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也许主要不是靠企业的经营表现，而是靠政府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的支撑以及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的直接投资。

　　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像海尔、联想和希望这样响当当的大企业，但是相对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率，可以说我国的企业至今还没起飞，真正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还凤毛麟角。

　　归根结底，是金融制度制约了本土企业长大成强，因为似乎只有金融制度涉及到了资本所有权的流动性这个企业成长最重要的法宝。在我看来，中国资本市场最为致命的缺陷其实应该是资本所有权不能流动这个事实。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起飞以来，每年平均以8%-9%的高速在增长，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走进中国经济，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中国企业的成长局面并不像它的经济增长那样耀眼，相反，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企业的总体经营状况却每况愈下。

　　既然中国企业表现不佳，或者说微观经济层面长期存在着严重的低效率问题，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何以表现甚佳？另一个角度来看，既然2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那么为什么中国企业却一直表现不好？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值得深思。

　　投资支撑经济“飞长”

　　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互动式的关系。举例来说，近来经常可以从媒体上听到，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企业生产率的改善，特别是那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的经营绩效。言下之意，如果大企业的经营状况显著改善，美国的经济增长似乎就有了保障。反之，如果企业遇到了麻烦，要裁员、减薪，或者压缩投资和库存，经济增长马上就会受影响。

　　如果认同这种关系的话，我们显然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与企业绩效形成的剧烈反差表示困惑：不仅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生产率在整体上处于不断恶化的趋势之中，而且至今并没有造就出许多与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增长率相称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自己的企业。

　　解开这个困惑一个可能的线索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也许主要不是靠企业的经营表现，而是靠政府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的支撑以及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的直接投资。这些年来，相对于GDP的增长，投资在以更快的速率增长。去年，投资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2倍还多。而且，绝大多数投资是投到基础设施和新建扩建生产能力去了，也就是俗说的去“铺摊子”了：总的数量扩大了，但个量没有变得更有生产力。

　　就外资而言，这些年的流入规模越来越大，去年高达500亿美元，几乎分布在各行各业。现在，贸易已经占到中国GDP的50%，而其中一大半的贡献实际上是外资企业做出的。如果具体到像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大经济增长中心地区，可以说，外资或者外资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增长最重要的力量和源泉。

　　中国企业未成气候

　　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像海尔、联想和希望这样响当当的大企业，但是相对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率，可以说我国的企业至今还没起飞，真正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还凤毛麟角。远的不说，环顾一下身边比如日本、韩国的经济，可以发现，经济成长伴随着的是企业成长，而企业成长推动了经济成长。这里提一下印度的例子。

　　虽然从规模上讲，印度经济只有中国一半，但是这些年来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着6%的不错记录。进一步看，印度在经济成长过程中逐步壮大了它的企业，今天它已拥有大量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根据哈佛大学商学院黄亚声教授提供的资料，中国最大的私人企业集团是四川的希望集团，1999年的年销售额约为6亿美元；而印度最大的私人企业塔塔集团（TataGroup)，1995年的年销售额就达到72亿美元，仅茶叶这一项，每年的销售额就有1.6亿美元。在制药行业，印度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兰巴可西公司（Ranbaxy)，1995年的年销售额为22亿7千万美元，相比之下，尽管中国的药品市场三倍于印度，但是中国最大的制药企业三九集团的年销售额仅6.7亿美元。即使撇开希望集团或者三九集团比印度的对应企业在规模上还有较大差距这个事实不谈，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像海尔、联想、希望这样的企业少之又少。

　　制度制约企业壮大

　　由于政策原因，我国经济成分中最有活力的本土民营企业长期以来受到国家种种限制而步履艰难，外资企业却享受了很多优惠条件而发展迅速。然而，在夹缝中生存并不是本土企业不能长大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制度制约了企业长大成强。这个制度就是金融制度，因为似乎只有金融制度涉及到了资本所有权的流动性这个企业成长最重要的法宝。

　　分析大多数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企业的成长经历和背景，就会发现，本土小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成长是离不开金融制度，特别是资本市场提供的帮助的。几乎可以视为一个规律的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成功的和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几乎都是从本土民间企业成长过来的，而且绝大多数本土企业都是个人创办或家族创办的小规模企业。

　　在我看来，早期那些本土弱小的家族企业能做强做大，主要还是依赖了已经存在的资本市场的作用，与其说是企业的成功，还不如说是资本市场的成功。虽然就融资功能来讲，资本市场并不是那么独一无二，因为银行的功能是可以取代它的。但是，资本市场的存在给企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筹资渠道，更重要的，它为那些有活力的企业成长壮大提供了快车道。只有在资本市场上，有效率的企业才有可能容易地“消灭”那些没有效率但有投资价值的现有企业。这是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的存在给这个社会提供的最重要的整合功能。所以，如果说资本市场可以有效帮助企业的话，那么这种帮助就应该表现在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能够进行资产重组或企业所有权变更的能力和机会上面。

　　在西方，资本市场的存在使上市公司的并购可以在瞬间完成，而且并购可以超越空间的限制和阻隔，这为有效率的企业做强做大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恰恰是这个最重要的功能在中国却受到政策的严厉限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资本市场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发展还主要表现在资本市场的规模方面，或者仅仅集中在筹资功能方面，资本所有权的流动或者企业的并购没有作为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加以理解，结果，尽管允许资本市场存在和发展，但资本所有权却人为地受到限制而不能在市场上自由流动。

　　这些年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受到了许多严厉批评。总体而言，这些批评是针对中国资本市场体制缺陷的，主要是指缺乏活力和生存能力的国有企业被鼓励和支持在资本市场上优先获得融资权利，而大量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却不能进入资本市场。但较少被人指出的、甚至是更为致命的缺陷其实应该是资本所有权不能流动这个事实。由于资本所有权不许流通，大规模的和经常性的企业产权交易不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发生和完成，大量有效率的本土民营企业不能顺利进入做强做大的快车道。今天，我们都谈论所谓“核心竞争力”，在我看来，离开了资本市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靠单个企业自身修行往往并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就算企业有了自主研发和专利技术，但要迅速地在市场上成长壮大，没有资本市场的整合功能是不可想象的。说到底，大多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企业抓住了资本市场的机遇，在市场上有效地进行企业重组和资本运作的结果。

　　中国在企业改革的政策上始终保护着国有企业，资本市场的设立和发展也试图拯救国有企业。本土民营企业虽然在经营体制上比国有企业有优势，更有效率，但却被挡在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之外，只能靠非正规的融资和自身的积累艰难爬行。本来，大多数生产领域的国有企业虽然已不再为社会经济创造什么价值，但在资本市场上却可能具有战略投资的价值。如果我们的民营企业能够进入资本市场，资本所有权能流通起来的话，大量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是可以幸运地登上企业做大做强的快车道的。这样的话，中国的企业转型过程就会顺利得多、成功得多。但是，由于歧视民营企业，限制资本所有权的流通和交易，不仅连累了整个资本市场，而且使得企业转型至今没有走上良性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