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美國而言，美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它將按照自己的最高利益行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譬如，如果它與中國做生意無利可圖，它當然可以不做；如果它判斷其最高利益要求對中國實施遏制，它當然也會這麼去做，這都沒有什麼奇怪的。重要的是，應該讓美國人明白中國的立場，什麼是可以妥協的，什麼是不可以妥協的。否則，雙方都有可能做出既損人又害己的蠢事。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不無道理地擔憂：美國的壓力有可能使中國被迫重新陷入與美國對抗的局面[17]，這固然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但筆者認為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就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而言，從長遠看，最易產生衝突的基本點是什麼？不是台灣問題，不是南海問題，不是西藏問題，也不是與鄰國未定邊界的那些問題，更不是意識形態問題。這些問題，有些是一時的，隨着國內外政治的演化而會消逝，有些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不會消失，甚至會表現為衝突焦點（如台灣問題），但就這些問題自身而言，孤立地看，它們畢竟無關大局。從長遠看，中國與世界其他各國的關係的基本要點，即中國對於世界格局的主要影響是中國的發展（即使速度不像現在那麼快了）必將打破現有的平衡。 前面提到的Sisci先生曾對筆者提到這個問題，其他一些西方人對中國的另外一些學者也提到過這個問題（如筆者看到的一篇尚未發表的文章中作者提到一位美國記者對他講的話與Sisci先生的話十分類似） 。他們的基本看法是，中國的發展在事實上將要或正在打破現有的平衡，因而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維持現狀對於自己最為有利的發達國家， 必然要聯手遏制中國（Sisci先生特別指出：中國想利用美日矛盾之類是不可能的，日本必然與美國結盟，而不與中國靠攏，因為美國代表的是維持現狀， 而中國是打破現狀。事實的發展已經證明Sisci先生是對的），即使不能完全壓制住中國的崛起，降低其發展速度也是好的；他們將採取種種手段，如分裂中國，以實現這個目標；這裡沒有對與不對、正義與非正義、道德與不道德的問題；如果硬要說對與不對，那麼，中國要發展是對的，發達國家要遏制它也是對的。筆者認為，他們真正道出了中國與西方國家及日本的長遠關係的實質。
這一結論對於中國人的教益是什麼？首先，中國人應該理解“中國威脅論”自有它存在的堅實基礎，中國人如果以為作些“永遠不稱霸”之類的聲明就可以消除它實在是太天真了；另一方面，對它進行憤怒聲討也不會起太大作用。因為，一個不爭的事實是， 中國的人均國力（這是筆者比照“人均收入”、“人均GDP”而杜撰的—個名詞）正在增長，而且幾乎每個中國人都希望它增長。要知道，中國不是新加坡，以其12億人口和遼闊的國土，其人均國力只要每年增長几個百分點就會對世界格局產生巨大的衝擊。然而，中華民族能夠忍受長期的停滯、能夠安於今天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地位嗎？顯然不能。那麼，中國人必須作好忍受一個後發展強國必須經歷的那種磨難的準備。
在本世紀中有兩個後發展強國，德國和日本，力圖打破既存秩序對其發展的限制，與世界其他各國為敵，挑起了兩次世界大戰，以他們自己和整個世界蒙受巨大破壞而告終。中國的情況與德、日兩國有所不同。根本的不同在於中國的幅員大大超過這兩個國家，這一特點一方面表明了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先天條件大大優於德、日兩國，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國以武力攫取他國領土的動機不會像他們那麼強烈（雖然中國也承受到人口的壓力）。然而，中國增長的政治與經濟力量仍會投射到世界其他地方，改變世界政治與經濟格局，爭奪商業利益和自然資源；更為重要的是其強大本身就必然使其他國家感到威脅。
認識到這樣一個前景，中國人就必須作好忍受“光榮孤立”的準備。在這裡要強調的是，中國自己不應謀求孤立，恰恰相反，中國自己應該謀求的是打破孤立，與世界所有其他國家發展關係。但打破孤立並不是一廂情願的。因此，中國人必須作好準備，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乃至文化方面都作好準備。唯其作好準備，才能打破孤立，甚或造成一個其他國家不敢也不能孤立你的局面。除此之外，中國人還必須以冷靜和理性的態度面對其他國家如美國的敵意和孤立企圖。一方面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國家利益，另一方面又能以冷靜和理性的方式處理對外關係，即是建設性的民族主義與感情衝動的民族主義的分界線。在最近一段時期，西方學者、外交官、新聞記者等常常以德、日兩國來類比中國。中國不僅要避免德、日兩國為全世界的聯合力量擊敗的命運，還要避免比德、日兩國強大得多的蘇聯在內外交困之下自我崩潰的命運。這確實是個巨大的挑戰。
就西方人而言，他們應該如何處理對華關係？如何面對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他們常常帶着這個問題來到中國，熱切甚至焦慮地問中國人怎麼看這個問題，問西方人究竟應該如何對待中國人才能雙方都滿意，雙方都能有安全感並共同繁榮。筆者的回答十分簡單：西方人為自己的利益而希望中國不要強大得太快，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過度的遏制，包括分裂中國的企圖，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對於雙方都不利；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體系必須給中國一個和平發展的空間，這當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改變現狀，然而唯其如此，才能換得中國對於國際秩序的長久支持。
就中國而言，中國所要求的並不太多，主要是一個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並且這個體系要容忍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其有關國家安全的幼稚產業；中國對於目前的國際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滿意的，至少認為是可接受的，這就是中國為什麼總是說當今世界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然而，使中國人憂慮的是，目前在美國涌動着一股強烈的反對中國的潮流，這一潮流有可能惡化中國的國際環境並引起中國的強烈反彈，這是對於所有人都沒有好處的事。
《Newsweek》 1996年6月29日號上發表了該刊記者對澳大利亞前總理基廷（Paul Keating）的採訪。談到中國問題時，基廷說：“我不相信遏制或威嚇會產生作用。你必須現在就使他們加入APEC這樣的地區性集團，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他們現在還有這個需求而西方還很強大。中國肯定會繼續成長下去，如果我們現在不把它和我們聯在一起，不把中國當一個夥伴，有一天它將會成長到如此之巨大，那時中國人將很高興地自行其是，我們將完全影響不了它。”對於西方人來說，他們應該讀一讀這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