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复兴与社会主义展望(转载) |
送交者: andrew 2002年02月06日17:08:09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
张春平 提要: 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人类文化演进之一般趋势;第二部分回答了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和前苏联社会主义等问题;第三部分对中国固有文化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第四部分展望了未来六十年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最后部分则着重从政治、教育、经济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在现阶段应当完成的历史使命。 第一部分 人类文化之演进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类生存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中,无不要面临和处理三种关系:一是人与自己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据处理这三种关系的不同倾向,可以将人类文化区分为不同类型。 (一)两种生活观:外驰生活观与内省生活观 一,他把满足“身”方面,包括追求财富、地位和名誉等的需要,放在生活的首位。在行动上,崇高竞争、追求扩张,以求其权利,遂其需要。此种生活观,我们称为外驰生活观。 二,他把满足“心”方面,包括自求心安、心平、心净等的需要,放在生活的首位。在行动上,时时反躬内省,调整心绪,多尽义务,以便与环境融洽相处,自得常乐。此种生活观,我们称为内省生活观。 (二)两种权利观:权利本位观与义务本位观 一,双方各基于其外驰生活观,均把对方履行义务作为实现自已权利之必要前提,而甚少顾及对方应得之权利和自己应尽之义务。或者,双方纵然于对方应得之权利和自已应尽之义务有所顾及,亦决非理性之考虑,而勿宁说是实现自已权利之所需。此种权利观,我们称为权利本位观。 二,双方各基于其内省生活观,均把履行自己应尽义务作为实现自己应得权利之必要前提。双方深信,只有履行自已应尽义务,自己应得权利之实现,才有可能,故尊重对方权利即为尊重自己权利,此种权利观,我们称为义务本位观。 (三)两种自然观:天人对立观与天人合一观 一,人类基于其外驰生活观,把实现自己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各种需要放在首要位置,而把自然放在基于人的需要而存在的从属位置,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便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的对立关系。此种自然观,我们称为天人对立观。 二,人类基于其内省生活观,把实现自己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各种需要,同了解、尊重自然本身的规律结合起来,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便不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和谐、相互服务的合作关系。此种自然观,我们称为天人合一观。 (四)人类文化的两种不同类型 二、近二百年的全球文化属于第一期文化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涌现过许多自成体系的文化,例如著名的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和中国固有文化,但是,文化的全球性大融合只是近几百年来的事情。 从十五世纪起一直到十九世纪初,西方文化完成了以外驰生活观为特征的思想革命和宗教革命、以权利本位观为特征的商业革命与政治革命、以天人对立观为特征的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迅速在各文化区中崛起,并主要通过暴力和经济两重手段,不断向其它文化区传播、扩散,最后取得了主导地位,实现了人类文化的第一次全球性大融合。 根据西方文化的上述特征和前面对人类文化类型的区分,可以认为,两百年来由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人类文化,属于第一期文化。 三、第一期文化取得了三大成就 第一大成就:大工业生产高度发展 以科学革命与产业革命为特征的大工业生产,是近代以来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基本推动力。 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为支柱的一系列高新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球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把社会生产力推进到一个难以置信的新水平。同笨重、原始的手工生产相比,高度发展的大工业生产是第一期文化的第一大成就。 第二大成就:民主政治高度发展 民主政治是保障社会成员公平参与公共事务(包括政府事务)管理的一种制度。 从民主政治的历史来看,它起源于古希腊,其范围起初局限于奴隶主阶级内部,奴隶阶级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和权利。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各种力量不断进行斗争,民主政治的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大,由封建贵族阶级,扩大到资产阶级,再扩大到大多数人,乃至社会全体成员。 当今西方社会,个人的自由普遍得到保障,个人的权利普遍受到尊重,民选议会制度日趋完善和普及。同阶级矛盾尖锐的奴隶制和农奴制相比,高度发展的民主政治是第一期文化的第二大成就。 第三大成就:市场经济高度发展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权利界定、权利交换和权利实现的有效手段,是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的有效经济组织方式。 时至今日,市场活动更趋普遍,市场制度更趋成熟,市场体系更趋健全,市场功能更趋强大,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低效、落后的自然经济相比,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是第一期文化的第三大成就。 四、第一期文化带来了四大灾难性后果 第一大灾难性后果:出现了全球性精神危机 这与外驰生活观密切相关。 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就提出了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问题,二十世纪中叶,马尔库塞、韦伯等人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非人性”、“非道德性”作出过深刻反思。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工业文明的病毒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拜金主义、纵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等都有恶性发展;吸毒蔓延、家庭解体、艾滋病传播、政府腐败、邪教势力猖獗等等,已日益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由于无限制地刺激和扩大了人的欲望,奢侈浪费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日益衰落和遭到破坏,粗俗不堪的商业文化充斥社会的各个角落。人类在物质条件高度丰富的同时,在精神方面却日益颓废、空虚与苦闷。 第二大灾难性后果:出现了全球性暴力危机 这与权利本位型政治密切相关。 所谓权利本位型政治,是一种建立在权利本位观之上的政治。 西方社会以权力制衡和党派竞选为主要特征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典型的权利本位型政治。同以往的个别阶级专制的政治相比,这种民主政治有其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它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暴力危机。 从罪恶的贩奴贸易、对土著人血腥的屠杀、野蛮的殖民统治,到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乃至当今国际政治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种族仇视、强权政治、军备竞赛等等,无不是暴力危机之具体表现。 第三大灾难性后果:出现了全球性经济危机 这与权利本位型经济密切相关。 所谓权利本位型经济,是一种建立在权利本位观之上的经济。 当今社会,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建立在自私自利行为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典型的权利本位型经济。同以往落后低效的自然经济相比,权利本位型市场经济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从海盗式的地理大发现、对殖民地资源的野蛮掠夺、通过输出廉价商品对其他经济的无情摧毁,到资本家对工人的超负荷剥削、财富分配日益不合理、造成资源极大浪费的全球性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乃至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普遍存在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不合理,穷国愈来愈穷,富国愈来愈富等等,无不是经济危机之具体表现。 第四大灾难性后果:出现了全球性生态危机 这与天人对立观密切相关。 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大大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这使以无止境追逐物质财富为目标的大工业生产对地球的生态平衡更具有破坏力,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大气污染加重、酸雨经常从天而降、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异常、物种灭绝、水荒加剧、沙漠面积扩大、由生态失衡导致的疑难怪病丛生、各种自然灾害频频见告,凡此种种,使人类笼罩在一片随时都可能毁灭的危机之中。 五、只有实现文化的转型,人类才有前途 当务之急是,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巨大危机,必须站在拯救人类命运的高度,对人与自己、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等三种关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只有在观念和思维上,变外驰生活观为内省生活观、变权利本位观为义务本位观、变天人对立观为天人合一观,人类的命运才有可能得到保障。也就是说,只有第一期文化向第二期文化转型,人类才有前途。 第二部分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这说明,真正的社会主义将不再属于第一期文化,而只能属于第二期文化。 基于这一理念,我们认为,只有从以下八个角度去考察,才能在一般意义上搞清楚到底什么叫做社会主义。 必须从内省生活观占主导的角度去认识社会主义。 只有一个人理性到能够明白,财富、地位和名誉本身,并不构成人生的真幸福,他才会把自求心安、心平、心净,与环境融洽相处,作为生活的首要目标。唯有如此,他才可能体验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大多数人精神颓废、空虚与苦闷,不知道生活的真正目标,那么,这样的社会决不是社会主义。 必须从发达的科学技术、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的角度去认识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意味着人类基本上已经从为满足物质需要而被迫从事的劳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将大部分精力用于解决精神需要问题。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大多数人的全副精力局限于运用原始的手工劳动从事物质生产,那么,这样的社会决不是社会主义。 必须从社会全体成员享有适度、公平的物质条件的角度去认识社会主义。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奢侈浪费也不是社会主义。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只有少数人富裕,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贫穷的状况,那么,这样的社会决不是社会主义;同样,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由于物质条件过于富裕而可能带来的奢侈、浪费与纵欲之中,那么,这样的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 必须从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角度去认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组织经济活动最节约、最有效的方式,离开市场经济,去认识和构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社会主义经济只能从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孕育出来。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不是主要采用市场而是采用其它方式来组织经济,那么,这样的社会决不是社会主义。 必须从义务本位型市场经济的角度去认识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成熟的市场经济,而且意味着社会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公平享有包括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在内的各种基本的经济和社会权利,意味着社会资源不仅在人与人之间、而且在现在与未来之间,能够得到合理、有效而节制地分配与使用。 因此,社会主义的经济必须建立在义务本位观的基础之上。在一个社会中,如果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合理;国家与国家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经常性的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那么,这样的社会决不是社会主义。 必须从成熟的民主政治的角度去认识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目标在于建立一种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制度,离开民主政治,去构造社会主义的政治,是不可想象的。社会主义政治只能从成熟的民主政治中孕育出来。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不是主要采用民主方式,而是采用其它方式来管理公共事务,那么,这样的社会决不是社会主义。 必须从义务本位型民主政治的角度去认识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成熟的民主政治,而且意味着“把履行自己应尽义务作为实现自己应得权利之必要前提”已成为政治生活中基本的信念和自觉的行动,意味着建立在权利界限分明基础之上的和谐的、融洽的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必须建立在义务本位观的基础之上。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为了谋求政治权利,尔虞我诈,充满敌对气氛;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国与国之间互不信任,种族仇视、强权政治、军备竞赛普遍存在,那么,这样的社会决不是社会主义。 必须从人与自然之间具有和谐、融洽关系的角度去认识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意味着人类能够按照理性的方式,合理地、有计划地开发自然资源,以满足人类适度而又丰富多彩的物质需要。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与自然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被严重破坏,人类惶惶不安生活于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所带来的各种危机之中,那么,这样的社会决不是社会主义。 二、对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力量的对立和斗争,是二十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这种对立和斗争的实质是,在如何接受、建立与完成第一期文化这个问题上,所选择、采取的两条不同道路的对立和斗争。 (一)前苏联社会主义是第一期文化矛盾激化的产物 截止到十九世纪末,人类文化实现了第一次全球性大融合,这一所谓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先后在西欧、北美、俄国一直到日本,程度不同地获得了成功,第一期文化初步形成。 但是,第一期文化从它产生、形成之日起,其弊端,当时主要是权利本位观方面的弊端,包括,工人(尤其是女工和童工)极为恶劣的工作条件、财富分配极端不合理、造成资源极大浪费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少数阶层享有政治特权、宗主国对殖民地的野蛮统治以及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的大规模战争,等等,就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和充分。 许多学说对于这些弊端进行了愤怒的声讨和批判,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把由权利本位观造成的上述种种弊端,在经济上归咎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由此造成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在政治上归咎为资产阶段对无产阶段的阶级压迫,因此,它相信,只有通过无产阶段革命的暴力手段,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才有可能建立“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到了二十世纪,第一期文化的弊端,尤其是权利本位观方面的弊端,显现得更为突出和更具破坏性,空前未有的世界大战和世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矛盾激化的表现形式而已。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观点,终于在俄国这样资本主义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首先变成了实践,因而出现了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另外一条道路——前苏联社会主义。 (二)前苏联社会主义没有突破第一期文化 前苏联社会主义,无论在生活观、权利观还是在自然观方面,同资本主义相比,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它们都没有突破第一期文化的范畴。但是,在权利观的实现方式方面,前苏联社会主义却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在经济方面,由于把造成资本主义权利本位型经济种种弊端的原因,错误地归咎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因而,在实践上,完全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政治手段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化,与此伴随的是,强行取消市场方式,而代之以计划手段组织经济活动。 这就造成,一方面,它采取计划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和社会动员,因而能够快速走上工业化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完全排斥市场经济的作用,因而形成了极其僵化、低效的经济体制,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在政治方面,由于把造成资本主义权利本型政治种种弊端的原因,错误地归咎为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因而,在实践上,采取激进手段,砸碎原有的国家机器,完全否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立所谓无产阶段专政。 这就使得,一方面,由于根本否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在保障民众基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防止个人独裁方面的积极意义,因此,事实上形成了以独裁与极权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民众基本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得不到应有尊重,甚至被肆意践踏。 与此同时,由于政治主体并没有从权利本位观真正转变为义务本位观,仍然是以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同资本主义一样,前苏联社会主义同样构成引发战争和世界不安定的基本因素。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真正的社会主义将不再属于第一期文化,而只能属于第二期文化,其理念并不渊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对第一期文化权利观方面严重弊端进行批判而产生的理论。前苏联社会主义是第一期文化权利观方面矛盾激化的产物,就同属于第一期文化这一点而言,它与资本主义并没有根本区别。 因此,前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证明的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它只能证明,在完成第一期文化的进程中,在通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离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一、中国固有文化是早熟的第二期文化 与西方文化是第一期文化不同,中国固有文化属于早熟的第二期文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生活观上,内省生活观占主导 中国固有文化向来鄙视追求财富、地位和名誉的生活观,而把人生价值定位在实践仁义、忠孝、廉耻等伦理道德上。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等思想,深深启发和陶冶了中国人的理性精神,使内省生活观成为几千年中国社会占主导的生活观。
中国人的内省生活观,体现在他与周围人的关系即伦理关系上,便是一种互为对方尽义务的权利观。 孔子和孟子所标榜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主张,就是这种义务本位观的最好阐述。尽到了义务,所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不见其所失。”(梁漱溟先生语)
中国人的内省生活观,体现在对待其它文化、其它民族的态度上,就是向来主张以理服人,反对以力服人,认为“以力服人者霸,以德顺人者王”,强调要以仁爱之心处理与其它民族和文化的关系。正因为这样,热爱和平、反对暴力构成了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气质;始终寻求与邻邦外族建立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容忍、互相有利的关系,成为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 (三)在自然观上,天人合一观占主导 中国固有文化的天人合一观主张,就生命的本原而言,人与自然并没有区别,所谓“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如果人能够效法天地,一方面,具备天“自强不息”的“刚”的品质,另一方面,具备地“厚德载物”的“柔”的品质,阴阳合德,刚柔相济,那么,人与天地万物便相互感应,浑然一体而不可分。 《中庸》说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精辟地概括了天、地、人之间不可分割的交融关系。 二、中国固有文化早熟性之表现 (一)内省生活观之物质基础不深厚 尽管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中国社会向来注重抑富济贫,藏富于民,然而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水平落后,这使得经济形态始终脱离不了原始的手工劳动,不能过渡到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仓廪实而知礼节”,内省生活观固然相当先进,但是缺乏深厚的物质基础,因此很难得到彻底的、普遍的贯彻和落实。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中国固有文化始终陷于一治一乱的怪圈难以自拔。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她将很难向前发展,过渡到更高的类型。
中国人在伦理情谊中,彼此为对方多尽义务,而且,这种关系以礼俗的形式被固定了下来。其发展的弊端,便是一个人要么做顺民,安分守己,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为何物;要么做“皇帝”,一切由他说了算,不知道别人的权利为何物。 前者不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做事,后者又不让别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做事。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两种貌似完全不同,实则骨子相通的性格,至今仍统一在许许多多中国人身上。 权利之主体尚不确立,权利如何得以确立?权利不得确立,所谓义务本位又如何得以实现?中国社会的种种缺陷,无不根源于此。难怪梁漱溟先生痛切地指出:“中国固有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着一点上。” (三)天人合一观之科学技术不发展 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观,认为“物性”与“人性”,有其融合一致的共同之处,一样都是一种“天地之性”。这使得中国人习惯于以对待人的心情对待物。因此,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与其说是科学的,勿宁说是艺术的;与其说是分析的,勿宁说是综合的。所以,尽管中国人并不缺乏科学技术方面的才能,但科学技术却始终没有受到重视而充分发展起来。
(一)开创了中国广土众民的壮观局面 历史上与中国若先若后共存的文明古国,如埃及、印度、巴比伦、希腊等,时至今日,或已夭折、或已转易,唯有中国,受其特有文化之涵泳调畅,不仅至今依然岿然独存,而且将来仍有大放异彩之光明前途。 其幅员之辽阔,相当于整个欧洲,其人口之众多,超过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世所罕匹,叹为壮观。 在其至少五千年绵长的岁月里,虽饱经内部纷扰、外族侵凌之风霜,不但没有失去独立的民族生命,而且以其伟大的文化同化之力,对邻邦外族,兼容并蓄,包容吸收,而融合成现今广大一体之中华民族。 其民族文化之精神,自始祖炎黄、而唐尧虞舜,自文武周公、而孔孟老庄,自秦汉隋唐、而宋元明清,历经数千载,一脉相沿,绳绳不绝,充分展示了潜藏在这个伟大民族深处的强劲生命力和深厚文化底蕴。在人类文化史上,中华民族的繁衍史,不能不称为奇迹。 (二)造就了开放、平等、进步的中国古代社会 自汉代封建社会解体之后,一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便基本上不存在封建特权贵族,也基本上不存在财阀贵族,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不存在阶级的、由士、农、工、商等四民构成的郡县社会。 在政治上,早已脱离了君主专制。固然有皇帝,但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决非一家一姓所能专制,皇帝不过是一个统治的象征。实际参与政治的人,都是一些有德行、有学问的平民,他们通过科举或铨选的办法,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实际参与各级政府事务的管理。 这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民主政治,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内省生活观相结合,使中国古代社会充满了平等、开明的气息。如果我们能留心一下中国在汉唐盛时所取得的、令现代所谓“最文明”国家也大为逊色的人文政治成就,对这种说法就不会觉得过分。 在经济上,中国固有文化向来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贫与富各应有它的限度。大儒董仲舒对此作了最好的概括:“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 因此不仅要“济贫”,而且要“抑富”,便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一贯传统。 (三)文化传播逐次普及,影响深远 我华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来,沿黄河两岸,渐次展扩以及于长江、辽河、珠江等流域,并及于朝鲜、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暹罗、缅甸境内。更远如欧洲,也受中国固有文化很大的影响。 近代文明,最早源于十五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没有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入,文艺复兴便失去了物质基础。地理大发现之所以成功,与中国指南针的传播,大有关系。再则,十七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其实得力于中国思想的启发,以为其精神来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中国固有文化博大精深,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危机,提供思想源泉: 第一、中国固有文化的内省生活观 人生意味最忌浅薄,浅薄了,便牢拢不住人类生命,使人安心过一辈子。热衷于饮食男女、名位金钱,事事为自己打算,固然是一般人的常情,但是,其人生意味太浅薄、太狭小,终将使人感到厌倦,这正是目前全球性精神危机的根源。 中国人并不否认现世人生,但也不放纵欲望。他讲求的是,在伦理关系中,互尽义务,以自求心安、心平和心净。正是这种义务感,才使得虽然没有宗教,而人生却能意味深长,引发出更为强劲的生命力来。 第二、中国固有文化的义务本位观 义务本位观的理念在于,各人首先尽自己义务,至于权利,则待对方赋予,不必自己去争取,而就在彼此各尽义务时,双方权利自在其中,并没有漏掉,也没有延迟。同权利本位观相比,事实不变,但精神意味却变了。 权利本位观的理念在于,双方各主张其权利,而互以义务课于对方,因此种种欺诈、迫挟、强制接踵而来,追根溯源,目前全球性暴力危机和经济危机,无不与此相关。 其实照中国义务本位的眼光,一个尽到了义务的领导才是好领导,所谓“君君”;一个尽到了义务的部下才是好部下,所谓“臣臣”;一个尽到了义务的父亲才是好父亲,所谓“父父”;一个尽到了义务的儿子才是好儿子,所谓“子子”,果真如此,则各方权利自有保障,各种纷争自然偃旗息鼓。 可以说,如果人类不这样转换观念,则永远不能指望解决暴力危机和经济危机。 第三、中国固有文化的天人合一观 当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根源在于把人与自然割裂、对立起来的天人对立观。对此,中国固有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能够提供解决的思路。这一点,就连西方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了。 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对中国固有文化强调人与万物的和谐关系欣赏备至。汤因比认为,中国的历史遗产之一,即“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对于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也许是救世良方。
第四部分 中国社会主义展望 一、中国社会主义属于成熟的第二期文化
另一方面,任何社会实践都在人类社会特定的发展阶段进行,而不可能超越这一阶段,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由第一期文化即将向第二期文化转型的特定阶段,任何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构想,都必须结合这一发展趋势加以考察。 基于上面的认识,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社会即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包括: 在生活观上,建立在物质基础深厚之上的内省生活观占主导; 在权利观上,建立在主体人格确立之上的义务本位观占主导; 在自然观上,建立在科学技术发达之上的天人合一观占主导。
二、中国步入社会主义要经历三个阶段 一,实现救亡图存的探索阶段(1860—1978) 这一阶段,从1860年,中国为了自强御辱搞洋务运动算起,到1978年底,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止,整整经历了一百多年,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时期: (1)从1860年到1911年,自上而下的改良时期; (2)从1912年到1949年,全而试验资本主义道路的时期; (3)从1949年到1978年,全面试验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 在这一百多年间,列强瓜分、太平天国起义、帝制解体、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内战争、58年大跃进、十年文革内乱等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中国主权与统一的破损、社会秩序的混乱、大量资源的破坏与浪费、民族精神的创伤,使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动荡之中,几乎没有享有过统一与安宁。 然而,灾难、屈辱与失败并没有压倒中华民族,反而使这个伟大民族蕴藏的精神力量迸发得更充分、更持久。 “招国魂兮何方?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 当1949年,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华民族重新走向独立、统一时,她已开始恢复往日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 当1978年,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一条迈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时,她正昂首阔步,以崭新的姿态,步入中国固有文化复兴的新阶段。 二,经济繁荣与深重灾变并存之起步阶段(1978—约2020) 这一阶段,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算起,到2020年左右,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为止,大约要经历40年时间。 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努力学习和引进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生产力,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初步实现国家的经济繁荣。 与此相适应,她还要在文化教育制度、市场经济制度、民主政治制度等其它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为顺利过渡到下一阶段作好必要准备。 这一阶段的性质在于,她是早熟的第二期文化自觉吸收第一期文化有益因素,为过渡到成熟的第二期文化奠定物质和制度保障的起步时期。 她既不是第一期文化,这是因为,历史不能割裂,文化能够遗传,在深深打上了早熟的第二期文化烙印的中国社会,固有文化依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 她也不是第二期文化,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因而第一期文化固有的诸如精神危机、暴力危机、经济危机乃至生态危机等种种弊端,会在这一时期严重到足以引发惨烈灾难的程度。同时,在这一时期,中国尚不具备成熟的第二期文化所必需的物质和制度保障。 三,固有文化复兴的文治阶段(2020—2060) 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再是经济建设,而是在已有的物质和制度保障的基础上,全面复兴以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恢复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和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固有道德。大力发展以提高人文素质为根本内容的教育事业将成为全社会的中心工作。 这一阶段至少要经历两代人约四十年的时间,其目标就是把中国建成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只有到这时,中国才真正步入到社会主义。 只有对中国固有文化具有深刻体验,对中西文化具备渊博通达的认识,才有可能完成这一工作。中国新文化的创建,将为中国完成在政治、经济与教育等方面的三大变革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建立共产党占主导的义务本位型民主政治 西方国家实行的以议会制、党派竞选和权力制衡等为支柱的权利本位型政治,渊源于西方文化传统,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造成了种种弊端。无论是站在历史传统的角度、还是站在现实需要的角度、或者站在未来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中国都决不能将这一套制度照搬过来。 中国政治制度的走向应当包括以下三个内容: (一)中国政治仍将以中国共产党占主导 中国素有大一统的民族传统;共产党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民族传统的精髓,例如强调共产党员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十多年来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以及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足以引发灾难性结局,这些都决定了,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核心地位,在相当长时期内,既无改变可能,更无改变需要。 (二)关键是实现立党理念的根本变革 中共领导人应当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高度的政治智慧,重新修订共产党党章和党员宣誓条文。最重要的是要把中国新文化的理念,作为共产党的立党基石;把复兴中国固有文化、完成本文界定之社会主义,作为其一切活动之宗旨。即使从现实需要看,这也是解决目前各种危机包括台湾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党的建设也要相应实行根本变革 修正后的共产党党章,对党的成员所应具备的领导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吸纳和培养德才兼备之士就成为党建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目前中共党员中平庸之辈比比皆是,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这与中共领导人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严重不足关系极大。 实践证明,目前通行的培养干部的做法,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企图采取类似“三讲”教育的事后补救措施,来解决党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很难奏效的。 以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对于树立牢固的内省生活观、义务本位观与天人合一观,提出了圆满科学的理论和切实有效的方法。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风气越来越污浊、社会大众愈来愈无力抵制各种诱惑的现代社会,要想根本扭转颓风,决不可能于此法之外,另求其他灵丹妙药。
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培育和发展包括各种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行为,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 在这里,必须把发展补偿市场放在突出地位,这既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目标所决定,也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对于补偿市场,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 一是从人与自己、人与人的关系来看,消费者在其工作与生活中,或多或少总会面临包括就业、住房、健康、教育、养老、意外事故等各方面的风险,我们把这些风险给他带来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负担统称为私人担忧。 二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由于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而在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的同时,它会千方百计地把其造成的诸如排放污水、污气等后果,转嫁给社会,从而给消费者带来精神上与物质上的负担,我们称这种负担为社会担忧。 所谓补偿,是指能够消除、减轻或者转移私人担忧或社会担忧的各种措施。显然,为了使私人担忧最小化,消费者既可以自己提供补偿,比如进行储蓄,也可以从市场购买补偿,比如购买火灾保险。 同时,为了使社会担忧最小化,可以让厂商直接给消费者提供补偿(这种办法的成本通常很高),也可以让厂商从市场上为消费者购买补偿。 补偿的本质在于,履行义务在先,享有权利在后,这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以及人与自己的关系上,而且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补偿市场同其他市场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属于义务本位型市场,而其它市场属于权利本位型市场。 由补偿市场占主导的市场经济,正是义务本位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是义务本位型经济。 三、建立以人文教育占主导的社会主义教育 无论是教育功能、内容还是方法,中国都素有正确的传统。 在教育功能方面,我国的教育传统认为,人在道德、性格、才智等方面的禀赋千差万别,通过教育,可以变换人的气质,把普通人培养成具备坚定信念,拥有高尚品德的杰出人才。 在教育内容方面,我国的教育传统认为,中国固有文化尤其是儒家与大乘佛法的各种经典,对于人与自己、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而正确地阐述,因而构成了教育的根本内容。 在教育方法方面,我国的教育传统认为,接受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接受正确思想熏陶、潜移默化变换气质的过程,这一过程,必须尽可能隔离一切负信息的不良影响,使受教育者在较长时间内集中接受正确思想的熏染。 当正确思想已构成思维方式与性格特征的有机成份,成为指导言行的坚定信念之后,才能广学多闻,以利于工作。 令人痛惜的是,民国以来,我国教育受到西方文明很大的冲击,几乎完全接受新式(即西化)教育,抛弃了固有的优良传统。这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就教育功能来说,变换气质这一功能已经完全丧失。接受教育的目的,在于考试、升学与择业;教师授课也已丧失“传道、授业、解惑”的三位一体的内涵。时过境迁,此种局面日甚一日,可以说,当前的教育功能实际上已经沦为职业培训这一可悲境地了。 就教育内容上来说,基本上是智能培养与技能训练,关于开发道德良知的内容,几乎成为空白,如果有的话,也只是纸上谈兵,落不到实处。 就教育方法上来说,目前思想观念的教育,仅仅来自所谓思想政治工作,与从社会、家庭等渠道获得的信息相对比,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是极其弱小的,几乎不可能起到实效。殊不知,一贯的中心思想和处世准则的形成,是一个需要长时间集中熏陶才能完成的过程,仅仅指望政治思想工作,就能完成世界观、价值观的塑造,是极为幼稚的。更不用说思想政治工作本身,也存在严重问题,很大程度上只有形式,缺乏内容。 现在,上述局面的不良后果便显现得十分明显。虽然现代社会知识的累积突飞猛进,并且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使人类在物质方面有了空前的改善,然而,如前所述,人类社会出现的四大危机,归根到底,无不与教育观念的偏差有关,这说明现代教育在传播知识、普及科学知识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开发人的正确价值观、培养正确的权利观方面以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却难有作为。 据于此,本文认为将来教育的方向应当是我国传统书院教育与现代西方学校教育的有机给合,也就是,在重视思想熏陶、道德建设的基础上,注重专业培训和技能训练。只有沿这个方向走,中国新文化才能真正落实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才能奠定起社会长治久安的深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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