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战略关系思考

【背景新闻】中印海军今日进行首次军演

　　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关系的发展一直是影响地区稳定和未来国际格局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多极化趋势面临挑战的大背景下，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于 2003年6月底访问中国，中印高层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了看法，共同签署了《中印两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1并就加强双边经济联系和保持边境信任、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加强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应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共同维护世界及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等问题达成了重要共识。

　　两国首脑的会晤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中印关系，并为今后双方合作确立了一个基本框架。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印关系在经历了一段波折后，又开始向正轨迈进。然而，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道路并不会因此而一片坦途，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将受到多极框架、利益需求、崛起比较和信任建构四大因素的影响。

　　一、多极框架：两国关系中的体系变量

　　华尔兹（Waltz）认为，“一个体系包括两个变量，其一是结构，其二是单位。”国际体系的结构指诸多国家行为体以自身力量的大小决定在体系中的排列，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决定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各部分的排列组合产生了结构，排列的变化导致结构的变化”2这事实上就说明了影响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是由主要国家之间构成的关系框架，也就是目前我们所推动的多极化框架。

　　二战前，整个国际社会总体上处于列宁所说的战争与革命时代，奉行的是“丛林法则”，国际关系格局在列强的争斗中趋于均衡；在冷战时期，由于美苏两个轴心对抗战略格局的存在，中印关系受到严重影响，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最激烈的表现便是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当前，全球化的浪潮日益凸显，世界已进入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时代，各国纷纷将发展经济视作根本战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因素不仅在一国国内政治中作用上升，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和健康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政治体系的基本格局。和平与发展作为举世公认的两大时代主题，必然会对大国关系的发展起到规定和制约作用。

　　国际关系作为一个有机的互动博弈体系，对单元国家的影响在近年来表现的尤为突出。目前在南亚地区存在着多个“三角关系”。3这将成为影响该地区走势的重要因素。其中，美印关系的动力与阻力并存，4俄印关系的不断发展，以及中美俄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变化，都将成为影响中印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一方面，作为大国关系的中印关系的发展势必要反映出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新特征：“相互防范与制约、相互依存与合作”；另一方面，随着多极化格局的深入发展，不同的行为主体之间由利害冲突、矛盾摩擦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为减少。更多的纠纷将通过谈判和合作的方式解决。这两个层次的含义将给中印关系的发展带来质的规定性，进而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根本方向。

　　二、利益驱动：重要的决定力量

　　对利益的价值的判断是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两国的利益需求程度直接决定着两国关系发展的层次。近半个世纪来，中印关系之所以难以在彼此对外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两国在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战略利益中相互需求不足。

　　自20世纪中期印、中两国相继独立以来，中印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道路。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印度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但限于当时的财力，军力，尼赫鲁政府不得不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了与中国合作的态度。因为面对当时已经改变而又十分脆弱的地缘政治环境，印度只能“通过对华友好来实现国防”。5从60年代开始，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偏袒印度，两国都把对付中国作为一致的战略目标。印度既希望加强与苏联关系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军事援助，也试图增强印度在南亚地区对美国、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力量对比。苏印两国于1971年签订了为期20年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建立了 “苏印特殊关系”。6在这段时间内，中印两国关系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80年代初开始两国关系逐步改善，其主要动因是受国际大背景的影响，特别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推动了中印关系的改善。1996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印度进行了首次访问，两国初步确立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框架，从而使两国关系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然而，中印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因印度的核试验而中断，印度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还散布“中国威胁论”，进一步使两国关系陷入僵局。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与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的关系在不断发展，而中印关系因为相互间和外部的种种复杂关系而趋于难以转暖的“微妙状况”。可以说，半个世纪以来中印两国利益需求的变动是两国关系起伏的根本动因。

　　当前，中印关系正处在逐步升温的转折点。我们应该认真地对两国间利益需求进行判断。两国的共同利益主要体现在两国对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人权问题、环境保护，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问题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而两国的利益分歧又主要表现在边界问题、印巴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信任问题。通过上述简要分析，可以发现两国的经济利益合作还不足以占据双方共同利益的主导地位。在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现实世界，没有经济利益的保障，其他方面的合作很难提升到较高层次。如果说在民族解放和独立主义占主流的年代，两国可以忽视彼此经济需求的不足，大力加强政治联合，以谋求各自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利益已成为当今世界国际合作的主导因素。中印两国近年来都致力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各自的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都有了飞速发展。但相对于双方对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而言，两国在彼此贸易份额中所占的比重非常低。

　　总体上，中印两国经济利益需求历史上的低水平，导致了对彼此价值判断的低层次，从而严重制约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但从目前的趋势看，中印间的经济合作仍具有十分广阔的空间。双方去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50亿美元，差不多比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2亿美元翻了20 倍。与去年相比，印度向中国的出口增长了100.5%，贸易顺差3.5亿美元。7当然，基于两国某些利益分歧的客观性，可以预言：两国关系在今后一段时间还将面临考验。

　　三、崛起前景：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国的外交政策取向由其对外战略决定，而对外战略又源于对本国实力的科学判断。印度的对外战略思想转变轨迹便体现出这一特点。目前，印度的对外战略思想已从尼赫鲁时期的“理想主义”向80年代兴起的“实力对实力”转变。8以印度人民党为代表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右翼政治力量不断上升。他们认为，不管经济上有多大的困难，印度都要继续建立强大的、现代化的军事力量。 9为此，印度在保持较高的国防支出的同时，也从经济发展这一根本因素上入手。印度近年来一直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其经济建设取得明显成果。10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两个曾经沉睡的东方巨人都在崛起，他们未来综合国力的对比变化将决定各自的对外战略，进而决定两国关系的实际定位。

　　关于中印两国发展的前景对比，国际上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中国将继续在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发展方面保持对印度的优势。11这种观点基于近年来两国发展的客观事实，占主流地位。2002年中国经济再攀新高，各项经济指标纷纷刷新历史纪录：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元，投资总量和消费总量双双突破4万亿元，外贸总量超过6000亿美元，利用外资总量超过500亿美元，外汇储备总量超过27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一年吸引的外资相当于印度吸引外资的几十倍。第二种观点认为印度在许多方面较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印度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和市场。随着印度国内各项政策的到位和改革的深入，印度的发展将超过中国，并形象地把两国发展比喻为“龟兔赛跑”。12除了这两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外，国内外一些专家还从其他不同角度分析了两国未来发展的趋势，但都大同小异。不管怎样，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两国能否抓住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很大程度上就将决定两国各自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不管是“中强印弱”还是“印强中弱”、或者“两强并立”都将给双方的政策取向带来冲击。

　　另外，从印度方面分析。其对因中国强大而造成的双方实力对比变化存在担忧，怕危及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对等地位。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以及相互间边界信任协定的签署、中俄边界的完全确定和中越陆上边界协定的达成，中印边界成为目前中国陆上边界的唯一有争议地区，这给印度带来一定压力。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曾谈到，印方注意到中国同其邻国的边境问题基本上都通过友好协商得到了妥善解决，印方愿与中方为解决好这个问题而共同努力。13刚刚签署的《中印关系原则》对于双方的边界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如果中印边界问题最终能够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也将与中印两国实力对比变化密切相关。

　　四、信任共同体：超越安全两难

　　事实上，中印关系在亚太区位中一直存在着矛盾。用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当前亚太地区中印关系是陷入了“安全两难”（security dilemma）。按照约翰·赫兹（John Herz）的界定，凡在国家间“共处但未结成较高的统一”的场合，或者说在缺乏“可以对它们施加行为标准、并且由此保护它们彼此免遭对方攻击的较高权威” 的场合，总是存在着下面这样的安全两难问题：每个国家始终担心被对方侵害，因而为求得安全势必多多益善地追求实力和权势，而这又会使对方感到不安全，从而也多多益善地追求实力和权势以防不测，结果就进一步加剧了原本的安全担忧。这样一种作用和反作用恶性循环，源出于国际无政府（亦无有效的共同行为标准）状态下国家之间必有的互相猜疑和互相惧怕，其中包含着敌意和紧张滋生的逻辑必然性，并且在没有制约因素的情况下显然难免步步升级为对抗和冲突。14

　　安全两难概念有其不容忽视的简单化和片面性弊病。它多少夸大了安全问题上互相疑惧心理在国际紧张、对立和冲突形成方面的重要性，因为实在的重大利益抵触和竞争更经常地构成更深刻的敌对根源。但另一方面，安全两难的确是国际关系中的常有形势。在认识安全两难概念弊病的前提下，仍需承认它的合理性，不失为考察相关的国际政治局势时很有价值的一项理论参照。

　　超越“安全两难”的根本途径就是构建“信任共同体”。因为“利益是通过社会相互作用而建构成的。”15近期两国关系的动向表明了这样一种趋势。先是曾经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4月访华。他宣称，中印之间的纠纷已有99.9% 得到解决，目前只剩下一些次要问题。而后是中印首脑短期内三次碰面，双方都表达了加强双边关系的意愿。瓦杰帕伊在圣彼得堡会见胡锦涛主席时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1/3，如果两国能够携手共进，21世纪将成为亚洲的世纪。”16事实上，中印之间构建“信任共同体”有着充分的条件。

　　首先，中印关系的良性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用历史的眼光回顾中印两国的几千年文明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两国的历史起点相似，同属世界文明古国有着灿烂的文化；两国的历史遭遇相近，都受到过封建专治主义和外来殖民主义的侵略；两国近代的转折点相似，同在20世纪中期实现本民族的真正独立，两国近年来发展的方向相同，都致力于通过改革开放发展本国经济，实现本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崛起；两国在漫长的历史交往中一直和睦相处。

　　其次，从现实角度分析，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南亚地区两个轴心对抗的格局已不复存在，这为中印两国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发展双边关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中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用和平的途径解决国际争端，反对滥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是中国长期的战略方针，这既符合中国的国家发展利益，也有利于地区稳定与和平。为此，中印双方应扩大交往、增强互信，为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打好基础，使中印睦邻友好世代相传；应抓住机遇、携手共进，不断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应高瞻远瞩、把握大局，妥善处理两国历史遗留问题，为人类和平、进步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贡献。17对印度来说，其对中国的战略价值判断也需要提升高度。中印关系的重大意义不仅体现在现实利益需求上更重要的是存在于中印关系的长期发展之中，在从这个意义上，印度应正确对待中国的崛起及其带来的积极意义。而且，中印的共同崛起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总之，新世纪的国际关系战略格局给中印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在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道路上，只要两国的历史文明能相互认同、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能有机结合，中印关系的深入发展就能够持续下去；在共同崛起的道路上，只要双方加强经济领域合作，增进政治领域的理解，保持安全领域的信任，两国的战略利益共识就能逐步扩大，中印关系的发展前景就会十分广阔。

　　1 http://news.sohu.com/57/85/news210418557.shtml

　　2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p.79-80.

　　3以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中心，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作为外部大国分别与之形成多个三角关系。

　　4杨成：《动力与阻力：美印战略关系思考》，《国际论坛》2000年第3期。

　　5 Harish Kapur, India,s Foreign Policy 1947—92：Shadows and Substance,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23-24.

　　6孙士海：《南亚的政治，国际关系及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7何军：《中印：用谅解跨越历史的障碍》，《经济观察报》2003年6月23日。

　　8孙士海：《印度的对外战略思想及核政策》、《当代亚太》1999年第10期。

　　9 Sandy Gordon, India’s Rise to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St. Martin’s Press, 1995, p.388.

　　10王俊周：《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松辽学刊》2002年第3期。

　　11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ch-yuwai/243882.htm

　　12 [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第二篇《两个巨人的命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见《人民日报》2000年5月30日。

　　14 John H. 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 Vol. 2(1950), pp. 157-158.

　　15 Peter Katzenstein,“Int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p.2.

　　16何军：《中印：用谅解跨越历史的障碍》，《经济观察报》2003年6月23日。

　　17可详见胡锦涛主席会见瓦杰帕伊总理时提出的几点主张，《人民日报》2003年6月25日。　　　　（原载《国际论坛》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