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經濟快速成長，綜合國力增強以及國際地位提升，北京在上世紀中期後，開始出現自我期許的「大國意識」。大國雖非富國，但隱含一定程度的強國，因而產生「大國外交」的政策思維與策略構想。傳統上北京以發展國家自居，重視聯合國機制，強調大小國一律平等。「大國外交」觀點代表北京向革命理想主義告別，而走入權力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範疇，意即追求國家利益高於貫徹意理教條。

後冷戰格局的深化幾和北京大國外交思維同時並進，這種形勢使得大陸大學校園和傳統重要智庫的國際關係研究展現出活躍進展。除了原有的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亞太所、東歐俄羅斯所與世界政治經濟所、外交學院、國際關係學院、國防大學戰略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等等之外，如北大、清華、人大、復旦、南開等重點大學亦紛紛設立國關學院和外交學系，積極培養國關人才。因此，對於外交政策及國際形勢的看法就不再墨守成規，具有較為多元的觀點，而學界意見也愈來愈為黨政要員所重視。例如清華教授在「九一一」後對美國的批判，人大教授對於中日關係的新提法，都曾引起北京高層的關注。

胡錦濤任中央黨校校長時，設置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強化國關研究並和外國智庫加強交流，顯示他對國際政治外交保有高度興趣。胡任總書記後，已陸續接任中共中央外事、台灣和財金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居於外交決策核心。

目前，北京整體外交政策和江澤民時代大致並無不同，然而仔細地觀察卻也有些差異。例如：（一）北京敦促平壤接受多邊會談來解決朝核問題，過去北京一向支持平壤與華府直接談判的立場，而且北京對六邊會談採取積極促成作為；（二）北京改變一貫態度參加八大工業國會外會，雖然尚未成為G8成員，然對G8的性質與作用已有新評價；（三）在伊拉克重建問題上，態度比美國發動對伊戰爭前更為堅定，擺脫予人「軟硬不明」的印象；（四）在中日關係歷史問題上，出現「向前看」重於「向後看」之聲音；（五）在南亞問題上，不再獨重巴基斯坦，而轉向兼顧印、巴之間的平衡。

當然，胡錦濤的外交作風自不會和江澤民相同，這是個人行事風格不同所致。北京外交政策出現新的調整，主要還是基於國際形勢大格局的發展所促成，而這大格局中最重要的就是「九一一」後的美國與世界之關係。新世紀伊始，美國保守派布什政權在「美國特殊」意識形態主導下，挾其軍經強勢力量，企圖從單超獨霸進展到世界帝國。除了提出「邪惡軸心」概念外，更將中國看成挑戰美國最大威脅，視聯合國和國際法如無物。「九一一」使華府找到操兵藉口，然而一場伊拉克戰爭打下來，美國在國際社會上陷於空前孤立，單邊主義外交推行不下去，新型帝國主義之夢已然失落。目前，布什聲望降至最低，前總統克林頓與卡特責其好戰，陷入伊拉克進退失據有如越戰泥淖，政府財政赤字惡化，布什不得不同法德俄大國改善關係，向聯合國求援，要求盟邦出錢出兵。

美國的困境或布什政府走錯方向，北京冷眼觀察，其外交智囊認為當時江澤民和錢其琛處置得宜。要如：（一）中美軍機擦撞後，面對布什強勢外交不予對抗，採取避實擊虛的迂迴手段；（二）配合美國全球反恐作戰，但同時要求利益互惠。（三）在反對伊拉克戰爭之時，既不當頭反美亦不疏遠伊斯蘭世界。總之，就整體國際格局而言，北京長期以來所堅持的多極化世界目標是正確的。不過，過去北京講多極化大部止於理論觀念層次，現在北京已有人主張應該走入現實操作層面。誠如北京重要學者所言，以往中國在國際機制領域內是參與和借用，今後中國在此領域內的外交重點應該是積極促進現在的國際機制和規則的改造，使之更多地符合與反映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

可以說，北京未來外交新作為，應是來自不斷增長的大國意識思維，以及自居於廣大發展國家利益代言人地位。具體而言，歐盟的擴張、俄羅斯的振興、伊斯蘭世界的疏美、第三世界自主性增強等等，使北京覺得應對多極化格局有所作用，雖然反對單極霸權不是中國新世紀初外交的首要目標，但同時維護國際規範機制，反對單邊主義又是中國不能避免的國際責任。

（作者為台灣中國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所長兼大陸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