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究竟是谁打的？究竟是谁领导打的？

　　中华民国历史的第二大历史阶段，是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它的前期自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后期自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

　　我们先看它的前期，即中华民国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显然，我今天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叙述中华民国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更不能说尽中华民国成千上万的抗日英雄是怎样地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的，我甚至都不可能将中华民国政府军——不含中共军队的所谓国民党军队，长期血战倭寇的一桩桩、一件件英雄业绩，作一个较为具体的介绍。但是，只因为中国大陆知识界、思想界、历史学界和广大民间，将中国国民党的抗战当成一篇篇大无畏英雄史诗的日子，早已来临；成千上万种不得不包装起来，甚至成千上万种已经敢于剥掉包装的抗战反思着作，包括大量的抗战纪实着作，已经在我们祖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成为人民最为青睐的书籍和杂志；因此，我在此仅想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还有蒋介石先生，在八年抗战中所决策的大战略，所作出的大牺牲，所做出的大贡献，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分别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和取证，以使朋友们从中窥见一点抗战的历史真相。

　　第一，蒋介石早在一九三二年、即“九一八”事变后一年，便萌生了“修好西南、以为将来的抗战做大后方”的持久战思想，。一九三五年，蒋又宣誓似地说：“只要我们能够坚守住云、贵、川三个省，哪怕是丢失了关内的十五个省，我们都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此后，当全面抗战爆发时，他终于决策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大战略，一方面命令津浦、平汉和平绥三线的我军对日军进行节节抵抗，而且诱敌造成上海“决战”的态势，从而迅速地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而这个狂梦，就建立在日寇企图“由北向南分线切割我后方战场，根绝我建立西南大后方，并要将我军由西向东赶到大海里面去的”阴谋战略上面。然而，由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所决策的这个大战略，以及组成这个大战略的每一场血肉横飞的大会战，上千场血流成河的大型战斗，除掉由蒋先生及其军队赴汤蹈火以外，不说中共不抗日，就是中共抗日，也不是它当时仅有的二万陕北“红军”所敢想象、所能完成的。

　　第二，纵观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到底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反思中的中国大陆历史学界，对此在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小心的求证之后，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些足资证明的数据：除掉东北人民自组抗日联军抗日，和蒋介石领导与决策的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以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八年间，国民党军队曾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大型战斗一一一七次，小型战斗二万八千九百余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达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军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毁机二四六八架。海军舰艇几乎打光。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就有二百位之多，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公开承认的就有八十五位。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青年军官中，就有一万名壮烈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个月。在历次大型会战和战斗中，国民党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团、甚至整师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历史的事实尤如大陆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蒋介石不但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而且自始至终地顽强地领导着抗战。”他总是亲临前线英勇沉毅，最后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数次险被敌人所害的事迹，实在已经使今日中国大陆人民感慨万端。一九九一年由北京团结出版社所出版的“蒋介石传”，以及大陆出版的各种“蒋介石传记”，特别是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一九三七》一书，早已对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和抗战领袖的伟大精神和英勇行为予以了大胆的和直接的歌颂。

　　第三，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抗战的成就是什么？它的成就，一是保存了我们伟大民族的血脉，使得在历史上曾三次遭遇外族入侵的中华民族，虽然宋亡于元，明亡于清，但是，中华民国却没有亡于日本！这实在是比天还要大的功劳。二是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不仅在战争中废除了百年来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而且在战争中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五大领袖国之一，联合国三大宣言起草国之一和联合国四大创始会员国之一。使得近代以来备受欺凌和侵略的中华民族，获得了从来不曾有过的世界地位。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重庆人民为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而狂欢的情景，实在是催人泪下。而孙中山先生就曾将“废除不平等条约”当作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第一个标帜。中国大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政府抗战反思巨着——《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史》一书，不仅将当时的情景作了极其动人的描述，而且将人民在狂欢中所高唱的歌曲重新发表如下：

　　　　五十年革命流血，　　　　五年半作战牺牲，　　　　挣断了枷锁，　　　　唤回了汉魂，　　　　埋葬了沉重的历史，　　　　展开了民族的新生，　　　　正义已获得申张，　　　　神州已重睹光明……

　　第四，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的影响是什么？其一，它告诉了全世界，中华民国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坚力量和领导力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直接的和关键性的贡献。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在他的演说中这样说道：“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败了……那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规模进攻，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美国著名教授易劳逸先生则在他《毁灭的种子》一书中，为国民党军队的英勇抗战说出了这样的公道话：“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道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斗中，整整坚持了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它则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他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对速决胜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他们从沿海地区撤退，远离交通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转向了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努力，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否则这些日军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如果历史在一九四五年之后对国民党人仁慈一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够成功地在大陆建设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们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的英雄史诗来叙述。然而，由于战后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败掩去了光彩……”然而，易劳逸先生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全世界势利的历史学家们都可以因为“墙倒而众人推”，而将中国国民党人血写的抗战历史掩埋罄尽，但是，处在痛苦反思中的中国大陆人民和人民自己的历史学家们，却终于开始将中国国民党人抗战的事实，当成了一篇篇辉煌的“史诗”，来加以叙述和歌颂了。此其一。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它告诉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告诉了我们一个“人民有权力知道的历史真相”。这个真相就是“抗战是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打的，抗战是国民党军队洒够了自己的热血才打赢的，抗战是除掉中共以外全体中国军民艰苦奋战、流血牺牲，才迎来了它最后的胜利，才使我们没有亡国亡族。”然而，令人痛心的却是：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中绝大多数竟于四九年之后，成了中共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监督劳动，不仅失去了人身的全部自由，而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共产党的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黑暗时代，他们的万古奇冤是无处可以申诉的。

　　其三，尤其重要的是，正是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抗战，才向我们提出了“权力的历史合法性”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如果一个坚定地领导了卫国战争、顽强地坚持了对日抗战、直至完全战胜了外国侵略的政权和政党，都不具有权力的合法性，那么，谁还能拥有对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合法性权力呢？如果这样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作出了如此巨大牺牲的政权和政党，在刚刚赢得了那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反侵略战争之后，就立即遭遇了一定要被打倒、被推翻的命运，并且要打倒和推翻它的，又是一个绝不抗战、甚至卖国通敌的政党和军队，而且这个政党非但夺取了权力、甚至攫取了权力的“合法性”，如此，历史的公道何在？更何况这个劫夺了权力和“权力合法性”的政党，又在此后五十年的统治中，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推向了史无前例的残暴统治之中，为它所迫害至死的中国人民居然是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四倍以上。朋友们，这个令人瞩目惊心的历史事实，是不是早就应该提醒我们注意：在现当代中国，谁才真正具有“权力的合法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