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進行的諜戰》揭秘俞強聲叛逃過程

    《正在進行的諜戰》(聞東平) 揭秘俞強聲叛逃過程，幫助美國除掉金無怠，得到像李潔明這樣的老特工以及美國媒體的“高度讚揚”。 中國國家安全部實際上是於1983年才設，由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凌雲出任第一任國家安全部部長。由於俞強聲的叛逃，中國安全部被迫脫胎換骨大改組，部長凌雲被解職，多名相關人士被處分。也導致整個中國的美國諜網幾乎損失殆盡了。後來賈春旺出任中國國家安全部部長一職。賈春旺在這個職位上呆到九八年，後轉任公安部長。 

    俞強聲又名俞真三，康生的乾兒子，是現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之兄，出身名門，他父親俞啟威，又名黃敬，曾介紹江青加入中國GCD，也是她的情人。俞強聲喜歡社交，性格開朗，說一口很爛的英語。

    俞強聲父親俞啟威，又名黃敬。是浙江紹興人，也為前台灣國防部長俞大維的堂侄。俞啟威後與史學家范文瀾之妹范瑾結婚，育有俞強聲和俞正聲二子。俞大維的孫子亦按照俞家“大、啟、聲、振、家、邦”輩份排列，取名為俞祖聲。俞啟威曾任天津市長、一機部長，五十年代末病死。

　　俞強聲畢業於北京國際關係學院，是中共特務頭子康生的乾兒子，經康生推薦進入特工機構。《內部間諜》說，以俞強聲在國安部的地位與職權而言，並沒有資格獲悉金無怠的任務，但在CIA的指示下，俞強聲很積極地找線索，中情局並為俞取了一個代號，叫“飛機人”（Planesman）。

　　俞強聲發現國安部王姓女特工掌管該部在北美地區活動的資料，他開始每天注視王女的行動和她所處理的資料。終於有一天在王女的桌上看到了潛伏CIA的間諜將在特定的時間到香港及澳門的行程，以及下榻的旅館名字。俞強聲立即通知CIA駐北京的特工。金無怠身份從此曝光。

　　俞強生也曾在揭露金無怠之前，發掘到一名紐約唐人街天主教堂的神父，其實是中共特工。這名叫馬XX的人，是個假神父，被俞強聲向中情局告發之前已離美赴香港，再返回大陸結婚生子。1986年，俞強聲向操控他的CIA特工透露，他想去美國，不願在大陸待下去，CIA特工表示歡迎。俞利用休假機會到香港，停留一晚，第二天即由CIA安排到美國。

　　1986年9月1日，法新社獨家報導俞強聲叛逃美國，並稱他是中共“老革命家之子”。同年9月5日，《洛杉磯時報》引述一名美國政府官員的話說，俞強聲即是揪出金無怠的人。1990年3月17日，李潔明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一篇文章說，金無怠的被捕，“乃是中情局滲透中國國安部的一次精采表現。”

　　儘管在幫助美國除掉金無怠上，俞強聲立了一大功，也得到像李潔明這樣的老特工以及美國媒體的“高度讚揚”，但《內部間諜》引用FBI調查人員的話說，“飛機人”也把他們“害”慘了，因為他在提供情報和線索時，至少犯下兩個錯誤，而這兩個錯誤卻讓FBI調查人員白跑了兩年。

　　負責調查金無怠的探員指出，“飛機人”的第一個錯誤是，他在情報中稱這名滲透進美國情報部門的中國間諜是“現有的雇員”，正是這條線索讓FBI幾乎調查了所有在情報系統工作的華裔雇員，調查人員也從來沒有視線放在已退休的雇員身上，僅這個錯誤就讓FBI走了一年的彎路。

　　若從這一點來看，俞強聲這個“飛機人”也把當時在美國情報系統工作的華裔雇員害慘了，FBI曾對這些華人展開了將近一年的內部調查。若是按照CIA的相關規定，這些人可能都要接受測謊。

　　“飛機人”在情報中犯的第二個錯誤是，他說滲透者赴中國旅行搭乘是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這讓華盛頓和紐約的FBI探員一直圍著泛美航班轉，直到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一位在紐約工作的探員路過一家航空售票處時，靈機一動，進去諮詢訂購飛往中國的機票，才把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納入調查範圍。

　　正是因為這個靈機一動，聯邦調查人員才意識到，兩個航空公司飛往中國的航班只差一天時間，而中國間諜因暴風雪晚點的那個航空，其抵達日期正好與“飛機人”所說的相一致。於是，立即要求三藩市的調查人員把所有的海關入境卡調出來，送往華盛頓。最後才讓金無怠的名字出現在FBI的嫌犯名單上。

　　這些對FBI來說，也是一個很長的故事，但他們最後也表示，“飛機人”肯定不是在故意“捉弄”他們。可當初在調查工作一次次走到死胡同時，FBI對這個中國情報來源便產生懷疑，甚至還多次對其進行試探和考驗。

   俞強聲在北京跟CIA接頭()

　　像所有有關金無怠和俞強聲的傳聞一樣，霍夫曼在其《內部間諜》一書中，專門有一章是介紹“飛機人”的，雖然也引用了不少相關的傳聞，但在描寫俞強聲當初是如何跟美國特工聯繫的，最後又是如何被策反的，倒是寫得“得心應手”，就好像是他親身經歷的一樣。很顯然，霍夫曼在寫這本書之前，已經從前CIA中國特工那裡拿到了第一手資料，至於誰能把那麼多的細節講出來，本書自有推斷和結論。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國，仍是一個十分封閉和保守的國度，儘管正在實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政策，但中國的大門並未打開。那時，只要大街上出現外國人，立即就會引起好奇的中國人的警惕觀看。可想而知，當時CIA在中國工作情報人員的處境，是非常艱難的，只要一出門就會有無數雙眼睛盯著他們。

　　當時的俞強聲在公安部外事部門工作，工作性質讓他有更多的機會和時間出沒於各種外交活動，慢慢地他也開始逐漸熟悉了美國人舉行的雞尾酒會，儘管行動警覺。雖然沒有太多的語言交流，但這樣的活動最終都會出現在雙方的情報報告上。 

    時間長了，俞強聲便開始有意去接近美國人。見面時交換一下目光，又迅速避開眼睛的接觸，然後站在一旁凝視一會，或者再顧慮重重地點點頭。接下來的是，有些不好意思的自我介紹，或者是簡單的寒喧。美國人當然渴望接觸這位中國特工。上面指示相關人員不能拒絕他，也不可得罪或冒犯他，要一直把他把放在最優先的位置。

    第一次密會，美方提出的問題是，想知道中國情報機構公安部的詳細情報，包括內部成員等。美方還想知道，在美國駐華使館內的中國雇員中哪些人是情報人員，有沒有美國人被中國策反，有沒有美國人因行跡可疑而引起中方注意，有沒有中國人被懷疑為美國間諜，等等 

    最後，應俞強聲的要求，這位美國特工和中國特工在餐館謹慎地見面了。為避免其他人耳目，俞強聲選擇坐在餐館最裡面的靠牆位置，然後兩人開始低聲交談，這是他們的職業習慣。 

　　據說俞強聲當時表白得非常清楚，給美方沒有留下任何誤解他的餘地。他希望幫助美國對中國進行間諜活動。他的努力當然要得到補償和回報。然而，這樣做可會涉及到叛國罪，一提到這個，對方突然發現這個話題實在太危險了，於是這個美國人開始用身體語言來提醒俞強聲打住。 

　　直覺告訴這名美國人，當俞強聲談到補償時，他所表達的意思就是自己的願望。俞強生以招募一名中國人的習慣方式強調說，他的意思並不是想讓美國傷害中國，他是想讓以這種方式來促進兩國的友誼。他還向美國人保證，這絕對不是帶有敵意的陷井，或者說是設計美國人。他只想通過這個“渠道”來獲得美國人更好的理解，從而加深信任，培育更好的關係。 

　　在意識到自己可能正在落入俞強聲設計的陷井時，這名美國特工仍決定撒手一搏，豪賭一把。他說：我們的國家很欣賞你想改變兩國關係的渴望，我們也認識到有很必要加強我們的關係。 

　　面對自己可能會被逮捕，這位美國人提議說，如果我們從另一個方面來運作這個從中國到美國的“渠道”，我們或許可以實現這個目標，從而也會加強兩國的關係，我們也會準備好為這樣的努力而作出補償。 

　　在看到眼前這位中國特工並沒有對這番話表達出憤恨或威脅時，這位美國特工便趁熱打鐵決不給對方留下迴旋餘地：首先，這位中國特工必須證明，自己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這個美國人然後奉承說，他注意到這位中國同行一定位置很高，要不然不會單獨與西方外交官見面。可能這位美國人真的不知道，眼前這位男子在中國政府的頭銜。 

　　俞強聲理解這些，萬事開頭差不多都這樣，這是一個簡單和容易的問題。有些問題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俞強聲低聲耳語了幾句。現在到了他給自己標明價碼的時候了。俞強聲看著對方不無期待地說，“我要定居美國”。 

　　這時美國人卻提醒對方，你想獲得美國國籍，就不得不自己去爭取。話外之意，不言自明。俞強聲作了一次深呼吸，最後正式告訴眼前這個“有眼無珠”的美國特工：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外事局局長。 

    美國特工對俞強聲很不耐煩 

　　當時，這位特工人員在北京策反俞強聲，的確冒著極大的風險。此舉對兩個當事人來說，也是極為危險的。然而，這卻是一個獨特和無懈可擊的案例。雖然他正以冒著背叛自己國家的罪名為幌子禁止跟這位美國特工見面，但他的官方責任卻讓雙方的見面變得合情合理。 

　　這個機密行動在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館可能沒有幾人知道，策反者有可能只通報給CIA駐中國情報站的上司。因為這個行動一旦暴露，就會影響到剛剛恢復的兩國外交關係，何況在美中恢復正常關係前，華盛頓曾向北京保證，不再對中國進行情報刺探。 

　　說歸說，做歸做。這位美國特工還是去和俞強聲接頭了，地點是一個秘密安全屋。然而，到了安全屋後，才對這位情報來源所安排的見面地點，感到擔驚受怕。這裡不是華盛頓，是一個陌生的地方，只要稍有不慎，他就會被員警抓到附近的派出所。雖然中方不會剝奪他的外交豁免權，但警方的公開審問、拍照，都會導致外交抗議。最後，他就會灰頭土臉地返回CIA蘭利總部，他的諜報生涯也就會以失敗而結束了。 

　　對俞強聲來說，與美國人打交道需要做細心的準備工作，哪些情報可以給他們，哪些情報暫時不能給；第一次就把重大情報全交了不行，得細水長流；但只給一些沒份量的情報也不行，與其身份不符……為此，俞強聲費了不少腦筋。 

　　美國特工走進安全屋關上門後，兩個人都如釋重負地長吁一口氣。此次密會的時間有限，俞強聲得在短時間內返回總部，向他的上司匯報搞到美國情報“渠道”的進展，而後，他的上司就會對他的工作感到滿意。同樣，這位美國特工也會把這次見面的情況，直接匯報給CIA蘭利總部。 

　　第一次密會，美方提出的問題是，想知道中國情報機構公安部的詳細情報，包括內部成員等。美方還想知道，在美國駐華使館內的中國雇員中哪些人是情報人員，有沒有美國人被中國策反，有沒有美國人因行跡可疑而引起中方注意，有沒有中國人被懷疑為美國間諜，等等。隨後，俞強聲就會對這些給出答案。這些答案最後會在很短的時間抵達CIA總部。 

　　隨著向美國提供的情報越來越多，俞強聲開始不斷地催促美方抓緊時間安排他定居美國，但那位美國特工則指導他弄到更多更有份量的情報，理由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想移居美國你得付出合適的代價.

最後，俞強聲不得不打出手中的一張王牌：我們的人已經滲透進你們美國的情報機構！CIA一聽到自己的總部遭到滲透，便指示這位特工一定要讓俞強聲提供更多更細的情報。從那以後，兩個人一到安全屋碰頭，美國特工就會不斷地迫使俞強聲弄到更多情報，更對俞強聲提出的要早點離開中國的要求感到不耐煩。最後，美國人明確告訴俞強聲，不把這個CIA間諜揪出來，他們就不會同意讓他撤出來。 

　　終於，有一天晚上，俞強聲像往常一樣加班時，在“北京婊子”的辦公桌上看到一些文件，他迅速翻看了幾眼，沒有發現什麼特別的東西。他打開門，探出頭看了看走廊，一切正常，他又轉過身返回到王女士的辦公桌前，翻到了鑰匙，打開保密櫃，找到了有關CIA中國間諜的檔案，可惜上面沒有名字，只有代號。 

　　第二天，俞強聲密切關注著王女士的一舉一動，在看到這些粗心的同行沒有注意到文件被他翻看之後，他終於把心放進了肚子。 

   《正在進行的諜戰》揭露近年中國諜案。 

　　也就從那時起，只要一有藉口加班加點，俞強聲就會對王女士的辦公桌和抽屜進行一番搜查，最後終於找到了有關CIA中國間諜赴香港、澳門和北京旅行的情報，其中包括抵達日期、航班、旅館房間號等細節。甚至，俞強聲還親自跑到機場，以安全成員的名義想跟蹤金無怠未果，只看到了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就把這個情報報給了CIA。 

　　但俞強聲沒有注意到，被泛美航班擋往的另一架飛往美國的班機，是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正是這條不實情報，讓FBI又白跑了一年。 

　　不過，正是由於俞強聲把這些零碎情報交給美國，才讓FBI調查人員像拼圖一樣，拼出一個大框，慢慢把金無怠放進框子中，最終讓這個中國最大間諜被暴露真面目。 

    俞強聲最後笑著揮揮手揚長而去 

　　也許是出於保密，或者是不想招惹情報機構的安全審查，史密斯在書中談到“飛機人”時，使用的都是媒體早前的介紹和描述，也引用了前美國駐華大使、老牌間諜李潔明的話，還有兩位法國人寫的一本書，就是不肯親口說出“出賣”金無怠的中國情報來源就是“俞真三”（俞強聲的小名）。 

　　不過，史密斯還是提到了他與“飛機人”在美國見過一面的過程。 

　　史密斯在書中寫道，“過了一段時間，我有了跟‘飛機人’見面的機會，準確地說，雖然我們即不能公開他的身份，也不能公開他在調查金無怠案所扮演的角色，但新聞媒體一直對他進行著誘人的描述。長期以來，FBI一直擁有保護其秘密情報來源的歷史。但自從金無怠案浮出水面後，比早前更多的資訊都出現在公眾眼前。” 

　　史密斯在書中引用了那本法國人撰寫的1987年出版的書名為《中國的秘密機構：康生和紅色中國的影子政府》（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Kang Sheng and the Shadow Government in Red China）一書，兩位作者在書中對金無怠案進行介紹，並把這一章叫《康生之子叛逃西方》。法國人肯定說，金無怠之所以被美國人逮住，正是因為最近叛逃的康生的乾兒子俞強生所提供的情報。 

　　史密斯在自己的書中承認說，如果可以接受這兩位法國人所寫的內容，那麼“飛機人”可不是中國公安部雇用的一個普通中國人。他是中國的“黃金青年”，是中國政治精英的後代。“我開始確信，正是這個‘黃金青年’處在一個更好位置，看清了共產黨體制的虛偽，儘管他們從這個體制中受益。我相信‘飛機人’看清了這種虛偽，才決定用他自己的方式來反戈一擊。” 

　　“飛機人”的行為可謂膽識過人，他漫步在中國安全部總部，例行公事地對擺在桌子上的檔進行拍照，查閱檔案，有時再作一些詢問，作為那些有影響力領導人的後代，他得到不少特殊待遇。他甚至偷偷打開他的上司的辦公桌，他稱此人為“北京婊子”，他從那裡得到了不少中國安全部的絕密情報。 

　　史密斯接著描述說，活生生的“飛機人”是一個喜歡社交的個性活潑的人，說一口不太流利的英語，但他似乎對生活有著一種非常真實的渴望。 

　　“在、鷹爪行動、結束後，我們終於見面了，他讓我確信了我長期以來一直堅持的懷疑，他是一個終極冒險家。我有過這種印象，他為讓CIA允許他當他們的間諜得到了好處。我們一起吃了頓午飯，然後返回停車場。他鑽進他的轎車，轉過頭，臉上掛滿笑容，揮揮手，揚長而去。” 

    “後來，我再也沒有見過他。”史密斯最後寫道。

　　俞強聲在叛逃之後便銷聲匿跡了。雖然他受美國政府名義上保護，可後來卻傳出被中方5名特勤人員追到南美某國於海中溺斃身亡，還有說是中國特工在他到南美旅遊時在他的食物中下了放射性鹽，也有說他在美國西海岸遭處決。 

 

 

金無怠案件調查

 

金無怠簡介

    金無怠1922年8月17日出生於北京，1940年進入燕京大學，1947年新聞系畢業。1985年11月22日，金無怠被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被指控6項間諜罪和11項欺詐和逃稅罪。1986年2月，陪審團裁定金無怠的所有17項罪名成立，並定於3月4日判刑。但在宣判日期之前的2月21日，金無怠在獄中自殺

    金無怠的被捕，在美國引起的轟動和風波可比俞強生的投誠更大。當台灣和倭國等地區和國家的情報官員一聽說金無怠先生是的間諜時，頓時是目瞪口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知道後也是吃驚不小，怎麼也不能相信監管美國亞洲情報工作的負責人竟然會是間諜.金無怠明白這後半生不會在回到美國社會了，不是死就是終身監禁。他發出呼籲，希望當局能與美國政府談判，像美國與蘇聯以前曾經做過的那樣交換間諜，讓自己回到中國。但可惜的是中國政府沒有及時回應，中國駐美國大使的一句話打碎了金無怠先生的夢幻。中國駐美國大使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這樣說：“金無怠事件是美國反華勢力編造的，中國政府愛好和平，從來沒有向美國派遣過任何間諜。。。。。。中國政府不會承認這件反華事件，也不認識這位自稱是中國間諜的金無怠先生"

    數月後，已處絕望中的金無怠在看守嚴密的監獄中用購物用的塑料袋套在自己的頭上窒息而死。金無怠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取了其他隱藏的間諜人員的生命。

    美國一位情報部門高官於九十年代末的時候，曾這樣評論金無怠的"由於他的"背叛"給美國造成的損失遠遠超過已偵破間諜案(包括埃姆斯間諜案)給美國帶來損失的總和，他的"背叛"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近幾年來，網上的中文論壇、博客等傳播媒介越來越發達了，看到的關於金無怠的東西也是多如牛毛了，什麼“中國在美國最大間諜”“ 中國的○○七”之類的標題經常映入眼帘，現在偶爾看到類似的題目不用想也能把這些“頭銜”和金無怠聯繫起來了，什麼“金無怠的‘叛變’及他的間諜活動是導致朝鮮戰爭延遲結束的重要原因”、“ 讓美在越戰中失去了許多戰略上的優勢”之類的“高度評價”也是日漸其多，還有什麼他的身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亞洲部負責人”、“甚至差一點兒升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副局長”。 

    這種種越來越離奇的說法讓我不禁想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提出的古史 “層累說”，層累說的核心觀點之一即是時代愈後，傳說的中心人物事跡愈放大。現在看來，雖然金無怠生活的年代離我們並不久遠，但因為現代傳播的速度實在太快，以致於讓這個本來並不複雜的人物罩上了種種神秘的光環。特別是關於金無怠案件在海外及台港等地多有論述，這裡揭示偏向中國官方的調查結果。

 

一、人生真相 

　　首先要說明的是，現在不僅是絕大多數關於金無怠的文章都有誇大之辭，甚至連維基百科和百度百科的金無怠條目的內容都有不正確的地方。 

　　以金無怠的第一份工作來說，有一種說法是他於1938年開始在美國駐上海領事館擔任翻譯。這樣的說法明顯是不正確的，據他的妻子周謹予說，金無怠“一九四八年考進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金無怠是1947年從燕京大學畢業的，畢業後他就考入上海聯合國救濟總署工作，1948年進入美國駐滬領事館擔任翻譯。即使沒看到周謹予《我的丈夫金無怠之死》一書，也可以一望而知他不會在1938年就為美國工作，金無怠是1922年出生的，1938年他才16歲，試想，美國領事館會聘用一個16歲的少年擔任翻譯工作嗎？ 

　　1922年8月17日，金無怠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小官僚家庭。他的先輩是隨同清兵入關的滿洲旗人，曾經駐防廣東南海，所以他的籍貫通常寫作廣東南海。但實際上，他的祖先很早就遷往北京居住了。在他出生的時候，他的父親金國寶憑藉法國留學的經歷在平漢鐵路局任處長，所以他的家境較好。他的父親娶有兩房妻妾，金無怠系庶出，上有兩兄一姐，下有一弟。童年時，他的父親攜正室妻子居於北京城內，他與其他兄弟生活在香山的別墅里。這段在山間居住的歲月給他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後來他身在美國的拘留所中還念念不忘兒時的生活。在北平東城的大同中學完成學業後，他投考燕京大學不中，遂入讀輔仁大學一年，第二年再考才進入了燕京大學新聞系。 

　　金無怠入讀的燕京大學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大學之一。那個時代的大學教育是絕對的精英教育，在燕京大學存在的33年間，全部學生才有9355人，而他所讀的新聞系，更是中國現代新聞學的發源地，解放後，全國高等院校調整，燕京大學的新聞系先是併入北京大學，後來又調整到中國人民大學，成為該校新聞系的骨幹部分。在燕京大學新聞系的歷史上，名師有斯諾，著名的學生有楊剛、蕭乾、唐人等。 

　　在燕京大學學生名錄(1940-1941)中可以找到他的名字，在這個名錄中還可以發現，和他同期入學的有後來成為著名紅學家的周汝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燕京大學南遷成都。這時候，金無怠的父親已經去世，家境大不如前，他隻身隨校入川。金無怠在大學期間並不是一個活躍人物，他曾回憶說“那時，除了努力念書和兼些工作糊口外，我幾乎什麼活動都不參加，我也不喜歡和同學交往的，連同學們約我去參加學校里的團契活動，我也不樂意”，因其身材瘦高，同學還為他取了個綽號叫“掛拉扁兒”(北京方言，即螳螂)。 

　　在成都的燕京大學讀了兩年書後，正好趕上英國軍事代表團招聘翻譯人員，金無怠就休學考入這個代表團，被派到廣東工作。這是他平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關於他為什麼去做這份工作現在也成為一個謎，也許是出於愛國熱情，那個時代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很多都是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而去為駐華盟國機構做翻譯等輔助性質工作的，當然，更有可能僅僅是迫於生計，據他回憶在英國軍事代表團的生活“可以說是烽火連天中的樂園”。在這個英國的機構里他究竟做過什麼我們現在不得而知，但從他考取的翻譯職位再加上這個代表團的軍事性質，可以肯定他的工作離不開“情報”這個行當的範疇。如果按照網上的某些說法，他是在“1944年被中國情報機構招收”(百度百科：金無怠詞條內容)的，那麼這次到英國軍事代表團工作就應該是一種刻意的滲透行為(後面我將會講到，事實並非如此)。但無論怎樣說，這應該是他一生情報工作之始，遺憾的是關於這一段經歷，再也找不到更多的文字記載了，甚至連他曾提及的一同考取的同事“陳和曾”的資料也無從查找。 

　　事實上金無怠只在這個代表團工作到抗戰勝利，就自動離開了。這次離開的理由是他不想放棄自己所學的新聞專業，他的想法是“應去與專業有關係的機構工作才可以學用一致”，所以他就報考了福建省廣播電台，被聘用任國語播音員。福建廣播電台在抗戰時曾是國民黨政府對外宣傳的重要喉舌，戰時隨同福建省府遷至戰時省會永安縣，“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公營廣播電台繼續播音者，一度僅有重慶、成都、南寧、西安、南鄭、永安幾處”，戰後福建廣播電台遷回福州，擴大機構，金無怠就是這個時候到福州工作的。擔任這個電台台長的薛敦平大有來歷，曾長期擔任“中統”的譯電室主任，是“中統”特務機關的核心成員，不過現有資料未見到金無怠與薛敦平交往的記錄。 

　　這份工作金無怠也做了不長時間，他就辭職返回已在北平復校的燕京大學繼續學業了，到1947年畢業時，他已在燕京大學斷斷續續讀了七年書。這段戰亂中在燕京大學求學的經歷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後來回憶說“無論多麼艱苦，燕大給予我一生受用不盡的知識和教育。沒有燕大的賜予，我是一事無成的”，正因為對燕京大學有這種深厚的感情，他在美國退休後參與了燕京大學的復校活動。 

　　大學畢業後，他考進了設在上海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做職員，雖然在他的心中，始終沒有放棄從事新聞業的想法，但“那時，找一份新聞工作也不易呢!我只好先做能糊口的工作，再騎驢找馬了”，他可能想不到的是，騎上了這頭“驢”，就再也找不到那匹“馬”了。1948年，他轉到美國駐滬總領事館任翻譯，並在上海開始了第一段婚姻生活。關於他第一次婚姻的記錄也不多，只知道他在上海娶的妻子姓仇，他們育有一女二子。婚後，隨着中國國內政局的變化，他們舉家隨同美國總領事館遷往香港。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金無怠奉調到韓國，在美軍戰俘營里擔任翻譯工作。1952年，他由韓國返回香港，途經東京時，考取了美國“外國廣播信息服務處”(又譯“外國廣播情報服務處”)，從此，真正的進入了美國的情報機關，並工作至退休。 1950年代，金無怠在日本沖繩參加新年遊藝活動

　　讓我們來看看金無怠供職的“外國廣播信息服務處”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構。據有關資料，該機構成立於1941年2月，最初的名稱是外國廣播監聽服務處(Foreign Broadcast Monitoring Service，簡稱FBMS)，在二戰期間為美國軍方搜集外國的主要是以廣播形式出現的公開情報，戰後，隨着《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的出台，美國改組了其主要情報機構，成立了中央情報局(CIA)，原來的FBMS即改為外國廣播信息服務處(Foreign Broadcasting Information Service，簡稱FBIS)，劃歸中央情報局管轄，最初是由情報分局管理，1976年11月22日後劃到科技分局。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再次對情報機構進行了大的改組，直到2005年11月，以FBIS為主體組建了國家公開情報中心(National Open Source Center，簡稱NOSC)後，FBIS才退出了歷史舞台。在FBIS存在的數十年裡，其主要工作就是收聽全球各地的外國廣播，經過翻譯、分析、整理成冊後，供美國政府各部門官員參考，部分資料也提供給媒體和學術界參考。實際上，FBIS是中央情報局下屬的以搜集公開情報為主要任務的情報部門，因其搜集的是公開情報，所以也有人把它稱為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即使搜集的只是公開情報，FBIS的作用也不容小覷，因為長期以來，公開的信息渠道一直是美國搜集外國情報的主要來源，2008年3月，美國國家情報副總監芬加(Thomas Fingar)透露說，公開情報可以提供政府所需情報的90%，由此可以看出FBIS在美國情報體系中的作用。 

　　至於金無怠在FBIS的工作內容，則是“收聽北京中央廣播電台播報的新聞，把新聞內容摘要，用英文在打字機上記下後，交給編輯看，編輯認為有價值的，用筆記下，交還給他，他將收聽時的錄音內容，馬上翻譯成英文，電送華府總局，作為資料”，說起來這樣的工作就是FBIS的日常工作，只是由於FBIS漢語方面的工作人員數量不多，並且如金無怠這樣中英文俱佳的人更是鳳毛麟角，所以金無怠在FBIS深受重用。 

　　金無怠加入FBIS後，曾經幾次變換過工作地點，最初的幾年，他是在日本沖繩工作，1963年，他被調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聖塔羅沙(Santa Rosa)，並在這裡取得了美國國籍。1969年，FBIS準備撤銷聖塔羅沙的分局，全部人員擬調回總部工作，金無怠當時因獲得美國國籍未滿5年，不符合中央情報局的規定，不得不準備離職，並考取了聯合國的職位，但FBIS為了挽留金無怠，決定將聖塔羅沙的分局保留至他國籍滿5年的時候，金無怠遂得以繼續在FBIS工作，並於1970年4月順利調至總部任職直至退休，由此也可以看出金無怠在FBIS的特殊地位。 1963年，金無怠與周謹予在美國結婚。

　　不過重用歸重用，金無怠在FBIS卻始終只是一個精通業務的專家，從未擔任高級行政職務，這不能不說是美國人心中“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路作祟所致。但職務雖然不高，卻不能說他能接觸到情報層次低。一般看多了《007》之類的西方經典間諜片和國內粗製濫造的所謂諜戰劇的人，可能對情報界得出這樣一個刻板的印象：情報工作就是派出間諜到敵人的保險柜裡偷來機密文件。事實上，間諜活動只是獲取信息的一種手段，獲取的信息還需要加以分析，才能產生情報。所以在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情報機關里，情報分析才是情報工作的核心業務，至於那些偷“情報”的勾當只是最低級的情報搜集工作，偷來的“情報”究竟能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情報，必須是由情報分析人員作以分析後才能得出結論的。而金無怠在FBIS中由一個譯員進而成為分析員，這說明他確實已經進入了情報界的核心部門了，此時的他已經取得了“可以參閱機密文件的身份”，也正因為他能夠接觸到機密文件，在後來美國法庭受審時，對他的主要指控就是集中在1970年後的，甚至他的上司、FBIS中國部的負責人布萊格曼也出庭參與了對他的指證。 

　　在FBIS工作時，金無怠開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關於這次婚姻，他的妻子周謹予在回憶中給出了前後矛盾的說法，以我判斷，這段婚姻的開始很可能是並不太光彩的。金無怠與周謹予結識於沖繩，周謹予是在朝鮮戰爭期間由台灣方面選派到東京聯合國軍總部“聯合國軍中之聲”廣播電台工作的播音員，是反共反到骨頭裡的人物，而所謂的“聯合國軍中之聲”廣播電台，其實是美國對中國大陸和戰俘營作心戰宣傳的電台，在這個電台工作時周謹予用的是化名“黎明”，她在回憶中不無興奮的寫道“以我的播音喚醒多少戰俘營中的義士投奔了自由”，後來周謹予又被調到沖繩，做的還是同樣的播音工作。長期的駐外工作使她的婚姻亮起紅燈，而恰是這個時候，她結識了攜妻帶子在沖繩工作的金無怠，他們發現彼此有很多共同語言，金、周兩人都生長在北京，金無怠是專門聽大陸廣播的，周謹予是專門對大陸廣播的，周謹予的三姐還是金無怠的大學同學，所以很快他們交往就多了起來，甚至兩人後來分別拋棄自己原來的婚姻、家庭而走到一起，1963年8月，他們在美國加州結婚，周謹予放棄工作，作了全職太太，直到1986年2月金無怠在獄中自殺身亡。在金無怠死後12年，周謹予在台灣出版了《我的丈夫金無怠之死》一書，詳細的回憶了她記憶中的金無怠，雖然其中也不乏她的自辯之辭(尤其是在寫到兩人曾經要離婚的情節時)，但畢竟這本書給我們留下了金無怠身邊人的第一手的記錄。殊為難得的是這本書中還收錄了金無怠長達16頁的的《自白書》和他與記者陳國坤的談話記錄，成為今天研究這一案件的最重要的文字資料，給我們提供了難得的分析他的心理與行為的重要依據，特別是其中還有他講述的自己為中國“提供情報”的一些細節。 

金無怠在FBIS工作的最後十多年中，可謂是順風順水，儼然是該機構的中國問題權威。1978年FBIS準備在韓國釜山設立監聽站，金無怠就成為負責籌建工作的不二人選，直到1979年底完成這項工作他才帶着周謹予一同返回美國。1981年，金無怠向中央情報局申請退休，由中情局的一位副局長親自主持了他的退休儀式，並為他頒發了紀念章和獎狀。嗣後，中情局還為金無怠推薦了一份赴荷蘭的工作，據我推測，這個準備錄用金無怠的荷蘭機構很有可能是 “國際文件與新聞中心”，這個機構與FBIS的工作性質非常接近，可以說金無怠也是這個機構所需要的專家。但金無怠受邀到荷蘭考察一番後，感覺當地稅收太重，於是就沒有接受這份工作。但金無怠退休後也並非無所事事，他繼續從事着文字翻譯的工作，還參與了為燕京大學復校而展開的活動，另外還用為中國銀行代辦貸款的名義廣泛活動，在他退休滿一年後(FBIS對退休人員離境的最低要求)，他就以辦理貸款的名義於1982年2月6日乘坐只有五名乘客的中國民航班機飛往了北京。此後，他也曾幾次離開美國，但卻對FBI對他的監視渾然不知。直到1985年11月22日被捕為止。

 

　　二、案件背景 

　　要說清楚“金無怠案件”的深層次背景，孤立的看他這一樁案件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必須把視線轉回到1985年，那個被新聞界稱為“間諜年”的冷戰高峰時刻。之所以1985年有着“間諜年”的稱謂，是因為雖然間諜活動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從未停止過，但那年世界各地曝光的間諜案不只數量多，而且“都具有間諜活動中最驚險的成分”(1985年美聯社年終專稿語)。那讓我們且看一看金無怠案件在1985年裡究竟是什麼樣的案子吧。 

　　我們注意到，金無怠是1985年11月22日被聯邦調查局逮捕的，在他被捕的前一天，31歲的美國海軍情報分析員約翰.傑伊.波拉德(Jonathan Jay Pollard)被聯邦調查局逮捕，罪名是向以色列提供機密情報；而其後不久的11月25日，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前通訊專家羅納德.佩爾頓(Ronald Pelton)因向蘇聯出賣機密情報被聯邦調查局逮捕。這一系列間諜案件在短短幾天內集中破獲(另外還有喧鬧一時的“沃克家族間諜案”也是在那段時間宣判的)，顯然不能說是一種巧合，而是有一些特別的原因。眾所周知，對間諜案件的偵查，是極其複雜的，特別是在經過工作鎖定嫌疑人且取得證據後，何時破案簡直可以說最為關鍵的問題，所以在情報界把處理這個問題稱作“經營案件”也不能說是沒有道理的。在人類經過幾千年的間諜與反間諜的較量後，現在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保安機關在偵查工作中都不會對間諜做出露頭就抓的事情來的，對暴露出來的間諜，基本上都採取監視的措施，以期放長線釣大魚，除非是被監視中的間諜有可能泄露極其重要的情報，或者該間諜可能脫離監控，或者該間諜已無監視的價值，或者是純粹是因為政治上的原因而必須加以逮捕。美國作為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情報力量的國家，在諜報戰中當然深諳其道。 

　　那麼我們來看一看金無怠案件發生前後的這三起間諜案，顯然並不是因為第一個原因而採取的行動，因為他們三人當時都接觸不到核心情報，特別是金無怠，已經退休幾年了，這樣的人還能提供什麼關鍵性的情報必須馬上加以制止呢？他們三人中只有波拉德試圖向以色列大使館尋求避難，卻被大使館逐出而遭到逮捕，金無怠與佩爾頓則對聯邦調查局的監視懵然無知，談不上脫離監控；至於說到監視的價值，至少可以說這三人被捕時，聯邦調查局還沒有徹底查清他們所屬的情報網絡，按照常理，這是應該繼續監視的。由此看來，美國人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倉促抓捕為不同國家提供情報的三個間諜，其最充分的理由就是因為政治上的原因了。 

　　我認為，這個政治上的原因主要就是當時因綁架蘇聯間諜尤爾琴科給美國情報工作造成了被動局面。當年8月，蘇聯的高級情報人員、克格勃第一總局上校尤爾琴科(Vitaly Yurchenko，曾任蘇聯駐美大使館的反間諜工作負責人)在羅馬投奔美國，向中央情報局提供了重要情報，美國曾大肆宣傳，聲稱這是美國“在間諜戰中的一次重大勝利”。不成想，在11月初，尤爾琴科卻突然脫離中央情報局的監控，逃回蘇聯大使館。在蘇聯大使館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尤爾琴科指責中央情報局綁架、關押、拷打他，並使用化學藥品向他套取情報，他的指控引起輿論大嘩，蘇聯政府也譴責美國的行為是國際恐怖活動，一時之間美國情報界成為眾矢之的，給美國的情報工作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名聲，使美國的秘密工作陷入僵局。美國政府為了擺脫困境，急於展示美國也是國際間諜活動受害者的形象，才採取突然行動在幾天間抓了為不同國家效力的多名間諜。 

　　當然，我說金無怠案件是因尤爾琴科事件而起的，並不只是因為尤爾琴科事件與金無怠等案件在時間上很接近。且看，在美國接連破獲了金無怠等三起國際間諜案，美國報界宣稱“美國反間諜能力增強”後，代表總統領導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協調各情報機構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法蘭(Robert McFarlane)卻在當年12月4日莫明其妙的辭職了。按理說，美國情報界在接連破獲大案後，作為總統的情報工作助手，麥克法蘭即使不能加官進爵，也應該指揮美國情報機關繼續前進啊，而他卻辭職了，這其中不能不說是大有玄機。而這個玄機就是麥克法蘭成為尤爾琴科事件的替罪羊，畢竟出了這樣的大事，是需要有人來負責的，中央情報局的局長凱西固然責任最大，但其位置過于敏感，如果下台影響太大，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雖然位高權重，卻不需要國會任命，所以尤爾琴科事件只好由麥克法蘭來頂缸了。這也正好說明金無怠等三人之所以在這個微妙的時候被捕，完全是因為政治上的原因。順帶說一句，這個麥克法蘭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雖然從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位置上下崗了，卻絲毫不能降低他為美國國家安全工作奉獻的熱情，後來的“伊朗門事件”就是因他而起的，當然這是後話了。 

　　在連續破獲這三起間諜案後，美國總統里根在對公眾的講話中稱，美國是國際間諜活動的受害者，美國的國家安全受到間諜活動的嚴重威脅，但“政府將毫不遲疑地根除任何國家的間諜”。里根的話聽起來好象美國是間諜活動的最大受害者似的。不過這連續三起間諜案所涉及的國家卻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以色列—美國的傳統盟國，中國—與美國關係正處於“蜜月期”，是介於敵友之間的國家，蘇聯—敵國，盟國、中間國家、敵國都對美國開展間諜活動，美國的國家安全豈不是受到嚴重威脅了嗎？這三起間諜案成為教育美國人的最好的案例。事實證明，美國官方以接連破獲間諜案的方式確實是成功的轉移了媒體的視線，化解了公眾對情報界的信任危機。最終這三名“間諜”的結局是，金無怠於1986年2月等待宣判時在拘留所自殺身亡，佩爾頓於1986年12月被判處終身監禁，波拉德於1987年3月被判終身監禁， 

 

三、間諜行為 

　　前面說到，金無怠始終是在中央情報局的公開情報機關工作，而逮捕金無怠又完全是因為政治上的原因，所以我們有必要再來分析一下金無怠提供的“情報”的價值。 

　　1985年11月27日，美國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大市東區地方法院第二次開庭審理金無怠一案，這次審理中控方提出了對金無怠的十七項指控。其中最關鍵的指控是金無怠於1952年向中國提供了朝鮮戰爭中戰俘營地點的情報、金無怠多次與中國的情報人員接頭送出情報、金無怠由FBIS攜走多份情報拍照後交給中國方面等，並提及“有時金送出之文件，由二位譯員用兩個月的時間，才能譯完”。因金無怠的行為“可能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嚴重的損害”，所以法庭還禁止金無怠律師的保外候傳的申請。 

　　（金無怠在受審後被安全人員帶離法庭） 

　　金無怠自詡是中美關係解凍的功臣，在他被捕後對自己出賣情報一事供認不諱，同時強調是自己的努力使中美關係得以緩和，因此，不僅無罪而且有功。據他在《自白書》中說，自新中國成立後，中美兩國先是交兵於朝鮮，後又對峙于越南，關係勢同水火，而中國又與蘇聯交惡，所以中國處在孤立之中，“那時我想如有一條可以直達中國最高領導的專線，則可在適當時期把勢同水火的中美兩國透過這條專線來消除表面接觸時所必不可免的極端猜疑和猜忌，而達成逐漸修好的情況”。這種機緣在他1970年4月調入FBIS總部後得到了，此時的他得到了可以參閱機密文件的資格，作為“中情局的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的政治情況瞭如指掌”，他看到了尼克松總統給國會的一份特別報告，提到中國人民是“偉大而有生命力的人民”、“美國應盡力促成和北京修好”，他說這一時期的中美關係已因1969年2月(此時尼克松剛接任總統)中國駐荷蘭臨時代辦廖和叔叛逃美國而陷入僵局，金無怠認為尼克松的報告是美國欲與中國修好的重要信號，將這一消息傳遞到中國的高層將會為“中美合好打開了大門”，所以他就在1970年6月將尼克松的這份報告交給了中國有關方面，而其後發生的事情就廣為世人所知了，先是當年國慶節時，毛澤東將美國著名記者斯諾請上天安門城樓，並向斯諾表示了和美國緩和關係的願望，然後就是中美“乒乓外交”，中美關係由冰封走向緩和。金無怠認為他送出的這份尼克松的報告直接影響了毛澤東的決策，也是他對中美兩國最大的貢獻，他說“如果毛不是知道尼克森(松)總統有意和中國和好的底牌，大約是不會這樣說的”，他這裡所指的“底牌”指的就是1970年6月他送出的尼克松的報告。目前網上關於金無怠的種種“傳說”中也都持這一論調。 

　　如果真的是金無怠於1970年6月送出的那份報告使得中美關係改善的話，那麼他確實是應該名垂青史的。但遺憾的是，歷史的真相和他一個人的“口述史”是完全不同的，在國內我們可以找到非常可靠的材料來推翻他的說法。熊向暉寫有《打開中美關係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帥對國際形勢的研判和建議》一文，詳細記述了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後，毛澤東安排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四位老帥對國際形勢進行研究的情形，四位老帥經過認真分析，於7月11日、9月17日分別向中央提交了名為《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和《對目前局勢的看法》的報告，在後一份報告中，四位老帥根據國際形勢作出了“尼克松出於對付蘇修的戰略考慮，急於拉中國。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係，這就必須採取相應的策略”的判斷，正是四位老帥的判斷才影響了毛澤東的決策思路，熊向暉的結論是“打開中美關係是毛澤東主席的重大戰略決策，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陳毅同志主持下，四位老帥對國際形勢的研判和建議”，從後來發展的情況看，四位老帥對當時國際局勢的分析確實是非常精準到位的。 

　　事實上，1969年就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上任伊始就出於遏制蘇聯的目的，極力尋找與中國修好的機會。1969年3月中旬，美國務卿羅傑斯發表講話對因廖和叔叛逃事件而不能舉行中美華沙第135次大使級會談“表示失望和特別遺憾”，7月，美國宣布取消美國人前往中國旅行的限制、取消對中國非戰略物資貿易的限制，隨後，尼克松又通過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和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向中國傳話，反對孤立中國的政策，希望美中關係能夠解凍，並稱將從台灣海峽撤走兩艘驅逐艦，以示誠意。當年9月，蘇聯總理柯西金專程繞道飛抵北京與周恩來進行了會晤，10月中蘇又重開邊界談判，中蘇關係趨於緩和的跡象進一步刺激了尼克松，尼克松立即向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下達了死命令，要求設法與中國外交人員接觸，傳遞美國願意恢復會談、改善兩國關係的信息。當年12月3日晚，在華沙舉行的南斯拉夫時裝展示會上，美國大使斯托塞爾緊追為躲避美國外交官而匆匆離開的中國使館人員，直言“最近我在華盛頓見到了尼克松總統，他說他要與中國進行重要的、具體的會談。”面對美國的急迫願望，中方也釋放了善意，於12月8日決定釋放1969年2月乘遊艇誤入中國領海而被拘留的兩名美國公民鮑德溫和唐納德。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因此得以恢復，接連舉行了第135次、第136次會談，在1970年2月10日舉行的中美華沙第136次大使級會談上，中方提出“如果美國政府願意派部長級的代表或美國總統特使到北京進一步探索中美關係中的根本原則問題，中國政府願意接待。”從而在中美兩國最高領導人的指揮部署下，為後來基辛格訪華奠定了基礎，冰凍三尺的中美敵對狀態開始解凍，中美關係的重大轉折拉開了序幕。 

　　無論是四位老帥做出與美國改善關係的建議，還是中美在華沙的接觸取得重要進展，都是發生在金無怠所說的提供尼克松的那份報告之前，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毛澤東還曾經親口說出：“我們兩家也怪得很，過去二十二年總是談不攏，現在的來往從打乒乓球算起只有十個月，如果從你們在華沙提出建議時算起有兩年多了。”顯然金無怠所說的是他為中國提供了美國的“底牌”以致影響了中美關係進程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他所謂的“在中美兩國化敵為友及結成盟邦方面起過關鍵性的作用”的說法更是不足為憑。尼克松報告的份量有多重，美國人倒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在對金無怠的指控過程中，並沒有把這份金無怠一再強調如何重要的尼克松的報告作為美國的機密來追究。 

　　對金無怠在1952年“向中國提供了朝鮮戰爭中戰俘營地點”的情報的指控說來也是可笑的。朝鮮戰爭的和談是從1951年7月開始的，1952年的朝鮮戰爭是打打談談的，影響雙方談判的很大一個問題就是戰俘問題，因為當時“聯合國軍”一方掌握的中朝戰俘人數遠遠高於中朝一方俘虜的“聯合國軍”戰俘，所以在談判中，美國方面就大做戰俘文章，對此中朝一方堅決反對，雙方因此而屢起爭執。掌握戰俘的真實情況對中朝一方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巧的是金無怠在當年進入FBIS之前正是在戰俘營里為美軍作翻譯，他確實是能夠了解一些戰俘里的情況的，至於戰俘營的地點他當然是清楚的，但這一條指控甚至在庭審中都被證人推翻，因為“中共戰俘營座落方位是公開的”，根本不能成其為機密。而且在1951年7月中朝一方與美方在第一次談判接觸中，美方代表喬埃就首先提出了雙方交換戰俘營地點和准許國際紅十字會探望戰俘的主張，從雙方正式渠道交換的資料中即可以找到戰俘營的位置情況，至於當時朝鮮勞動黨在戰俘營中的地下組織更是有可靠的渠道(這一渠道也為中國戰俘所間接使用)把消息傳遞到中朝首腦機關。據金無怠講，他1952年由韓國返回香港，見到了早就認識的在北京紅十字會任職的姓王的醫生，兩人自然談起中國戰俘營的一些情況，同時，王醫生給他帶來了出售金家在香山別墅得到的兩千港元，他將這筆錢與其大哥、二哥平分，這件事情就被控方作為他出賣情報獲取利益的罪行在法庭上提出來了。在美國的華文報紙上還有王醫生“曾給他以革命的影響，導致他為中共服務”的說法，這種說法為金無怠所否認。 

　　至於金無怠與中國方面的真正關係，除了他自述的出於幫助中美改善關係的願望而主動提供情報之外，更主要的還是金錢關係，這種金錢交易使得他在美國法庭受審時還得到了一項漏稅的罪名。金無怠不認為(至少是在他的自辯中不認為)他是為了金錢而做雙面間諜的，他說：“金錢可以發生‘風箏線’的作用，使得風箏不致隨時飛走，我為了表示要保持‘不飛走’的態度，以維持我所要保存的專線的暢通，所以才發生了這個金錢上的關係”，意思就是說他收錢的目的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表明自己長期供給情報的心跡。關於金錢與情報員的關係，著名的蘇聯間諜金.菲爾比(KIM PHILBY)在評論自己曾長期供事的英國秘密情報局(SIS，即軍情六處MI6)的做法時有這樣的說法：“總的說來，秘密情報局願意把它的情報員的名字列入其領工資人員的名冊里，因為他們接受報酬後就可以聽話了。不接受報酬的情報員往往不服管束，很麻煩。”從這個情報機關花錢買情報的通例來看，金無怠的做法似乎也無可厚非，但他接下來的說法就讓人對他前面的觀點產生了懷疑，他說：“實際上我所收受的金錢的大部分，都用在資助七八位大陸來美讀書和立足的青年身上，希望這也是對中國人民的一種貢獻，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他確實是資助過幾位到美留學的中國青年(都是他的親屬和舊交的子女)，這都是80年代以後的事情，而他收受金錢卻可以追溯到50年代(至遲也是在60年代)，那麼前30年他接受金錢的行為怎麼解釋呢？在周謹予的筆下，金無怠好賭好色(甚至二人因此曾鬧婚變)，“放浪形骸，及時行樂”，金無怠也自認自己的人生觀是“遊戲人間”，以今天的觀點來看，他出賣情報得到的錢很可能就是成為供他自由支配的“小金庫”了。對此，台灣學者張永誠看得很清楚，他說：“金無怠原本就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所任用，並非中共訓練再派出去臥底的特務，而且是在雙方建交之前即已出售情報給中共”，說白了，這種關係其實就是與崇高理想毫無瓜葛的金錢交易關係。 

　　在法庭上，FBI的探員也說明了金無怠是為了錢而出賣情報的，甚至在1981年他退休後，“曾擔心失去中共方面的信任和待遇，曾偽稱另受僱於美國國家安全局，並謊稱從該局取到一些資料，其實所謂資料，卻摘自市場銷售的描寫特工的小說《迷宮》的一些章節”，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是美國從事電訊情報和信號情報偵察的機構，前面說到的佩爾頓就曾供事於這個機構，而《迷宮》(PUZZLE PALACE)一書是美國記者詹姆斯.班福德撰寫的關於美國國家安全局內幕的著名作品，1984年國內就有中譯本印行了。金無怠把這樣一本公開發行的書上的東西當作秘密資料來賣，顯然他說的“改善中美關係”的動機是無法解釋這種行為的。為金無怠作證的唯一證人、喬治城大學教授史賓勒對金無怠泄露的情報的價值是這樣評價的，“其實在報章雜誌、圖書館，到處均可獲得，被告所送的資料並無驚人的內容”，控方的回應也是輕描淡寫，金無怠提供的文件“使中共得知美國如何研究中國之作業”，“即使一份普通的文件，也隱喻重要內涵”。 

　　此外，所有的指控中，雖然屢屢提及金無怠為中國提供情報，但最關鍵的一條我們卻沒有看到，那就是金無怠是受中國有關方面派遣到美國從事情報工作的，即金無怠是中國的情報工作人員，其實只憑這一條即使金無怠在FBIS的30年裡什麼都沒做，都可以給他定罪的。但在起訴書中卻沒有這個說法，甚至是金無怠在自己的《自白書》和答記者問中也沒有承認，這足以說明金無怠事實上並不是中國情報機關的工作人員。還有一條確切的證據，周謹予曾經問過金無怠是不是利用她的台灣背景來做掩護的，金無怠明確的說在與她結婚時，“並沒有與中共來往” ，請注意，金無怠在這裡用的字眼是“與中共來往”，而不是“為中共工作”，何謂“來往”？我理解就是金錢與情報的交易，至於網上所謂金無怠“1944年被中國情報機構招收”的說法真是不知從何而來。 

　　金無怠在為中央情報局服務的30年間，可謂是盡心盡力，考績極佳，所以才會在退休時享受殊榮。但這樣一個人美國是怎麼揪出來的呢？1985年11月22日，金無怠被捕後於午夜時分從拘留所里給周謹予打來電話，提到他被捕的原因他是這樣說的：“有一個人從大陸逃了出來，要求政治庇護，可是，又沒有證據，他說，他認識我，所以他說了我的名字。他們就把我關了起來”，他還說等天一亮他就可以回家了。輕描淡寫的幾句話說明金無怠並未意識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天亮後金無怠當然沒能回家，關於他被捕的事情卻立刻由新聞機構報道了出去，更蹊蹺的是，竟然決定當天下午就開庭審理他的案件。這說明FBI對他的監視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據負責辦理金無怠案件的FBI官員馬格斯(Van Magers)後來說，1982年FBI得到了一條來自中國的情報，透露了一名滲透到中央情報局的間諜的情況，但“我們也沒有關於他的更多的信息，除了知道他某晚在中國參加了一個宴會，並得到了一些獎勵，還在某個日子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這些線索中“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的說法並不準確(實際上是搭乘的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航班)，給FBI帶來了一些困擾，但通過分析這些零散的信息，FBI還是鎖定了金無怠，開始對他進行監視。 

　　現在網上提到出賣金無怠的人時眾口一辭說的是一位叫“俞強聲”的人，據有關資料俞強聲叛逃美國是1986年下半年的事情，那時候金無怠已經在獄中死了半年多了。前面說到金無怠在被捕當夜跟周謹予是這樣說的“有一個人從大陸逃了出來”，他的這種說法來自於與他初作接觸的FBI探員，其實這只是FBI人員在審訊中給他施加壓力的一種手段，在拘留所中，金無怠對此有也所反思，認識到這可能是FBI的耍的手腕，於是要求該人出庭指證，當然沒有得到回應，金無怠於是抓住這點，向法庭提出只要該證人能夠出庭即可證明他提供給中國方面的情報是有利於中美關係緩和的，結果自始至終這位神秘人物都沒有出場。在金無怠已死去半年後，才有媒體披露說是俞強聲出賣的金無怠，這一說法越傳越盛，最近幾年甚至還傳成了俞強聲因出賣金無怠而被有關方面暗殺身亡，但據海外的媒體報道，俞強聲時至今日仍在美國情報機關的保護下隱居。我想，關於究竟是誰出賣了金無怠這個問題，不排除某些人故意散布某些言論來混淆視聽，所以還有待於美國情報機關的相關資料解密時才能說得清楚，此處還是存疑吧。 

　　在拘留所里，金無怠把控方指控他的十七項罪名歸納為三部分，同時還作了一個非常樂觀的估計，“第一個韓戰部分，多半因無佐證而無罪，第二個間諜部分可能因有功而無罪，第三個逃稅部分可能因和第二部分有關聯而減罪”。控方曾向金無怠的律師提出認罪協議，只要金無怠主動認罪，可把對他的十七項指控減成一條，即“自認有陰謀作間諜的意向”，對此，金無怠仍然信心滿滿的說：“可能是獲知了我方的以柔道勝拳道的招數，自知要打不過我們所以想藉此下台”。同時，金無怠始終認為自己是決定中美關係的關鍵人物和有功之臣，甚至在獄中還盤算着如何在獲得“特赦”後向中國政府索取自己支付的律師費用。在拘留所中看到新聞周刊登載的中國時事，“目前鄧小平正面臨毛派重大壓力的困境”，他由此就認為“在這時候如爆出我案的內幕，對鄧無疑是雪上加霜，說不定可以促鄧倒台”，而如鄧小平倒台則會嚴重影響中美關係進程，他就以這個結論要求律師去請求時任美國副總統的布什出面干預他的案件，結果布什這個曾任中情局局長的情報老手對他的請求根本置之不理。 

　　事實給了他沉重的一擊。2月7日，法庭宣布共謀間諜罪、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罪、泄露機密罪、漏稅罪等十七項罪名全部成立，其中多項罪名的刑期都可致終身監禁，雖然判決結果沒有立即公布，但金無怠還是呆立當場。不過還押拘留所里的金無怠仍念念不忘自己對中國的“貢獻”，從心底盼着他的案子產生轟動效應，“現在的情勢逼得中國非承認我的角色不可，美國在這方面都有過好多次先否認再承認的例子，中國何嘗不可照作，現在我的案子越是大受渲染，越是轟動反而越容易解決”，並把監獄調侃為“神仙不易的生活”。但處身牢外的周謹予就沒有他那份表面上的平靜了，周謹予在給金無怠的信中說：“只希望你能五年就被放出來，這樣我還有個盼頭，如太久了，我大約沒那麼長的壽命，再說如果是十年才放出來……我不能接受，想想十年多長呀!” 

　　2月21日，金無怠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天。早晨6時30分左右，吃過早餐的金無怠向拘留所管理人員提出，該日是例行清潔檢查日，他的囚室的垃圾箱滿了，所以想要一個垃圾袋清理一下。7時15分左右，管理人員由囚室窗口遞給金無怠一隻乾淨的塑膠袋。7時30分，例行清潔檢查開始，管理人員從窗口看見躺在床上，但由於有水槽阻擋，沒看到他的頭部。8時整，管理人員清點人數，金無怠未到，值班管理員看到金無怠仍舊躺在床上，腳還在動。8時40分，管理人員因要查監，所以安排一在押人員去叫金無怠起床，沒幾分鐘，該人回來報告金無怠沒有回應，管理人員趕到金無怠的房間，打開房門後，發現金無怠全身覆蓋毛毯，“頭部套着塑膠垃圾袋，在頸部用鞋帶將塑膠袋綁緊”，但其身體尚溫，管理員立刻解下鞋帶、打開塑膠袋，施以人工呼吸，並呼叫救護車。但金無怠終於搶救無效而亡。事後，美國有關方面組織了驗屍，金無怠作醫生的次子見證了整個驗屍過程，證明金無怠確係自殺身亡。 

　　金無怠企圖自殺事先並非是沒有跡象的，2月12日他在寫給周謹予的信中說：“今早六時照例到樓下醫務室去吃第一次三顆藥時，女護士在我吃完藥時對我說管理處的人告訴她我自判有罪後有一種厭世思想，使她很擔心”，這說明他肯定是表示出了自殺的企圖，才為監所管理機構所知。以今日之推測，金無怠自殺也是有一定理由的，這場官司已經使得他傾家蕩產(因法院沒收和訴訟發生的費用)、名譽掃地(很多因案件而揭露出來的他的個人隱私)、萬念俱灰(身患糖尿病卻出獄無望)等，都可能會導致他自殺。但同時，其家屬也提出了三個疑點，一是金無怠自殺時所用鞋帶是在拘留所中所購買的球鞋鞋帶，金無怠一向卻不穿球鞋，而該鞋也比他正常穿用的鞋大三碼；二是金無怠每天一向在拘留所中吃的是治療糖尿病的丸藥，而在他自殺當天早晨拘留所里的護士卻給他用了針劑；第三，金無怠系窒息死亡，按常理是面部表情應該現出掙扎的跡象，但金無怠的遺容卻平靜。但懷疑歸懷疑，卻沒有什麼證據說明金無怠是死於他殺。3月3日，他的遺體被安葬在加州舊金山奧塔瑪哈墓園。 

　　行文至此，對金無怠這個雜糅着中西文化薰陶、雙重間諜身份的人物，我仍舊是懷着複雜的心情去看待的，只是希望我的敘述與講解對人們了解金無怠案件的真相有所幫助，就是我寫此文最大的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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