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推动科技教育取得整体突破和井喷，必须大力推动科技与教育及其机制创新，真正克服投入不足、投入用途不专等不良倾向，鼓励发明创新并严格保护知识产权。

　　对技术实行引进、消化与吸收当然是必要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不少进展，从西方技术浅层次和低层次溢出中，我们取得了一定发展收益。但西方的高精尖技术我们是无法引进的，是引进不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是失败的，西方至今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和审查，这方面中国只能靠自主开发。

　　然而，30多年来，我们在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以拉动产业和技术升级方面，进步并不明显，迄今许多方面无法取得突破。近几年，中国才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只能立足自身，国家对基础科学的高度重视、推动其厚积薄发必不可少，否则就要在高层次发展和国家安全方面受制于人，被人卡脖子，难以摆脱依附乃至附庸的地位。

　　可以说，一味引进国外的低层次技术及其附带产业，无法真正提升民族科技水平，只会越来越失去自我造血机制和能力，长此以往，后果难以预料。如果继续一味依靠低层次的加工产业循环，中国将只能是世界车间，谈不上世界工厂，更谈不上“中国创造”和领导潮流。

回顾起来，不可否认，三十年多来我们在一些领域取得了突破，但中国至今依然不能独立制造高质量和自主品牌的汽车，中国汽车产量世界第一但是民族品牌和技术几乎是空白。中国不能自主制造具备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大飞机，早期的可贵探索和成果被搁置近30年。中国还不能制造寿命长久的航空发动机，不能制造应用广泛的精密芯片，甚至高质量冰箱、彩电、DVD等电器中的核心元器件依然要依靠进口。中国只能从为国外加工的大量轻工产品中获得微薄的利润，而GDP产值统计却算在中国头上，环境成本、生态代价、工人健康成本都要由中国承担，即便如此西方国家得了便宜又卖乖，还要反过来在这些方面对我们进行层层指责。这不能不是一个具有地区影响的世界大国令人不安和焦急的一面。

　　与此同时，每年有上万亿元的财政收入被公车、吃喝接待和非正常出国公务所耗费，基本沦为效益低下的投入，还有大量财政收入进入灰色地带甚至流出海外，占据优势地位和资源的国有企业节约意识淡薄，科技创新能力并不突出。而急需财政扶持的科技研发、高级产业推动、民生以及激励创业方面，却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技术发明家、农民以及中小企业创业者想贷一些款项都需要层层担保，难上加难。民间许多机器人发明家、飞机制造爱好者却一律被贬低为业余爱好者，他们的发明智慧无法得到正视、鼓励和支持，有时被一些所谓业内人士所嘲弄，实在不应该。人的智商差别不大，爱迪生学历并不高，但他却成了发明大王。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出现这样的发明大王？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创造宽松积极的人才鼓励、支持和成长环境！

    虽然近年来教育与科技投入呈现增加势头，但落后的教育和科技发展体制无法使之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大量投入被付诸楼堂馆所建设，被挪作活动经费和接待经费，真正用到教育和科研一线的资金并不多。缺乏真正的良性竞争且一些学阀当道的科技体制无法催生科技界的百舸争流，外行人员和部门进行科技决策并管理内行的情况继续存在，许多真正的优秀人才缺乏资金和用武之地。缺乏法律保护导致知识产权意识淡薄，仿制品东施效颦、几乎泛滥，大大打击挫伤了发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上这些问题导致大批优秀留学人才及其科技成果徘徊于海外教育方面。教育方面，落后呆板、行政化官本位的教育体制以及被动填鸭式的教育思想与社会不良影响，导致我们的学校很难培育出优秀的、具有创造精神的学生，好苗子却无法培育成足够的栋梁之材。

　　这种状况持续时间已经不短，以至于洞察并领衔20世纪科技大发展的大科学家钱学森去世前内心焦急、忧心忡忡，向总理发出了“钱学森之问”。相信经过艰苦卓越的努力，钱老先生的临终期待能有一个满意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