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部环境严峻

(本文摘编自《国际观察》2001年第3期）

目前，我国已经面临一个相当严峻的外部环境。这种严峻性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美国正在进行以中国为主要威胁的国防战略调整。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失去了主要对手。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以后，美国的战略框架在小布什政府上台以后已经逐步明朗化：美国力图把目前所具有的军事、技术、经济优势转化为长远的战略优势，排除任何可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使美国在21世纪的至少50年内，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构成挑战。为达成这样的战略目标，在安全领域美国明确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代替冷战中的主要对手苏联。随着这种战略框架的转变，美国也提出了把军事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太平洋地区，其主要矛头指向中国。

作为对这种战略思维框架的支持，美国改变了过去所依赖的建立在确保相互摧毁和大规模报复基础之上的安全平衡，而力图通过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确保本土和盟国的安全，把对手置于战略威慑能力被剥夺的地位。

同时，美国通过新军事革命，力图把现行的先进技术转化为军事能力，发展全天候、全方位的卫星侦察体系，把敌手置于安全暴露的状态之下，又大力发展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以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可以实施对对手的战略打击。

虽然美国的这种战略调整还刚刚开始，但它已成为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随着美国的战略调整，在军事上我们与美国的距离也将拉得越来越大，造成中美之间在信息和能力上的极度不对称。虽然今天我们并没有理由断言美国一定会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美之间在军事能力上极度不对称的结果，会导致美国把中国牢牢地限制在一个框架内，使中国无法挑战美国，而美国则在内和外对中国都具有很强的制约力。随着美国战略优势的上升，在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上，美国必定会进一步介入，迫使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行使主权。

虽然中美关系内容是丰富的，并不只有安全问题一项，其中经济关系占有重要的地位。确实，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会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这种关系的发展更会进一步加快。中美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中美之间形成建设性关系。但是，当美国在战略上确定中国是主要威胁来源之后，经济关系无法改变美国的基本战略思维。而且从经济关系上看，中美之间也存在不对称：中国有求于美国的多，美国有求于中国的相对要少。在美国新的战略框架下，经济上的不对称将被进一步扩大。因此不能把经济关系作为中国因此可以改变与美国战略关系的支点。

另一方面，台湾近10年来通过"民主化"和"宪政改革"的方式，走上了"国家化"的道路，改变了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中华民国"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定义，它的"合法性"来源和所包括的"领土"范围被定义为只包括"台澎金马"，而不包括整个中国。"中华民国在台湾"代替了原来的"中华民国"，成为大多数台湾民众对"国家"的理解和认同，而现行的台湾政治制度则成为支持这种认同的政治基础。同时，台湾的分裂势力有了很大发展。台湾的执政当局，从李登辉到陈水扁都主张"两国论"或台湾独立。主张独立的民进党受到大约三分之一的选民支持，分裂势力成为影响台湾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

虽然从目前的现实条件看，台湾并没有实现公开独立的可能，但是，也并没有力量可以有效地制约台湾的“国家化”的进程。而追求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它对民众的动员能力，要远远超过“台湾独立运动”。因此，台湾事实上与以一国两制为目标的统一方向背道而驰。

如果我们把上述美国的战略调整与台湾的发展趋势结合起来考虑，可以发现，随着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完成，中国不仅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而且在台湾问题上实现统一的主导权和最后保障可能会越来越受制于美国。而台湾的分裂势力则有机会利用美国，进一步扩大分裂趋向。而台湾问题的进一步失控，其后果不仅仅是台湾问题本身、国家统一的延迟，而是对我国家安全将增加巨大的压力，对我内部稳定也增加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可以看出，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是一种短期的、局部的变化，而是带有全局性的、长期的演变。它表明了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利用美苏对抗的大格局，以及90年代美国尚未明确主要威胁来源所形成的相对有利于我的外部环境已经不复存在。

面对这种情况，一相情愿地希望美国的温和派、中国的一些老朋友在对华政策上起作用，希望俄罗斯与美国的矛盾上升以使我取得一个相对较为有利的战略地位，希望随着民进党的执政困境加剧、通过台湾的政权转移而使两岸关系的发展出现转机都是不可靠的，甚至也是不现实的。

随着美国战略框架和军事战略的调整，如果我们还只是重复“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已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严峻的形势。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小平同志80年代对冷战时期所作的概括，它被人们沿用到90年代。这里所讲的和平是指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小平同志同时也指出和平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同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个判断也是以美国不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甚至与中国有战略合作为背景的。从80年代的情况来看，这个判断没有错。从90年代的情况来看，在美国没有明确主要对手的情况下，这个判断也是成立的。但是，这个判断本身没有接受冷战结束以后的新的情况的检验，而人们在强调这个判断时，往往只是用一种思维定式来概括新的情况。笔者同意这样一种看法，人们如果只是继续强调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而看不到新的严峻形势，会导致“对冷战后的国际局势盲目乐观，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可以高枕无忧地专心发展经济了。它们只讲和平与合作，不讲战争威胁和霸权威胁；只讲经济和发展，不讲政治和安全；只讲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不讲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他们对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困难估计不足，对美国一极独霸的危害放松警惕，丧失斗志，只讲妥协，不讲斗争，只讲委曲求全不讲针锋相对”，最终使我们不能对外部环境的严峻性作清醒的估计，而导致大战略的失误。

在我们拨乱反正、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曾强调“落后就会挨打”，因此在发展的命题中很容易也包含着发展才能安全的含义。在以后的认识中，也把发展等同于综合国力的提高，而综合国力的提高又等同于安全。事实上，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并不如此简单。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其中包括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资源，但是，发展又不等于安全，或者说发展不能自动地带来安全。

一个国家是否安全由多种因素决定，从静态来看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

一个国家对安全状态的判断，首先取决于对自己的国家利益的界定。这是决定自己战略目标和判断是否安全的基础。如果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定义过宽，就必须承担在安全上的过重的负担，即使发展了，也会觉得不安全。就综合国力而言，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美国相比；就安全环境而言，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已没有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对手，安全环境应该说是极大地改善了。但是美国仍然感到非常不安全，所以执意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要搞新军事革命，目的是要追求美国的绝对安全。

其次，一个国家的安全状态也取决于所处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环境，即这种环境是否构成了对国家利益的威胁。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环境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由这个国家自己所控制或决定的。不管是其他国家对其进行侵略或干涉还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上升使其他国家把它作为战略竞争或挑战者（如近年来的“中国威胁论”），都会引起这个国家的战略环境恶化，产生不安全的因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具有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即如何分配和使用自己的战略资源来保卫自己的安全战略，所具有的战略资源和潜在战略资源才能被有效使用，国家才能处于安全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发展才能持续和稳定，我们称之为“实现安全的发展”。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除了外部因素的变化外，这个国家的持续发展本身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影响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

当一个国家相对较弱的时候，其他国家并不把它当作威胁，因此，它的安全系数可能比较高。当这个国家持续发展，实力不断上升时，就很容易被其他国家视作威胁，从而进行牵制和防范。从90年代起，“中国威胁论”在美国被不断炒作，到现在美国的战略界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潜在对手，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俄罗斯又是一个相反的例子。俄罗斯的实力大大衰退了，被认为威胁其他国家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小，由此俄罗斯的安全系数可能并不随国力下降而同步下降。这种情况表明，一个国家的实力上升和下降，也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因素。

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肯定发展有利于安全和安全保障发展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发展不能自动地带来安全，在国家战略上，我们也不能用发展战略来代替安全战略，而必须把安全战略作为国家大战略中的一个独立的部分来加以考虑。

因此，发展本身并不能自动地带来安全，只有当一个国家自觉地把安全问题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时，才能有效利用自己的战略资源来维护好国家的安全。当一个国家的安全环境相对较好时，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投到发展中去。但是，在一个国家的安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如果仍只专注发展，必定会吃大亏。作为国家战略，必须同时强调发展与安全两个方面，追求安全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必须转变。

在我们确定了必须把安全与发展一起作为国家战略的前提下，进一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怎样追求国家的安全？

“韬光养晦”是我们现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之一。在出现外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总是强调韬光养晦。应该承认，到现在为止，“韬光养晦”对我们外交来说仍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和指导外交来说，它又是远远不够的。

“韬光养晦”是一种策略，在对手还没有确定主要敌人时，以低姿态的方式，可以避免过早地被敌人作为对手来对待，能争取发展的时间。在一旦已经被敌人确定为主要对手的情况下，继续韬光养晦仍是必要的，它有利于避免过早暴露自己的战略意图，仍可以用来争取时间。

但是，“韬光养晦”的作用是有限的。正像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并不是中国没有韬光养晦，而是美国有了主动的战略选择。不管中国是否韬光养晦，美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都需要确定今后自己的主要威胁对象，以凝聚共识，带动国家的国防建设与发展。因此，面对美国这样的战略调整，光靠“韬光养晦”并不能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

另一种主张是在安全上采用“搭车”和“超越”战略。所谓“搭车”，是指搭世界基本潮流之车。鉴于目前和今后很长时间内，世界总的来看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共同体占显著上风，中国必须与之形成总的协调关系和发展出足够多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概念、共同规则和共同的国际运作机制，必须通过必要的、能够承受的妥协来获取我们所处的基本环境中蕴含的种种机遇。所谓“超越”，就是“要求中国参加或努力争取参加所有可望使中国获益显著大于代价的国际安全机制。特别是以东亚大国强国的身份参与创设东亚区域多边安全机制，并在其中参与发挥全面主导作用”。

如果把中国的安全建立在“搭车”的基础之上，实际上等于放弃了中国建立自己独立的安全战略。美国如果把中国确定为主要对手，就根本不存在让中国在安全上搭车的可能性。想搭车，可能只是一相情愿。而这个一相情愿，就等于把自己交给对手去摆布。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再妥协，再忍让，只会被对手看作软弱，根本无法谋得国家的安全。“搭车”思想的本质实际上是希望以安全上的妥协来换取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结果，不仅安全不保，发展也无从谈起。

“超越”的想法也是一相情愿。美国在战略重点转向太平洋地区的同时，必定要劳劳把握对东亚地区国际安全机制的主导权。美国确实有条件这样做。在美国参与的情况下，中国要取得对国际安全组织的主导权是不可能的。而在东亚，中国要去建立和主导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国际安全组织，从现实性上来看也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对中国来说，要谋求国家安全，只有依靠自己。首先必须抛弃一相情愿的想法，面对现实，从最坏的可能性出发，来思考自己的安全处境和安全战略。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要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我们之所以强调国家安全战略，是因为国家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战略竞争，不仅是发展战略的竞争，也是安全战略的竞争。在一般意义上，我们都接受国际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说法。其实，综合国力包括多种因素，其中战略能力是比其他一切都重要的因素。军事的、经济的、科技的实力，都必须通过战略能力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竞争能力。中国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站起来，新中国之所以能在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重重包围和压力之下站得住，并不是我们的军事、经济、科技的实力比人强，相反我们要落后于人一大截。但是，我们党的第一、第二代领导人的战略能力弥补了国家硬实力上的不足。因此，经过抗美援朝，新中国站住了。经过外交上的努力，我们在苏联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也站住了。

与20年以前相比，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面对极为严峻的外部环境，国家的生存、安全和发展仍然必须依赖战略能力，它具体地体现在国家有没有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和能否有效地实行这种战略。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国家战略的情况下，制定和实行国家安全战略的问题就十分突出的摆在我们面前。只有制定和有效实行国家安全战略，才能保证安全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我们不仅要强调发展，而且要强调安全的发展。

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什么是国家安全战略和怎样制定和实行国家安全战略？

战略，按照《辞海》的解释，是指对全局性和决定全局的谋划和指导。国家安全战略，也必须对相关的因素做全面的考虑和谋划。至少，它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对自己的国家利益作出明确的界定。只有清楚地定义了自己的国家利益，才能够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在具体判断安全形势时能有一个明确的依据，也能在分配战略资源时下得了决心。

对自己所面临的外在威胁，按照其可能产生的威胁程度和产生威胁的时间有一个清楚的判断，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安全战略。

全面掌握自己所拥有的和潜在的战略资源，这是决定如何分配和使用战略资源的基础，也是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的基础。

按照国家利益所确定的战略目标，针对外来威胁，根据可动用的战略资源设计整个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必须包括外交战略和国防战略两个组成部分。对此，本文不准备在这里进一步展开陈述。但需要强调的是，外交战略首先应该为国家安全战略服务，其次才是为发展战略服务。

最后，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不仅要解决认识问题，而且还必须建立相关的机制，其中包括决策机制、评估机制和法律制度。没有这样的机制，无论是制定还是实施国家安全战略，都会寸步难行。

必须承认，我们国家的战略能力正处于下降的状态。但是，只要我们重新认识安全问题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性，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仍能凭借自己的战略能力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