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薩達姆被捕之前，他的時代就已經隨着巴格達的解放而結束；“別開槍，我是薩達姆，伊拉克總統”的聲稱，剩下的只是末路囚徒的徹底頹敗。美國總統布什與他的軍隊取得了期待已久的勝利，布什在未來總統選戰中的優勢更為明顯，美國政府中與鴿派一唱一和的鷹派勢力也將隨之上漲，其戰略重心將進一步向東亞傾斜並修正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

　　美國的又一個敵人倒下了。所謂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這句話只說了一半；另一半是，（國家）沒有永恆的敵人，卻永遠需要敵人。每一代美國政治家都懂得這個道理，當年的尼克松懂得，現在的布什也懂得。這兩位美國總統都曾領導過戰爭，都知道如何去確定自己國家的敵人，並通過民主程序動員民眾發動戰爭打擊敵人，以追求永恆的利益（包括價值觀的利益），壯大美利堅民族國家。如果後世美國人要說布什是個傑出的政治家，他的一個傑出之處一定包括，他曾經果斷地為美國確定了“合適”的敵人，即所謂“流氓國家”。

　　然而，伊拉克民族國家即使最深刻地體驗了這一利益政治的原則，有的也是無邊的尷尬。她是一個小國，卻擁有如此巨量的石油資源，處於這樣一個兵家必爭之地。她沒有太多的選擇，要麼做大國的附庸，要麼就必須面對大國的擠壓。不管她是民主國家，還是獨裁國家，只要她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小國，就會受到大國的擠壓，迫使她出讓一部分讓整個世界瘋狂的石油資源（不論以何種方式出讓）。如果她不願做附庸，也不願做出讓人滿意的出讓，她大概會面臨與大國的無窮無盡的衝突和糾纏，直到戰爭。這種戰爭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旗號，但都是戰爭。伊拉克太容易成為大國的敵人，成為一個自己無法抗衡的大國的敵人，這似乎是這個國家命定的悲情處境。

　　這一重尷尬並不會隨着薩達姆的被捕和被審判而消失。這一重尷尬更屬於未來的伊拉克民主政府。對於剛從專制暴政下解脫出來的伊拉克民眾來說，或許沒有什麼事情比人權得到尊重、民主得到落實更加重要、更讓人興奮了。但是，即使跨越重重障礙，伊拉克的民主政製得以建立，即使民眾的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得到保障，一個難題仍然揮之而不去，那就是，伊拉克人要不要、能不能捍衛自己國家的經濟主權？

　　這甚至是最重要的問題。伊拉克民眾今天要民主要自由是為了什麼？不正是要伊拉克民眾自己來決定自己、國家及其資源的命運？如果伊拉克民主政治體制真正落實為主權在民，那麼，代表全體民眾的政治家首先要面對的政治問題就是民眾強烈的籲求——伊拉克民族國家要不要獨立和自主？是不是要做大國的附庸？

　　但是民主伊拉克的政治家們會發現，自己要做出捍衛國家經濟自主權的政治決斷將會相當困難。這種困難其實在戰後重建過程中就已經表現得很明朗了。美國今天操控伊拉克資源用於重建，並拒絕自由世界的盟友法德等國參與重建工程的投標，明天未嘗不會對伊拉克回收經濟主權的要求冷面相向。不難想像，如果有些伊拉克政治家想動員民眾來取消大國對國家經濟主權的操控，恐怕他們馬上會發現大國可以輕而易舉地在民主政體內培養起瓦解和壓倒自己的力量。對於大國而言，除了願意臣服於自己的獨裁者之外，恐怕就算民主政體最容易操縱了。如果說民主政府可能很難積聚起足夠的民眾力量來避免成為附庸國家，也就意味着全體民眾要獨立的主流訴求可能無法實現，這似乎是伊拉克未來的民主政府極難處理的政治悖論。伊拉克很有可能的一種前途就是通過做大國的附庸來維繫國內和平、保護人權，同時面對極端勢力此伏彼起的威脅，面對若隱若現的與大國的政治衝突。

　　只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夠更客觀地理解薩達姆的失敗。首先這是一個沒有信念的專制者的必然潰敗，他已經放棄了捍衛國家獨立這一惟一的統治資源，在國家之間的戰爭中其實未戰先垮；其次，其專制的統治方式不僅無法有效地聚集民眾的力量，而且使民眾蒙受了專制統治的諸般折磨。薩達姆從英雄到暴君的歷程，也是伊拉克國運衰頹的過程。伊拉克在一個最糟糕的專制者的領導下戰敗，是這個小國的大悲劇。

　　這個戰敗的小國如何才能復興？這是民主伊拉克的政治家們將面臨的最根本挑戰。或許新一代的政治領導者甚至已經沒有這種追求了。如果大國的政治家採用很理智的帝國統治術，不搞得太過分，有何必要通過民主體制動員足夠力量去進行那種似乎無望的抗爭呢？儘管這種政治上的無所作為必然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生長的肥沃土壤，也可能最終難以壓抑追求自主的新生力量，但恐怕比起與大國談判或者抗爭來，還是要輕鬆得多。

　　薩達姆時代半年前就已經終結，但是伊拉克會有什麼樣的政治家，會有什麼樣的民主政治，前景仍然模糊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