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年初曾去台灣，除去在香港換證的一天半外，共待了十一天。現就大家關心的問題簡單說一說∶

第一，由大陸去台，遠不如從台灣來大陸那麼容易。眾所周知，遊客的到來能給當地提供商機，無論大小，理應支持的，這一點在大陸做的比較好，應該說沒有特別的條款之類限制台灣朋友來大陸遊玩觀光。但對台灣來說卻遠不如此。目前，大陸朋友以單純的旅遊者身份入台，困難重重，手續繁複，時間拖沓，基本無此可能。原因是台灣對大陸民眾還沒有開放觀光。本來聽說今年年中要開的，可到頭還是不了了之。我，是作為“學術交流”去的，要提交學術論文等等，台灣那邊有邀請方。

第二，在台灣的感覺與在大陸基本一致（我是北京人），沒有陌生感而很有親切感，這與在香港的感覺截然相反。香港已經是典型的西方文化，但台灣仍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下，甚至比大陸還要“完全”。台北市差不多相當於大陸中等偏上的省會級城市。相較而言，台灣因四面向海，空氣濕度大，灰塵不易飄起，環境衛生比較好，但某些方面的污染也很厲害，比如摩托車噪音、汽車尾氣等，我剛到台北時，覺得“連大街上的氣味都跟北京差不多”

尤其是那種親切感，就在你身邊，比如，我在菜單上見到的第一個菜名竟然是“京醬肉絲”，這可是地道的北京菜。還有一次在忠孝東路後面的某店裡，我糾正了他們的一個菜名——“豆豉鯪魚油麥菜”，菜單上把“豆豉”誤寫為“豆鼓”，而同一個菜的同一個錯誤在大陸任何一個城市也是天天上演的。

與同齡人在一起時，每當我開口說話，都會聽到他們說“你說話真好聽，你們舌頭帶拐彎的”，我則笑言“我也覺得你們說話好聽，尤其是你們女孩子”。

下機伊始，跑去逛台北“國際書展”，碰到某位纏着向我推銷詩集的小妹妹，由於我剛到，還沒有換台幣，沒錢自然就沒有說話的份，結果她是屬於“不掏錢就死纏爛打型”，哈哈，最後沒辦法，我只能開口∶“姑娘，我知道這本書不錯，我也知道你在很努力的打動我，可我真的幫不上忙，我這是剛下飛機，口袋裡沒有錢呀，看在我千里迢迢從北京繞個大圈子來台北、而且連住的地方都沒去就到你這裡來給你捧場的面子上放我一馬好不好？”哈哈，猛然聽到我的北京話，小妹妹嚇了一跳，眼睛睜大一圈，差點把書丟在地上。

台北街頭指揮交通的，除去警察之外還有“其他單位抽來幫忙的”，我告訴同行的台灣朋友，在大陸也是這樣的，我們叫他們“二狗子”。

海峽兩岸的“熟悉之處”太多，可謂數不勝數。最有代表性的∶台北市街頭的地下管線井蓋，與北京街頭的完全一致，一致到什麼程度呢，不但形制相同，而且要命的是上邊那個變體的“電”字也完全一致，要知道，台灣是繁體字，而大陸是簡體字，兩者竟然在井蓋上有交集，當我看到時真是非常感慨。

第三，台灣人。就我接觸過的台灣人（台北市民、國中生、國小的小朋友、計程車司機、教授、學者、企業界人士、文化界人士、捷運的乘客、夜市攤販、大學生、酒店服務生、火車站管理人員、傳媒業眾多年輕從業者、酒吧經營者、台東居民、花蓮居民、乃至林森北路小歌廳里的歌女和琴師、淡水魚人碼頭的街頭藝人、彩票店主、赤着臂膀嚼着擯榔滿口血紅提醒我“小心啦，米酒會醉你三天”的阿美壯漢……等等），應該說平均素質比大陸同胞要高一些。大多數台灣人性格開朗，男性豪爽利索，待人真誠，喝起酒來也頗有聲勢；年輕女性則大多性格溫婉細敏，語速慢、語音低，動作輕緩，相比之下，使我這個大陸年輕人深感我們大陸女性太不“女性”了。

對於人，也是很熟悉的。清晨早起溜彎，見到國父紀念館廣場上也是一堆堆的人，老人孩子，做操、舞劍、放風箏……仔細一聽，那位教大家舞劍的老人竟然是山東口音。

第四，最關鍵的一點。在台灣的日子裡，當我看完某處景點坐下來休息時，當我走在車水馬龍的街道上、鋪面里，當坐在誠品敦南店的地板上翻書時，當我徘徊在台大校園的“傅鍾”下，進到春水堂盯着籠里的黃雀品嘗珍珠奶茶時，當我在晚上十一點多鐘逛京華城時，在片片芒草中登上草山俯瞰台北市，在燭光搖曳的小歌廳里、在一曲《流浪到淡水》中與女孩子們一起玩骰子時，在東面海邊的岩石上遠望廣闊的太平洋時……我覺的，實際上，台灣的景色並不是最美的。

是的，她比不上同樣環境下的馬來西亞等等，當然也比不上大陸。但是，另一個念頭同時升起。在台灣的日子裡，我這個來自大陸的北京年輕人從未受到過欺騙、侮辱，沒有遇到過尷尬，沒有聽到過污言穢語，我從未覺得自己不安全，也從未耽過什麼心。我覺得這裡就是我自己的地方，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比大陸還要溫暖。

是啊，我不會在買東西時受騙，在台東，同樣的海邊小紀念品，小攤上的價格與豪華的五星級老爺酒店裡的價格完全一致。在花蓮，美侖酒店的服務生邀請我叄加他們專為住店旅客辦的“放天燈”活動，那一天是今年的正月十五，我這個七十年代出生在大陸的年輕人並不知道老祖宗們留下來的這種慶祝活動。寫上祝福的話，點上火，眼看着自己的白色油紙孔明燈冉冉升上夜空，心裡真是感到溫暖啊。

台灣社會的商業化已經發展得相當完整、充分，已經非常規範了，這一點上，我們需要追趕。

台灣社會在繼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這方面，做的比大陸要好。那種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是非常中國化的，非常細膩和恬靜，非常溫暖，有如春雨滲入心田，從內心深處感受到溫暖。這是一種熟悉的溫暖，令我有“記憶中的某部分開始甦醒”的感覺，是我們所久違了的。

大半年以來，我在台灣見到過的朋友們有很多人來過大陸。那位曾留學意大利、而始終對紅酒情有獨鍾、並終於回台灣擁有了自己喜歡的酒吧的台灣人，在今年八月到大陸發展了，他在北京朝陽區開了一家分店。那位陪我逛誠品、逛台大、坐捷運，並專門向管理員要了兩張畫有幾米作品的票要我留念的漂亮的在讀博士生，六月份又來北京了，出了機場，她合上眼、張開雙臂、深深吸了口氣、第一句話就是“終於又見到北京的天空了，我有一種自由的感覺”。她說她還會來的，時間不會太久，就在明年一月份。那位向我指點“璩美鳳以前就住在這裡”、說“她的光碟有好幾個版本，我有最全的”、“既然來了怎麼不買我們的樂透彩呢”的黃大哥，則五月份就來過北京了，在台北的時候他請我喝台灣啤酒，我說味道很像北京的燕京啤酒，請我喝五十八度的金門高粱，我告訴他很像山西的老白汾酒。最後一天晚上我們用帶去的五糧液把他灌翻了，以至於說好由他送我們的，而結果他睡過點、差點誤了飛機。這次他來，我們請他喝的紹興黃酒，溫上、再加梅子，他說很好喝。至於那位深夜請我們“體驗一下台北的地下生活”而領我們到歌廳唱歌的老大姐，則更是多次來過大陸，她的公司業務早已橫跨台灣海峽……

在台北街頭，我叫了一輛計程車。司機家在高雄鄉下，三十多歲。

他說∶“聽先生講話是北方人吧？”

我說∶“是啊，北京的。”

我問∶“北京的出租車司機做得很辛苦，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左右，您呢？”

他說∶“一樣啊，我也要十多個呢。不過要是踏實地做，收入還是可以的。”

他說∶“希望你們多多來啊，越多越好”

我說∶“本來很近的，結果非要到香港，捨近求遠、勞民傷財。看人家香港人，坐地兩頭收錢，真正無本萬利。”

他搖頭，說∶“目前台灣就是這種樣子，真是沒辦法”

我問∶“到過大陸麼？”

他說∶“還沒有，不過已經計劃了，早晚要去玩一玩的，帶上老婆孩子，去桂林。”

我說∶“大陸也不止一個桂林才好玩，還多着呢，也是希望你們多多去呀。”

他就笑，說“一樣的一樣的，我們歡迎你們來，你們歡迎我們去。大家一起賺多好。”

我說∶“等有機會去北京的話，建議你一定要坐坐北京的出租車，感覺感覺，北京司機喜歡與客人聊天，天文地理、人文政治、小到針頭線腦，大到國際問題，無所不精、無所不聊啊，好像什麼都知道，地道的老北京作派，很有特點的，哈哈”

他大笑∶“那是那是，哈哈哈哈，久仰大名啊，去就一定要坐一坐。”

二月二十八日，是個海峽兩岸都紀念的日子。

在大陸，每年的這一天都會召開一些座談會、“集會”，報紙上也發表一些文章，有關親歷者會寫一些紀念性的東西，當然，更多的是痛斥當年國民黨殘酷鎮壓台灣人民的暴行。那麼，在台灣呢？

今年的這一天，正好是我在台灣的倒數第二天——二十九號就要飛香港了。這天早起就在電視新聞里看到“政府”已經把這一天定為了假日。以後每一年都會放假的，以紀念被難的民眾。

這天下午，我來到台北的“二二八”紀念公園。裡面的紀念館裡有當年此一事件的歷史陳列。我都仔細看過，並沒有找到某些民進黨人所說過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要求獨立的運動”的任何史料。

其實，我去那裡主要是給一位台灣的“統派”人士送東西的。他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剛剛做完大手術，身體還在恢復階段。大陸的朋友托我給他帶些補品。到了台灣以後我就給他打電話，卻總是打不通。後來還是大陸那邊的老師來電告知“他身體狀況太過惡劣，上樓都上不去，現在正在某位朋友處休養，一般不接電話。但有可能會在二二八這天在紀念公園出席一個集會”於是，我便來了。

結果，就在這一天，我幾乎把台灣的“死硬統派”們一網打盡，當然也包括被夫人攙扶、拄着拐杖的他。

第一個遇到的是台灣清華的呂教授。他見到我時瞪大了眼睛，完完全全的不相信竟會在台北看到我，仔仔細細、上上下下打量我半天才對我說“真是你嗎？”我一直笑着，說是啊，你看，台灣我不是也來了麼？

“那為什麼不先給我打個電話？”

我說打了的，說你昨天就出門了，我也不知道能在這裡遇到你啊。

他說這次你算趕上了，大家都來了，很多年紀大的、並不常出來走動的也來了。

我與呂教授是在北京見過幾面的，緣起是香煙。

我吸煙，呂教授也吸煙。當時是在北京開一個學術會議，我這個小青年有幸恭陪末座。期間在大家休息的時候我到外面走廊里吸煙，便見到一個五十多歲的、個子不高、額發微脫、頗為儒雅的人已先我一步開始點上了。他吸的是“大衛杜夫”，我吸的是“萬寶路”。後來到台灣我發現，幾乎一半的台灣人喜歡“大衛”，我從花蓮飛台北時，在飛機場買不到香煙，餐廳服務台的小伙子主動對我說“先生，我們這裡不賣香煙，但是我身上有自己吸的‘白大衛’沒開封呢，你要不要？”一支香煙吸完，我和呂教授便交換了名片。等會開完了，他主動要求會議主持人“問問那個小伙子，看看他有沒有時間，我想跟他談一談”。於是我又被約請叄加晚上的會餐。安排的座位我右邊是位南台灣來的“台獨”教授，左邊是位“統派”在讀博士生。我對左邊說‘小姐似乎還在上大學吧’，對右邊說‘以前我只是在電視上見到過台獨，現在您終於使我能與台獨面對面了’。因此，又多了兩位台灣朋友。

這次到台灣時，就在小布什訪問大陸、到清華大學做講演的那天中午，這位漂亮的統派妹妹領我叄觀了台大、請我逛誠品、吃飯、喝泡沫紅茶；獨派教授也在電話里表示“你能不能重新安排一下日程來一趟我這裡？我請你吃飯啊”等會餐還沒完的時候，呂教授又過來了，因為他的香煙吸完了。於是我們坐在旁邊的椅子上一起開始了萬寶路。以至於我們都沒怎麼吃飽。等會餐完了，我們還聊呢，會議主持人打了包，對我們說“看你們倆，飯都不吃了，拿回去吃吧”於是，到飯店的的房間裡開吃開喝，酒是“小糊塗仙”。等吃喝完畢，呂教授說什麼也不放我走了，再於是，我們幹掉了一包半萬寶路、聊了整個通宵，我是第二天上午七點鐘直接回的單位。

從此以後，我就“大大有名”了。從北京到台灣，大家都知道“有個小伙子跟老呂聊了整個通宵”。我們之間的關係被海峽兩岸的同行定位為“忘年之交”所以，這回在台北二二八紀念公園猛的見到我，他的吃驚是可想而知。他的第二句話便是“你今天不能走了，開完會一起吃個飯。”我的第二句話是“好啊，你出菜、我出酒，酒是好酒，十年的茅台，就是從大陸給你帶來的。”他大笑。笑完以後，他的第三句話是∶“你一來台灣就跟我們這些人攪在一起，小心以後不讓你來了。”我問“有人盯着你們麼？”他說“那是自然。”我說“你們怕不怕？”他說“當然不怕，就算怕也已經不怕了——習慣了”我說“我們從香港開始，證件已經被人給複印過來存檔，出中正機場時人家連單子都不看了，我是何許人也人家是知道得清清楚楚，我有什麼可躲可藏的？我要是來一次台灣不見你們，不但是你們，恐怕連人家都覺得稀奇。再說了，吃飯喝酒不犯法吧，罵罵蔣介石、李登輝、陳水扁不犯法吧，住住店、坐坐車、玩一玩不犯法吧，誰愛盯着我就讓他盯。”

見到的第二個人也是早就認識的。四十歲、滿臉鬍子的藍先生也是“統派”。在他這個年齡，當“統派”的簡直比熊貓還少。我曾對他說過“你簡直就是珍稀動物”。他是學工科的，計算機，結果棄“錢途”於不顧、放着錢不掙，寫文章搞起“統一”來了。我曾對他說“你一個人走‘歪門邪道’、不好好的活着也就罷了，何苦還結婚生孩子？不但生一個、還生兩個，讓老婆孩子跟着你冒雨遊行示威、跟着你窮困潦倒、跟着你受罪。”藍先生一開始住在台北，後來因為他“統一”掙不出錢來，交不起房租，於是到郊區去住了。見過他兩次，他的眼睛都是紅紅的，每次第一句話都是“我已經兩天沒有睡覺了……”這次在二二八，第三次見面的時候，呂教授對他說“你看這是誰來了。”他一轉過頭，還是面容憔悴、眼睛紅紅，也是滿臉的驚愕：“你怎麼跑到我們這裡來了？”緊接着就是“我已經……”我接上他的話“我看出來了，你已經兩天沒有睡覺了……”他說是，來一次台北不容易，安排得太緊張。

當然，還有陳先生。大陸的朋友托我帶給他的東西是“阿膠補血劑”等。這次與以往不同，他術後初愈、自己站立不穩，手持拐杖，夫人在旁攙扶。面容蒼白，神情疲憊不堪，高大的身軀微微駝着，滿頭白髮在夕陽里飄拂。我把手裡提着的東西交到陳夫人手中，對他講∶“大陸的朋友托我給您帶些補品，他們不能常來看你，趕上我來叄加個同業交流活動。都希望您好好保養身體。”然後，我拿出相機：“陳先生，我給您照個像。回大陸以後給大家看一看。讓大家放心。”我的話音剛落，陳先生幾乎變了一個人。他推開了夫人，把手杖放在一邊，挺直了身體，面對夕陽昂起頭，儘管臉色依然蒼白，但眼眸中閃現出一位鬥士的無畏與英勇。

我愣了一下，一瞬間心中感慨萬千。

站在我面前的這個人，早在三十多年前便以一篇《夜行貨車》斐聲台灣文壇。此後佳作頻出，成為台灣文學界的一位柱石。同時，與台灣文化圈裡的“獨派”們展開二十多年的論戰，在一間樓頂上木板搭成的閣樓里自辦刊物，甘守清貧，筆鋒辛辣，骨頭極硬，可以說是“雖千萬人，吾往矣”。

我抬起頭，對他說∶“陳先生，我由衷的希望您好好保重身體，安心靜養，您的存在，這本身就是對敵人的最大打擊，您本身就是一面旗幟。所有的朋友都希望看到您儘早康復。我們都希望您繼續戰鬥下去。”他也愣了一下，說“好的，請你轉告大陸的朋友們，我會把恢復身體作為自己的一項任務來完成，我還要寫的，我一定要繼續戰鬥下去。”於是，我摁下了快門。

當然，比藍先生、呂教授、陳先生年齡大的還有。還有一位老陳先生。

已經七十五歲的陳先生坐過國民黨二十五年的大牢。他對我說∶“二二八的時候我是學生突擊隊長，國民黨打過我一槍的，前兩年賠了我一百多萬。後來被他們抓到就坐牢，說我是‘匪諜’，要殺我。後來不殺了，坐了十五年放出去，放出去我就結婚了，等結了婚，沒過兩年又把我抓起來，不但抓我，還把我老婆抓起來，兩個人一起坐，又是十年。還是說我‘匪諜’，還要殺我。後來外國人出面，沒有殺成”我說∶“聽呂教授講，說有個笑話，一個台灣人到大陸，到福建，一聽當地的閩南話就說‘原來大陸人也講我們台灣話呀’呂教授說這個人就是你啊，哈哈”老頭急了，拉着我的手說“小伙子，你可不能聽他瞎說，他那是講我壞話，哪裡會是我，我還能不知道閩南話嗎？真是豈有此理”陳先生也抽煙，一個勁的抽我帶去的“紅塔山”。其實我並不抽這種烤煙型的香煙，大陸的煙基本上都是烤煙型的，所以基本上我不抽。我只抽混合型的，如“萬寶路”、“希爾頓”之類。這次來台灣，本想帶些大陸好煙請大家品嘗，像中華、熊貓、玉溪什麼的，但聽人家講“你若抽好煙的話，台灣人會認為你是打腫臉充胖子”，這個人親耳聽到過來北京的一位台灣女大學生說過“大陸明明窮得要死，卻還要擺一桌子豐盛的飯菜招待我們這些台灣人，真是糟糕透頂。”他聞言氣憤之極，當場跟那位女孩子理論起來。聽到我要來，便對我說“台灣人對大陸的真實情況並不很了解，你還是不要‘過分熱情’的好，免得‘熱臉貼到人家的冷屁股’，自己下不來台”所以，我‘很識趣’的只帶了幾包“紅塔山”（那瓶帶給呂教授的十年陳茅台可是貨真價實的好酒，因為我知道，最起碼台灣這個呂教授是知道這種禮物的含義的。我萬里迢迢，從北京到香港，再到台北，一路背過來，即便是瓶清水，呂教授也會與我一醉方休。）

到二二八那天，口袋裡只帶了一盒“紅塔山”，很快就被瓜分光了。陳先生之前，是位女大學生，不知是哪位教授的女弟子，主動過來問“我抽一支好不好？”我說好啊，給她火機，女孩子點上煙，坐在旁邊深吸一口，對我說“大陸的煙不錯啊┅┅”我說“沒吸過大陸的煙？”回答“沒有”。我問“到過大陸沒有？”還是“沒有”。我說凡是香煙都會上癮，大陸的也一樣，你要去大陸的話，說不定也會喜歡的。她就笑。到此為止了。要是在大陸，我就主動給她點上了，還會“深聊一聊”因為不知道她的導師是誰，“地形不熟”，不敢“造次”。

陳先生一邊抽着“紅塔山”一邊對我講他的“光輝歷史”。說“當初二二八的時候我曾跟謝雪紅一個床上睡過覺”。我開玩笑，說“謝雪紅可是女的呀？當時年齡也不大吧？”他也笑，說你這小子想到哪裡去了？那時候光顧打仗，睡覺連衣服都不脫的，有個地方能躺一趟就不錯了，哪裡還分什麼男女？。我說“那你到底是不是“匪諜”呀？你要真是共產黨，那咱們可就是同志了”。他一聽就笑說“國民黨給我灌辣椒水，灌汽油，殺我的頭，我都沒承認，你一說我就承認麼？哈哈”說完還感嘆“那個灌汽油可是真難受啊”。我說你現在都七十多歲了，抽煙沒問題？夫人不嚴加管教麼？他說“在家裡麼，總得擺擺樣子，這齣來麼，嘿嘿┅┅我這身體可是好得很”我聞言大笑。

在去吃飯的路上，過“總統府”前的某某大道，非常寬闊，跟北京長安街有一比。雖然太短了點，但也算是使我唯一一次感覺台灣的大街還算是“街”。

站在斑馬線上，我舉起相機，對準薄霧中的“總統府”。

陳先生笑着打趣∶“這個怪東西是日本殖民的印記，人家韓國人早就把它給炸了，只有我們台灣人還留着，我們的阿扁就在裡面辦公呢，你要不要去敲敲門讓他簽個名啊？”我也笑，說我要去的話只會帶着炸藥包去，不行，不值，還是算了吧，跟他一起死我都覺得髒。我恨不得把此人挫骨揚灰——他、還有那個日本鬼子李登輝，壞事做盡，死了我也要把他們挖出來鞭屍！”陳先生聽完哈哈大笑，說當初某年，現在已經死了的那個黃信介，當時領着個小伙子來見我們，我們正吃飯呢，就進來了，說這年輕人叫阿扁，希望大家以後多多關照、多多幫助。那時候阿扁跟你現在差不多呢，年齡差不多啊。你看人家現在，已經是總統了，我們這些老傢伙還是在這裡吃飯呢。

我說是啊，當初你們都是一起的，民進黨當年也不是獨的嘛，當年不都是手拉手一起跟國民黨對着幹麼，怎麼就一下子？

陳先生還是笑，說是啊，當年我們都是一起的，一模一樣。後來，也不知道怎麼的，一夜之間，人家就不是中國人了，你問我怎麼回事，我也不清楚啊。我們可都是一起上的學，學的都是一樣的東西，腦袋都一樣啊，可怎麼突然就變了呢？就好像成了另一個人，不明白。

我說“你們吃不吃虧？”要是跟他們一樣，你們中間早就應該有“部長”什麼的了，不跟他們一樣，你們現在苦得很，反獨的活不起，當教授的沒有好的教學環境，想當官的那是門都沒有，你們圖什麼？

呂教授接過話頭“你要明白，要是我們這些人過去，那只有賣身投靠。只要我們肯過去，要官有官、要錢有錢。他們那些人算什麼東西？我們當年拼命的時候他們在哪裡？資格比不上我們嘛。也有過去的，原來是我們中的一個，現在是民進黨的高級幹部了，一到那邊就當大官，錢有了名有了，寫個東西也能出版了。可是，這裡面有個大是大非問題，反正我們是不去了。你見到的這些人，這都是剩下來的，這才是台灣真正的統派，徹徹底底的統派，你可不要去看那些國民黨餘孽的‘統一’表演，他們這些靠表演活着的，在台灣早就臭不可聞了，明擺着是吃兩岸的飯，我們跟他們鬥了這麼多年，國民黨是什麼玩意我們還不清楚麼？當初凶得要死，現在是癩皮狗。”會後一起吃飯的人並沒有多少。大多數人都走了。八十多歲的林先生被我拍下了背影，在夕陽下，風衣微微飄着。他坐牢三十四年，是他們中的老大哥，也是台灣之最，超過了南非的曼德拉。不知為什麼，我當時只想照下他的背影。

等到最後的十幾個人在飯桌旁坐好，我說“今天你們請客吃飯，我請客喝酒。”呂教授坐在我旁邊，忽然問我“吃過檳榔了沒有？”我說不但吃過，還吃了一顆“倒吊子”，問“感覺如何？”我說“極爽，爽的我有些冒虛汗。”於是滿桌大笑。又問“在哪裡吃的？見識過我們的檳榔西施沒有？”我說最有感覺的是在林森北路的小歌廳里，半夜裡嚼着檳榔與小姐們玩骰子賭喝洋酒。又是大笑。問“戰績如何？小心被我們台灣女人騙啊。”我說那還用說，半小時之內我只喝了一口，跟我玩的那個小姐去了三次衛生間，估計吐得一塌糊塗，最後已經搖搖晃晃，恐怕是想騙我也力不從心了。問“那種地方感覺如何？”我說氣氛還可以，一曲《流浪到淡水》，燭光搖曳，頗有情調。只是我看阿扁空喊獨立不太現實，連小歌廳里的遊戲都是我們大陸傳過來的，我一去就感覺不對勁，很奇怪，結果小姐們告訴我說是台商們從大陸學會了又傳回台灣的。要是台灣再三通放開的話，嘿嘿……。呂教授笑着說“你還是應該見識一下我們台灣的檳榔西施，否則有遺憾啊，回頭讓藍先生帶你去”我說這次就不去了，再有機會再說吧，還有人非要帶我們去看跳鋼管呢，結果正好人家失火了，沒去成，哈哈。

我問陳先生∶“你這二十五年大牢怎麼樣？感覺如何？”他說∶“我們是政治犯，抽煙喝酒都是別人送，跟國民黨對着幹的政治犯那地位是很高的，我們是大哥，別的犯人都很尊重我們”我再問∶“有比你長的麼？”他說有啊，我這二十五年只能是小弟弟，最長的那個你也見了，三十四年。開始大家一起進去，後來我放出來了，他們還在裡面呢，走的時候對我說‘你這傢伙出去還得再進來’，等我在外面娶了老婆，又被關進去，他們還在呢，於是大家又見面，還說呢，看怎麼樣，又進來了吧，我說這回不但又進來了，還多了一個——老婆也進來了，哈哈。

我說你這是典型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要把牢底坐穿嘛，哈哈。說實話我還是覺得你是我們共產黨。於是滿桌大笑。

半晌，呂教授指着陳先生問我∶“你怎麼看他這種人”。我說我早就想好了，雖然他不承認是我的同志，但我還是得表揚幾句，陳先生，像你、像你們這樣的人，不偷不搶，坐了國民黨幾十年的牢，死過幾次的人，不管你們是因為什麼原因進去的，不管你們是什麼思想，不管你們是什麼主義，不管你們是什麼人，我都要說，你們是值得敬佩的人。台灣應該為擁有你們這些人而感到驕傲，你們是真正愛台灣的人，你們都是台灣人，真真正正的台灣人，有人竟然說你們這樣的人是為了鬧獨立才搞的二二八，那是誣衊！那是喪良心！我像所有了解你們的人一樣愛你們，敬佩你們。現在你們老了，但你們的事跡不會老，你們的人還在，還在繼續站立着生活，我是晚生後輩，來自海峽另一邊，不是台灣人，是大陸人，你們坐牢的時間比我的年齡都要大，差距很大，但這些都妨礙不了我們相識，現在我們認識了。以前不知道，但現在知道了。我是跨越海峽過來的，以前不可能，現在也很難，來一次不容易，了解你們更不容易，這酒也是大陸的酒，雖然現在台灣也能買到，但我還是自己背過來了，我這麼做，就是為了真真正正地敬你們這些真真正正的台灣人一杯。能講日本話、閩南話、國語的台灣人越來越少了，這其中的像你們這樣的台灣人更是少了，現在咱們在飯桌上喝，以後你們要是再被關進去，不管是哪個黨、不管是因為什麼，叫我一聲，我是同犯，我也進去，還帶着酒來，陪你們繼續喝。

吃完飯，該回酒店收拾行囊了。我和呂教授走在大街上。

“呂教授，下午給你打過電話，有個女孩子接的，說你昨天就出門了，我那時還不知道你趕來叄加這個會。是不是你的女兒啊？聲音很好聽”呂教授吃了一驚“女兒？不會啊。”我也吃了一驚“難道是師母？可那聲音真是好像……嗯……”呂教授哈哈大笑，說你這話要是當着她說，那就心花怒放了，一定好好款待你呢。

我有些尷尬，“說實話呂教授，我真是感覺台灣的女孩子們比較溫柔，說話聲音輕，做什麼動作也柔和吧。”“小伙子，你可注意了，第一印象很騙人的，哈哈。反正我這幾十年是沒覺出台灣女孩子怎麼溫柔的，更沒覺出說話聲音輕，哈哈”“啊？不會吧。你當老師當的是不是要求太嚴格了？”“哪裡哪裡，第一次與第二次就不一樣。就說你師母吧，的確像你說的那樣很溫柔是吧，不過，那是只在接電話的時候。再說，結婚之前溫柔、聲音小，等結了婚你再看，哈哈。還有，對客人、對你那當然是溫柔的，可對我呢，哈哈哈哈┅┅”呂教授過了元旦又要來大陸開會了，是那個漂亮的女博士生打電話來告訴我的。

我呢，自然還是老樣子，你抽你的大衛，我抽我的萬寶路，誰抽完了誰抽誰的；你請吃菜、我請喝酒，吃喝完了互請聊天。

三個月前在一個刊物上見到過一次藍先生的文章，還有他的照片，眼睛還是紅紅的，在台灣時他說過“這次來不及了，等你下次來吧，我領你去‘巴黎公社’好好喝一喝，那是咱自己的店。”呂教授的環境並不好，大環境是“獨”的，所以他心情並不好，經常自己一個人喝悶酒，飲少輒醉，多次被學生們抬到床上。

漂亮的女博士生也是“統”的，所以上次來北京的時候對我說“我有種自由的感覺”。

藍先生呢，夫妻兩個人，一個人頭上騎着一個孩子，冒着雨去上街遊行。我對他說過“你這樣的人也有人愛，還給你生孩，說明台灣的女性很值得佩服。”陳先生已經把病養好了，十月份我送給他一份小禮物，幾管毛筆，那是湖筆，我覺得那是最好的筆了。

2001年12月，在北京的奧林匹克飯店，我帶着一瓶杏花村汾酒去看望來大陸開學術會議的呂教授。

那次是我和他的一個學生把他抬到床上去的，那是在後半夜一點半鐘。這之前我們聊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你支持打台灣麼？你們說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你支持麼？”我說“不”。

他問“為什麼不？”我說我不會。我其實很想打，真的。就算是死掉，也非常想。我很希望自己戰死在解決台灣問題的戰場上，絕大多數像我一樣的大陸年輕人也是這麼想的。但是，我還是不會，還是不會支持武力解決。因為台灣有你們。我了解你們。正因為我了解，所以我無法下決心往你們的房子上扔炸彈，我不能眼睜睜的看着自己去炸死你們，下不了這個決心。所以不支持。我只能等，等着你們一個個都死去。你們死掉以後，沒有你們的聲音，我就再也沒牽掛了。

他明顯是醉了，我們是坐在地毯上聊天的，他已經歪在牆上，眼睛都睜不來，聽完我的話，他說∶“我是個老頭子了，還這麼有信心，你是年輕人，更應該有信心啊。我告訴你，我有信心看到咱們中國和平統一的那一天，我一定能看到的。”然後我就跟他的一個學生把他抬到床上了。

當時房間裡有他的三個學生，兩個女孩子，一個男孩子。他是他們的老師，後來讓他們到大陸來讀研究生，希望他們了解大陸，研究大陸，關心兩岸的大事，踏踏實實的為兩岸的和平作出貢獻。

(摘自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