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懼地解剖日本人的精神世界

——讀《南京大屠殺與日本人的精神構造》1

程兆奇

即使以最嚴格的“言論自由”的尺度來衡量，日本仍被認為是“完全的言論自由”的國家2。然而，因為對戰爭罪行從未進行過全民性反省，因為明治以後深植於日本民眾的天皇崇拜(Mikado-Worship)隨着戰敗後天皇制的保留而得免於遭受清算，致使談論天皇戰爭罪責至今在日本仍有“違礙”(タブ一)。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殺與日本人的精神構造》對天皇持議極嚴，他在後記中說：

天皇確實沒有對大虐殺直接下手，也沒有直接下令殺害俘虜，但他是大日本帝國的唯一元首，正是他是帝國陸海軍的“大元帥”。滿州事變以後，日本軍隊的通稱由“國軍”變成了“皇軍”。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是在天皇的名義下作為“聖戰”進行的。這個“聖戰”的方針，和藐視中國的意識相輔翼，消解罪惡感，將所有的殘虐作為合理化。所以，天皇至少必須承擔南京大殘虐事件(アトロシテイ一ズ)道德上的最高責任是毋庸置疑的。

在一個大眾思想日益“法西斯化”(作者語)的國度里，面對滾滾濁流，作者所做的抵抗努力，尤其是作者的斬截態度，我以為都是應該特致敬意的。這也是我將此書譯介給國人並做此文的一個主要理由。

此書對天皇未稍寬假，一再強調他的不可推委的戰爭責任，不過此書的主旨不在於批判天皇，也不在於批判戰時的統治者，如題所示，它也並不滿足於簡單的批判——若以日本人為一體，也可以說自我批判——，也不滿足於一般的“歷史”分析，而是“由表及里”從日本大眾的“精神構造”下手探討殘虐(アトロシテイ一)行為的人性根源。正如作者所說：“我的問題意識是，為什麼在日常生活中的‘善良的勞動者’‘平凡家庭的父親’‘禮儀端正的人’之類日本庶民，到了中國戰場會變得那麼殘暴。我覺得這僅僅以戰場的‘異常心理’，通州事件討仇，或者為了戰死的戰友報仇等等解釋是不夠的。我認為這是和‘日本大眾特殊的精神構造’有關的。”

書中對日本大眾的特殊“精神構造”有詳細的論述和分析，此處只能略及其大概。

庶民的算計和虛無主義
“南京大屠殺”，日本通稱為“南京大虐殺”。洞富雄、藤原彰等別稱“南京大殘虐事件”3，或逕用音譯アトロシテイ一ズ，以之與Nanking Atrocities對應。《精神構造》一書亦多采“大殘虐事件”或アトロシテイ一ズ。因為在南京發生的不只是屠殺，還包括強姦、掠奪等殘虐行為，所以“殘虐”較之“屠殺”確實更具概括力。解釋這一“殘虐”製造者的意識，迄今日本學界多取“戰場心理”或所謂戰場的“異常心理”的視角。對此，作者並不否認，但認為“南京大殘虐事件”的諸相單用“戰場心理”“異常心理”來解釋還不能盡其底蘊。作者認為日本大眾“即自”(ansich)的思想中已有殘虐的胚胎，因而才會在侵略戰爭第一線的絕望體驗中有那樣的殘虐表現，也才會在回到後方過上正常生活重新成了“善良的勞動者”“平凡的家庭的父親”“禮儀端正的常人”時以自得(“手柄話”)的態度對殘虐行為津津樂道。

戰時流亡中國，在國民政府政治設計委員會工作的鹿地亘，早在1938年為テインバ一リ一編著的日文版《戰爭?日本軍暴行錄》序中，記錄了他在東京警察署的一個同監，此人“對道德的麻木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但同時又是“戰功卓著的‘勇士’”。鹿地感慨地說：“我不能不想所謂‘勇士’是什麼。這個男人平時言行的無羞恥，與戰場上屠殺行為的喪失人性的大膽之間，我看不出任何道德的差別。東京的良民也好，大陸的住民也罷，在他眼裡都是殘忍的快舉的對象。只是後者比起一般人來說更是支那人，在戰場上更可以享有沒有法律限制的自由處置的樂趣。”4

鹿地亘是1935年10月保釋出獄的。作為以為在日本全國侵華戰爭爆發前，鹿地已從一個“地痞”“平時言行的無羞恥”所表現的精神狀態中找到了“戰場上屠殺行為的喪失人性的大膽的根據”。作者更進而指出：在南京大殘虐事件中，不僅是這樣的“地痞”，“東京的良民”以至日本整體的男性大眾都是作為殘虐的加害主體登場的。

戰前右翼領袖之一的橘孝三郎曾在列車中聽到“一夥純樸的鄉巴老”的對話：“‘不管怎麼說，日美戰爭快些打起來好。’‘那樣的話，大概就會景氣了。但能勝麼?美國大着呢!’‘不知道。但日本軍隊是世界上最強的。’‘這當然，世界第一。但士兵世界最強，軍隊資金跟不上。’‘嗯……’‘餓着肚子可不能打仗。’‘這當然。不過管它敗不敗的，打了再說。勝了當然是我方的，想搶多少錢就搶多少。敗了，像美國這樣的對手也沒什麼大不了。成了美國的附屬國，說不定日子反倒更好了。’”5

橘孝三郎“聽了這伙純樸的鄉村老人的話，茫然若失”。記載此事的《日本愛國革新本義》，是“地下”非法出版物，出版日期是昭和七年，即“滿州事變”和第一次上海事變稍後不久。時值“昭和恐慌”，都市中充斥着失業者，農村的困頓可以“賣女兒”(“娘身殼り”)和“飢餓兒童”為象徵。在這樣的狀況下，自暴自棄就瀰漫於找不到出路的人們中。上引正是在那樣的背景下出現的。所以它雖只是一個孤例，但卻是當時普遍心境的寫照。

“純樸的鄉村老人的話”固非自覺思想，但大眾思想的實態本以非自覺為常態。這些村夫的對話充分表現了當時日本大眾在迷茫中的沉淪、無奈、實惠、勢利、狡黠。作者將這種思想狀況概括為“庶民的算計和虛無主義(ニヒリズム)6”。他認為“在昭和恐慌下，虛無主義成了情緒發泄的出口，其最尖端就是利用‘軍隊’和‘戰爭’的寄生浪人意識的產生”。

作者引用了不少戰時日記(“陣中日記”)，其中不乏“繳獲”戰利品的內容。如果說“純樸的鄉村老人”從美國“想搶多少錢就搶多少”的想法多少還只是為了精神渲泄的打趣的大話，“陣中日記”中的“繳獲”則是實實在在的掠奪和掠奪計劃了。作者認為“所謂‘懲罰暴支’的‘聖戰’方針，在此便和一個個庶民的算計——‘繳獲’亦即掠奪計劃——結合在一起。”“我不認為‘聖戰’的方針可以和真正的庶民自我(エゴ)分開，也就是說，‘懲罰暴支’的口號，只是日本大眾的庶民利己主義(エゴイズム)在政治層面的形態化。而且，在這個庶民算計的背後緊隨着的是大眾虛無主義的陰影。”

大眾虛無主義和知識人的虛無主義
日本軍在南京以至於在整個中國表現得極為“殘虐”，更特別的是這種“殘虐”常常十分“無謂”。眾多的“陣中日記”對此有大量的記載。比如去年出版的中文版《東史郎日記》7就記錄了不少僅僅為了解悶的縱火和無意義的殺人。1937年12月4日這樣記：“放火，近來對我們來說，實在已算不上什麼事，比小孩玩火還有趣。‘喂，今天冷啊’‘那就燒幢房子暖暖吧’。”1938年3月23日記：“苦力中有一個老人。他的長相冷漠而讓人討厭。荒山上等兵說：‘你的臉讓人討厭。你要是死了，就不會在老子面前晃來晃去了。’說完就是一刀。可能刺中了肺，口吐鮮血，掙扎了一會，死了。”這種對中國非戰鬥人員的毫無意義的殺害，作者稱之為“不負責任的大眾虛無主義”。

與庶民的非理性虛無主義不同，知識人的虛無主義表現出了充分的自覺。作者舉了杉山平助的例子。杉山是有“社會良心”之譽的文藝評論家，1937年10月至次年一月曾有華北華中之旅。在南京陷落的年暮，他和朝日新聞南京支局的記者有過一次長談。當時的情況，杉山記錄在《支那和支那人與日本人》中。其中有這樣的話：“我認為，戰爭一旦開始，為了勝利，為了確保戰果，採取什麼手段都是無礙的。在這樣的情況下，道德不僅無力，而且無能。今後的戰爭，區別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從嚴密的意義上說已不可能。迅速的殲滅也是一種慈悲。只是在這裡還留有技術問題。殘忍作為一種力量是不能不利用的。”8作為認為“杉山表明的是讓人吃驚的能動的虛無主義。杉山作為知識人，徹頭徹尾貫穿了自覺，其‘虛無主義’達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

杉山還敘說了和抱着兒子的死骸痛哭的“支那”老婦的遭遇，並感慨說：“人的煩惱，居然就這麼空虛麼?這個世界上即使所有的東西都是空虛的，僅是感嘆和煩惱似乎是有什麼實質性的，我們很容易想到這一點。為了人子的煩惱和感嘆天會無動於衷麼?然而，天就是無動於衷的!地也是無動於衷的!人的感嘆，什麼都不是。幾億人的苦惱、呻吟，對自然來說，比一瞬的風更空洞。我們人類也許過於自大了!對自己的苦惱說得太多了，未免有點無聊了。所以我對這個眼淚滿眶的支那人的苦惱，只是報以冷笑。奴隸的生命本不值一提，我們的生命也不值一提。當前，對我們來說，惟有努力，惟有豁出性命保衛日本。”8

杉山平助沒有絲毫人道的道德觀，相反，有的只是由戰爭對弱者的抹煞。這就成了“大殘虐”的理由。作者曾援彥坂諦《人是怎麼樣成為兵的》所說的“大量殺戮”(ジエノサイド)的更大的罪過在於對每個人的價值(人の重み)的抹殺”，質疑“‘慘禍’的悲慘程度是由數字多少決定的，‘大屠殺’是以死傷者的量為基準決定的，沒有明記這一量的文獻便只能被認定是不存在的”。在引及杉山上語時，作者說：“大量殺戮的真正的犯罪性格是對人的價值、個人的‘煩惱和感嘆’、個人的悲慘的完全的抹煞。上述杉山所說，不外是為大量殺戮找一虛玄的理由。”“這正是自覺的知識人的虛無主義的最後的語言。”

《支那和支那人與日本人》初刊於綜合性雜誌《改造》。而《改造》向有“進步”之美名，杉山又是所謂“社會的良心”，於此足可見戰時日本全民性的精神墮落到了什麼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