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台独结要先作空间大迂回 (蒋经国核心幕僚谈台独)(转贴文章)

● 作者为著名电影导演张彻，曾任台湾国防部简任专员（原载《明报月刊》2000年8 月号）

(本人评语：电影名导演张彻为香港人所熟识，以其曾在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核心工作过，对台湾社会历史脉络的了解和当时蒋经国应付台湾本土社会的对策，可让各位更明白两岸问题的症结在那里。各位网友在阅读本文和以前本人发表过的全部文章后，应可清晰了解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当前的局势。在文章末端有本人提供与本文有关的补充资料与网友参考，另文中的「王¤」是指王升将军)

　　本文作者是名导演张彻，他曾受蒋经国知遇，年未满30已被委为台湾国防部简任专员，后来却弃政从影，非不得志而改途，正因接近政治核心，看透外省籍人在台从政的困局。由蒋氏以“一手硬”、“一手软”轮替重用王¤与李焕，到本省籍李登辉的冒起，以至民进党陈水扁当选总统，皆可谓台湾政势所必至。他认为两岸的统一，要解开的是由日本人及国民党百年管治所形成的台湾人心结，固需要时间，国际上面对美国可能的干预，更需要时间、空间上的迂回，以求提升国力，方有望促成大业。

　　我虽以电影工作为正职，30 岁以前却曾从政，自大陆到台湾。也非从政不得志方改途，以仕途而论，我应算是“少年得志”的：抗战胜利后得国民党要员张道藩氏赏识，在他领导的“文化运动委员会”，协助“上海分会”的潘公展（时主上海市议会及《申报》）工作；张氏且一度要推荐我进“侍从室” （蒋介石的），但我宦情不浓，不想做那种太严重的工作，婉却了。

　　但我到台湾后，还是进入了政治核心，蒋经国氏在台湾首次任公职，是“国防部”成立一个“总政治部”为主任。在此以前，我已受蒋氏知遇，为蒋宅的座上客，“组部”之际，他约了一班亲信同游日月潭，商酌大计，我随侍左右。总政治部开台，我被任为简任专员，作为他的幕僚。台湾官职，院部长 “特任”以下就是“简任”，再下顺次为“荐任”及“委任”。我那时年尚未满30！后来王¤执掌军权显赫一时，被目为蒋氏的接班人，官至上将；然在当时的军阶，同我一样是上校。故我之弃政从影，可想真是自有见地的重大决定，不是由于仕途失意。

讲普通话被父兄斥“忘本”

　　我到香港来，人地生疏，全无知名度，支持我的只是一位女朋友（前电懋影星），而这种“女强男弱”的绯闻关系，还照例对男方不利；我能受张、蒋两位赏识，至少不是低智，自然一切都明白。其所以作一次人生赌博者，确是看透了台湾的政局，决无可为，才痛下决心。也正因为接近政治核心，才能看透全局！　　台湾受日本统治50年，日本人致力于台湾人民“皇民化”，学生上学只准说日语，说台语（闽南话）要受罚，而日本人的管治，确也较前此之清廷管治为佳。其后国民党政权是从大陆败退去的，也不受台湾人的尊重；国民党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有贡献，但本地人先入为主，只认为是日本人打下的基础，正如李登辉那一家人，多数觉得做日本人好过做中国人。“二二八”事件今已平反，其实问题有两面，一方面固是国民党带去的军队镇压本地人，但如不镇压，本地人也要屠杀外省人，尤其在南部。“新党” 初成立时，去南部发展，便受到暴力对待。

　　唐树备初出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时，我适在北京，有朋友介绍他和我谈台湾问题，一谈就近两小时。我告诉他有一次去南部，在一间日式咖啡馆，邻座有几个本省青年，用普通话（台湾称为国语）交谈，来了几个中年人，似是他们的父兄，当场斥骂说，“讲什幺国语?!忘本！”于是大家说台语，还夹杂着日语。如此心态，怎听得进“民族大义”?!

台军下层外省人渐少

　　当时大陆对台湾的思维，还以晓以大义为主题。须知日本人花了50年时间，国民党又花了50年时间，使台湾脱离中国，敌视中共，我们所认为的大是大非，未必使其认同。有些“天经地义”的事，不一定在另一时地也是“天经地义”的；如大陆地势西高东低，故凡水皆向东流，“大江东去”，“人生长恨水长东”，但台湾的中央山脉在岛上偏东，水皆向西流，正好相反。

　　蒋经国是头脑清醒敏锐的人，当时已看出了形势所趋，很难抑制，所以他一方面仍袭用蒋介石的方法，以军队和情治机构来镇压，“一手硬”；一方面逐渐对本省籍人开放政权，希望把台独化解于无形。他同时重用两个人：李焕和王¤ ，李焕管党，执行这“一手软”的政策，王¤管军，执行那“一手硬 ”的政策。后来蒋氏自己出任行政院长，总政治部便交给王¤。蒋氏用人自有一套，常对我们这些“左右”说“头等人才，三等职务，特等权力”，总政治部主任另以军方旧人担任，王¤是“执行官”，但权力之大，且凌驾国防部长、参谋长之上，执掌军队和情治单位的大权。

　　这一种违反多数本省人民意的管治，自然如坐在火药库上，以蒋经国的政治智能岂会不明？而且主要的管治工具是军队，军方上层虽仍掌握在外省人手里，但下级军官和士兵年龄渐大，终须退伍，而逐渐易为本省青年，一旦有事，要子弟去镇压他的父兄，其危可知，蒋经国自然心里有数。

　　所以他用的是一张一弛的手法，王¤的弓绷得太紧了，便要李焕来松一下，二人交替得势；但弓弦太紧固有断裂的危险，松弛下来危机却更快显现，地方选举便出了乱子，于是又不得不放开李焕，专用王¤。

本省人尽掌农工商业实权

　　但蒋经国本身年事渐高，健康情形日差，于是朝野上下以至国际上，都感觉到王¤可能接班，而王 ¤的高压政策又不得人心，所以会不会由王¤接班，就是定时炸弹爆发之日，蒋经国也觉察了此一危机。

　　于是他做了断然处置，把王¤ 外放去一个小邦交国做大使，明示不会要他接班。于是李焕又上，但李焕是“好人”不是“强人”，并无接班的才具，此所以造成了李登辉的机会。此后的事，众所周知，不用我在此介绍了。

　　台湾社会本以地主为中坚，辜振甫和连战之先世皆然，国民党陈诚主台时代，施行土地改革，用日本人经营的“国企”工商大企业的股权换地权，土地落在农民手中，而工商业落入原来的地主之手，农工商业皆入于本省人掌握。

　　“实力”全在本省人手中，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社群，只是随蒋氏父子来的军公人员、“老兵”和其后裔，在本地人心目中，却是“外来的政权”（李登辉经常提醒这一点），且还是靠台湾人供养！国民党政权代表的中国贫弱，而日本富强，台湾人在“日本人”中虽是二等“皇民”，但却是骑在更低的“ 支那人”头上，抗战中欺压甚至杀戳华人的“皇军”，其中就包括了台湾省籍的人，这政权又失去大陆，败退台湾，如何能受到尊重?! 李登辉之能篡夺和摧毁国民党政权，就由于此。

　　时至今日，外省人中的精英如宋楚瑜、马英九，有际遇，有才能，有民望，人到中年，也要努力学台湾话，求变身为“新台湾人”。蒋经国在晚年开放大陆探亲，也何尝不是为外省人留一条后路。

　　我自问不是为国为民的“志士仁人”，只是为自己打算的普通人，也不是不贪慕荣华富贵，如此坚决的求退，自然是因为看透了外省人在台湾从政难有前途。就算蒋经国自己的儿子章孝严，我总感觉他是借绯闻就此下台，脱出难处的困局。

　　香港有些天真的民主人士，羡慕台湾的“民主”，可就没有明白那是怎样的“民”！外省人政党“ 新党”去南部发展，被那些“民”以暴力对待；大陆选出的立法委员被骂为“老贼”；香港人去支持保钓，被喝骂“????，滚回去！” 如此的“民”来“主”，台湾还能有“中国人”多大的生存空间?!

(本人提供与本文有关的补充资料与网友参考：

台湾人曾欠香港人血债，其中恶名昭彰，双手沾满港人鲜血的宪查队长廖永清就是台湾人，香港沦陷期间，不知多少无辜平民，被诬指为抗日份子而死在他手上。他是港岛东区宪兵队长清水的手下，这是台湾人做日本走狗迫害自己同胞的典型例子，类似的例子在大陆则更多，廖永清在日本投降后和其它日本人挟带在港搜括而来的八吨黄金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乘搭白银丸号邮轮撤退广州，岂料在外伶仃铜鼓湾触雷沉没，他也命丧海底。

日占时的台湾总督府1912年规定，必须有日本人或日本资本加入，台湾人才可成立法定的近代企业，这种做法使台人商业活动碍手碍脚，近代企业几乎被日本人包办。直至1923年日本人全面控制台湾产业后才解除禁令。日本投降后，所有在台日人产业皆被没收，每人祗准带1000台币离台，大企业、厂矿和大片土地如糖业的土地(今日的台糖)，当然归国民党政府接收，小商店则日人老板多将店铺送与认为可靠的台藉男店员，再求他将来我的儿子来台时你再交还我儿子一些。于是乎有很多台人便从无产阶级一夜之间变成资产阶级，再以此为基础成为中小企业家，甚至如新光集团的吴火狮，便是以日人交与他的店铺为基础，再靠自己的经营才干发展成今天庞大的新光集团。台藉大地主则由政府以没收日人之企业厂矿股权，交换他们的农地，再售与农民；大地主便变成大企业家，辜振甫的台湾水泥公司便是这样得来的。日本人因战败而被迫将已牢牢控制的台湾经济各个重要的部门，甚至是一般店铺无偿交出，最后转到以台闽人为主的手里，这种资本控制权从一个民族转移到另一个民族的过程，祗有在枪口下才可完成的，总之如无大陆人民的抗日和光复台湾，台闽人只有继续做受日人颐指气使的打工族，休想取代日人控制台湾之经济。台湾人民在经济发展初期还享受着蒋介石从大陆带来的大量黄金，这全都是大陆人民的血汗，绝对没有丝毫是台湾人自己贡献的，二次大战时那一代台人不单基本上未有在摆脱日本或击败日本的过程中尽过丝毫的力量，并且还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参加日本军，为日本卖命打仗的族群(台湾人)却享受着这一切。今天台湾人还每年从大陆赚取百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台湾当局却勾结美日二帝搞台独分裂祖国，十二亿大陆人民怎幺不会气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