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地說，西方發達國家的許多東西，包括物質方面的以及非物質方面的，都比中國要好，然而，沒有中國人在80年代所幻想的那麼好。但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知識界到了90年代已經逐步了解到，西方人的個人行為，特別是國家行為並不完全是理想主義的，而是相當“realpolitik”，即實用政治或強權政治的。
在80年代，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目中，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完全是道德的化身，是中國人民的救世主，他們關心中國的經濟發展、人權、民主，一心希望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如果說他們與中國有什麼矛盾的話，那是與“中國的專制政府”的矛盾，這些矛盾是由於西方人關心中國人的福祉才產生的。然而，中國人逐步了解到，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他們吃驚地發現，許多西方人擔心中國的經濟發展會與西方爭資源（如萊斯特•布朗）、爭市場，害怕中國人如果過上富裕生活就會妨礙他們的奢侈生活；他們逐步認識到，一些西方戰略家與政治家想削弱中國並不僅僅是旨在削弱中國的“專制統治”，而是中國的強大本身就會使他們不安；他們也模模糊糊感到，關於“最惠國待遇”等問題，決不僅僅與“人權問題”有關，而是牽涉到美國的貿易利益。吳國光，一位曾被認為是親西方的“改革派”人士，在美國住了幾年並拿到了一個政治學博士後，卻認為：“對於美國輿論和戰略界來說，對中國的主要恐懼與其說是來自意識形態的擔心，不如說來自未來霸權興衰交替的憂慮。”[13]
這是不是說明西方有什麼錯，或者說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認為西方有什麼錯呢？不能說明。中國人無權要求意大利的街上沒有小偷，也無權要求美國人不考慮怎麼多掙些中國人的錢。西方的行為沒有什麼特別不對之處，而是十分正常。問題在於中國在80年代對西方所抱的幻想過多，就像俄羅斯人一樣。幻想終將歸於破滅，於是便有西方光環的消退和中國自我國家利益意識的覺醒。80年代中國人看西方，就像一個兒童看一個他所仰慕的成年人，充滿了幻想、崇拜與愛慕；而90年代，這個兒童長大成人了，懂得了那個成年人有種種缺點，有不那麼光明的一面，於是他就不再那麼仰慕那個成年人了，但這並不是說他就不能與那個成年人和平相處，甚至成為夥伴。但那個成年人必須理解，兒童終將長大成人，他必須與那個原來的兒童平等相處。然而，西方輿論對於所謂“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反感和攻擊，說明他們沒有理解這個兒童長大成人的自然和必然的過程，不切實際地要求那個今天已是成人的前兒童仍舊保持兒童期的仰慕和順從。可以預言的是，無論是西方人，還是中國的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對於“民族主義”的過度攻擊只會招致更為強烈的反彈。
中國是否會出現過度攻擊性的、狹隘的民族主義？當然有可能，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但是，中國目前並沒有出現過度攻擊性的民族主義，至少那種聲音是很微弱的。在民族主義方面所出現的變化是顯著的，但這只是從80年代的非正常狀態向正常狀態回歸。無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都將不得不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面對這種正常狀態。這就有個相互明智地相處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