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已经成为欧美日着力维护的既得利益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开始对外开放，开放的战略定位是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当时国家经委副研究员王建等人提出了使他名噪一时的“国际大循环”理论，说中国要发展产品密集型产品出口创汇，然后用外汇购买西方的先进技术来装备我们的重工业，然后通过重工业技术的升级来装备我们国民的各个部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提高我们的整体的竞争能力。这样的设想里面，就有决定性的缺陷：用轻工产品创汇去装备重工业，这实际上要求把轻工业部门和沿海地区实现的经济利益，向重工业和内地工业基地转移。刚刚好改革后，我们的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下降了，我们的市场变动结果，恰恰导致了轻重工业之间经济上的循环断裂了。因为在实际中无法完成这样的重大利益转移，这个在战略实施的后果就是中国产业迅速发生边缘化，边缘化的后果是装备工业的衰败，原来分配给重工业部门的资源，实际上经过压缩调整结构反而转移到轻工业部门，结果形成加工型产业的独自膨胀，这是中国产业边缘化的第一重表现。

　　边缘化还有加外一重含义就是工业的净增加值率急剧下滑，使得中国工业企业连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发生困难。边缘化在这个意义上三个表现，一个表现就是企业无法完成正常的资本积累过程，不能顺利完成正常积累过程的企业如果作为竞争实体，很显然其竞争力是无法提高的；第二是企业对国家的财政贡献不足；第三是对工人不做维持最低生命再生产的工资给付。在改革开放以后，作为一个错误的产业政策导致的全球第三世界国家的同类产品价格急剧下跌，扩大了原来就有的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扩大了价格配置资源的流量，极大地有利于第一世界，不利于第三世界。结果是中国用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击败了我们的朋友，帮助了我们的敌人或者竞争对手，这是中国新时期外交困境的产生根源。

　　结果在中国错误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和膨胀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1970年代曾经开始出现严重分化的欧美日，又重新找到了共同利益―――是日益扩大的垄断价格同盟的共同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折椅既得利益地位，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愿望要联合对中国施加政治、文化、军事各方面的压力，希望中国继续目前的错误发展战略，由中国来保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竞争性低价格，维持甚至是扩大价格配置资源的效应，确保大量资源继续沿着当前的国际市场价格差距源源不断地从第三世界流向发达国家。这是全球资源分配有利于欧美日的一个最重要事实，因为中国当前这样一个政策实际上也不利于自身的发展，欧美日对中国继续维持这一战略并没有信心，因此他们就越发感到需要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促使中国政府不偏离这一政策。

　　伦敦战略研究所已经死了的所长西格尔，写了一篇文章《要把中国当回事吗？》（英文是DO CHINA MATTER）发表在美国外交季刊上，这篇文章说，中国过去150年来一直是拒绝融入国际体系的。在这位先生看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的诚意和蒋介石的热诚都是虚情假意，从顾维钧到时殷宏们的努力言说都是废话，在这位先生看来都是一钱不值的，只有义和团和毛泽东才是代表中国真实立场的，他们看起来只相信“只有捍卫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那样一种政策是真实意思表示。因为中国精英阶层一百年来的诚意和言说，所追求的在新殖民主义国际体系里面就位的政策，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作为资源流出地区，都是违反中华民族利益最大化的。今天中国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在世界市场压低第三世界的出口产品价格和实际的资源分配地位，这本身不利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和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无论中国政府表示出多么大的诚意，都不可能得到西方的信任。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继续在这一轨道上运行，中国在外交上就要继续承担欧美日的长期不信任和联合压力；这一战略的执行，实际上是继续疏远和损害第三世界的经济利益和全球资源分配地位，结果也不可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间争取到真正的同情和支持；而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恶性膨胀是庞大资源流出国境为条件实现的，降低了国内实际可供分配的资源数量，不利于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和内部矛盾的缓和，中国因此难以实现真正的内部整合，这也一定要反过来招致外患或者外侮。

　　2、弱国如何进行外交

　　我们只要深入分析中国的外交处境，就会发现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国家中，美国与它们的双边关系都要好于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在美国宣布中国是“头号战略敌人”或者“战略竞争对手”的时候，中国在外交上几乎没有操作空间。而且原来在七十年代已经分化成了三个世界的态势，现在我们不仅看到不到第二世界，也看不到自觉的第三世界了。这个过程，正好是中国促使欧美日完成整合过程，同时中国以经济上的恶性竞争分化了第三世界。要解决中国今天的外交困境，要回首看从前，九十年代的毛泽东热，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工人农民基本生产和生存条件的被破坏，他们自然地想起了毛泽东；中国今天外交困境和国际地位的恶化，也油然而生对毛泽东的怀念。从这条路走下去没有前途的事实，已经得到了许多人的确认，而回头看去，就发现是毛泽东一个人站在正确的地方，我认为这可以解释毛泽东热，这也可以解释我们国家今天的内忧外患。

　　中国要解脱今天的外交困境，就要按照中国国民福利水平最大化的经济发展方向，去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盲目的外向型和国际大循环战略，在经过事实的教育之后应该进行深刻的反省和坚决的调整。我国在外交上首先面临的是“头痛要医脚”，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在一开始就在经济发展上走错了路，走错了路就要进行经济战略性调整，通过人民币强制升值来强制性进行国内的产业整合和产业结构调整，把我们的重工业特别是装备工业重新发展和装备起来，庞大的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要进行有意识的压缩，让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多的留在国内改善我们国民福利。切实执行劳动保护政策，让我们的打工仔在城市能够挣到养家糊口的钱，提高我们整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让我们的财政能够得到足够的支付能力，改善政府就是乱收费的形象；也使我们的资本家以及其它的民族企业能够具有足够的资本积累空间。这将有利于实现中国内部实现更高程度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今天在国内经济上、政治上特别是思想上的严重分化现象。按照孙子的说法是要“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我们要优先完成内部整合，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内政治服务方向，等待美国的困境继续发展和西方的分化的加深。美国越是复兴旧殖民主义规则，就越要引起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弹，如果美国把旧殖民主义把戏玩到底，我们就肯定可以看到欧洲和美国进入常规军备竞赛过程。

　　终止中国产业为了外向型目标，必须把“生产者剩余”转让给西方消费者的边缘化现象。这样中国实际上意味着要让出一定的国际市场份额给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这个过程也一定会促使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价格适当上升，改善第三世界包括我们自己在全球资源分配上的劣势地位。在这一程度上，我们与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竞争程度降低，双边关系能够得到相当程序的改善，同时中国减少资源流出，我们国家在内部整合上依托这样一部分少流出的资源，是有更大希望的。

　　有得利者就必定有失利者，毕竟是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还要起作用，在这个过程背后，欧美日将要遭遇到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价格的一个上升过程，在全球市场上由于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的距离拉近，资源流向发达国家的数量会减少。而在欧美日国内民生产品价格的上升，面临的可能是资本家和工人为了工资举行更艰难的谈判或者斗争；在国际上欧美日面临的从第三世界国家流出的资源数量在减少，对一个日益缩小的馅饼，在分割上各国会面临更多的争执；在国内他们面临的物价上升，会自动地引发劳资矛盾，影响到他们国内的顺利整合；在国际上流出资源数量在减少，分割方面的协调会更加困难一些，也意味着垄断利益同盟内部程度的整合程度下降，这两者正是我们作为竞争者所需要的效果，垄断价格的既得利益同盟国家之间及其国内阶层的分化，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在外交和对外战略上，因为我们是弱势国家，能够调动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资源有限，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进行主动的政策操作和控制，实现有利于中国的国家组合形势是没有太大空间的。弱国难以进行有效的外交操作，这是由中国的弱势地位决定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这样的弱国企图要去离间别人，要收买别人，要与别人结成同盟，我们确确实实缺乏这样一些强有力的手段。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没有能力整合周边国家，实现亚洲达到欧盟那种形式或者程度的整合，只能在短期内容忍美国在我们的周边执行分化亚洲的政策，并采取“有理有节有利”的谨慎应对政策；我们也没有力量去离间欧洲和美国，也没有能力促进欧洲和俄罗斯的军事和政治关系，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需要一个持久战的战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有一点应该做的是要通过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尽可能少受欧美日垄断利益同盟的盘剥，增强第三世界的力量，这也是一个艰难的长期调整和等待过程。

　　总而言之，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利，中国没有立竿见影的对外政策选择，有的只是通过艰苦长期的经济调整过程，追求长期形势演化的有利趋势，所谓的持久战就是在现实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等待长期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过程，一切外交的招法和机巧嗜好，实际上都反映的是这一关键问题：试图回避中国短期力量不足的现实而又缺乏长期竞争的战略意志。国际关系中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利益调整过程，在国际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又违背真实国家力量对比的事情，这样的急功近利思路对中国而言是有害的。我们对于冷战时代的经验和教训，要认真进行总结，不能忽视赫鲁晓夫的愚行及其恶果，对于弱势的一方而言，丧失战略竞争意志的后果，只能是意味着失败。中苏论战中间，关于如何与帝国主义国家相处的问题，还是按照毛泽东的眼光，要在文化和政治是采取攻势策略，而在军事力量部署和经济是则要选择防御战略，这是由于我们在力量上不足的现实决定的；我们能够在政治和文化是采取攻势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经济和军事上的扩大与侵略要求决定的，使得我们能援引道义立场和无形的资源来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

　　在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因为力量不足，需要在经济和军事上采取防御战略为主，在经济上采取防御态势的关键是要把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在能更好地提高我们的生产水平和国民福利水平上，减少资源流出，缓和国内的矛盾追求更高程度的整合；对外我们要把外交重点放在第三世界国家身上，只有不是垄断利益同盟的成员，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真正的朋友和战略少的帮手。在这个过程中，要争取第三世界同我们一道，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要采取攻势战略，这种攻势战略要深刻质疑到现在国际经济关系的合理性问题，以及国家之间资源流动规则的合理性问题，这是我们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这种攻势战略其实是在我们力量与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在物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格外需要援用无形的文化的力量，来弥补我们的不足。

　　3、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合作空间和巨大利益

　　如果我们认真进行了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为核心的长期政策，我们的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恢复，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复兴或者工业化进步中，我们刚刚好具有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的工业装备出口，不是西方那种劳动力节约型技术，生产的也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高档产品，在根本上是适应第三世界国家需要的。中国的技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和民众而言，正是他们所需要的“适度技术”与“适度产品”。中国应该通过国家力量的帮助，发展和壮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利益，毕竟第三世界国家不仅处于经济上的不发达状态，而且这些国家多数是人口和领土有限，资源禀赋不足的国家，在经济是难以真正具备独立资格的，而中国人口地域广大，资源门类齐全，是具备填补这个不足的资格的，特别在毛泽东时代长达30年的自主发展，使得中国也具备这样一个技术和产业基础。这样中国可以通过帮助第三世界的自主发展，解脱产品出口上的边缘化现象，同时在这样一系列的经济互动过程中，配合技术培训、售前售后服务，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紧密文化、政治关系，把朋友交情深入发展和巩固下去，这样一系列的长期交流，应该作为基本不变的国策，长期进行下去以促进我们同第三世界的关系。

　　关键是中国出口资本货物帮助第三世界加快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提供的这些资本货物并不是必须转让“生产者剩余”的低价格，在竞争上西方国家已经不生产同类产品了，而其他国家又难以发展与中国相对应的产业替代关系，这样一个产品档次和系列的竞争性不会特别高，产品实现的价格条件不会特别苛刻；而中国大力发展这样的产品出口，在国内产业结构上轻工业独自膨胀的态势也可以得到逆转，这样中国产业边缘化的两大特征---低附加值和轻工业独大---都会被冲淡，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第三世界，这个过程的背后实际上也意味着：第三世界的发展究竟是一种依附性发展还是自主发展，也同时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开发利用过程是第一世界主导还是第三世界主导，有了中国的帮助自主发展的成分就能够大幅度上升。

　　与第三世界合作的核心问题在于，这样的贸易可能都意味着需要中国政府的长期信贷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缺乏的是硬通货，丰富的是资源，中国回收货款需要耐心等待着工厂开工与投资回收过程，在这样的过程里，国内单个的规模不大的生产企业不适合作这样的贸易主体，需要国家作为出售方，并通过外交和国家政治保证方式，消除或者降低长期货款回收的风险。这样的贸易方式本身，就是在政治关系上去密切经济关系，良好的政治关系反过来为经济关系服务。

　　我们与第三世界的亲近过程，必定是他们与第一世界的脱钩过程，一切国家增强了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性，都是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美国掌握的单极世界，都是有利于中国外交和安全处境改善的，都是值得中国通过长期努力去争取的，并在各个方面加以支持的。

　　　　二○○三年八月十四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