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中国汶川、玉树和海地大地震夺取了许多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巨大的损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北京处于燕山地震活跃带上，其下方藏匿着至少10条断裂带，最长的达20公里，50年内发生地震的概率非常高，为避免地震对我国首都、对全国和世界造成史无前例的破坏及不可估量的影响，加上北京市存在的其它问题，我国政府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考虑，应尽快研究迁都。

　　(一)为避免地震造成巨大破坏应该迁都

　　北京地区处于地震活跃带上，属于华北燕山地震带，地下至少有十条较大的断裂带，其中7条为东北-西南走向，三四条为西北-东南走向，断裂带最长的有二十公里。据有关地震周期估测：北京地区6级地震(强震)最长间隔大约280-300年左右发生一次。上一次这样的地震发生在1730年，即清代雍正年间，地点在北京的西北郊地区。北京地区存在发生中强级别破坏性地震的背景。未来50年，北京平原区发生6级地震的概率为50%;发生7级地震的概率为 20%，7.5级大地震的概率为10%。北京市的建筑物，有30%抗击不了6级地震，40%抗击不了6.8级地震，50%以上抗击不了7.5级地震，加上北京市防震避险设施不健全，绿地、广场、空旷地带太少，建筑物太过密集，一旦发生地震，人们无处躲藏。由此可见，北京市面临的防震减灾形势非常严峻。

　　自晋元康四年(294年)有地震记载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地区曾遭受8级地震1次，6级以上破坏性大地震袭击有6次之多;5级地震有11次。从清雍正八年(1730年)以后近三百年来，震中在北京的6级以上的地震还没有发生过。

　　北京从有地震历史记载以来，地震不断。有人作了统计，震中发生在北京地区的地震，不算小的地震，光6级以上的就有6次之多。从辽代开始，到清代雍正年间，几乎每一个朝代，都会经历一次或几次如噩梦一般的山崩地裂，演绎出百姓流离失所，骨肉分离的地震惨剧，震遍了北京的大兴、延庆、通州、平谷、海淀、昌平等区县。

　　清康熙十八年，发生了8级的大地震，震中在平谷区马坊一带，震中裂度为11度。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在300多年以前的北京也曾发生过一次和汶川地震强度几乎一样的大地震。而且两者在强度、时间、余震发生等方面，颇为相似。

　　这场地震发生在清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1679年9月2日)中午。那一天，已到初秋的北京，天气并不凉爽。中午劳作了一上午的人们，像往常一样，有的正在家中吃午饭，还有的正在休息。而就在人们毫无防备的时候，在北京平谷的马坊地区和河北的三河县一带，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地震。这次地震的震级估计为8级，震中烈度为11度，几乎和四川汶川的地震强度一样。

　　这次大地震估计死亡人口超过10万，因为当时人口密度比较小，要是现在发生，其死亡人口数肯定会超过唐山大地震。这次大地震的震中和唐山大地震(7.8级，死亡人口27万)的震中距离只有100公里，京津唐地区是我国地震的高发区。

　　在北京城区内共发生过两次5级地震，第一次发生在1076年12月，震中烈度为6度，造成了多数民房的毁坏;第二次发生在1627年，与上一次北京城区发生5级地震，相隔五百多年后，城区内又发生了一次5级地震，震中烈度为6-7度。这一次地震，损失相当严重。当时，在城区内从西南方到东北方，可以听到地震发生时产生的巨大轰鸣声。地震的瞬间，房屋倾倒，没有来得及跑出屋的人，多被掩埋和砸死。因为这场地震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城区，因此造成了很大的人员伤亡。

　　如果北京一开始就不是我国的首都，那么现在城区人口只可能有400万，和沈阳市人口数相当，即便发生6级以上地震，其破坏性不及现在的五分之一，况且，北京是一个高度集权化的首都，一旦发生7级强震，中央政府将面临半瘫痪的状态，汶川、玉树大地震和海地首都大地震的悲剧就会重演，其损失是汶川大地震的百倍。

　　更令人担忧的是，因为是首都，其城市规模加速扩大，难以控制，十年后北京城区的人口(包括流动人口)将达到2000万，一旦发生强震，损失不可估量，后果不堪设想。

　　唯一能够阻止北京市过快扩张，最大限度地减少地震造成的损失和破坏的最佳方案莫过于将首都迁出北京。

　　(二)北京市地理位置太过偏北，不能高效地管理中国，周边环境和自然条件恶劣，建都北京成本高昂，定都北京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北京位于北纬39度56分、东经116度20分，北京市(北纬40°C)以北的我国领土面积只占我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一;以南的我国的国土面积占四分之三，人口占八分之七。北京远离中国绝大部分国土、人口、城市、工农业地带，和全国这些要素的联系非常不便，和中原城市相比，其付出的时间，消耗的能源，发生的费用，几乎要高出三分之一，根本不可能对全国进行高效率地管理、统治和联系，因此北京本来就不应该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北京市四周自然条件和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北面是燕山和蒙古高原，西部是太行山和山西高原，西北部是广阔的蒙古高原，由于降水稀少，这些地方成为风沙的发源地，强劲的西北风卷裹着蒙古高原的沙土经常肆无忌惮地侵袭着北京，使首都非常脆弱的自然环境雪上加霜。北京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雨量只有585毫米， 75%集中在夏季。秋冬春三季空气污染严重，大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经常超标，空气污染指数超过80的天数每年超过200天，成为首都中自然环境最差的典型。

　　高昂的定都成本

　　在中国各大中心城市发展过程中，北京从中央得到的各种支持是最多的，巨大的投入并未产生相应的效应，反而面临多重危机的边缘，原因何在?最根本的就是这座文化古都既是全国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管理中心，又是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事实上还有全国交通、金融、信息、教育、科研等中心的职能。以中国之大，由一城而兼此数中心之职，对有3000年历史的古都来说，确实不堪重负!这种功能设计使得城市规模无限制地扩大，城市的有限空间受到多种功能的挤压，脆弱的资源与生态系统无法承受，一言以蔽之，高昂的建都成本已到了国力和北京市自身难以支撑的时候了。　在古代运输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东南地区供给天下财富大半，如果都城离此太远，则定都的成本过高，必将影响国力的增强和政权的巩固。对此，法国著名学者布罗代尔曾指出：15世纪初中国放弃了因长江之利而对航海开放的南京，却定鼎北京，“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正是在这时候，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更是以历史学家深邃的笔触写到：北京“这一宏伟都市远离它的经济源泉，维持这一中心所用的人力和物力在明代灭亡和在帝国时代结束之前，一直消耗着政府的收入和人民的财富”。输送漕粮的南北大运河成了明清两代朝廷的生命线，因此在遭受旱灾时，宁可让运河沿岸地区颗粒无收，只要漕粮未过，运河不得用于灌溉;每逢黄河下游决溢成灾，为了确保运河畅通，往往宁可暂不堵口。

　　(三)北京作为千年古都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北京作为我国最著名的三大古都，和西安、洛阳齐名，但本质确有差别，西安洛阳是大汉民族强盛时期的首都，是大汉民族自己主宰命运的时代，它象征中华民族强大、优秀、文明、进取、团结、统一和先进。而北京作为首都是蒙、满等少数民族强加在大汉民族头上的，几亿大汉民族居然被只有几百万的蒙、满少数民族服服帖帖统治压迫奴役了几百年，没有遭到多少反抗，是大汉民族懦弱、屈服和耻辱的表现，是中华文明衰败的象征，这种落败文明绝不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优秀历史文化。明朝定都北京，目的是拒抗北方少数民族的骚扰，其实质也是中华民族衰败的表现，上亿人口的大汉民族居然害怕只有二百万游牧部落的侵扰。

　　(四)北京市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只有迁都

　　北京人口急增，城市规模急骤扩大，功能太过齐备，交通非常拥挤，住房土地价格十分昂贵，土地淡水供不应求，环境污染严重，排外倾向日益明显，获取多奉献少。

　　截至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755万人，比2008年末的1695万人增加60万人，北京市已经连续三年每年增加常住人口50万人以上，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外来人口509.2万人，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9%。北京市户籍人口1245.8万人，比2008年末增加15.9万人。连续三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快速膨胀，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不容忽视。

　　2009年底，北京市建成区面积1300多平方公里，比上海市多400平方公里，其中城区建成区面积1100多平方公里。北京市在常住人口数量上虽然比上海市少166万，但在城区建成区面积上比上海大250平方公里，是名符其实的中国第一城。这个中国第一大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骤膨胀，已经到了严重失控的程度。

　　如果不迁都，40年后(205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为3500多万，市区人口2400多万;建成区面积2800多平方公里，市区建成区面积2100 多平方公里。即时，北京市的降水、地下水和调水根本无法满足这样一个超级城市人口的淡水需求量(降水15亿，地下水26亿，调水12亿)，到那时，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150立方米左右，根本无法满足人们正常的生活需要，北京市有可能在干涸中逐渐衰竭。

　　未雨绸缪，能够将城市人口和城市规模有效控制的唯一办法就是迁都，其它任何办法都是徒劳的。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我国城市功能最完备的超级城市，是我国的行政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是我国和上海并列的两大商业娱乐中心，我国最大的科研、技术、教育、文化中心，我国众多企业总部所在地，我国最大的陆地交通中心，我国最大的旅游中心，我国名胜古迹最多的城市和我国经济活动中心，北京也是我国第四大金融中心。如此多的功能，每一项功能至少可以保证一二百万人口的就业，全部叠加在一个城市上，城市规模必然超级臃肿。

　　北京是首都，但中国人今天把它称为“首堵”。09年底北京市汽车保有量达到400万辆，平均4.4个人拥有一辆汽车。这里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事故频发、出行不便，于是，它又成了中国现代城市病的象征。

　　北京的水荒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北京水资源的形势十分严峻。据专家估算：到2010年，平水年份北京将缺水11.85亿立方米，枯水年份将缺水近20亿立方米;到2020年，平水年份北京将缺水23.76亿立方米，枯水年份将缺水30.9亿立方米。

　　目前，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240立方米左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九分之一、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三十分之一。北京现在年来水量只有15亿立方米左右，超采地下水26亿立方米，连年的大量超采地下水已经使北京周边地区形成了2100平方公里的漏斗区，水位已经降至海平面五六十米以下。可以说，继续超采地下水已经十分困难。

　　现在，很多人把南水北调工程看成解决北京缺水难题的良方。但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20年才能全部竣工，即使到那时北京可分得的水量也不过12亿立方米，与缺水30亿立方米仍然相差很远。何况，中线工程流经的河南、河北等省份都是缺水大省，如何分配这些水资源将会大有争议。

　　北京凡是能建水库的地方也已建完，基本无潜力可挖。唯一准备建设的张坊水库也仅可增加供水1亿立方米，抵不上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未来减少的蓄水量。

　　更为严峻的是，科学家们预测，由于受地球温室效应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至少在未来一两个世纪内，全球干旱问题将更加严重，中国北方的缺水问题将更趋恶化。

　　沙漠化、荒漠化和干旱对北京的威胁日益严峻。现在，中国的沙漠化、荒漠化国土不断扩大，沙漠离北京越来越近，最近的沙丘离市区仅70公里，可以说，沙漠直逼天安门。而且，沙漠处在北京的上风口，一遇刮风，黄沙便直扑京城。前总理朱镕基对北京的沙尘天气一直忧心忡忡，眼看着沙漠在一天天地逼近，他感叹中国有可能因此而迁都。

　　北京还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称，北京1999年的空气污染程度位居全球第三。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调查报告称，北京是全国18个主要城市中空气污染情况最严重的一个。

　　北京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00，面积占我国国土的1/600，但2002年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国的1/8还多，2003年北京商品房施工面积占全国的1/10。北京的房地产虚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可以说，北京成为吞噬全国资源和资金的黑洞。

　　最令人痛心的问题还是对古都的“建设性破坏”，这是北京的“内伤”，一般人不容易感觉到。1911年，北京大约只有相当于现在二环路内的面积，人口 76万，现在城区人口扩张到700多万，大量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被“克隆”在古都的中心区。而最能代表东方文化特点的城墙、护城河、胡同、四合院等被大规模吞噬，仅最近的10年间，北京的胡同就由6000多条锐减到2000多条。

　　最近，北京享有盛名的赵家大院在一片反对声中还是被拆掉了，理由是修路。从景山上向南望去，一大片现代化饭店参差不齐地冒出，尽管其中个体设计不乏独到之处，却对故宫和古城核心区域和谐巍伟景观造成极大破坏。

　　(五)新中国何以定都北京

　　北京作为首都行使其职能综合得分很低，那么新中国何以定都北京?酿成了现在面临迁都的局面，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浪费。

　　新中国定都北京，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综合考虑历史、政治和国际背景的情况下，广泛征求民主人士意见而确定下来的。

　　北京是一个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周朝时期诸侯国燕国的都城就在北京，称为蓟。后来，辽、金、元、明、清也将其定为国都。

　　北京作为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与西安、洛阳并列为中国最著名的三大古都。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京城得以完整保存。当时中国的许多城市由于战争已破坏的面目全非，选择北京可以节省许多建设费用，可以使新政府尽快地投身于国家建设和管理上来，省去了许多时间。

　　定都北京最重要的，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针锋相对的“一南一北”，既反映出毛泽东鲜明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明确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定都北平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出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方面的考虑。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位置优越，但离港、澳、台特别是帝国主义美、日近些，敌对势力对其威胁比较大;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北平应是最合适的地方。

　　此外当时我国领导人和党外民主人士在定都北京的问题上意见出奇的一致，更加上苏联政府对定都北京的认同和及早成立新政府的提议，为节省时间，定都北京大势所趋。

　　然而现在中国的国情、政治和国际背景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所依据的定都理由已不复存在，当时北京市人口只有220万，现已增长到1800万，出现了各种新的问题和矛盾，只有用迁都来解决，方算彻底。

　　北京虽然是我国最著名的三大古都，但是在北京建都的辽、金、元、清都是少数民族政权，这几个少数民族奴隶和统治了超过他们百倍的大汉民族近千年，这是大汉民族衰败、屈辱的见证，是不堪回首的历史糟粕，至于明朝迁都北京，有天子守边和控制北方之意，也是懦弱的表现，根本不值得继承和发扬。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上的考虑，现在的情况是私营经济已经在我国打出了半壁江山，为中国提供了60%的就业人口和几乎70%的经济增长，因此毛泽东当时所倡导的被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被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极端的观点现在还能大行其道吗?。

　　国际安全和政治格局变化最大，中苏关系友好了只有十年，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发生了逆转：党际的友好变成了公开的论战、国家关系上的同盟变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讦 ,贸易急剧下降 ,军事摩擦不断 ,1969年双方更是发生了直接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60年代后苏联对中国首都北京的威胁比美日更加危险。

　　东北亚现在是最不稳定最不安全的地方，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中国关系都很一般，特别是穷兵黩武的朝鲜，国内贫穷不稳定，拥有核武器，可轻松打到北京，北京处在这样的位置还能算安全吗?蒋介石的政权在南京，和美国结成同盟，毛泽东将首都定在北京，和苏联结成社会主义阵线，而现在我国不可能和美国或俄罗斯结成军事联盟，我们要在军事政治格局上独立自主，迁都中原可避免对任何一方的依赖。

　　综上所述，北京处于地震活跃带上，未来发生大地震造成巨大损失的可能性很大;北京地理位置过于偏北，中央政府不能对全国进行高效率地管理和统治;北京市和周边自然条件很差，自然环境恶劣，降水较少，沙漠化、荒漠化和干旱威胁严重;北京作为古都是人为强加的结果，不是大汉民族真实意志的体现，且维护成本高昂;北京市人口暴涨、环境恶化、污染严重、交通拥挤、城市臃肿、规模过大、房价高昂、淡水稀缺;新中国定都北京的理由不复存在，现在迫切要求建设一个与中国新时代相适应的新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