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中國向民族主義的一定程度上的回歸是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以及“六四”之後逃亡海外的所謂“民運人士”在中國的公眾支持率大大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活躍在海外的中國作家何頻在1991年就寫道：“海外一些民運組織的根本問題，不是經濟拮据，也不是內鬥，而是它喪失了道德生存的基礎，對於一個處於草創階段的組織，這恰恰是致命因素。即使有一天中共真讓這些組織回去，人民卻有可能不承認它，不歡迎它。”[7]究竟“喪失了道德生存的基礎”是什麼意思，他並沒有細說。這可能包括許多方面，譬如，“自由派”這個詞往往是一種誤導，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往往十分缺乏寬容不同思想的精神，甚至往往不憚支持政治勢力壓制與他們不同的觀點，因而可以說，他們十分缺乏自由主義精神，他們的“精英統治論” [8] 也反映出他們對於民主政治的支持並不真誠。然而，海外“民運”組織的“逆向種族主義”色彩不僅使他們在90年代迅速喪失了中國本土人民，而且喪失了海外華人的支持。
然而，這些組織從總體上說在“逆向種族主義”中陷得太深，以及由生存環境所限，在這個問題上作出調整已經成為一個政治難題。留在本土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也迅速喪失了在公眾中的影響力。他們自己將此歸因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俗文化的崛起[9] 。筆者認為，通俗文化的崛起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喪失了道德生存的基礎”，包括他們堅持“逆向種族主義”，蔑視和仇視一般中國公眾，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強調指出：上述“逆向種族主義”的自虐狂熱，在80年代也主要存在於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的圈子中，在今天則喪失了許多陣地，僅限於上層“自由派”知識分子之中了。一般公眾雖然也受到“逆向種族主義”思潮的影響，但在總體上並無這種自虐狂熱。知識界的思潮風雲多變，而公眾則總是那樣：一要吃飯，二要自尊。指望足球場上的球迷們為了外交而為對方球隊叫好是不可能的；為了“文化戰略”，為了向西方學習先進文化這些深奧的東西而熱愛外國球隊、仇視本國球隊就更不可能。實際上，“沉默的大多數”，即一般公眾，對於“逆向種族主義”一直是反感的。
簡而言之， 我們認為， 所謂90年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只不過是對80年代的“逆向種族主義”的一種逆反，是從一種變態（無論其有多麼充分的理由）向常態的回歸。 如果說這就算是“民族主義”，而且是“assertive nationalism”（進攻性的民族主義），那麼，恐怕很不幸，我們要在未來與其長久相處下去。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恐怕是萬幸，無論是對於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是這樣。筆者在一次與意大利安莎社記者Francesco Sisci談話中提到這種80年代的反常自卑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 Sisci先生的回答很有啟發。他說因其不可能長久維持，所以這種自卑反過來可能是很危險的，因為它很可能轉變為過度的進攻性，轉變為過度的顯示或使用力量的饑渴症。他告訴我說，意大利人在法西斯上台之前就處於這樣一種過度的自卑之中。
實際上， Sisci先生所說的類似情結在《河殤》中就有明顯反映。《河殤》認為中國文明低劣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缺乏尚武和對外擴張的精神，譬如，它質問：“為什麼島國的倭寇可以渡過海洋來打中國，而中國人只能守在海邊，竟然連想也沒有想過要去那個島國看看這倭寇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什麼當時歐洲已經擁有火器裝備的海軍四處侵略，而中國還只知道修築萬里長城？並且竟然把長城修到了海邊呢？”如果整個中華民族看了《河殤》後決定因自己如此卑劣地缺乏尚武精神而自殺則是一回事，但萬一中國人決定不自殺，而是痛改前非呢？我們這次是不是要搞些海盜或海軍不但去日本看看，還要去美國看看呢？就對西方人而言，從長遠看，也許與一個有着清晰的自我利益意識因而並不總是那麼馴服的正常的民族打交道。比與一個陷於自虐狂熱的民族打交道要更安全些。幸而中國人在大多數時候心態還是比較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