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台政策的修正路线，是台湾经历政党轮替後的头一遭，更是即将上台的内阁必然面对的新挑战。北京何以在蛰伏观望近两年之後，选择在台湾新内阁新国会组成前夕，主动倡议重启复谈机制，扩大两党交往等诉求，已受到台湾朝野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议论。

影响北京战略转向的考量，内有党政军权力的世代交替，争逐权力分配的主导地位，外有美中关的巩固与稳定，北京领导核心亟需在关键时刻抓稳两岸关，作为掌控权力的操作筹码。因此，钱其琛此时强调和平手段的对台政策，犹如九八年「辜汪会晤」前的政治氛围。国安部门当前政策评估的重点之一，就是九八年复谈的契机是否再度重现？

当时因李登辉总统曾於九五年应邀访美，导致两岸两会谈判陷入长达近三年的僵局。九八年一月廿六日，钱其琛即在「江八点」三年的讲话中透露有关北京希望复谈的重要讯息与对台政策的基本思维：

「三年来，我国政府顺利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美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由於我们力量的发展；由於我国外交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国际地位进一步显着提高；由於一个中国的原则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和绝大多数国家确认，任何想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和在国际上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更难得逞。」

「实现两岸政治谈判，就可以为解决两岸经济性、事务性问题创造更好的条件。因此，进行两岸政治谈判已经客观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是势所必然。海协与海基会应当扩大交流与接触，为及早实现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寻求共识、创造条件。」

显而易见的，钱其琛所提出的前述「三个由於」应该是北京重新思考，并有信心推动两岸复谈的关键。北京对台政策左右摆荡的规律，完全反映自一九七九年「中」美外交关正常化以来，北京对美与对台政策同步思考的基本操作模式。唯有「中」美关稳定发展，台海关才可能有所突破，这是影响两岸复谈的外部环境因素。中南海领导人已能深刻体悟：「从北京到台北最近的距离，就是经过美国华盛顿」。

美「中」最近一年来经历军机撞机事件、九一一事件後合作反恐，互动关，跌宕起伏，目前则趋於稳定阶段。政府决策人士即解读说，美「中」关稳定，的确是有利北京发动新一轮对台工作的外部因素。

内定阁揆锡日前在会晤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时，辜氏即认为，中共对台部门在经过长时期的「听其言，观其行」之後，再度提出有关复谈的说法，相当值得重视，他并建议揆应可考虑在二月中旬向立法院提出首次施政报告时，审慎地回应钱其琛的各项政策谈话。

事实上，一九九八年二月廿日，当时刚接任阁揆的萧万长，在立法院施政报告中即曾回应钱其琛当年的谈话，并公开倡议两岸当局：「以第二次辜汪会谈为起点，只要有助於海峡两岸和平发展以及国家民主统一的议题，均可以一步步提出来展开沟通和对话，尤其是针对影响两岸人民权益至钜，因交流衍生的问题，双方早已同意纳入协商议程，应该优先进行。」

令人意外的是，四天之後，即二月廿四日，海基会的「传真热线」重新启动了。它不但融解两会冰冻两年多的僵化关，更推进「辜汪上海会晤」的历史进程。海协会当天电传函件给海基会，倡议「愿意接受有关方面授权，与贵会协商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事宜，并随之着手安排重开经济性、事务性议题商谈。」

这是九五年六月十六日，海协会因李登辉总统访美，推迟两会制度化、定期化的会谈之後，首度表态愿意恢复商谈。海协会在这封关键转折的促谈函件中，并未提到「一个中国」的前提条件，更未纠缠九二年香港会谈的争议，仅务实地表明两会应速复谈的既定立场。

对共产党来说，开启政治谈判，是一项攸关统一大业的长期斗争；中断谈判，也是一项策略性的政治斗争。海协会当年并不是因为萧万长讲了「什麽都可以谈」，就改变既有压缩谈判空间的斗争策略。北京当年在推迟两会谈判两年八个月後，主动抛出复谈讯号，关键是北京自认为经过外交与政治斗争的经验总结後，已有信心对台展开政治谈判的新攻势。

中南海近年处理台湾问题的策略考量，不仅从对美与对台的角度思考，往往还是从巩固权力的角度出发的。在今秋中共十六大，以至明春第十届全国人大之後，江泽民即将陆续交卸党政军大权，但在台湾政治结构急遽转型，两岸关持续产生量变与质变之际，时间的压力，迫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不得不面对政治现实，自我解套，准备与陈水扁和民进党打交道。江核心团队宣示有意复谈，何尝不是「我其谁」的政治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