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了許介鱗撰寫的《李登輝與台灣政治》一書。許介鱗曾是李登輝的“外交智囊”之一，對李登輝掌權的過程及李登輝路線了解甚深。在書中，作者用事實批判了李登輝上台以來的分裂行徑及其對台灣社會造成的危害。12月9日的《作家文摘》報摘登了部分內容。

　　蔣經國與李登輝的初始條件

　　蔣經國的初始階段，是在苦難的中國大陸出身，後來到蘇聯莫斯科留學，在蘇聯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體制下工作、結婚，滯留西伯利亞12年。至抗日戰爭發生前的1937年4月回國，開始在其父蔣介石臨護下從政。1939年末，日軍轟炸蔣介石家鄉，蔣經國的母親毛福梅被日機炸死，小蔣在她遇害的地方立了“以血洗血”石碑，今天還屹立在浙江省溪口鎮。

　　起初蔣介石對蔣經國的共產黨經歷不能完全信任，父對子的庇蔭有限，蔣經國從政並不很順利。1949年隨老爸來台之後，蔣經國獲得信任，至1989年正式就任“總統”，即以堅韌的政治的手腕，渡過“外交挫敗”和內政動亂的難關。晚年則加快“政治開放”的腳步，並樹立權位不傳子的典範，1988年1月去世，在台灣掌權16年之久。

　　李登輝的初始條件，是在日本帝國統治下的台灣，祖父獲得販賣鴉片的“特許”，父親擔任日警，從幼小到大學都受日本式教育。李登輝家世特殊，早年即更改日本姓名稱為“岩里政男”，也得機會到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留學。當時日本是軍國主義教育盛行的時代，青年的心靈恐怕難免多多少少受到影響。台灣光復後，李轉入台大農業經濟系就讀，牽涉共產黨事件，涉案被捕者多遭槍決，而李躲過這一劫。至70年代李登輝被情冶單位偵訊後，為了本身的安全，才加入國民黨。從一位農業復興委員會的農經專家，很快地被拔擢為“行政院”政務委員，步步高升，幸運地被選為蔣經國的接斑人，1988年繼任“總統”至2000年，在台灣當權也有12年之久。

　　蔣經國的領導風格

　　也許是出身背景使然，蔣經國與李登輝的領導風格，有相當大的差異。蔣經國的領導與一般政治領袖一樣，也是利用大眾媒體傳播，但是讓民眾清楚地知道“總統”和“政府”的立場和方向。他曾提出“平凡、平淡、平實”六字的施政方針。民眾認為蔣經國是一位“平凡踏實”的政治家。

　　1973年3月6日，在面臨石油危機時，蔣經國提出八點革新事項，宣布平抑物價九項措施，採取物價一次漲滿以後不再漲價的穩定物價方針。人民對當局的對策不存疑惑，物價真的漲一次以後不再漲。1974年2月26日，蔣提出經費、人事、獎勵、意見四大公開，推動十大建設，人民也是相信當局的政策。

　　從1979年開始，蔣經國領導的台灣當局開始增加國民福利措施，大幅增建國民住宅，提高對貧戶的福利賑濟。當局對人民福利的注重，不敢忘三民主義的民生哲學，是蔣經國的一貫作風。

　　1983年底之前，蔣經國確定將以本省籍人為接班人。當時的“副總統，謝東閔年歲已高，蔣經國對台灣省主席李登輝有好的印象，認為他可以解決許多前任省主席林洋港沒有解決的問題。例如有些防洪工程計劃，李登輝到地方上與民眾協商、說服而被接受。此外，最關鍵的一點是，蔣經國讀到李登輝在省議會駁斥台獨的報告說，“中國從來沒有摒棄台灣，台灣也絕不能忘掉中國”。這是蔣經國選擇李登輝為接班人的主要原因之一。為了培養李登輝，蔣經國親自到李登輝寓所造訪幾次，觀察李登輝的生活起居，發現他也如一般奉公守法的公務員，簡單樸實。

　　蔣經國繼承父業，雖然平凡，但最後留給台灣人民繁榮、自由與和平。蔣經國的16年當家作主，一方面消除本省籍人士心目中的獨立意識，一方面又說服外省人交出權力。蔣經國的“自由化”措施，壓倒了保守人士的不安感，他是蔣家的正統後代，又有國民黨的支持，對“政治自由化”的反動勢力有對應的手段。這是“政治自由化”，但是人們習慣說是“民主化”。

　　李登輝的“台灣化”政治

　　與蔣經國平凡而明確的領導風格對照起來，李登輝主政的12年，雖然不斷地報道李的不平凡，說他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但是民眾常常摸不清他的真正心意，讓眾多媒體對當局的政策與立場各自進行詮釋，民眾不能清楚地知道他和當局的立場和方向，而徒然地增加施政的紊亂與社會的成本。

　　制定“賠償法”，人民權益受損，可以訴請“賠償”的是蔣經國。整頓情治單位，放鬆言論自由，不再隨便亂捕異議人士的是蔣經國。開啟最高統治者有雅量，即使用漫畫把他醜化，情治機關要取締逮捕而不肯同意的是蔣經國。對“台灣自由化”的最大貢獻者，亦即解除台灣的黨禁、戒嚴令、報禁“三禁”的是蔣經國，不是李登輝。李登輝只是蔣經國指定的接班人，繼續推動“台灣自由化”的領導人。

　　李登輝當初自稱是“蔣經國學校”的好學生，奉行蔣經國的遺訓。然而不多久，在90年代以後，李登輝被島內外的“台灣化”分子包圍起來，於是“去中國化”和“台灣化”等同於“民主化”，“台灣化”訛稱為“本土化”，逐漸成為台灣政治社會的主流。

　　在蔣經國時代，貧富差距顯然較小，這跟他在蘇聯的社會主義生活體驗，以及他當政治領導人之後的作風，有相當關係。蔣經國時代尚且保持中國“士農工商”的傳統，以及“政商分離”的態度，當時商人依附黨政關係，只顧賺錢不敢過問政治。

　　然而李登輝以美國資本主義為榜樣，以為政治家應以資本家的馬首是瞻，於是政治家們開始向資本家低頭拉攏，政治家卑賤地向“錢主”叩頭討好。

　　李在繼任“總統”之初，權位尚未穩定，而有台籍資本家願意提供政治資金運作，金錢能使鬼推磨，才得以逐漸掌握黨、政、軍、情的四大權力，終於成為“政治強人”。從此，李即打破“政商分離”的傳統，注重商人的利益，一再強調其施政方針以“經濟發展”為首要。於是“士、農、工、商”的傳統倒轉過來，台灣變成“商、工、農、士”的社會。紅頂商人高高居上，碩士博士的學者專家，變成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侍從。

　　另外，李為了贏得選舉的“民主”，每逢選舉必親自出馬為國民黨地方的黑道勢力站台，成為台灣黑金政治”的首魁，但在嘴巴上總是說要打破黑金政治，人民不會相信李的掃黑是真的。

　　蔣經國當政時“國庫”沒有赤字，尚有財政盈餘360億元，讓當時有雙重赤字的美國羨慕垂涎不已。然而李登輝執政12年之後，卻留下“國庫”賬面2兆4000億元的負債，現在由陳水扁政權繼承，若將埋伏性債務加上，據估計總負債將達10兆元之多，每一個人平均負債將高達50萬元。不論國民黨或民進黨，每逢選舉都拼命亂開“政策賄選”支票，政權交替後接班的腖水扁，說要組成“全民政府”，其實也就是“全民負債政府”的燙手山芋了。蔣經國的獨裁統治是省吃節用，李登輝的“民主政治”是散財揮霍，亂花百姓辛勤積蓄的稅金，再加上子孫還不完的負債。

　　蔣介石和蔣經國依賴美國保護，但對美國尚懷猜疑的心理，一直提防被美國出賣，起碼存有一點“自主性”。然而李登輝的親美親日政策，寄望“美日安保條約”發揮保衛台灣的作用，對美日的意圖完全不存懷疑，一味強調加強美日的關係，甚至向日本右翼獻媚，肯定日本的殖民統治。

　　驕者不能持久

　　細數李登輝的“功績”，他的“台灣化”政策，的確讓長久以來被歧視的本省人得到尊重，並撫慰了曾受日本殖民、白色恐怖、政治壓迫的本省族群的心。特別是他當上“總統”，讓許多台籍人士抬頭挺胸，充滿台灣人也能當“總統”的自信。

　　可惜他仿照日本自民黨的“金權政治”，而變本加厲為“黑金政治”，又受日本右翼影響，不與中國大陸協調而“反中國”，堅持“台灣化”路線，這種缺乏歷史意識的自信，使他12年的領導方向，帶給台灣政治、經濟、社會非常“不和平”的後遺症。

　　李登輝的政治生涯，最先是幸運，其次是得勢，最後是驕傲。日本的“平家物語”描述平家一門榮華至沒落、滅亡的故事，有一至理名言“驕者不能持久”。驕傲的政治家，恐怕很難“有終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