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動筆不久﹐就讀到了大陸作家王力雄的《天葬---西藏的命摺罚�8）。這本書用迄今為止無人企及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剖析了西藏的歷史變遷﹐特別是近二十年來西藏社會的巨大變化﹐印證了我在1991年發表的兩篇論文《西藏問題﹕歷史﹑現狀與未來》和《西藏示威的真正幕後鼓動者》（9）的許多觀點﹐諸如對今日西藏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共藏幹出於既得利益反對達賴回來和西藏獨立﹐但又暗中鼓動藏獨示威以迫使中共加緊提拔藏幹和增撥巨款﹔喇嘛尼姑出於宗教觀念和對政教合一的懷念堅決要求獨立﹔新一代知識分子出於自由民主理念嚮往獨立﹔佔人口大多數的農牧民和市民則持雙重標準﹕現世靠中共﹐來世靠達賴﹔物質生活上認同中共﹐精神生活上認同達賴）。時隔七年﹐雖然中國及西藏的政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天葬》的論述可以看出﹐我對西藏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至今有效﹐這使我讀此書時倍感親切。
同時我還獲悉﹐王力雄就是我七年前讀過的政治預言小說《黃禍》的作者﹐他認為《天葬》不可能為西藏問題提供答案﹐因為“西藏問題幾乎是無解的﹐那無解有一種宿命式的必然---不難想知﹕如果人類社會無法解決自身總體問題﹐又如何能治好局部發作的一處病灶呢﹖（10）”他這裡所說的人類社會的總體問題﹐是指人類必將由於根本矛盾“於有限世界追求無限財富”而毀滅（11）。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在《自然辯證法》的“導言”裡說過人類終將滅亡﹐不過他是從“一切產生出來的東西﹐都一定要滅亡”這一辯證法原理推斷出來的﹐並未從人口與資源的矛盾方面加以論證。中國科學院的國情研究報告《生存與發展》（12）和何博傳的《山坳上的中國》（13）則詳細論述了中國的人口與資源的矛盾﹐暗示中國將很快滅亡。 例如前者說中國資源的人口承載極限是15億到16億﹐照目前的中國人口增長速度﹐2015年將突破15億。“我們正以中國歷史上最嚴峻的生態環境﹐負擔中國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活動能力﹐上述壓力超過了大自然許多系統的臨界平衡極限﹐已直接威脅�當代以及子孫後代的生存條件”﹐那時（2015年）“恐怕連中華民族的基本生存條件都難以維持”（14）。前中國國務院環保局局長曲格平和李金昌合著的《中國的人口與環境》則明確指出﹐中國人口一旦突破16億﹐中國社會將全面崩潰。王力雄的《黃禍》用浪漫主義的圖畫﹐描寫了這一末世景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既然地大物博的中國都將在大約二十年以後滅亡﹐其資源最貧乏的那一部分----西藏（目前其農牧業已無法養活其藏族人口﹐其工業幾乎為零且無發展潛力）豈能逃脫此劫﹖既然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都將很快滅亡﹐還有什麼西藏問題可言可解﹖
進而言之﹐人類也將因人口突破全球資源承載極限而滅亡。不過人類是以國家為核算單位的﹐只要不爆發核大戰﹐不出現核冬天﹐人均資源最少的國家如中國﹑印度勢必最先崩潰﹑滅亡﹐人均資源最多的國家如美國﹑俄國勢必最後崩潰﹑滅亡。這中間有個時間差﹐少則幾十年﹐多則上百﹑幾百年。先亡的國家必然會衝擊後亡的國家﹐其衝擊波必然會表現為黃禍式的難民潮。後亡國的反應是否會像《黃禍》描寫的那樣文明﹑人道（窮國允許難民過境﹐富國面對鋪天蓋地湧來的赤手空拳的難民一籌莫展﹑束手無策）尚屬疑問。有道是“路急無君子”﹐焉知今日高喊“人權外交”的富國那時不會露出猙獰面目﹖
順著這條思路推論下去﹐今日世界上任何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民族和社會問題都是無解的﹐因而都既無探討研究的意義﹐也無是非曲直可評說﹐惟一可做的只是描述---如王力雄所說的那樣﹕“我只能展開一幅西藏的畫卷﹐讓你隨我一起在西藏令人神往亦令人心碎的歷史與現實中遨游。（15）”
這的確是一種老莊式的超然態度﹐可惜我無法仿傚。孔子有句名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記得有人這樣評說過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作為歷史家﹐他深知世上所有文明都有衰落的時候﹔作為政治家﹐他卻不得不竭盡全力維持美國文明繁榮昌盛。愚雖不才﹐卻也不妨妄加類比﹕作為國情球情研究者﹐我深知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與世界都將在不久的將來崩潰﹑滅亡﹔作為西藏問題研究者﹐我又不得不拋開這一前景﹐就事論事地分析西藏問題。《黃禍》裡有句話非常深刻﹕“中國人都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其實世上各族都一樣﹐科學家一再警告人類不可無節制地繁殖﹐不可無限制地追求物質享受﹐有多少人聽進去了﹖西方民主大國至今仍在不遺餘力地攻擊中國的人口政策“侵犯人權”﹐更不必說羅馬教皇對計劃生育和人工流產的頑固反對了﹐所以人類在數代內滅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這句話（不見棺材不掉淚）也可以作另一種解釋﹕雖然我自己﹑中國和人類都很快會滅亡﹐但只要我活一天﹐就要不管將來如何地做一天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就是我寫本書的出發點﹑原動力和基本態度。
　
注釋﹕
(8) 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摺珐o明鏡出版社﹐1998年。
(9) 徐明旭﹐《西藏問題﹕歷史﹑現狀與未來》﹐當代中國研究中心﹐1991年10月﹐美國普林斯頓﹔徐明旭﹐《西藏示威的真正幕後鼓動者》﹐《九十年代》﹐1991年3月號﹐香港。
(10)《天葬》﹐11頁。
(11)王力雄﹐《但願我在所寫的一切永不發生》﹐《中國時代》﹐1998年3月號。
(12)科學出版社﹐北京﹐1989年。
(13)貴州人民出版社﹐貴陽﹐1988年。
(14)《生存與發展》﹐科學出版社﹐北京﹐1989年﹐xiii頁﹑25頁。
(15)《天葬》﹐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