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中国人参加的朝鲜战争中，除了最初几个月的时间双方真正是在作战以外，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53年7月战争结束，双方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打打谈谈的状态之中。其中，谈的时间远比打的时间长。因此，研究朝鲜战争，必须要研究朝鲜战争停战的过程。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开始及其经过艰难曲折最后取得成功，自然是战争双方反复努力的结果，但是这种努力背后的情况却是千差万别的。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它对停战谈判的态度就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了解这一变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原因，理应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介入这场战争背后那些更为复杂的历史因素。

　　　　　　　 斯大林对联合国干预的应对策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斯大林显然过高地估计了经过苏联顾问计算的北朝鲜军队的军事能力，以至竟没有考虑到应当采取适当的外交手段来阻止可能的国际干预。事实上，还在1月底，他就以抗议美国等国拒绝驱逐国民党和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名义，要求他的代表离开了联合国。对他来说，此举也许能够避免苏联在联合国公开卷入争论，从而引发有关苏联与战争关系的不恰当联想。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美国并不在意苏联对战争会做何种反应，几乎当天就做出了干预战争的决定。不仅如此，美国还利用其影响下的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理解和支持，在在7月初的安理会上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包括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各国军队直接干预朝鲜战争，以援助刚刚加入联合国的韩国政府。对于这一严重事态，苏联因为没有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竟然失去了利用其否决权加以阻挠的重要外交机会。

当然，联合国的介入对于共产党人并非都是坏事。这是因为，在联合国的成员国中间，毕竟并不都那么赞同美国的军事干预政策，这就给了苏联重回联合国，发挥其外交影响力，以牵制美国军事干预计划的机会。苏联方面首先试探着利用英美之间的矛盾，推动英国出面提出和平调停的建议。此举遭到了英国的拒绝，而印度驻苏联大使却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他随后以个人身份提议由美、苏、印三国组成朝鲜问题委员会，共同审议和调停朝鲜战争。对此，斯大林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因此出面代表苏联政府表示了欢迎的态度。他告诉印度大使说，苏联的建议是：这件事应当在有中国和北朝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由五大国代表协商解决。[1]而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其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斯大林迅速决定利用8月苏联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机会，重返联合国，以便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议事章程，在朝鲜问题的讨论中发挥作用。

但是，斯大林的这些反应根本上都不是想要促成朝鲜停战。按照最初的军事计划，北朝鲜人民军应当能够在一个月之内解决问题，在此期间美国或者是联合国军应当难以做好大举干预的军事准备。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7月间继续对战争保持乐观的看法。他对美军介入在军事上所做的准备，仅仅是同意向北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派出“穿着文职人员的服装，作为《真理报》的新闻记者”的军事顾问，以便加强部队的有效指挥力量，同时赞同中国政府关于“集中9个中国师在中朝边境”，以便战争发生意外时能够迅速“入朝作战”的建议。[2]直至8月底，北朝鲜人民军的推进在釜山一带受到美军的顽强阻击，陷入僵局，他依旧继续给金日成打气，声称：“苏共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被赶出朝鲜。”[3]

8月，苏联代表重新回到联合国安理会并出任主席。他对朝鲜停战问题提出了两项先决条件，即：第一，必须考虑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以及朝鲜人民的代表参加；第二，外国军队应当撤出朝鲜半岛。与此同时，他还要求撤销在苏联代表缺席时安理会就朝鲜问题作出的各项决议。显而易见，苏联人并不指望这些要求能够取得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赞同。苏联代表的努力唯一取得收获的，是9月29日安理会通过了一项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有关美国侵略台湾问题的议案。[4]

9月29日安理会通过上述议案的时候，北朝鲜的军事形势已经随着15日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而全面恶化。但即便如此，斯大林也并不指望能够在联合国阻止麦克阿瑟向北朝鲜推进。他显然更希望中国能够按照它所做出的承诺，出兵援助朝鲜。因此，苏联政府这时并没有设法提出一个能够被联合国安理会接受来作为讨论基础的和平方案。它坚持主张：朝鲜半岛的交战双方应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然后由北朝鲜的最高会议和南朝鲜的国会作为代表组成选举委员会，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通过选举组成统一的朝鲜政府。而在实际上，斯大林在莫斯科明白告诉来访的周恩来和林彪：现在局势下没有别的办法，或者你们出兵把美国人顶回去，或者你们让金日成的人撤到你们的东北去建立流亡政府，二者必居其一。[5]结果，事情正如斯大林所估计的，在麦克阿瑟指挥下的联合国军对苏联的劝告置之不理，必欲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上来，中国人被迫出兵援朝。

毛泽东的作战目标？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出动，无疑带有不得已的性质。毛泽东用来劝说多数领导人的理由主要是两点，一是基于道义和感情的因素，因为都是共产党人，过去金日成等朝鲜同志曾长期与中共并肩作战，因此反复讲：“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二是迫于国家利益受到威胁，因为北朝鲜毗邻中国重工业基地东北三省，因而强调对朝鲜不能不帮，让美国人骑到鸭绿江边来，就会威胁我们，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6]

但是，从志愿军参战之日起，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仍多少抱定了要在军事上解决问题的想法。还在10月2日，毛泽东最初起草给斯大林的复电，准备表明自己的态度时，他就详尽地说明过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他的观点很清楚：“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而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革命都是有利的了。”毛泽东虽然注意到朝鲜战争有“两军相持成为僵局”的可能性，但他显然更看好“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毛泽东提到的唯一困难，就是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与美军相比差距过大。因此，他的意见是，志愿军出动后，“第一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7]十分明显，毛泽东这时是以彻底战胜和驱逐美军为目标的。

当然，长期从事战争指挥的经历，也使毛泽东能够对军事形势做相当冷静的判断。比如在志愿军入朝之初，即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毛泽东就曾专门分析过可能影响朝鲜战局结果的三大因素。“第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伪三师将随伪六师后跟进，伪一师亦可能增援）。”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否则形势将改到于敌有利。“第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即是说，除平壤、元山、汉城、大邱、山峰在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我无飞机无法进攻外，其余地方的敌人都可能被我各个歼灭，即使美国再增几个师来，我也可各个歼灭之。”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内心里对战争的前途仍是相当乐观的。他明确强调：“我们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8]

志愿军入朝作战头两次战役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毛泽东的乐观估计。尽管在战役开始之际，毛泽东还在主张保持谨慎的战法，尤其主张暂时避开美英军队，以免被其胶着，至少应当做到先打韩国军队，然后再打美英军。但眼见战役展开顺利，他的胃口就渐渐地开始变大了。进入到11月以后，他更是接连不断地提出一举歼灭美军几个师的极具想象力的作战目标。[9]他甚至认为：“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10]第二次战役发起后，即11月28日，他明确提出：“西线争取歼灭五个美英师及四个南〔朝〕鲜师，东线争取歼灭两个美国师及一个南〔朝〕鲜师”，“此次是我军大举歼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11]12月5日夺取北朝鲜首都平壤之后，毛泽东更估计美军将要全面撤退。“至迟我十三兵团到达开城等处迫近汉城时，可以证明”这一情况。[12]

依据上述情况不难判断，毛泽东从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始终不曾有过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想法，也不曾准备把自己的作战目标局限在南北朝鲜原来的分界线－三八线上。正因为如此，即使负责前线军事指挥的彭德怀在第二次战役结束之际已经明确提出，对朝鲜战争必须做长期打算，不能急于求成，并考虑在三八线以北休整部队，毛泽东还是明确主张必须打破美英利用人们头脑中三八线的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企图诱我停战”的阴谋，否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为此“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 当然，他同意，要根本解决朝鲜问题，非“经过严重的斗争”不可，故“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但是，他仍然极力强调战争的最终目标，即要迫使美军退出朝鲜半岛。因此，他一面委婉地表示同意彭德怀关于应当主要打伪军打的意见，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同时却仍然强调还要歼灭几万美英军，称“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因为“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13]

第一次拒绝联合国停火提议的经过

　　12月5日，眼看志愿军把联合国军打得节节败退，以印度为首的11个中立国家的政府联名向北京发出了呼吁，要求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务必停在三八线上，以便终止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印度以及英国在联合国的代表积极活动，一面与刚刚来到联合国的中国代表伍修权频频接触，了解中国方面停战的条件，一面提议建立由联合国大会主席等三人组成朝鲜停火委员会，在朝鲜先停火后谈判。要不要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14]

几乎就在印度等国停战呼吁的同时，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已经得到指示，要他向苏联政府探询：在目前形势下，美国有无提出朝鲜停战的可能，应如何应付，志愿军应否越过三八线？中国方面之所以会主动提出这一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苏联派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的态度。因为有消息说，维辛斯基倾向于赞同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对此，葛罗米柯的答复很明确：第一，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第二，鉴于目前军事上的胜利形势，志愿军当然应当“乘热打铁”。[15]随后，苏共中央政治局明确否定了维辛斯基关于应当在朝鲜实现停火的建议。莫斯科的电报指示称：目前的所谓停战提议，多半只是美国为了改变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局面而采取的缓兵之计。[16]

　　莫斯科的答复显然符合毛泽东上面的想法。在深入讨论了印度等国关于停火问题的动议和苏联政府对停火问题的态度之后，周恩来于12月7日凌晨3点受命紧急召见了苏联大使，说明了中国方面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周恩来告诉罗申大使说：近来，联合国秘书长、印度、英国和瑞典的代表不止一次地询问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伍修权，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国政府打算答复如下：“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将在下列条件下停止：

　　１、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２、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３、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的代表。

　　５、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

　　如上述五项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被采纳，五大国（指美、英、苏、法、中）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开签订停战条件的会议”。[17]　　

对此，莫斯科当然赞成。只是，他们相信，印度等国代表“其实是美国的探路人”，对他们不能过于坦诚，“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到中国亮出自己所有的牌的时刻。”“况且，中国的五项条件可能被美国利用，去打联合国决议的耳光。不应当给美国这种好处。”斯大林提议，中国方面应该公开表示赞成结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并迫使联合国和美国就此提出具体条件。[18]

　　12月9日，依照斯大林电报的精神，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大对印度代表表示了愿意看到联合国和美国就停战问题提出具体建议的态度。此举使中立国家代表倍受鼓舞。经过紧张活动后，印度等国提出的停火案在14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随即成立的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很快致电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停战问题。

　　但是，要停战，即使只是要表示赞同停战的意向，就不能不慎重考虑越过三八线的问题。然而在实际上，越过三八线已经成为中苏两国一个既定的方针，全无回旋和犹豫的余地。既然如此，继续与印度等国围绕停战问题进行周旋，看起来就毫无意义。因此，12月22日，就在志愿军准备发起第三次战役，大举越过三八线之际，周恩来受命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不会上联合国所谓“停火”方案的当，除非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美国武装撤离台湾海峡，中国政府获得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否则决不停止战斗。[19]

　　　　　　　 第二次拒绝联合国停火建议之经过　　　　　　　

　　第三次战役从12月31日起，一直打到1951年1月8日。中朝军队不仅占领了美军的补给基地仁川港和南朝鲜首都汉城，而且把战线向前平均推进了100公里，几乎打到了三七线。这边是斯大林大为兴奋，电贺“这是人民爱国力量对反动力量的伟大胜利”[20]，那边联合国内部停战的呼声却又再度高涨起来。

　　还在1950年12月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通过了一个给麦克阿瑟的秘密指示，要求他准备在一旦战线不守时，务必将部队安全撤出朝鲜。志愿军的第三次战役进攻似乎证实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担心，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后来明确讲，那个时候华盛顿领导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他们不能不一面指示麦克阿瑟作好撤出朝鲜的一切准备，一面被迫表示接受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1月11日突然提出来，并且得到英国等国同意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后来在回忆这段情况时承认，自美国将中国干涉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以来，它就在不遗余力地试图让联合国通过决议将中国推上“侵略者”的被告席。但军事上的失败和印度等中立国家的停火呼声使得美国政府进退两难。仅仅是出于担心失去联合国多数支持的考虑，国务院煞费苦心地选择了支持三人委员会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五步方案的作法。然而，“我们热切地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21]

　　1月13日，由于美国投了赞成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顺利通过了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即（一）立即实现停火；（二）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三）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四）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五）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毫无疑问，美国人并不是真想接受这个五步方案。但不论艾奇逊事后如何表白，承诺赞同撤退外国军队，特别是同意把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连在一起来解决，这都只能是美国领导人对朝鲜军事形势感到绝望的结果。如果中苏朝三方这时接受五步方案做为停火和谈判的条件，即使这仅仅是出于策略的目的，不仅美国政府的企图不能得逞，而且势必会使美国政府在外交上更加被动，它的任何军事反攻的企图都必然造成联合国军内部的尖锐分歧，从而使它从战争初期的一呼百应，迅速跌落到严重孤立的境地。何况，五步方案关于讨论解决中国的台湾问题以及它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都是中国政府梦寐以求的，承认它本身在美国就是外交上的极大失败。

对中国方面来说，这时更重要的是，入朝作战的大约40万志愿军经过三次战役减员已近10万人，特别是大踏步向南推进后，补给线长达500公里，有400公里没有空军掩护。接连三次战役又几乎没有间隙，不仅士兵疲惫不堪，而且粮弹供给早已发生严重困难，极大地影响了部队连续作战的能力。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中国方面接受停火提议，美国在它所赞同的联合国决议的压力下，自然不能不暂时停止反攻作战，这不仅可以把停火线暂时置于汉城以南的三七线附近，而且可以使部队得到一定时间的休整补充时间，包括让一部分部队用刚刚运到的比较现代化的苏式装备武装起来。因此，联合国的停火提议，对志愿军至少在策略上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然而，中、苏、朝三方对美军的反击能力和战争的艰巨性，明显估计不足。

　　就在联合国通过五步方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给彭德怀和金日成发了一封电报，次日并转发给斯大林。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表明，他这个时候不可能接受联合国的五步方案。电报估计战争前途只有三种可能，一是“在中国和北朝鲜军队的压力下，敌军将进行微弱的抵抗，然后撤出朝鲜。二是“敌军将在釜山－大邱地区进行顽抗，一直到确信抵抗徒劳无益为止，此后将撤出南朝鲜。”三是“客观原因迫使我们于2月进行一次战役，此后即继续进行休整，以便彻底完成最后一次战役的必要准备工作。”此电是为了支持彭德怀关于休整部队的意见，强调只有充分准备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其决心夺取彻底的军事胜利，统一整个朝鲜，把美国军队赶出去的意图十分明显。16日在进一步给金日成的电报当中，他更进一步指出：春季再次发起进攻时，就是要“最后解决朝鲜问题”了。[22]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形势估计，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1月17日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主席，正式拒绝了五步方案。电报称：“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电报建议，必须在同意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由有关各国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和美国撤出台湾海峡等问题；必须立即在中国召开包括中、苏、英、美、法、印度、埃及七国会议，并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23]

　　尽管中国政府的主张中实际上包含着部分承认五步方案的意向，这种拒绝的态度正中美国政府的下怀。印度等中立国家虽然看到周恩来电报所提谈判条件与五步方案有着某些接近之处，因而再次提出修正方案，但美国已经不必在这个问题上再行敷衍了。随着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开始反击，美国代表也在联合国借机大谈中国的战争狂热，并迅速提出了中国侵略朝鲜案。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的提案。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在战场上，中国方面都开始由主动转为被动了。

　　　　　　　 坚持战争的最后努力

第三次战役是1951年1月上旬结束的，经过彭德怀的极力争取，并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支持，连续作战三个月之久的志愿军终于得到了休整补充的机会。但中国政府刚一拒绝联合国的五步方案，美国军队就于1月25日乘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大规模反攻。联合国军的进攻，打破志愿军预定的两个月的休整计划。彭德怀深知部队困难已极，马上再战，弊多利少，因而当即提出：可否根据11日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之间的矛盾，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已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的消息？毛泽东对此马上表示异议。他于第二天电告彭德怀说：“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二至三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毛泽东同时询问了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声称“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合适的。”[24]

为反击美军进攻而仓促发动的第四次战役，前前后后打了将近三个月时间。由于敌人这次摸清了志愿军连续作战能力不超过一个礼拜，利用志愿军粮弹耗尽，疲惫不堪，进攻能力几近衰竭之际大举反击，结果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一次挫折。虽然志愿军各部队打得十分顽强，战役组织上也没有出现大的失误，但这一仗打下来部队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而且没有能够实现毛泽东和斯大林提出的战役设想。相反的，志愿军被迫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全线后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

还在美军突然发动全线反击之后不久，毛泽东就隐约地开始意识到自己对朝鲜战局前景的看法可能有些过于乐观了。他虽然拒绝了彭德怀关于利用联合国停战提议伪装停战的建议，但却第一次谈到了可以与美国进行谈判的问题。尽管，他所提到的谈判，未必与放弃赶走美国军队的目标相矛盾，但至少，他已经注意到，单纯依靠战争的方式，并不完全有利。毛在电报中估计：“敌人现在就指望夺回汉城－仁川一线以南汉江南岸的桥头阵地，并对汉江进行封锁，以便使汉城处于敌方炮兵火力的威胁之下，进而迫使我们停止军事行动和开始和谈。敌人想借此使中朝处于不利地位，对此，我们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他同时肯定地说：“结束第四次战役之后，敌人有可能同我们就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和谈，那时再进行谈判将对中朝有利。”[25]

随着四次战役进行困难，在听取了彭德怀回京的汇报之后，毛泽东于3月1日第一次对与美军作战的严重困难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他在这一天致电斯大林为志愿军被迫撤出汉城，退至三八线进行了辩护。他说：由于我在朝鲜境内运输线过长，没有空中掩护，30－40％的补充物资不能到达前线，再加上在朝鲜的9个军减员10余万人，3个军已无作战能力，在前线作战的6个军也因得不到补充和减员过大而难以抵抗美军进攻，因此，撤退到三八线不可避免。鉴于美军拥有火力上的强大优势，并能获得大量补充，他甚至坦率地承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当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志愿军的作战目标并未改变，只不过“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26]

斯大林还在美军进攻开始时，就特别表示希望不要放弃仁川和汉城。但毛泽东提出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与苏联有关的。特别是空中掩护问题，更是与苏联的援助密切相关。为了鼓励中共中央把战争进行到底，在得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斯大林接连做出了一系列决定。这包括进一步提供6000辆汽车，迅速帮助中国完成装备37个全副苏式武器的步兵师的任务，将原先设在中国东北安东地区的两个苏联歼击机师移到朝鲜境内的机场上去，再从苏联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地区去，接替原先那两个苏联歼击机师的空防任务；下令为在朝鲜修建几个机场提供金属跑道、高射炮和其他必需的物资；下令超出战斗师的编制，专门为进入朝鲜作战的每一个歼击飞行员配备10个后备的飞行员；无偿为中国提供372架最新型的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用以改装6个米格－9歼击机师。[27]不难看出，斯大林这时对支持志愿军继续作战倾注了相当高的热情。

既然相信志愿军的主要困难来自于运力薄弱、兵力不足，以及敌人在火力上占有优势，在得到斯大林许诺给予大力援助，再加37个步兵师的装备和其他重型武器已陆续到达，新开进的部队多已换上较先进的苏式装备，苏联火炮组建的4个炮兵师和4个高射炮师也陆续开入朝鲜，志愿军各种火炮的数量已增至6000多门，中共中央显然没有理由不把战争进行到底。因此，尽管毛泽东已经肯定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而中共中央这时的指示却提出，朝鲜战争还是应当“尽量争取短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结果，毛泽东不仅决定要再打第五次战役，而且第五次战役的目标从开始时决定主要在三八线地区打击敌人，到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到要打回三七线以南去了。

　　第四次战役的结果已经很不理想，战役4月21日刚刚结束，第五次战役马上就从4月22日开始打响了。战役发动不久，彭德怀就发现战场形势十分不利。不仅敌人掌握了志愿军的作战规律，而且利用其机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强等优势，协同掩护，节节后撤，使志愿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几乎抓不住敌人。不得已，他急忙改变作战目标，毛泽东虽然没有发现情况异常，但也改以解放战争打蒋介石的例子，去电叮嘱彭德怀要积小胜为大胜，对美军每次的作战胃口不要太大，力求歼灭其一个营就够了。对战场的选择，也特别提出，出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仍要设法发挥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如果三八线以南敌人防线强固，不妨想办法把敌人引到北面来打，只须不让敌人占了平壤－元山一线就可以了。[28]但斯大林甚至连这种灵活的战法也不同意。他特别提醒毛泽东，切勿拿美军与蒋介石的军队来类比，他们没有蒋介石那样愚蠢。因此你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向北退，不仅丢了平壤会严重影响北朝鲜人的士气，而且你们在前线后方也没有预先设置强固的防御工事，美国人很容易识破你们的计划，在向北推进时一道道地建立起自己的防线，一旦那样，志愿军转入进攻势必要付出巨大的牺牲。[29]

　　志愿军没有能够大踏步后退，但仍旧在美军的大举反击下全线被迫后撤约40公里。整个战役明显地再度受挫，且损失严重。不仅志愿军的战线这次未能向前伸延，反而比战役发动时平均后退了十几公里。特别是在战役第二阶段，有两个军的兵力被敌分割包围，险遭覆没。最后还是有一个整师，即第3兵团60军180师未能归还建制。仅此一个战役，志愿军就有1.7万人被俘，占了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的80％还多。

中苏两党关于停战问题的交涉

　　第四次，特别是第五次战役的失利，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志愿军一时还没有力量把美国军队从朝鲜赶出去。要想照毛泽东所说，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在事实上也不大可能。不仅北朝鲜和苏联不会同意，就是自己国家也难以保持如此长期的战争状态。正因为如此，5月下旬，第五次战役尚未结束，中共中央军委开始讨论前线局势时，就已经注意到，开战时的那些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要想实现统一朝鲜的战争目标，暂时也全无可能。面对这种情况，与会者已经提出应当力争在三八线上停下来的意见了。毛泽东显然已经注意到这样的意见。

　　6月2日，毛泽东得到通报称，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凯南5月31日曾以私人身份会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拐弯抹角地表示美国希望在联合国或是以其他方式与中国方面谈判结束朝鲜战争的办法。[30]显然，美国人虽然军事上取得了进展，但自身也有困难。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当然，在6月4日给斯大林的电报里，他只字未提是否应当考虑停战的问题。他在说明了第五次战役的不利情况和火力太弱的现状之后，只是委婉地表示，目前形势下已不可能加速朝鲜战争的进程了，怕是必须准备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志愿军仍准备反击，但只能在三八线附近稳扎稳打。[31]

　　斯大林这时似乎不愿意看到中国人失去彻底战胜美国人的信心。他在5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说：“我同您一样认为，不应加快朝鲜战争，因为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实战中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会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打破美英军队的军事神话。”但他相信，志愿军目前遇到问题并不十分严重，只要按照目前计划在接近前沿的后方构筑强大的防御工事，加强敌后游击队的活动，进一步装备新的大炮和其他必需的武器，情况就会改善。他担心的反而是，几度后撤，志愿军的士气已经出现问题。“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三、四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32]

　　但是，就在斯大林来电的同时，毛泽东与前来北京的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也已意识到继续作战的严重困难，因而也倾向于赞同停战了。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终于开始考虑要不要停战的问题了。他在5日傍晚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电报中明确提出要派高岗前往莫斯科，就“我们在朝鲜战争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提出报告，并请求指示。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后，毛泽东第一次在电报中暗示了中共中央想要寻求停战的意向。在9日的电报里，他通知斯大林说，高岗此行准备报告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想法。[33]

　　6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听取了高岗和金日成就朝鲜战争问题进行的汇报。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补充提供60个师的武器装备的申请订货单，和毛泽东提出的为彭德怀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并告诉高岗说，志愿军的装备与敌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必须加强坦克和火炮的数量。然而，当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开始提出，是否可以考虑以三八线为界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时，斯大林显得有些不安。他表示：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应当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也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在高岗和金日成反复解释了中朝方面面临的困难之后，斯大林最终作了让步，说如果你们一定想停战也可以，那就试一试吧，也许是件好事。在会谈后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只简单地提到了一句：“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34]

　　斯大林的答复，使毛泽东很快下了决心。他一收到电报当天就致电高岗和金日成，要他们与斯大林协商争取停战的办法。毛泽东表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得采取防御态势”。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停战，很容易被敌人看成是软弱的表现，即使能够谈判，中朝方面也必定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最好这样做：或等待敌方提出，或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或两种方法同时进行。[35]

　　既然决定争取停战，自不必等美国来提出，完全可以利用苏联的地位。6月23日，经过斯大林的批准，马立克利用在联合国发表演说的机会提议：朝鲜“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与休战，并把双方军队撤离三八线”。[36]25日，中美双方都非正式地表示了愿意和平谈判的意向。紧接着，根据苏联方面的建议，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前线司令官在6月30日和7月1日就直接谈判停战问题交换了意见，正式确定以位于双方军事接触线中朝一侧的开城作为谈判地点。随后，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

　　　　　　 中共中央对停战谈判的策略

　　确定了谈判的方针，具体谈判起来却是一个相当复杂和技巧的问题。提出过高的条件，必使谈判陷入僵局；主动进行退让，又难免给对方造成错觉，从而步步进逼，使自己陷于被动。何况，朝鲜战争双方，互有胜负，谁也不想订城下之盟，因此虽然进入谈判，双方态度都相当强硬。经过斯大林同意，由毛泽东拟定的中朝方面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协议草案，包括以下几点：

　　（一）双方同时发布命令，停止军事行动。

　　（二）双方军事力量从三八线各后撤１０英里，建立非军事区。

　　（三）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的一切军事调动。

　　（四）在停止军事行动后３个月内分批全部交换战俘。

　　（五）所有外国军队在３个月内分批全部撤离南北朝鲜。

　　（六）南北朝鲜的难民在４个月内应返回从前居住的地区。[37]

　　从上述条件可以看出，谈判一开始，中国方面就不得不放弃了一些过去它最为关心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等。这比1951年1月13日美国曾经投票赞同过的那个五步方案，显然是一个相当大的让步。即使比6月13日毛泽东给高岗、金日成的电报中所提出的条件，也有明显后退。[38]

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谈判条件，也还是不足以让美国人接受。难民问题不用说了，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怀疑美国人和南朝鲜方面是否能够接受。就是被中、朝、苏方面视为“最基本的原则问题”的两条，即限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以三八线为界，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状态，美国方面也不答应。不得已，中、朝方面被迫又作出让步。就撤退所有外国军队问题争论一周后，毛泽东即明确提议：“不要提出把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因为事实上我们目前也没有这个实力。金日成也表示，只要各自军队能够从三八线后撤１０英里，可以暂时放弃这一要求。[39]

而后就是以三八线为界的问题了。双方围绕着这个问题整整争论了一个月。由于美国和南朝鲜方面所占三八线以北的面积多于中朝方面所占三八线以南的面积，再加上美国在海上和空中占有绝对优势，因此，美方不仅不肯以三八线为界，甚至还提出什么“海空补偿论”，要求中朝军队从实际军事接触线后撤，来划定军事缓冲区的界限。考虑到“敌方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在这方面不可能让步，因此，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谈判代表团在双方相持不下一个月后即明确提出，为避免谈判破裂，“最好考虑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不再为三八线而进行斗争”。但斯大林最初对这种让步感到担心，他并且明确反对毛泽东这时提出的关于邀请中立国家代表介入谈判，以制约美国的意见。他再三强调：应该“是美国人更愿意继续谈判”，而不是我们。如果提出这样的建议，“将会被美国人认为是中朝方面更需要尽快签订停战协议”，这是示弱的表现，“没有任何好处”。[40]结果，停战谈判终于在8月23日被迫中断。

　　双方军队重新在战场上进行了大约两个月的激烈较量之后，美军在整个战线上平均又推进了两公里左右，但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美国人也意识到没有办法坚持它的所谓“海空补偿论”了。因此，新的一轮谈判于10月25日重又开始，只不过谈判地点按照美国人的要求，移到位于双方实际接触线中间的板门店去了。谈判继续围绕军事分界线问题进行争论。但由于美方不再坚持“海空补偿论”，中朝方面不再坚持以三八线为界的要求，主张“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且由此线各后退二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谈判开始取得进展。虽然斯大林仍不断地提醒中朝方面要“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他实际上也转而同意“采取灵活战术”了。[41]终于，谈判双方在11月27日就军事分界线问题原则上达成了妥协。[42]

　　　　　　 斯大林支持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随后的谈判出乎意外地卡在战俘问题上了。本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斯大林，都十分乐观地相信：“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43]想不到，中朝方面坚持战俘全部遣返，美国和南朝鲜坚持“自愿遣返”，两方就此相持不下，以致其他问题解决后，朝鲜战争还是长时间不能停战。

战俘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俘虏的人数相差悬殊。根据双方公布的数字，美方俘虏朝籍战俘11.2万人，俘虏中国籍战俘2.08万人；而中朝方面掌握的战俘，只有美英籍战俘4417人，南朝鲜战俘7142人，相差有十倍之多。这一方面是由于志愿军从战争开始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采取在战场上释放战俘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北朝鲜人民军大量吸收战俘当兵和从事后方工程建设。再加上志愿军及北朝鲜战俘中确有一定数量的原俘虏兵存在着不愿回到共产党政权下的要求，韩国李承晚政府和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情治单位又乘机介入其间，进行宣传鼓动，结果使中国方面在政治上陷入严重被动，不得不全力相争。

中方在战俘问题上的处境不如朝方主动，是因为志愿军战俘中绝大多数都是原国民党军的俘虏兵，政治上容易动摇，自愿遣返的只是战俘中的少数。而北朝鲜方面谈判时背着中苏两国隐瞒了数万战俘[44]，其主要被俘人员又是部队胜利推进时被美军仁川登陆作战拦截于南方而被俘者，前韩国俘虏兵极少，因此不容易受反共宣传的影响，大多数愿意回到北方。这两部分人员相加，北朝鲜实际上并不吃亏。这种情况明显地使北朝鲜方面不愿太过纠缠于战俘问题。特别是因为战争没有结束，联合国的空军仍可以对北朝鲜狂轰滥炸，这给了北朝鲜方面以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当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妥协，决定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以解决问题时，金日成就主张尽快结束谈判，“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他看不出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意义，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何况，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政治上也不可靠，所以他相信“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见”。他为此特别指示人民军的谈判代表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且辗转通过外务相朴宪永向毛泽东表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向。[45]

当1952年7月13日，美国表示愿意把它同意的遣返战俘人数从最初的7万人增加到8.3万人之后，金日成再也沉不住气了。第二天，金日成直接给毛泽东发了电报，建议接受美国人的提议，尽快就停战问题达成协议。他明确讲，因为为几万名战俘，北朝鲜方面正在经受着巨大的损失，仅7月11日到12日夜，平壤居民就因为敌机的狂轰滥炸死伤了6000多人。但是，毛泽东于第二天告诉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两天的研究，一致认为，正当敌人对我们狂轰滥炸之际，接受其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的、具有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极不利的”，它“必然会使敌人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我们的形象”。我们必须迫使敌人让步，或者采取军事行动来寻找改变目前形势的出路。对于朝鲜方面的困难，中国人民将竭尽全力予以帮助，“请您不客气地向我们提出朝鲜局势所要求的迫切解决的各种问题”。[46]

　　毛泽东与金日成对美国提议的不同看法，有着重要的背景。周恩来8月间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谈到了这一点。他解释说，问题出在美国人同意遣返的8.3万人中，7.6万人是朝籍战俘，中国战俘只有6400人，这还不到中国被俘战俘的三分之一。他告诉斯大林，中朝之间的分歧在于，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金日成认为这样不利，因为每天损失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未能得到遣返的战俘人数。但毛泽东确信，继续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有助于打破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企图。[47]

　　对此，斯大林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他指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他明确讲：“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都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打了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当然”，斯大林同意：“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的牺牲。”“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持他们。”“为了朝鲜我们不惜一切。”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策略，斯大林同意：可以考虑宣布照比例交换战俘，美国人扣留多大比例的战俘，中朝方面也宣布扣留多大比例的战俘；如此不行则可考虑由中立国进行调解，先解决停战问题。但谈判中态度必须强硬，仍应首先坚持全部遣返，要逼迫美方先做让步。[48]

战俘问题的争论使板门店谈判在10月份再度陷入僵局，并导致停战谈判长期休会。尽管联合国就此进行了多次讨论，并且在11月17日通过了印度代表提出的，由四个中立国代表组成特别遣返委员会，交战双方在议定的非军事区的交换地点，按议定的人数将战俘移交给遣返委员会，愿意接受遣返的战俘在该委员会的监护下即时返回家园。仍未遣返的战俘则在停战协定签署期满90天后，提交给停战协定规定召开的政治会议来解决。[49]对此，周恩来于11月28日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反对。他表示赞同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先停战然后解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的建议，并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然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周恩来同时还致函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断言联大通过的这项决议，实际上是强行扣押战俘的借口，要求联大撤销该项决议，呼吁在苏联建议的基础上重新恢复板门店谈判。[50]

事实上，战俘问题这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归还人数多少的问题。对于高度重视“道义”形象的中国领导人来说，它更多地已经变成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政治问题。为此，只要能够保持目前的相持局面，使美国不能再演仁川登陆的一幕，中共中央就决心长期打下去，直到美国人妥协为止。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现在虽然我们已挡住敌了人。并给予敌人很大杀伤，但还没打到使它非停战不可的程度。美国之所以破坏战谈判，就是这个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斗争还应加强，继续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要在这条战线上打得美帝国主义罢手，不管一年也好，两年也好，继续下去也好，总有一天要打得它罢手。”[51]因此，中国方面甚至压缩了谈判代表团的人员，也不打算再与印度接触，商谈战俘问题了。[52]

面对中方的强硬态度，1953年2月22日，美国方面首先做出姿态，打算恢复谈判。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这一天发表声明，建议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有关规定，先行遣返病伤战俘。但由于不了解美方的真实态度，为了不让对方产生幻想，基于“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的既定方针，毛泽东仍不认为有必要马上重开谈判。他告诉志愿军谈判代表说：“在观看发展后再行决定是否予以答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两周后，即3月5日，始终支持中国方面采取强硬态度的斯大林突然逝世了。这使得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中共中央在停战问题上的妥协

斯大林逝世不久，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内率先提出了一份关于立即在朝鲜停战问题的备忘录。这一文件认为，朝鲜战争拖延至今，给苏联以及中、朝两国都造成极大的负担。以往曾经有过几次实现停战的机会，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错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莫洛托夫的提议迅速得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同意。根据这一文件起草的苏联政府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提出：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是不正确的”，从中国、朝鲜和苏联三国的利益出发，应当在停止战争方面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据此，苏联方面提议：立即由金日成和彭德怀就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2月22日发出的关于交换伤病战俘问题的呼吁，做出积极的回答。然后由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发表声明，说明积极解决战俘问题，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机已经到来。[53]3月21日，苏共领导人与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就朝鲜停战问题举行了会谈，并正式递交了这一信件。

不难看出，苏联政府对朝鲜战争的态度与斯大林在世时有了极大的不同。在中国政府刚刚拒绝了印度代表在联大通过的议案，毛泽东又就遣返战俘问题表明了强硬的立场不久，突然得知要马上改变态度，这让周恩来颇感困难。他在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最后表示：这个让步“是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新的方针”。“在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弓弦拉得很紧。毛泽东同志在政协讲话，也强调了为遣返俘虏的正义性的斗争。”因此，他必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并经过讨论后才能就苏联的提议做出答复。[54]

周恩来随后在电报中报告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同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55]

北朝鲜的态度早已明了，如今苏联也持如此态度，中共中央自然不能单方面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立场。不过，朝鲜战争毕竟也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各方面工作带来了巨大的不利影响，无论怎样坚持争取在战俘问题取得正面效果，中共中央事实上也不能完全无视志愿军战俘中存在大量政治上动摇的国民党俘虏兵，难以硬性争取的问题。因此，它实际上也多少意识到拒绝印度方案未必完全有利，至少给自己造成了“不利影响”。包括对克拉克的声明，毛泽东也多少有些犹豫不决，因此虽然指示外交部起草了严厉驳斥的谈话稿，随后却又考虑其实也“可以商谈”，要周恩来向苏联领导人征询意见，看是否可以“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56]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方面态度的转变，最终促成中共中央态度的改变。毛泽东一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就很快回电表示赞同。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57]

苏联方面的态度，以及苏中达成的妥协，使北朝鲜领导人欣喜万分。据说，金日成得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激动得欢呼起来”。苏联特使库滋涅佐夫和费德林报告说，金日成明确认为“目前的形势进一步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或者对整民主阵营都是不利的”。“苏联政府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考虑到“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每天几乎300－400人）非常大，而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战俘的数字不是十分明智的。”[58]

3月23日，毛泽东电告参与负责板门店谈判的丁国钰说：“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湾（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为此，他要求谈判代表团再不要采取凡事抗议的强硬态度，尤其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破裂，无重大事件，甚至不要向对方送抗议书。[59]

3月26日，周恩来回国，当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结果，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随即，中共中央派负责全面谈判领导工作的李克农、乔冠华返回板门店。28日，中朝方面正式复函克拉克，表示可以讨论交换重伤病战俘问题。30日，周恩来正式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进一步表明了中国方面准备在战俘问题上让步的姿态。

但是，到1953年4月，志愿军前线阵地巩固，并且已经完成在沿海地区反登陆作战的部署，整部部队的装备及兵员都空前强大。在这种情况下，轻易地在战俘问题上妥协，也并非中共中央所愿。当毛泽东得知前线指战员求战心切，一致要求发动战役反击时，自然高度重视。他因此明确批准同意志愿军的反击作战计划，明确指示：争取和，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60]

4月26日，朝鲜战争双方重新恢复谈判。但谈判如中共中央所预想的一样，并不顺利。双方之间艰难交涉一个月之久，仍无结果。5月13日，美国代表更提出了中国方面无法接受的反建议：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藉战俘就地释放。鉴于美方的强硬态度，志愿军提前发动了夏季反击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明确指示说：“目前停战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过去所提出的‘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方针。”[61]板门店谈判因此再次中断。

注意到反建议所带来的强烈反应，美国方面采取了适度妥协的立场。5月25日，美国代表提出并经联合国通过了一项修正案。据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波伦对莫洛托夫解释说：只要将联合国的新建议“与朝中方面5月7日的提案相比，明显看出联合国做了很大让步。第一，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以前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应在停战协定生效之日予以释放。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规定，朝鲜战俘将中中国战俘一样，应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第二，联合国的新提案规定，允许朝中方面有3个月时间向战俘作解释工作。联合国原先为此目的而规定的期限是2个月，而对方提出的期限是4个月。”此外，“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采纳了对方关于朝鲜战俘问题移交政治委员会的提案。作为对这一提案的补充，联合国代表现在同意中立国委员会将以多数票的方式通过决议。因此，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他们原先关于这一问题提案，该提案规定了这个委员会的5个成员应一致同意的原则。”[62]

显然，中共中央注意到：“对方新方案和我方5月7日方案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63]但鉴于军事进展顺利，志愿军并没有马上停止这一次夏季反击作战，而是稍微调整了进攻的目标，要求部队把主要进攻矛头指向韩国军队。这次攻势到6月16日结束为止，成功地扩大了58平方公里的阵地。

6月初，停战谈判重又恢复，并很快在联合国新提案的基础上，达成了妥协，进而于6月8日正式达成了朝鲜停战协议。但就在志愿军正式宣布结束夏季攻势的第二天，李承晚政府就单方面进行了释放战俘的行动。此一事件引起中朝方面极大不满。中国方面不仅致函克拉克提出抗议，中断了谈判，而且再度迅速组织了报复作战。在已经通过停战协议，就差正式签署，而克拉克又迅速回函表示歉意之后，发动这次进攻势必要向苏联方面进行通报。故周恩来受命于7月3日凌晨委托伍修权向苏联大使馆递交了中国政府关于对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和克拉克来信的对策的文字说明，具体说明了中国方面准备采取的和战步骤。尽管苏联政府对中国方面的军事准备并不十分赞成，但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据此，毛泽东于7月8日明确通知志愿军总部说，停战协定的签署，必须推迟到7月20日以后，并须视军事进展的情况而定。因为“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队的士气。如果不能不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64]

7月13日，即在停战谈判恢复三天后，志愿军再度发动了金城战役。此役一直打到7月27日，即双方正式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当天才告结束。据志愿军方面统计，此役总共毙俘伤敌7万余人，收复土地面积192平方公里。这也就难怪毛泽东会再三对此时结束朝鲜战争表示遗憾了。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如果“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因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65]“如果再打八个月，我们可以打垮他们的全部阵地。假如在这之后进行和谈，我们可以取得更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个时候斯大林逝世了，苏联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为要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66]

当然，毛泽东的这种遗憾，并不是说如果再打下去就可以决出胜负，而是指可以在更有利一些的条件下结束这场战争。毕竟，整个朝鲜战争中，最让中共中央感到遗憾的，就是战俘问题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最后只得到了占中国战俘三分之一强的7110名战俘，更重要的是，1.4万名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这件事本身，极大地便利了美蒋的反共宣传，有损于新中国的政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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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彼得·卡尔沃科西雷编著，王希荣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

[2] APRF，45/1/331/79.

[3] APRF，45/1/347/56.

[4]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第645页。

[5] 师哲前引书，第496－498页。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王焰等：《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02－403页。

[7] 《关于决定派军队入朝作战给斯大林的电报》（1950年10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39－540页。

[8] 《关于朝鲜战局问题给彭德怀、高岗的电报》（1950年10月2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88－589页。

[9] 《军委关于加强同美国军队作战的思想教育的电报》（1950年11月22日）；《关于三十八军等部的作战部署给彭德怀、邓华的电报》（1950年11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678，640页。

[10] 《关于释放俘虏等问题给彭德怀等的电报》（1950年11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672页。

[11] 《关于鼓励士气争取大胜给彭德怀等的电报》（1950年11月28日），《建国以前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689页。

[12] 《关于美军准备从朝鲜撤退的情报给彭德怀等的电报》（1950年12月1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719页。

[13] 《关于朝鲜战场形势和我军作战部署给彭德怀等的电报》（1950年12月21日）；《关于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后全军主力后撤休整的电报》（1950年12月26日）；《关于打好第三次战役和准备春季攻势给彭德怀的电报》（1950年12月2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731－732，735，741页。

[14]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第670－672页。

[15] APRF，3/65/371/35-37.

[16] APRF，3/65/828/23-24.

[17] APRF，3/65/336/17-19.

[18] APVRF，059a/5a/3/11/196-197.

[19]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20] APRF，3/1/336/88-89.

[21] 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381页。

[22] 《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致金日成电》，1951年1月16日，APRF，3/1/336/81-82页。

[2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18－119页。

[24] 王焰前引书，第446页；《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1月28日，APRF，45/1/337/41-43; 《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年1月30日，45/1/337/43-44.

[25] 《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1月28日。

[2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151－153页；并见APRF，45/1/337/78-82.

[27] APRF，45/1/337/118; 45/1/ 338/87,91。

[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31－332页。

[29] APRF，45/1/338/98-99.

[30] 参见FRUS，1951，Vol.7, pp.483-486, 501-511.

[31] APRF，45/1/339/4-6.

[32] APRF，45/1/339/17-18.

[33] APRF，45/1/339/23, 28-29.

[34] APRF，45/1/339/31-32.

[35] APVRF，059a/5a/5/11/35-37.

[36]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511页。

[37] APRF，45/1/340/19-20.

[38] 毛当时在电报中表示，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可以不提出作为条件，因为联合国已经成为侵略工具，中国现在不认为加入联合国有特别意义。但应当考虑把台湾问题提出来作为条件，以便讨价还价。当然，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作出相应让步，以便首先解决朝鲜问题。

[39] APRF，45/1/340/93-94.

[40] APRF，45/1/340/89.

[41] APRF，45/1/342/100.

[42] 《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第406－407页。

[43] APRF, 45/1/342/16-19, 100.

[44] 据后来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报告：北朝鲜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的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转见沈志华：《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45] 《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2年2月8日，APRF，.45/1/342/81-83。并见沈志华：《1953年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46] APRF，45/1/343/72-75.

[47] APRF，45/1/329/54-72.

[48] 同上。

[49]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440－442，445－446页。

[5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273页。

[5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72-273页。

[52]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7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1页。

[53] APRF，3/65/830/66-71.

[54] 转引自熊华源：《关于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恢复的情况》，在“朝鲜半岛的分裂与统一”学术讨论会（2000年10月，丹东）上的发言提纲。

[55]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53年3月21日，转见《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118-119页。

[56] 转见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117－118页。

[57] 《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119页。

[58] 《库兹涅佐夫、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1953年3月29日，APRF，.3/.65/830/97-99。

[59] 《毛泽东关于准备同意讨论交换重伤病俘问题的电报》，1953年3月2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148页。

[60] 转见沈志华：《1953年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61]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399－401页。

[62] 《莫洛托夫日记摘录》，1953年5月28日，APRF，.3/65/830/6-13。

[63]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304-305页。

[64]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第453页。

[6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54页；《库兹涅佐夫致外交部电》，1953年7月29日，APRF，3//65/830/187-189。

[66] 《毛泽东与英共执行委员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的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