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恐怕是近現代國際關係史上很為獨特的一頁。日本在與外向型大國如美國和俄國競爭的過程中，在結局上沒賺到過什麼便宜。二戰末期美國扔在廣島長崎的兩顆原子彈，蘇軍在中國東北痛殲日本關東軍，在潛意識中為日本留下恐懼陰影。美國後來還靠高科技與金融運作擊敗了日本的經濟攻勢。

　　但日本在對中國的騷擾侵犯中，卻一直是頗有斬獲，沒有吃過大虧。首先當然是因為中國是傳統的內向自足型大國，精力少用來與外界競爭，心思也不太集中在去算計外來的對手。甚至今天，中國的對日政策與思潮仍在“世世代代友好”與“反日仇日”兩個極端之間搖擺，情感壓過了理性。

　　再者，中方誤認為只要自身小康就可遏制日本。而日本人一直是把中國作為一個戰略目標加以瞄準和把握的，日本對中國的戰略很有些類似著名的“田忌賽馬”的故事，即善於以自己的優勢出擊對手的劣勢。

　　如果國家間的博弈力量也像“田忌賽馬”時能將馬匹按能力、質量和數量分成上中下三乘的話，日本很清楚自己在上乘精英層面不是中國的對手：即如果雙方都拿出自己“最好的”，那麼從火箭發射到奧運會比賽，日本都會處在中國的下風。

　　但在中乘，比起中國方面，日本在國民整體的職業素養、團隊精神和競爭意識上明顯占有優勢。更何況，國家力量的分布一般呈“橄欖球”型，即中間大兩頭小，中乘力量的強大便可達到彌補上乘不足和消化提升下乘的作用，事半功倍。

　　於是日本的策略便是減少與中國真正精英力量的正面交鋒，利用自己強大的中乘，去壓製取勝中國的中乘與下乘。而且中國的問題還在於，有不少人明明是中下乘的質量與性情，卻偏偏冒充上乘，這也為日本提供了不少可趁之機。

　　中國的天真，就是總希望日本能夠自律：自覺歷史認罪，受理戰爭賠償，停止領海挑釁。對日本來說，這些都是不符合其與中國競爭的戰略利益的。中方唯一的選擇，就是通過主動的競爭優勢來達成日本的就範，使其不再肆意作亂。

　　所以中日關係的發展走向，基本上取決於中方的主動精神、競爭意識和中乘大眾的強弱。如果中方還是平時混混噩噩，空喊“友好”和“軟思維”，遇事時則表示幾句“抗議”，或瞎詐唬兩下“抵制日貨”，那麼日本就一直會讓中國難過下去。

　　只有通過勇敢激烈的競爭，才可能讓日本學會適應21世紀的新中國，中國和中國人本身也才能不斷地提高和超越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