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90年代的“民族主義”除了是對80年代“逆向種族主義”的逆反之外，也表明了中國人對於真實西方的了解有了加深，因而西方的光環逐漸消退，中國人自己的國家利益意識在逐漸覺醒。
80年代的中國人心目中的西方有着一圈神聖的光環。他們把西方想象成物質極度豐富，人們高度文明、高度道德的天堂。比如，不少的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天真地想象西方不存在嫉妒，因而有人發明了沿用至今的“東方的嫉妒”一詞。當然他們並不知道真實的西方是什麼樣子。但他們每個人都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模式來作自己的西方夢。譬如一個主張性自由的中國人會想象西方是一個可以隨意與任何漂亮姑娘上床的性自由天堂，而另一個對性道德持嚴謹態度的中國人在中國的大街上看到戀人當眾接吻時則會憤憤不平地說：“在西方國家就決不會有這種不文明的事。”那時的中國人，每逢遇到什麼不痛快的事，諸如被人碰了一下而對方沒有道歉，就會說：“在西方決不會有這種事。”其間有些人到西方作了短暫的訪問，往往僅僅十幾天短暫的訪問，那些高樓大廈、車水馬龍就會使一些人放棄自己幾十年的信仰（人們就是這麼輕信，據說一些在60、70年代中國最困難的時期來華訪問的西方人曾認為中國是地球上僅存的天堂）。這種僅只十幾天訪問便認定西方是一個完美無缺的天堂的輕信，在90年代被嘲諷地稱之為“現代化欣喜”。當時確有一種現象，去西方國家訪問的時間越短，回來後做的報告越長，誇得越厲害。可以說，當時中國人對於西方的想象只是他們自己的幻夢、情緒的投射，與實際的西方相距甚遠。
然而，到了90年代，隨着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海外長期生活和學習，對於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西方的光環逐漸在中國喪失了壟斷地位（應該說至少在知識分子圈中還占相當的優勢，但壟斷做不到了）。許多被列為“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的人是曾在西方留學過的中國人。如張寬，他因對西方持批判態度而被“自由派”知識分子憤怒地形容為因個人在西方境遇不佳而怨恨西方的人[10]；盛洪，他到美國訪問了一年後寫了一篇《什麼是文明》[11]，認為中國文明優於西方文明，從而掀起了一場討論；張承志，在國外轉了一圈後寫了《神不在異國》及其他許多文章[12]，因其原有的知名度及文筆的優美，掀起了中國思想界的一場更大的討論。《神不在異國》這個篇名本身就是發人深省的：這意思顯然是作者本以為神在異國，但親身轉了一圈之後才發現神不在異國。作者寫道，“你曾經在出發之前抱過一個幻想。你曾經確實想過去找到它，並且使它成為你人生的支撐”，然而“你的夢失敗了。就像你猜測的他們的夢根本不存在一樣，你的追蹤他們的夢狠狠地撞了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