切要求改變現狀甚至不惜一切代價要求這麼做的只有兩種人：對現實與生活極度絕望的人以及貪慾之念惡性膨脹的人。”

200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