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國民黨的“革命史觀”

　　1950年對於蔣氏父子而言，前途仍然黯淡無光，然而在混沌中一切又好像是新的開始。大批國民黨黨政軍人員遭解放軍俘虜，成為階下囚，倖存者許多逃亡到香港和美國，因為逃到台灣可能意味着很快還要再逃一遍，群聚台灣的國民黨幹部大部分是經過考驗的。

　　這一年蔣經國出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將軍中政工制度徹底改造，在軍中恢復國民黨團的活動，由黨員出任輔導長，各級軍官的命令均需得到各級輔導長的簽署始得生效，以嚴格貫徹對軍人的教育、監督以及反情報工作。1951年，蔣經國在台北近郊成立政工幹校，培養具有現代知識學養的高級政工人員，這所學校的畢業生日後不僅進入軍隊擔任政治指導員，同時也被分配到新聞、文化、出版、電影、表演團體等機構，以控制和主導整個社會心靈的塑造。1952年10月，蔣經國以總政戰部主任的身份在台北近郊的北投復興崗宣布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簡稱救國團)，以取代過去失敗的三青團組織，這個組織以號召各校學生青年參與革命救國為目標，深入各個學校。寒暑假期間，救國團舉辦各種軍事戰鬥的研習營，讓青年懷着革命朝聖的心情深入山間鄉野，告訴青年們要以服務人群為遠大的志向。因此，救國團組織的青年服務隊會到偏僻的農村為孩子們提供義務教學，為老人們提供文康娛樂，或寫信慰問前線戰士。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在使青年們由獻身服務人群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培養正直廉潔的性格，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毫無疑問，在引導青年們青春叛逆的本能進入追求社會正義的熱情與實踐中，救國團同時也灌輸應對領袖毫無條件服從的觀念。這套心理訓練的技巧使得青年們成為政治領袖忠貞不貳的捍衛者。仔細分析，這確實是很微妙的心理狀況。青年們同時具有叛逆的熱情以及追求正義的勇氣，他們的衝勁和勇氣是年長的人所不具備的，但因為人生經驗不足，沒有足夠的能力做不同的參照，因此理性冷靜思考的定性較為不足。蔣經國以國民黨的歷史為基礎創造一套國民黨的革命史觀，儘管這套國民黨的革命史觀無法解釋為何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幾年失去人心，兵敗如山倒，但這並非問題的關鍵，因為任何革命史觀的本質為信仰，只要透過一套方法讓一個人的靈魂從上到下感到着迷和幸福即可。在濃烈的情懷中，沒有人會真正地探索史觀理論中的漏洞；相反地，任何懷疑者將被視為學習不力，或犯了根本的道德錯誤。必須承認，救國團組織深深影響了一整代的台灣青年菁英，他們的確變得比較有修養，行事比較正派，如果說有什麼缺點的話，那就是他們思考的創新能力較為不足，二十年後有可能成為頑固不冥的守舊分子。

　　進行政治迫害

　　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間，蔣經國已充分地掌握了政戰、情治和青年組織，加上1950年由陳誠執行的土地改革政策，獲得土地的佃農成了國民黨農村基層組織的骨幹，國民黨已有足夠的政治支持和強大的政治機器創造穩定的社會秩序，並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埋頭苦幹，休養生息。另外，同一時期，大批的中共地下黨人遭到逮捕處決，左翼青年被送到綠島再教育，社會上充滿着政治肅殺的氣氛，政治犯妻離子散的悲劇幾乎每天都在上演。他們被蔣經國無情地迫害，更痛苦的是在群眾中孤立無援，無法像當年在大陸那樣，雖然遭到迫害卻成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因為他們在台灣發展所賴以的社會土壤和空間，實際上已被蔣經國填滿。因此，儘管他們受到壓迫，但來自社會底層的同情和聲援卻少得可憐。可以說，在台灣島內的這一部分的鬥爭上，蔣經國占盡了上風。

　　蔣經國的家庭生活

　　在美國人眼中，蔣經國是一個神秘的特務頭子，冷酷無情，他的蘇聯背景讓美國國務院始終無法真正的放心。不過在戰略上，蔣經國畢竟是美國的盟友，美國人寧願多看他好的一面，希望向他推銷美式的民主自由以便最終感化他。《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周刊特派員馬汀認識蔣經國，他形容蔣經國手握大權，被一些政治人物和軍事將領仇視，卻竟然敢輕車簡從，不帶任何保鏢四處走動，跟一般人一樣出入餐廳。馬汀稱許蔣經國沒有國民黨大官身上常見的諂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視我們所稱的民主權利，可又展現出在此間罕見的忠勤任事；有一股發自內心的精神力量，驅策他每天上午六點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於他只是純樸的人，也能夠輕鬆、享受一下。跟蔣經國接觸過的美國新聞界人士幾乎都有類似的描述，他們很驚訝蔣經國位於台北市長安東路居家的簡樸，這位台灣第二號最具權勢的人物的住宅毫無大官的氣派，遠不比何應欽、白崇禧、張群等人的官邸。蔣經國通常穿着中國長衫，親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們滿屋亂跑。有時候，蔣經國還帶着家人到電影院趕場，而且跟一般人一樣排隊買票。這也是蔣經國家庭生活最快樂的一段時期，這時蔣氏夫婦已有四個孩子，大兒子孝文、大女兒孝章、二兒子孝武、小兒子孝勇。家裡經常會來客人，有時候是中國友人、美國訪客，有時候是隨同國民黨來台灣的少數白俄友人。大家相聚一堂，做蛋糕、過聖誕、辦舞會，談些蘇聯舊事，留下許多照片。

　　這就是國民黨新型獨裁者的形象，跟美國人以前所習慣看見的右派法西斯的樣子完全不一樣，後者坐大車、住大房子、排場十足，身旁跟着全副武裝的保鏢，仿佛隨時可能遭到暗算。蔣經國完全是相反的狀況。

　　對付自由派人士

　　至於對美國，蔣經國在蘇聯度過青春歲月時，早就對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一套批判的世界觀，他在對救國團學生做內部演說時，常常同時批判紅色帝國(蘇聯)和白色帝國(美國)。同時由於勞動階級的世界觀，他對美式民主以及自由派和知識分子也抱着某種定見，認為後者虛偽、軟弱而且帶着濃厚的投機色彩。事實上，經過幾年的作為，蔣經國已無任何左翼的挑戰者，足以構成政治障礙的只剩下有美國政府暗中撐腰的高層黨政軍人士。長期以來，國民黨內一直有一批受過西方教育、崇尚民主政治的自由派學人，他們一直相信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導因於缺乏民主，因此國民黨在台灣重整江山首先在於民主建設。蔣經國顯然對這種看法不屑一顧，他認為就是因為這些自由派人士成天吵鬧，使得國民黨不知吃了多少虧，因此也沒有把自由派知識分子放在眼中。在十年間，他陸續整倒了有美國背景的吳國楨和孫立人，關閉了鼓吹建立現代民主憲政的《自由中國》雜誌，逮捕了展開實際組黨行動的雷震等人。蔣經國所運用的鬥爭手法十分簡單；先逮捕對方的一個部下，進行拷問，找到一堆的證據，已證實此人為中共潛伏在台灣的間諜，然後再扯出一大串人，最後再以包庇特務的罪名將對方拘捕。幾乎所有研究台灣史的學者都一致認為，蔣經國是1950年台灣白色恐怖時代的最主要執行人，所有重要的政治案都有他的影子，他應為那個時代許許多多菁英人士家破人亡的悲劇負最大的責任。

　　被認為是“對台灣貢獻最大的人”

　　最近十年在台灣任何一個有關誰對台灣貢獻最大的民意調查里，蔣經國始終穩居首位。1960年代，台灣經濟穩定累積成長，在有力的政治與社會條件中，技術官僚得以發揮最大的才幹，加上國際資本和技術幾次轉移，台灣成為有效率的接納者。到了1960年代末期，赤貧人口大幅降低，許多台灣大學生畢業後就往美國跑，人民的生活已達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齡球的娛樂活動如雨後春筍。如果說美國人努力影響蔣經國的看法，他們顯然沒有白費功夫，蔣經國幾次訪問美國，眼見美國生產力的強大，印象十分深刻。美國式的管理不是從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治文化中的契約精神，在這種遵守公共約定的自覺中，人人追求創新，力爭上游。這種現象對於一向習慣於蘇聯式思辨的蔣經國而言，確實耳目一新。此外，最具說服力的仍然是發展的事實本身，在美國受教育的知識菁英開始發揮影響力，他們根據所學結合台灣的情形所制定的發展方案，確實行之有效，使得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社會財富累積迅速。這樣的成果使得任何人都不得不重視美式管理背後的思維邏輯，一開始是經濟的，接着便是政治的。

　　管理整個政府

　　1969年，60歲的蔣經國接任行政院副院長，開始接手管理整個政府。在這之前，他已擁有完整的黨政軍資歷，當過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國軍退休人員輔導會主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國防部副部長，蔣經國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時，台灣外交剛好進入最困難的時期。國際局勢出現重大變化，一方面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力量加強，另一方面中國與蘇聯的關係惡化，使得中美戰略聯盟的空間擴大。1972年蔣經國接任台灣行政院長那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雙方簽署《上海公報》，接着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關係正常化，台灣外交上受到嚴重的打擊，面臨了空前的考驗。這年蔣介石身心交瘁，昏迷不醒，由蔣經國獨撐大局，1973年，在台灣社會處於強烈的外交挫折感之際，他宣布提出一項大規模的經濟發展計劃十大建設，預計在五年之內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司、中正國際機場、鐵路電氣化、北迴鐵路工程、蘇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鋼鐵廠、大造船廠等能源、交通和重工業製造等基礎建設，以快速地將台灣推入高度開發的社會。事實上，由1950年到1970年大約二十年間，台灣已完成由農業生產到輕工業生產的初期累積，1971年台灣對外貿易首次出現順差，這或者也是現代史的首次，接下來勢必要進入重工業的發展階段；雖然如此，蔣經國的十大建設因規模過大，向外貸款過巨，仍遭到經濟專家的質疑，認為這項計劃將拖垮財政，不過他卻以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力排眾議。事實上，他的考慮是多方面的。簡易地說，當外在局勢難為時，蔣經國將資源大量投入內部的建設上，使得人民建立信心並從中確認自我的價值。

　　毫無疑問，無論就物質和精神兩方面，那是台灣歷史上的黃金歲月，走過那一段路的台灣百姓都記得，自己如何買下第一間漂亮的公寓房子，創辦第一間公司，接到第一張海外訂單，走上第一趟海外之旅等等。

　　全面起飛

　　1980年代是台灣全面起飛的年代，無論是經濟、科技、藝術、出版、電影、流行音樂都表現出高度的創造力。人民求知若渴，知識性的雜誌、書籍和在職進修皆風行一時，而且受到廣泛的討論。過去藏富於民的做法逐漸形成了藏智於民的結果。如此噪動的社會反映在政治上一樣是生動有力。1977年，因桃園縣長選舉發生了中壢事件、1979年非國民黨人士在高雄遊行引發了美麗島事件，接着反政府的活動越來越多，不受政府管制的雜誌如雨後春筍，內容許多是批評政府或揭露蔣家的秘聞。儘管有些是明顯的胡謅，但在政府公開的打壓下，大家反而激起一睹為快的欲望。許多文化商人便利用這種被封館關門的邊緣發了大財。對於異見人士的活躍現狀，大多數的國民黨人士一開始馬上聯想當年在大陸的情形，並主張用強硬的手段對付。起初蔣經國也嚴厲地鎮壓，並且慣性地認定人民會站在他這一邊，然而這一次人民並不必然會站在他這一邊。人民已不像過去那樣因為生活的改善就對政府感恩戴德，他們變得更富裕的同時，也變得更聰明、理智。這批新興的中產階級在政府與異見人士之間常常扮演着中立的角色，其是非的評判標準仍然是根據他們本身的利益。社會變得更多元，湧現了許多類似消費者、環保、婦女、傷殘者等等中間組織，社會管理的專業分工也比過去細膩，因此過去那一套由政工人員傳達指示以統一行動的方式也成了社會進步的阻礙。過去滿懷理想、朝氣蓬勃的政工人員現在已是中年人了，他們不像過去那樣受到尊重，他們的指示不再被理所當然地接受。事實上，在更多人的眼中，政工人員看來像是無一技之長，只會官場逢迎而且一旦丟了工作就沒地方去的可憐人。他們退出歷史舞台的時機已日見成熟了。大抵上，中產階級要求更開放、更專業的政治和社會管理規範，因此他們會支持異見人士的衝撞，不過同樣的，如果異見人士丟石頭，燒車子，他們也會強烈譴責，並立刻站在政府這一邊，因為社會動盪同樣威脅他們的利益。因此，中產階級要求在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基礎上，開放政治民主，這種特性會促成政府持續開放政策，同時也迫使異見人士在體制內進行和平改革，並接受他們所參與制定的法律的所有規定。

　　此時蔣經國顯然明白了，過去在大陸，人民上街反對國民黨，是因為他們餓肚子，要求有飯吃，而且他們會跟任何提供糧食的政黨走，而且為了不餓死，他們無從選擇是和平或暴力的手段；今天在台灣，人民上街反對國民黨是因為他們夠溫飽了，也夠聰明了，他們所掌握的財富與知識的資源越來越與政府等量齊觀，因此他們要求自己決定自己的事，政黨不再是他們的主人，而不過是他們利益的代理人，因此上街是為了確立所有人都有選擇利益代理人的權利，所有政黨代表社會群體利益的競爭必須是和平和公平的。簡易地說，人民餓肚子上街遊行與人民溫飽後上街遊行，其性質是截然不同的。蔣經國晚年的時候，糖尿病一直纏着他，令他痛苦不堪，也可能影響他的心智判斷。不過歷史證明，他絕沒病昏頭。1987年，在他過世的前幾個月，終於決定順勢開放報禁與黨禁，允許充分的言論自由和政黨政治，他開啟了現代憲政的大門。

　　在中國大陸，不少人對1949年後的台灣存在一個刻板的印象，覺得那不過是小朝廷的後段戲，或者是一個被趕到海島的獨裁腐敗政權的苟延殘喘的故事罷了!然而苟延殘喘四個字絕無法解釋台灣日後在經濟、科技、流行文化上的一些表現，這中間必然存在某種被長期塑造過的意志。而蔣經國正是台灣半世紀歷史中最關鍵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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