叄．“軟刀子”在行動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國有企業”莫名其妙變成了經濟界的過街老鼠，幾乎人人喊打。有些經濟“權威”乾脆宣布“不值得為國有企業花時間”，“改革開放 就是消滅公有制”，“國有企業私有化越快越好”。真不知道如此一來製造“神舟”飛船的國有企業是不是也該賤賣給他的關係戶？中國的核工廠是不是也該請 外國人來入伙，分享中國的核機密？中國的核潛艇工廠是不是也該對外拍賣？整個中國的國防工業骨幹企業全是國有企業，按照這些“權威”的邏輯，到底是該拆光賣淨，還是該拱手讓給洋人？中國的膠片工業全被外資吃掉了，那今後中國偵察衛星所用的特種膠捲是向外國買，還是把自己的配方先讓外國人過目審查再請人家幫着造？美國要摧毀中國的戰略工業就得計划動用不知道多少批次的導彈和戰略轟炸機，而幾個中國內部冒出來的經濟“權威”嘴皮子一動就把這些工業 的生存基礎從理論上一掃而光，起到對方導彈轟炸機核武器都起不到的作用，這是何等的“偉大”！

西方有西方的大環境，中國有中國的大環境。要照搬西方經濟結構，也得先看看 西方的地緣政治和文化傳統能不能也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來。人家有十幾億人口嗎？人家有台灣問題嗎？人家需要防備美國的全面經濟封鎖和禁運嗎？人家和美 國白人老祖宗“同文同種”，幾百前是一家，有“文明的衝突”這類隔閡嗎？用得着擔心招美國的疑忌嗎？人家社會轉型時產生的社會問題是通過對外侵略擴張和大規模對外移民來解決的，中國能學嗎？人家已經占領了新技術發展的制高點，是現行世界經濟技術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和執法者，中國遵守人家制定的遊戲規則能不防一手嗎？經濟戰略上不用防範是一種套路，不得不防則又是一種套路。毫無防備，如果外國藉口WTO處處插手中國內政怎麼辦？如果有人藉口“全球化” 取消中國政府職能怎麼辦？如果台灣海峽打起來外資撤資怎麼辦？如果美國捲入台灣海峽與中國正面衝突，美國再一次對中國搞經濟封鎖禁運和經濟制裁怎麼辦 ？如果美國凍結中國在美國資產債券怎麼辦？如果海外市場被人封鎖造成大批人員失業怎麼辦？中國十叄億人口，社會轉型時期大批人口離開農村流入城市引起 的結構性社會問題如何系統地解決？如不妥善解決矛盾積累引發動亂怎麼辦？“精英”們為什麼整天對“全球化”和“國際接軌”喋喋不休，對如此明顯的威脅 卻從來不進一言，不設一謀？究竟是這種威脅不存在，還是存心要掩蓋？究竟是在想方設法料敵機先，未雨綢繆，分散風險，多手準備確保中國立於不敗之地，還是故意不加防範，蓄謀一步步毀壞中國的自立能力，故意讓中國資金受制於人，技術受制於人，市場受制於人，經濟命脈受制於人，國家安全受制於人，以便讓對方的“軟殺傷”、經濟戰取得最大破壞效果？究竟是得到了美國的保證永遠不對中國搞經濟封鎖，還是早就打算好一有風吹草動就馬上鼓吹投降？李登輝陳 水扁等整天嚷嚷“中國崩潰”論，說中國經濟一旦納入“全球化”軌道就經受不起國際經濟制裁，一旦遭到封鎖就會造成經濟大倒退、大失業、大動亂、大崩潰 ，所以可以放心大膽搞台獨。可見“精英”們肩負了“台獨二鬼子”們多大的戰略希望。這樣明顯的威脅敵人都能看得出來，整天掛在嘴上給自己人打氣；號稱 “經濟權威”的“精英”居然對此視而不見，無動於衷，更不見採取過任何防範措施。這就令人奇怪：這到底是哪家的“精英”？是為中國謀利益，還是為外國和“台獨”謀利益？是為中國大多數人謀利益，還是為少數剝削階級謀利益？這就不能不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學說問一問：憑你們的主張，你們怎麼能證明自己是在替中國打算？怎麼能證明自己不是騙子，不是“軟刀子”，不是敵人的戰略特務和謀略間諜？再問一句：這些所謂“經濟權威”“改革精英”是從哪裡冒出 來的？究竟何功、何勞、何德、何能，怎麼就混上了十叄億中國人命運前途的支配大權？既然主張中國經濟與西方“全面接軌”，那起碼該知己知彼吧？“精英 ”們夠得上哪一條？要說“知己”，你制訂、執行過幾個五年計劃？具體管理過幾個千人廠、萬人廠？具體負責過哪些國家建設項目？具體指導過哪些工業部門 的生產管理全過程？具體負責過哪些地區的農、輕、重、商等行業的業務？對計劃經濟的運作過程、關鍵弊病有多少感性認識？要說“知彼”，那你是當過美國聯邦儲委會的主席還是華爾街股票市場的分析員？是當過摩根．斯但利、大通．曼哈頓或花旗銀行的業務經理，還是當過微軟、波音、IBM或通用動力公司的首席 執行官？就算你爬不了那麼高，那起碼也該在西方的企業或經濟管理部門混過幾年。沒吃過豬肉，見過豬跑也湊合，好歹“癩蛤蟆上案板──也算四兩肉”。那你在哪個國家、哪個企業、哪個部門混過？混過多久？歸根到底，對中國的現實你實際了解多少？對外國的一套你又實際了解多少？按照毛澤東的實踐論，“實 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你的主張在哪個國家的經濟實踐中得到過什麼樣的驗證？如果一樣也夠不着，卻隨心所欲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信口開河，那就是把 十叄億中國人的命運當成醫學院的大兔子白老鼠開刀練着玩。把十叄億中國人的前途命運交給如此草菅人命的“權威”支配，只能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

“精英”們有一句時髦話：“如果得不到外資的資助就根本不可能參與競爭，更不會有什麼技術優勢，就無法生存。”換句話說中國只有靠外資才能現代化。所以“專家”們不遺餘力鼓吹“適應全球化”、“與國際接軌”，一切服從吸引外資。問題是外資到中國幹什麼來了？是來幫助中國強大起來好跟自己競爭，還是來使中國服務於自己的利益？假定中國真能“全盤西化”，靠外資實現了現代化，那前景是中國變成了又一個美國。但美國能歡迎世界上再出現一個美國嗎？蜂 巢中的蜂王一出世，第一件事就是咬死其他尚未出世的蜂王，確保自己的王位；當了世界超級大國的美國，最大戰略目標就是搞垮任何可能的競爭者，確保自己 世界超強的地位。希特勒當政時德國有一幫反納粹人士暗中跟英國聯繫，希望取得英國支持推翻希特勒，免得德國被希特勒引向徹底滅亡。英國卻把這些人向希 特勒和盤托出，借希特勒之手消滅之。英國關心的是消滅自己最大的競爭者，而不是挽救德國。前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曾對美國記者引用一句美國諺語來說明戈爾巴喬夫的對美“新思維”：“打不過，就入伙”（If you can not beat them, join them），滿心希望投靠“美國老大哥”便可從此走向繁榮富強。楊志想 入伙水泊梁山，“白衣秀士”王倫要他先立下“投命狀”，殺個人再說。蘇聯想改換門庭，美國開出的“投命狀”是前蘇聯的項上人頭，外加一貼“休克療法” 的蒙汗藥。“投命狀”一交，蘇聯不復存在，堂堂超級大國頓時腳軟筋麻，幾乎眼睜睜等着被人剁成人肉包子餡。美國並不願意俄國富強起來威脅到自己的霸主 地位，所以想入伙也得有點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可能不可能被真心接受。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只能真心容得小夥計，容不得大塊頭。塊頭大了人家就要防你 一手，免得你反客為主，把自己吃掉。辦法一是讓你四分五裂，分而治之，讓每一小塊都只能聽吆喝，想反也掀不起大浪；二是用各種手段把你牢牢控制在手心裡，叫你插翅難逃。美國在日本有駐軍，不怕日本腦後有反骨，所以還容得日本這個大塊頭，否則照樣放心不下。歐洲分成幾十個小國時歐美矛盾不大，而一旦歐洲走向聯合，美國馬上開始警惕，歐美矛盾也開始不斷加劇。這說明即使同是白人，同屬一個文化體系和經濟體系的國家也照樣“一山不容二虎”。中國想入伙，也該看看蘇聯的前車之鑑，掂量掂量自己的條件再說。中國歷史上曾經是超級大國。重新崛起則又將是超級大國。對於西方這還有一個更難受的含義：不論 是過去還是現在，中國不靠侵略掠奪，照樣超級大國。這將粉碎西方的一個基本信念：弱肉強食才能興旺。對於中國這麼大的塊頭加上這麼深遠的影響，美國歐 洲吃得消嗎？只因為中國沒有侵略擴張的野心和傳統，又隔了個太平洋，所以美國才勉強能夠接受中國變成一個超級大國的前景，開始有人設想如何跟崛起後的 中國共處。但這已經是美國能接受的極限了。要指望人家幫你強大起來那才是異想天開。你跟人家是種族接近還是文化同源？是同仇敵愾還是風雨同舟？如果是“武大郎攀槓子──哪頭都夠不着”，那憑什麼認定人家會對中國另眼相看，不幫老毛子富強卻幫中國富強？再說了，中國想變成先進大國，那先進技術得是“外國有的，中國要有；外國沒有的，中國也要有”才行。靠外資現代化，即使人家願意，也頂多“人家有的你才能有，人家沒有的想給也沒有”。何況實際情況 是“人家不要的你才有，人家保留的你再要也沒有”。所以中國人最好還是頭腦清醒一點，對形勢有個冷靜估計，別一廂情願自作多情，以為可以靠外資實現現 代化。引進外資是加速發展的一個手段，但決不是唯一的手段。回顧一下，凡具有戰略性意義的重大技術，中國沒研究出來時西方總是實行封鎖，而一旦中國自 己研製成功，西方馬上送貨上門，廉價競爭，技術上封不住，就用商業競爭來擠垮，歸根到底是讓中國無法掌握核心技術的廣泛應用能力。凡西方嚴密封鎖的產品，如“兩彈一星”、核潛艇、“神舟”飛船等等，中國自己都搞得都很有成效，而凡是西方“大大方方”地開放的產品，如小轎車、電腦芯片、大型客機等等，中國的產業無不被打得抬不起頭來。外資對中國的這些核心技術的研發生產能力的實際作用是促進還是扼殺？想依賴外資實現現代化，是不是緣木求魚？ “精英”們藉口“適應全球化”、“與國際接軌”，堅決反對政府干預企業，說白了就是要中國政府不保護中國企業而只保護外國企業。一個國家的“精英”居 然要求自己的政府如此吃裡爬外，這等“出類拔萃”之輩實在舉世罕見。你怎麼不去要求美國政府不保護美國企業？你怎麼不去要求日本政府不保護日本企業？ 人家號稱的“不干涉”原則從來只適用於已經強大得不需要保護的工業。一旦覺得關鍵工業受到威脅，什麼WTO，什麼“不干涉”全都扔到九霄雲外。否則，為什 麼美國要徵收鋼鐵進口附加稅？為什麼要制裁中國的紡織品和彩色電視進口？人家保護起本國的工業來理直氣壯毫不遲疑，中國的“精英”們憑什麼不准中國政府如法炮製？何況“精英”們鼓吹的給外資企業的許多優惠往往並沒有太多實際意義。動不動就免稅，其實美國等稅法健全的國家早有規定，本國企業在海外向外國政府交的稅可以從向本國政府應交的稅額中扣除。除非中國的稅額大於外國的稅額，或外國稅法特別規定要重複徵稅，外企並不能從中國的免稅優惠中得到 什麼特別好處。真正能吸引外企的是中國的投資環境，跟稅收優惠關係並不大。“精英”們主張的免稅待遇實際把好處白白送給了外國政府，卻苦了中國自己， 純粹費力不討好，白獻殷勤。

“精英”們總是說國有企業經濟效益差，老虧損，資不抵債，無可救藥，只能賤賣處理。如果真是全部如此，那買的人豈不就賠了嗎？如果一個企業真是“朽木 不可雕也”，那到了誰手裡都是“爛泥巴扶不上牆”，怎麼可能在一家手中就賠本，到另一家手中就賺錢？天下有哪個資本家願意做賠本生意？可為什麼 “精英 ”們一打算甩賣國有企業馬上就有人迫不及待搶着收購？難道他們都犯傻嗎？美國常有炒家玩這種把戲：收購一個企業，把研究發展、質量管理、客戶諮詢服務等部門以及其他不能立竿見影的輔助管理部門全部“精簡”裁撤，企業直接成本自然立刻下降，帳面上的經濟效益馬上直線上升，企業的股票隨即升值，炒家乘 機脫手全部股票，大賺一把。本來好好一個企業一下子給搞得元氣大傷，奄奄一息，但炒家才不管這一套呢，反正他已經賺到了。現在顯然有人把這套把戲玩到 中國國有企業頭上來了：利用不公平競爭，把國有企業逼入困境，藉機廉價買進，大批“精簡”人員、提高企業帳面價值後再倒賣出手，從中大撈一票。至於企 業的命運，職工的死活則根本毫不在乎。折騰了半天，企業垮了，職工下崗了，只有炒家賺了，這算什麼“改革開放”？這不叫“改革”，這叫破壞。庸醫治馱背的辦法是把人弄死扳直，日本鬼子治中國人霍亂的辦法是把人燒死或活埋，“精英”們“改善”國有企業的辦法是把國有企業全部砍光賣掉。這到底是治病還是殺人？

不管如何議論，現在中國經濟挑大梁的角色仍然是國有企業。一旦有事，外資可能撤走，私人資本可以逃離，只有國有企業不會跑。對中國而言，從長遠來看， 真正靠得住的只能是自己的企業，骨幹力量還是國有企業為主。改革開放、引進外資是為了改善國有企業，而不是為了徹底取消，取而代之。 要比較企業的經濟效益首先要實事求是，公平合理，採用同樣的標準。國有企業並不是單純的經濟單位。除了經濟活動外還承擔了多項社會服務功能，包括組織 群眾、人員培訓、勞動保護、思想教育、矛盾調節、衛生保健、社會福利、文體娛樂等等。其最大社會效益就是促進社會安定，避免矛盾激化，把社會不安定因素降到最低，減輕了治安警察的負擔。另一個作用就是紐帶作用，讓不同年齡、不同背景之間的中國人之間有某種有機的粘合交往，使這部分中國人不再是一盤散沙。國有企業的黨、政、工、青、婦機構作用發揮正常的地方社會必然相對安定。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沒有這種社會服務功能，其成本自然要小得多。指責滿載的大卡車不如小轎車或摩托車那樣省油靈活，這公平嗎？西方社會照樣有社會服務系統。美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主要粘合劑一是教會，二是社區（Community），叄是各種各樣的俱樂部之類。這些機構把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人聯繫在一 起，相互了解，同樣起着融合民眾、安定社會的作用。不管叄七二十一，拿國營 企業跟西方企業單純比帳面上的經濟效益本身就不公平。要公平比較效益，就應該把西方教會、社區和其他社會服務機構所需的成本也包括在內。說國有企業承 擔社會服務功能不合理，是“政企不分，職責不清”，要通過改革分開，這是一回事。但藉口改革把社會服務功能一筆勾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精英”們一心一意要把中國的國有企業變成西方企業那樣的純經濟組織，只管賺錢，不管其他，對國有企業原來承擔的社會服務則一概不聞不問，實際是“以錢為綱，全面砍光”。中國有條件建立美國那樣的由教會、社區、全國性的俱樂部或其他組織團體組成的社會服務體系嗎？既然沒有，那就等於取消了那些社會服務。這樣一來 從表面上看具體企業的經濟效益是高了，但整個社會則到頭來要為這些企業的“高效益”付出代價，代價一是社會安定，二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改革開放是為了追求整個社會整體長遠的高效益，而不是僅僅為了追求局部行業局部企業局部階段的高效益。為求一時一地的高效益而罔顧多數人的疾苦生計問 題就要冒以整個社會的生存為代價的風險。“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老百姓豐衣足食就社會安定，走投無路就要動亂，這是中國幾千年歷史反覆證明過的規律。伊郎前國王巴列維一味追求現代化、高速度，對社會轉型時出現的貧富劇烈分化、貪污腐化成風及社會矛盾的激化等問題問題置若罔聞，結果社會動亂，眾叛親離，黯然下台。因為沒處理好速度與安定的關係而導致社會轉型徹底失敗的例子不只這一個。前車之鑑，不可不察。自然科學領域的項目搞砸了一般還可 以推倒重來，除了象叄峽高壩那樣的。社會結構的變革則都象叄峽高壩，一旦決口就再無挽回餘地，“開弓沒有回頭箭”，所以要改動必須慎之又慎，必須經過 反覆局部試驗，絕不能輕舉妄動，更不能全面亂鋪開。開汽車速度與安全必須兼顧，為安全而不開車當然不行，但為速度而不顧安全同樣不行。拼命開飛車，車 一翻原先的速度再快也沒意義了，“欲速則不達”。一個社會就是一個大系統。改革開放是社會轉型，是從一種狀態變化到另一種狀態。設想一個理想的系統狀態並不難，難就難在如何過渡。任何大系統的過渡過程都是最複雜也最關鍵的過程，必須慎之又慎。社會轉型最容易誘發各種不穩定因素，而如何控制這些不穩定因素則是社會轉型成敗與否的關鍵。一個動態系統要能夠保持穩定，必須有負反饋功能，必須有自適應功能，必須有恢復穩定能力。沒有這些功能，任何隨機干擾等不穩定因素都會被無限放大再放大，最後導致整個系統崩潰。沒有線傳操縱系統，設計戰機就不能放寬靜穩定度；沒有有效的社會安定保障措施，改變社 會結構就危機四伏。必要的社會服務是社會安定的保障措施，不一定全由國有企業承擔，但不能沒有人承擔。沒有把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人粘合到一起的紐帶 ，人就會只跟自己小圈子裡的人打交道，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人“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整個社會就會“沙漠化”，又變成一盤散沙。儘管現在人們可 以網上交流，但虛擬世界的交流不能代替現實世界面對面的交往。沒有經常性的面對面交往的人就等於是社會孤兒。除了個別“隱士”，人都是社會性動物，沒有機會相互交往就會自己創造機會。納粹集中營曾用犯人做孤獨試驗，把人有吃有喝地長期與世隔絕，剝奪其一切聽、說、讀、寫的機會，結果被試驗的人要麼自殺，要麼瘋了。缺乏正常精神交流的人容易心理變態，舉止失常。人有了思想問題心理障礙而無人過問，矛盾就有可能演變激化，本來非對抗性的變成了對抗 性的，甚至導致犯罪。中國現在專門提出要對付自殺，可見心理保障和調解矛盾這類社會服務有多重要，也可見黨、政、工、青、婦等機構的思想組織工作並非 可有可無。現在流入城市的農民工越來越多。中國十叄億人口大半在農村，十分之幾齣來就可能達到上億。這麼龐大的人流一下子擁進城市，如果不為之提供必 要的社會服務，這些人就會自發形成自己的一套社會服務體系，形成城市中社會外的社會。 “人離鄉賤”，寄居異鄉的農民工往往是“弱勢群體”中最弱勢的。 “存在決定意識”，強者希望 “不受約束”，弱者希望 “得到保護”。強者及自以為強者的人為了不受約束，為所欲為，所以強調“個人自由”；弱者為了保護自己，寄希望於集體安全或強者庇護，為此寧願犧牲某些個人自由為代價，所以易於接受“組織紀律”。如果弱勢群體感到自己不能得到社會的起碼承認和有 效保護，就容易轉向使他們認為能夠保護自己的勢力。如果沒有必要的黨、政、工、青、婦那樣的正面思想組織引導，“法X功”、邪教組織、毒品販子和“民運 ”精英就要乘虛而入，甚至從行會、幫會發展成黑社會。本來國有企業提供的社會服務功能已經不足以涵蓋新形式下的社會需要，現在“精英”們再藉口“經濟 效益”而一刀砍光，讓越來越多的人處於無人過問狀態，等於社會結構性的“水土流失”。如此龐大數量的人口處於“沙漠化”狀態，一有風吹草動，比如外部世界的經濟封鎖造成外銷企業倒閉，民工失業，馬上可能掀起滔天巨浪，引發社會動亂（這正是李凳輝們企盼以久、“精英”們蓄意製造的局面）。即使在平時，面對這種大規模無組織狀態的特殊群體，如果單純依靠原本按照過去城市人口規模而設定的警力來維持社會治安，就是把警察累死忙瘋也應付不過來。一線警察長期超負荷運轉而疲憊不堪，即使業務政策水平再高也決不可能象精力充沛時那樣發揮正常，這就很容易工作失誤，執法粗糙，再加上警員內部敗類攪局，結 果是惡化警民關係，給惟恐天下不亂的人以蠱惑人心的口實，藉此煽動動亂。提供必要的社會服務把這種新的“社會外的社會”納入某種有組織狀態實際是整個 社會的“水土保持”，以最大限度地調節矛盾，避免激化，把問題儘可能解決在萌芽狀態，防患於未然，從而減輕正規警察的負擔，為社會安定提供良好基礎。 總之對這種新形式下的社會問題和民工潮應該學大禹治水，改堵為疏；而不應該學大禹他爹，只知堵截；更不應該撒手不管，任其泛濫，醞釀動亂。這也許會影響局部單位的效益，卻提高了整個社會的總效益。“社會主義”顧名思義就是從整個社會的最高利益出發考慮問題，“資本主義”則從資本利益角度考慮一切。但資本生產發展到一定規模後為了資本自身的最大利益又不得不把資本活動與整個社會的相互交鏈影響的後果計算再內，結果“既不自覺又不自願”地來點社會 主義。“精英”們藉口“經濟效益”而一筆勾銷必要的社會服務，對因此造成的越來越嚴重的社會不穩定因素置若罔聞，讓整個社會自行消受，不僅是等於“隨 地大小便”，只管自己通暢，不顧他人死活；而且是等於讓義合團靠血肉之軀承受洋槍洋炮，讓花信少女靠處女膜抵禦強姦。一個國有企業被拍賣之後其黨團組 織要麼不復存在，要麼不起作用。也就是說，共產黨對這個單位這部分人的組織領導就此結束。等到所有國有企業拍賣完畢，中國共產黨在經濟領域內的實際組織也就消滅完畢。而流入城市的農民工則既不受共產黨在農村的組織管又不受共產黨在城市的組織管，共產黨兩頭皆空，又喪失了對這部分人的領導權。前蘇聯是一舉打倒共產黨，中國的“精英”們是逐步打倒共產黨。一個是“批發”，一個是“零售”；一個是一刀兩斷，一個是零刀碎剮。這一切都是“精英“們在“ 改革開放”、“提高經濟效益”的大旗掩護下“悄悄的幹活，打槍的不要”。所有主張都指向一個共同方向：增加不安定因素，醞釀社會動亂，打倒共產黨。“ 咬狗不叫，叫狗不咬”， “精英”們的“軟刀子”不聲不響在行動，刀刀都在促 進“中國崩潰”。其危害比李登輝之流的聲嘶力竭大喊大叫嚴重得多。 國有企業要不要講經濟效益？當然要講。但要講效益，頭一條就是不能“狐狸看雞圈”，必須杜絕管理人員貪污腐化，監守自盜，否則雞再多也不夠狐狸偷的，何來效益？中國過去的管理制度只強調過程，不強調結果。只要合乎手續，贏利與否無關緊要。西方的管理則強調結果，不拘泥過程；只要在法律許可範圍內贏利，經營手法可以不拘一格。過去中國國有企業是“買醬油的錢不能打醋”，“買棺材有錢，買藥沒錢”，誰也別想隨便做主，不容易貪污卻容易浪費，辦壞事不易，辦好事更難。這種荒唐制度確實應該改革。但“精英”們一改則什麼規章制度也不要了，企業一切老總說了算，公款成私庫，不是狐狸也變成狐狸了。“ 精英”強調要學西方賺錢經營不拘一格，卻絕口不提人家徵稅也同樣不拘一格。美國企業老總享受的企業提供的高級服務，如公司專車，高級停車位置等都要按 價計入個人應稅收入，不能豁免。企業對外應酬費用也不允許全部實報實銷，超過一定範圍的就要算個人的應稅收入。人家的邏輯是：你實際享受到了這些服務 和消費，就相當於你有了相應的收入，就應該納稅。至於個人工資單上是否真收到相應的錢並不重要，無非等於錢沒過手就花掉了，屬於非工資形式的額外收入，所以必須納稅。此外抄股賺頭、銀行利息、債券收入等等都要徵稅，擁有房地產要交不動產稅，賭博贏了要交所得稅，受禮要有贈與稅，否則就要由送禮的人另交同等金額的贈與稅。你實際占有的財產與享用的服務越多，所要交的稅也就越多。既然中國要學西方的管理原則，那也應該同樣實行人家的稅法原則，計算 應稅收入時要包括實際占有和享用到的財富和服務的價值，而不僅僅統計有形的金錢收入。頭頭腦腦們凡是超出業務活動最低需要之外的公款吃喝、公款旅行等 耗費都必須折合成個人的實際收入而納稅，不得豁免。打牌、賭博、贈禮等方式的收入都必須申報上稅。“第二套房產”之類則不能享受跟自用住房的同等稅務 待遇。這對制止公款吃喝、公款旅行、貪污受賄等歪風有利還是不利？對提高國有企業經濟效益有助還是無助？在丹麥請公職人員喝杯咖啡是聯絡感情，可以容忍，但請吃飯就算行賄受賄，要追究。如果中國也實行類似的規定，那行賄受賄的風氣會越來越盛還是越來越衰？ “精英”們主張不拘一格地賺錢，卻不主張不 拘一格地納稅；主張西方的管理原則，卻迴避西方的稅務原則；擯棄中國的管理制度，卻保留中國的稅法漏洞，哪個對自己有利就要哪個，“撒尿擤鼻子──兩 頭都拿”。就憑這副奸商德性，怎麼能指望他們公平合理地搞社會改革？又怎麼能指望靠他們提高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上訪的下崗職工與其找政府部門上訪， 不如找“精英”們上訪。既然你只設計失業不設計就業，又高高在上不屑深入社會了解現實問題，更不積極考慮如何解決問題，那就乾脆把問題送貨上門，促進 你積極考慮，免得你只想拉屎不想揩□。強調結果就得面對結果，“木匠戴枷──自作自受”。既然要學西方管理原則，強調效果，那就徹底按效果定是非。這方面中國古代有一個有名的判例：“子有餘財而父貧為盜，大不孝。斬！”同理，“國有企業負責人家有橫財而企業破產，必不廉。查！”誰來查？因企業破產而下崗的職工來查，至少要有他們的代表參加。現任的企業負責人要查，前任及頂頭上司同樣要查，免得有人先把企業底子淘光了再弄個替死鬼來頂罪。這是什麼邏輯？戰場紀律的邏輯，打勝仗的邏輯。上戰場守陣地，沒命令退就必須死守，與陣地共存亡。人亡陣地失便罷了，陣地丟了人跑了就是臨陣脫逃，戰場紀律 是就地處決。把個國有企業交給你管就是交給你塊陣地守。企業垮了你自己沒發財算是“人亡陣地失”，企業垮了你卻發了那就是“人在陣地丟”，不執行戰場 紀律就夠便宜的了，查你的帳有什麼不應該？過去英國皇家海軍的老傳統是軍艦若沉，艦長要把自己綁在軍艦上一起沉下去同歸於盡，以此證明自己沒有失職。 現在雖不興這一套，但至少得證明你沒有從企業的破產沉淪中得到好處吧？查出貪污自然刑律伺候，查出清白雖不懲處，但從此幾年之內不得再經營管理。因為第一，你不稱職。西方企業消化被兼併的企業的用人原則和舊中國軍閥收編投降軍隊的原則差不多，基本都是要兵不要將。兵可以改造，將不可救藥。敗軍之將，何以再語勇；亡國之臣，何以再言謀；破產之輩，何以再經營。不懂經營就老老實實打幾年工去再說，別連累別人。讓人下崗者自己也下崗，也算是個交代。 第二，要防止蓄意破產的經濟騙局。美國法律規定破產之人若干年內不得再當業主，就是要防止有人騙得投資後故意讓企業破產，合法吞沒投資者的資產，然後 換個地方再立新公司，再騙取投資，再重複這種破產騙局。中國同樣應該警惕國有企業負責人玩這種花招，故意讓國有企業虧本破產，然後自己籌資把企業廉價 買下，從而侵吞國有資產。同時還要防止外資買下中國企業後故意廢掉，以此消滅競爭對手，獨占中國市場。所以必須硬性規定禁止破產企業的負責人繼續從事經營管理工作。國有企業如果不得不拍賣，則除規定原來的企業負責人不得再經營之外，還必須規定買家買去必須經營生產，不得轉手倒買倒賣或拆光分淨，否則不但沒有資格再買國有企業，還要追究審查。同時還必須監督確認拍賣經手人沒有從中漁利，如果經手人拍賣國有企業後私產異常增加則必然有鬼，同樣要立 案審查。只要真心想辦事，不靠老的管理制度照樣可以收拾各種國蠹家賊。國有企業改革也罷，“資產重組”也罷，只有先確保杜絕“狐狸看雞圈”，再將企業 負責人“置之死地而後生”，同時為國有企業創造出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然後才可能談得上提高經濟效益。

為什麼那麼多人被“精英”們的餿主意哄得團團轉？因為迷信，迷信“理論權威 ”和“專家精英”的頭銜。 “閃光的東西不一定是金子”。因盲目相信“理論權 威”和“專家精英”而吃大虧的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廉頗引兵抵禦秦軍本來打得好好的，趙王卻偏偏信不過這位實戰經驗豐富但理論上不耀眼的老將，撤掉他換了個理論上頭頭是道、辯起來連其老父都不是對手的“權威”“專家” 趙恬 。結果長平一役，這位“紙上談兵”的“精英”一下子就斷送了四十萬趙軍的性命。諸葛亮精明一世，兵出祁山捷報頻傳，偏偏卻把鎮守街亭要害的重任交給了“自幼熟讀兵書，頗知兵法”的“理論權威”馬謖，讓有經驗無理論的王平打下手。結果馬謖拒諫失街亭，諸葛亮滿盤皆輸，前功盡棄，差點被俘，不得不唱“ 空城計”，揮淚斬馬謖。毛澤東反圍剿連戰連捷，本來局勢很好，偏偏來了一群吃過洋麵包、有着洋學位的“理論權威”，一口咬定“山溝里沒有馬列主義”， “土包子沒學歷，不配指揮打仗”，只有自己才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硬是撤了毛澤東的職，換上洋專家來指揮“現代化戰爭”。結果一敗塗地，叄十 萬紅軍剩不到叄萬，靠了毛澤東重新指揮才免於全軍覆沒。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本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還不至於混不下去，偏偏迷信蓋達爾、丘拜斯這些“經濟精英”，請來 “世界經濟權威”、正牌子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搞“休克療法 ”。結果恰恰就是這些“專家”“精英”們把俄國人整慘了。 中國鬧“非典”， 盲目迷信“權威”院士的 “依原體”專斷結論害得中國抗“非典”全局誤入歧途 ，狼狽不堪，使中國學術界在全世界面前丟人現眼，好不容易才挽回局面。中國 從一窮二白起家奮鬥了幾十年，在最嚴厲的經濟封鎖條件下建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許多尖端技術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偏偏突然冒出 一堆改革“精英”、經濟“權威”來到處指手畫腳，說中國過去一切全錯了，應該推倒重來，賣光國有企業，“產權重組”，“全面私有化”“跟國際接軌”“ 全面融入國際經濟體系”，“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這幫人號稱“精英”“權威”，但怎麼看怎麼象趙恬再世，馬謖重生，王明路線再現，“休克療法”重演。“聰明人不在同一個地方摔兩跤”。蠢材悟性雖差點，但總不至於盯住一個地方一跤一跤又一跤地摔個沒完沒了。豬八戒蒙上眼“撞天婚”，撞了幾十個跟頭摔得鼻青臉腫之後尚且知道罷手不干。中國人在“紙上談兵”“書生誤國”這點上栽跟頭栽了兩千多年了，歷史如此悠久，經驗如此豐富，即便是“ 撞天婚”的豬八戒那樣兩眼一抹黑的發情蠢豬也該摔出點悟性了。偏偏一幫“精英”“權威”硬是連蠢豬的悟性都沒有，硬是接碴繼續搞“紙上談兵”“書生誤 國”那一套，硬是逼着中國人繼續當蠢豬，想不當都不行。這幫“精英”們真的犯蠢嗎？非也！“大奸似忠，大智若愚”，人家如不這般裝傻，如何把中國搞垮 ？“皇帝的新衣”根本就不存在，那兩個騙子裁縫豈能不知？明明知道卻偏要故意裝傻，不就是為了行騙詐財嗎？盲目迷信“精英”“權威”，落得讓人牽着鼻子光着屁股溜大街還是小意思。想想趙恬手下那一夜之間被坑殺殆盡的四十萬趙兵的命運，想想王明路線指揮下損失的27萬紅軍將士的命運，想想“休克療法”後8年內“自然減員”的580萬俄羅斯人的命運，不難想象任憑這幫“改革精英”們為所欲為會給中國人帶來什麼樣的命運。

盲目相信“理論權威” 、“專家精英”是一個極大的思想誤區。其中又分為二： 一是迷信“精英”們的人品，以為學問高的人人品自然好，知識淵博的人一定可 靠。二是迷信“精英”們的理論專業知識，以為既然是赫赫有名的專家，那一定代表真理。這都是誤解。學問地位與道德人品之間沒有必然聯繫。有學識、有地 位的人可以是好人，也可以是壞人；可以很高尚，也可以很卑鄙。清道光朝的曹振鏞都當到“武英殿大學士”了，還天天微服上街跟菜販子討價還價，為了一文 錢的便宜就擺出大學士的架子來要把對方送步軍統領衙門，一定要嚇得對方讓步、自己占到便宜才罷休。一部“儒林外史”把各類偽君子行徑描繪的淋漓盡致。有些只會“空對空”的“精英”平時一付道貌岸然的人模狗樣，但一當上訪問學者出了國馬上原形畢露，撈外快撈到涮盤子，過把癮過到逛窯子，拉關係拉到拉皮條，至於為了幾塊錢的電話費、一杯牛奶的便宜而鬧得面紅耳赤的事就更不在話下，醜態種種再編一部新“儒林外史”綽綽有餘。如此混個一年半載回到國內 又搖身一變，屁股上插上幾根野雞毛就滿世界亂竄，擺出一付“權威”“精英”的架子到處冒充大尾巴雕。這種人說他搞改革是一心為大家你敢相信嗎？古今中 外學術有成而人品低下的人屢見不鮮。學識淵博也得看他願意為誰所用。方勵之是學術專家，他給中國造成的傷害別人干不來。李登輝是“農業專家”、“留美 博士”，卻把個“百年老店”國民黨整得死去活來。學問越多、地位越高，一旦干起壞事來危害越大。“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滿地打滾的潑婦無賴或 “二王”、張君之類的亡命徒的危害決比不上李登輝、戈爾巴喬夫、蓋達 爾、丘拜斯、薩克斯之類的“精英”“權威”的危害。科學技術如果用來搞生產就是第一生產力，如果用來搞破壞就是第一破壞力。

看人首先要看他為誰打算，“精英”也不例外。凡主張別人吃虧在先自己發財在 先的，不管後面有什麼許諾，一定是騙子。美國有人在報紙登了條廣告說：“寄給我10元錢，我就告訴你一個賺100元錢的辦法。”有人當真寄去10元，得到的答 復是：“去找10個你這樣的。” 撈了別人的錢還振振有詞說自己沒撒一句謊。這 就叫合法行騙。中國的“精英“們也是這德性，一邊讓別人下崗，一邊自己撈“ 第二套房子”，還說這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他自己連同老婆孩子七大姑八大姨個個暴富時問他另一部分人什麼時候能富，如何富，他馬上支支吾吾哼哼哈哈，最後乾脆賴帳：“結果平等是不應該的，機會均等是不可能的，我們應該弘揚一種來自優秀傳統文化的中國式公平觀念：好比一個大家庭，家長指定老二上大學，老大去打工做苦力供養老二，但由於他們對大家庭有“群體認同感”，就不會認為這有什麼不公平！”鬧了半天是指定別人打工做苦力供養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變成了“只讓一部分人富起來”。中國幾千年來早就實現了“只讓一部分人富起來”，還用得着他來改革？他這一番話把共產黨的歷史作用 和現實存在的基礎全給徹底否定了。如此“精英”，誰信誰倒霉。判斷“精英”的本質看結論就夠了，推導過程大可不必理會。除非是專門研究騙子伎倆的反騙 子專業戶，普通人讓“精英”們牽着鼻子糾纏推導過程很危險。“精英”們最拿手的就是用名詞概念術語和數學公式跟非專業人士擺諸葛武侯的九宮八卦迷魂陣 ，不懂行的人沒有嚮導撞進去幾步就給繞暈了，最後稀里糊塗當俘虜。這就是美國墨菲定律的具體應用：說不服，饒糊塗（If you can not convince them, confuse them.）。但不管“精英”們怎麼繞，一到了結論狐狸尾巴非露出來不可。 一個蚊子哼哼哼，不管哼的是經典巨着還是高等數學，反正結論一定是吸血有理。對這種蚊子哼哼聽都不用聽，見了就是一巴掌。總之要分清大是大非看結論就夠，看立場就夠，看為什麼人就夠。比如“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公 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到底誰有理要看你從哪個階級的角度看問題。對於大款大腕而言產業化不產業化有什麼了不起，商品而已，反正買得起。對普通老百姓 來說那就是生死之差，天壤之別。對“精英們”來說則是敲詐勒索、橫徵暴斂的天賜良機。對一個民族而言，教育和醫療究竟是義務，還是商務？究竟是普通商 品，愛買不買；還是關係國家前途未來，絕非可有可無？說“教育是投資，教育是產業”、 “誰投資、誰受益，家長應當支付教育費用” 完全是信口開河。要說投資，教育是一個民族對自己的未來的投資，是提高整個民族整體競爭能力的必由之路，最終受益人是整個國家，是整個民族。孩子上學，家長只有付出，哪有受益？世界上哪個先進國家忽視教育？一八一四年，俄、奧、普聯軍兵臨巴黎城下，理工學校學生要求參戰。面臨滅頂之災的拿破崙卻說：“我不願為取金蛋 殺掉我的老母雞！” 中國人從“五四”時代就開始鬧教育興國，“十年樹木，百 年樹人”。所有這些到了“精英”手裡一概顛倒，“為國育才”變成了“為己斂 財”。自己靠“精英”“權威”的招牌發了大財，乘機把教育當成一本萬利的好買賣，整天挖空心思巧取豪奪，利用中國人望子成龍的舔犢之情敲竹槓，拿孩子 前途當人質綁票勒索，純粹孔夫子當叄陪──斯文掃地，要錢不要臉，赤裸裸連褲子都顧不上穿了。一口一個 “與國際接軌”，但歐洲國家的高等教育不是免費 就是費用極低，這個軌為什麼不接？美國私立大學學費高，但公立大學學費則受到嚴格控制，從預算開始就不允許有利潤，更不允許學費高到普通家庭望塵莫及的地步。不管公立私立，沒有哪個大學敢宣稱自己是為贏利而存在的企業，更不敢以此為榮，大項目缺錢主要靠向校友募捐。況且美國善於通過移民吸收外國的人才，等於享受了外國低學費教育的成果。也就是說，美國也並非全靠高學費教育混日子。這個事實“精英”們為什麼視而不見？當真把教育當產業，那學校就 是企業，而企業該由工商行政部門管理，要教育部幹什麼？是企業就該交稅，“精英”們交了嗎？是商品就應該接受質量檢驗，“精英”們的“商品”質量由誰 來檢驗？學中醫中藥古漢語中國史卻要先看英語過不過關，到底是不用英文就學不成，還是“精英”們擅自修改了中國憲法，規定英語是中國第二官方語言？過 去殖民地國家的人不會宗主國的官方語言就寸步難行。現在“精英”們在本不必須英語的地方也強行考核英語，到底是把中國變成了殖民地，還是是強行搭配，逼着人買不需要的消費？就算教育是企業，也該有人管管這種霸王買賣吧？從事產業賺錢贏利又不交所得稅，提供商品又不接受質量監督，這算什麼混帳企業？“教育產業化”的後果只能是“文憑商品化”，然後是“專家騙子化”。要解決學校經費困難，要切實提高教師的待遇，關鍵首先是採取果斷改革措施杜絕教育 管理系統城狐社鼠的貪污揮霍，而不是藉口“教育產業化”把這些吸血鬼造成的虧空轉嫁到學生家長身上。說“醫療產業化”，是不是說人命健康都是商品，可 以按質論價？現在經濟發達的國家只有美國沒有全民義務醫療保障體系。克林頓一上台就想搞全民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卻受到既得利益的大公司集團強烈反對而 敗得灰頭土臉，自己也從此麻煩不斷。這至少說明即便美國人自己也有相當多數並不覺得“醫療產業化”是什麼光彩的事情，只是因為鬥不過享受既得利益的大公司集團而不得不如此。世界上那麼多發達國家都沒有搞什麼“醫療產業化”，可供“國際接軌”的地方有的是。醫療教育想公平合理收費，完全可以參照美國政府為低收入者提供福利房的房租收費原則，按家庭實際收入的百分比例收費，地區內調劑，不足部分國家補貼。當然實行的前提是先建立健全嚴密的收入稅收 管理體系，但這不是可望而不可即，至少是個努力方向。這種“接軌”“精英”們為什麼想都不想？可見所謂“國際接軌”只是“精英”們巧取豪奪的藉口而已 。光是為了應付下崗失業、子女教育及生病求醫這叄大威脅就足以霸住普通老百姓的全部積蓄，那樣一來人們還有多少餘力購買其它？這樣國內市場怎麼能不疲 軟？（十叄億人口的國家居然對外貿依賴程度越來越高簡直是咄咄怪事。）國內市場越疲軟，上述問題就越嚴重，於是形成惡性循環，到頭來政府老百姓全吃虧，只有“精英”們發足了財。算算總帳，“精英”們藉口“全球化”取消中國政府為本國企業服務的義務；藉口“經濟效益”取消中國政府為社會安定所必須提供的社會保障服務義務；藉口“教育產業化”取消中國政府的全民義務教育義務；藉口“醫療產業化”取消中國政府的人民健康保障義務。七扣八扣，算下來“精英”們主張的是除了撈錢什么正事也不干，整個一個屬母狗的──只進不出。如此“精英”到底為誰謀利益還用得着問嗎？ “精英”們百思不解為什麼毛澤東去世了那麼多年，為什麼他們潑了那麼多年污水之後中國老百姓還那麼喜歡毛澤東。其實對老百姓來說這有什麼難理解的？毛 澤東送孩子上戰場，“精英”們幫孩子撈商場；毛澤東的孩子人人兩袖清風，“精英”們一家子個個大腕富翁；毛澤東動員人民為中國作貢獻做犧牲，自己沒有 從中撈私利，“精英”們要求人民“打工做苦力”，自己乘改革之機大發橫財；毛澤東堅持官兵一致，上下一致，黨員幹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後，衝鋒在前，退卻在後；“精英”們個個先富起來，高高在上，整天紙醉金迷，根本不顧老百姓死活；毛澤東堅持“為人民服務”，“精英”們主張“為‘精英’服務”；毛澤東強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精英”們鼓吹“精英，只有精英，才有資格決定中國的一切”；毛澤東“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 去”，搞合作醫療，為小民百姓送醫送藥；“精英”們搞“醫療產業化”，搞得普通老百姓根本看不起病，“小病不治，大病沒治”；毛澤東大搞掃盲運動，普 及免費義務教育，讓無數過去只能夢想着“我要讀書”的高玉寶們得以成材，包括成為“神洲”工程的技術骨幹；“精英”們大搞“教育產業化”，把教育變成 自己橫徵暴斂搜刮全社會的工具，逼得不知多少家長為子女籌集學費而節衣縮食甚至傾家蕩產，不知多少窮鄉僻壤的孩子重新只能在夢中哭喊“我要讀書”；毛澤東讓中國人揚眉吐氣，“精英”們讓外國人消氣中國人低聲下氣……這樣的區別，“精英”們看不見，也不想看見，但老百姓看得見。魯迅說：“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 所以不管“精英”們 如何顛倒黑白，如何誣衊誹謗，如何“瑜中求瑕，屎里覓道”，中國老百姓就是喜歡毛澤東。跟着毛澤東是為公。公起碼可以理解為人人有份的私，所以跟着毛 澤東為公心裡踏實。成功了，即使別人不知道不承認，自己仍然心中有數：“你的名字，默默無聞；你的貢獻，與世同存”；失敗了，不管別人如何諷刺挖苦， 自己照樣心中有數：這是探索真理過程中必要的代價，能讓後來人避免重蹈覆轍，仍有歷史價值，仍可問心無愧。而跟着“精英”們謀私利則大不相同：“苦恨年年壓金線，為它人做嫁衣裳”。得手了，道聲僥倖，總算可以分得一杯羹；失算了，一肚皮鳥氣：又叫老闆當猴耍完一腳踹了。號稱“精英”卻弄不懂如此淺顯的常識，難怪人們說“高貴者最愚蠢”。

盲目迷信“精英”們的理論專業知識是另一大誤區。以為“權威”“精英”們一開口就是真理，“吐詞為經，舉足為法”，別人休得多言，這大錯特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實踐，而不是“精英”。別迷信“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 有能”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假行家到處都有。假酒假藥假鈔票能到處泛 濫，假冒偽劣的“專家”“精英”到處亂竄又何足怪哉。不經過真刀真槍的檢驗 就來者不拒只能讓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們心花怒放。相信“權威”和“專家”的頭銜甚於相信自己的實踐經驗和常識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現。人的抵抗力不足，病 菌就會乘虛而入；自信心不足，騙子就會乘虛而入；盲目相信“專家權威”， “ 軟刀子”就會乘虛而入。哈佛大學經常辦各種短期培訓班，來者不拒，交錢入學，個把月結業，發一張哈佛出具的短訓班結業證書。這是美國大學創收的常用方式之一。世界各地附庸風雅的肉頭財主們對此非常踴躍。上不了哈佛，就上哈佛短訓班，反正結業證上有哈佛大名。要問這張紙有什麼用處？對知根知底的人來說，這是齊天大聖的猴子尿，用處是立此存照：“孫悟空到此一游”，一個昂貴 的旅遊紀念品而已。對於不知底細的人來說，這是荷蘭人的玻璃珠子，用處是糊弄印地安鄉巴佬，拐走他們的曼哈頓島。如果一見來人身帶“哈佛”印記就如雷 貫耳，雙膝發軟，敬若神明，那就正好上當。所以參加短訓班的財主們也並不虧本，無非是“你騙我騙大家騙，一遍一遍又一遍”。即便“貨真價實”“正牌子 ”的理論權威的理論也未必都經得起實踐的檢驗。沒有一個“精英”預言到“小米加步槍”的共軍對抗飛機加大炮的“國軍”，從中國大陸落荒而逃的竟然是“蔣委員長”；西點軍校的“精英”們則無論如何想不通那麼原始那麼土的志願軍怎麼能頂得住天下最現代化的軍事機器。輕視實踐是中國文人從孔夫子起就根深蒂固的臭毛病，一直流傳迄今，不知道壞了中國多少大事。毛澤東從井崗山開始，一生用實踐不知打破了多少“理論”誤區，不知讓多少“理論權威”們無地自 容，對只會空談的“精英”們的危害體會極深。所以毛澤東特別強調“理論聯繫實際”。這一點對破解“軟刀子”尤其重要。 “真理過頭一步就是謬誤”。“軟 刀子”最厲害之處就是故意抹掉這一步之差，把真理變成謬誤，既破壞了真理，又用“真理”的名義堵住別人的嘴。先開錯藥方再振振有詞：你敢懷疑這藥？沒 有理論聯繫實際的實踐經驗就不可能看破這一步之差，就只能對“軟刀子”無可奈何。“精英”們為什麼那麼恨毛澤東？因為按照毛澤東的主張辦他們的“軟刀子”就混不下去。按毛澤東階級鬥爭的學說查階級立場和民族立場，他們為什麼人服務的老底就要露餡；按毛澤東的“實踐論”聯繫實際來檢驗他們的理論，他們種種似是而非的胡說八道就要穿幫。憑這兩條就足以叫他們揚名立萬的吃飯傢伙血本無歸，“精英”當不成，以後還怎麼混？他們能不氣急敗壞嗎？跳大神的江湖騙子最恨科學，招搖撞騙的“精英”最忌實踐。道學先生一邊妻妾成群一邊嚷嚷“處女貞操”和“從一而終”，與其說是為了風化，不如說是怕碰上個有經 驗的驗出自己床上功夫不過如此，從此再也神氣不起來。解放前河南的土皇帝別庭芳有個規矩，自己地盤上發現在大地方當過官的人就殺，邏輯是這些人見過世 面，自己那套土匪般統治行徑哄不過人家。既然不能為己所用，留着是禍害，殺了放心。無論是假道學真土匪還是活“精英”都忌諱有經驗的人。但“精英”畢 竟是“精英”，擋次比假道學和真土匪高得多，應對之策也巧妙得多。秦兵的詭計瞞不過廉頗，卻瞞得過趙恬，秦王便下“軟刀子”，幫助趙恬取代廉頗。“精英”門的“軟刀子”瞞不過今天的“廉頗”，卻瞞得過今天的“趙恬”，“精英”們便專門設計了一整套高招，排斥今天的“廉頗”，幫助今天的“趙恬”飛黃騰達。首先一個 “四兩撥千斤”，把“幹部知識化”變成了“幹部文憑化”。本 來“趙恬”的書本理論是知識，“廉頗”的實踐經驗也是知識。“知識化”應該 既包括“廉頗”的實踐經驗，又應包括“趙恬”的理論知識，而且應該兩相結合，來個“將相和”。但一個“文憑化”就只認“趙恬”，不認“廉頗”了。想擺 脫“弱勢群體”嗎？想當“精英”嗎？開門見山第一件：拿文憑來。“沒有文憑，二等公民”，“文憑到手，高人一頭”。知識與文憑本來相互聯繫但並不等同 。假冒的文憑是廢紙，真正的文憑只能說明一個人經受過什麼樣的理論訓練，並不保證理論聯繫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現代科學技術發展那麼快，隔不多久就需要來點知識更新。所以文憑能說明的理論訓練也有時間性，並不是萬古不變的保值儲蓄。如果文憑真能決定一切還打什麼仗，兩軍將士坐下來一個個自報家門，按人頭數博士定勝負算了。理論上頭頭是道未必真敢實踐。教股票的有幾個用自己的錢炒股票的？有幾個這樣炒股炒發了的？又有幾個這樣炒發了還繼續教股票 的？你要問他按他的一套炒股能不能賺，答案保險是“似乎好象不一定，大概也許很可能”。這種文憑有跟沒有差別多大？本來文憑只是說明理論訓練的一種參 考，但被“精英”們一折騰不僅變成了知識的象徵，而且變成了從事各種“白領”工作的必須文件。這又是偷梁換柱。證明具備從事某種專業行為必不可少的強 制性訓練和資格的文件叫執照，不叫文憑。無論是把文憑當執照用還是把執照當文憑用都是胡鬧。即使是博士要開車也得先考本，把博士證書當駕照用照樣要吃罰單。把文憑炒得那麼熱並不是實踐需要，而是一種政治權術。“幹部知識化”意味着理論聯繫實際，既可以是“廉頗”向“趙恬”學理論知識，也可以是“趙恬”向“廉頗”學習實踐經驗，來個“知識分子工農化，工農幹部知識化”，總之是雙向的。“幹部文憑化”則只要理論不要實踐，一筆勾銷了“廉頗” 們的實 踐經驗。在整個文憑體系中，無論是高考，考研，考職還是晉職都只考理論，不考理論聯繫實際。而且越脫離實際的東西考得越凶。最典型的是英語考試走火入 魔，各行各業橫掃一切。如果英語是工作需要天天離不開，這麼考倒也應該。但如果天天離不開就等於工作本身天天在考試，何必“六個指頭撓癢──額外多一 道子”？其他行業既然不是天天離不開英語，那也把英語當令箭就豈有此理。一個讀完初一的北京孩子來到美國讀了一年中學後告訴家長，中國初中一年教的英 語語法修辭比美國中學教的還多。中國的中學英語教學居然比美國人還美國人。連一封英文信都寫不來的日本工科教授有的是，人家照樣當終身教授，也沒人因此說日本的教育水平不怎麼樣。中國的官方語言是中文，在非英語環境中學英語本來就事倍功半，學到手的東西如果天天用不上自然學完就忘，竹籃打水──裝的沒有漏的快。這個道理誰都懂，但明明知道還硬要濫考那就有名堂。對“精英”們來說這樣濫考妙用無窮。頭一條是自抬身價。魯迅曾指出士大夫最喜歡讓文 字越難越好。因為“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着不尊嚴了。”經過毛澤東時代的大力掃盲、普及教育，中國文字已經幾乎大家都會，僅 僅仗着“識文斷字”沒法再唬住老百姓。中國文字玩不轉，“精英”們便傍上了外國文字。反正英語不易識，沒法大家都會，把英語捧尊嚴了，他就可以靠着英 語繼續尊嚴下去。第二可以藉機發財。大家一窩蜂學英語，教英語的做輔導的賣教材的自然大發利市。不管“精英”們在裡邊有沒有股份、當沒當“托”，反正“精英”們是這一行所有老闆的衣食父母，想寫點英語學習輔導材料之類撈點外快決不會無人理睬。第叄可以排斥“廉頗”這樣有實踐經驗的人，又能防止“趙恬”也去學“廉頗”，不再整天紙上談兵。不天天用英語又要考英語實際是考記性，考時間。考記性，年輕的占便宜；考時間，有條件整天不干別的光啃英語的 占便宜。“廉頗”這樣有實踐經驗的一般年齡都不會太輕，而且有工作負擔和家庭負擔，記性和時間自然都不如在校和初出茅廬的“趙恬”。即便是“趙恬”那 樣的書生，如果改邪歸正學“廉頗”，老老實實搞業務也根本不可能有那麼多時間練英語，除非不務正業不理家務整天“干私活”。摔跤、舉重等體育比賽要按 性別、體重等分級，儘量做到公平比賽。濫考英語則根本不管叄七二十一，不管性別年齡經歷負擔等實際情況，一律按分決高下。這貌似公平，實則歧視。歧視搞具體實踐的，偏袒搞空頭理論的；歧視老老實實搞業務的，偏袒整天不務正業攻英語的。寓言中狐狸請仙鶴吃飯，把飯菜全裝到淺底盤子裡端上來。表面一視同仁，實際損人利己。飯菜全裝在淺底盤子裡，仙鶴的大長嘴怎麼啄也叼不着幾粒，狐狸則舌頭一卷一掃而光，獨吞了一切還撈了個請客的名聲。這就叫表面公平實際歧視，根據對手的特點在技術上耍花招。美國的選舉也玩這套把戲。說是“選民選政客”，實際是“政客選選民”。美國選舉是選區制，簡單說就是一個 選區算一票，最後按贏得的選區算勝負。選區的劃分沒有統一規定，誰在各州勢力大誰說了算。怎麼劃分選區大有文章，訣竅是假如支持對手的選民多，就把他 們都劃到同一個選區去，丟了這個選區不過只丟一票。把支持自己的選民多劃分成幾個選區，一贏就贏好幾票。“田忌賽馬”按場數定勝負，選區競選按選區數 定輸贏。美國的政治術語把這種伎倆叫“蜥蜴腳尾”（gerrymander），因為這樣 劃分的選區在地圖上常常奇形怪狀，甚至出現過沿着一條公路伸展幾百英里、寬度卻幾乎不出一英里的怪物選區，就像一種名叫salamander的蜥蜴，又長“腳”又長“尾巴”。這套把戲的始做俑者是19世紀初的麻薩諸塞州州長Elbridge Gerry，於是人們把二者名字各取一半，Gerry + mander，變成了errymander。用了 這套把戲，擁護你的選民再占多數也沒有用，選區一變就選掉了。這手腕也不僅 僅美國人會玩。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法國共產黨力量強大，連總理和國防部長都是共產黨人。但下一次選舉時選區一改，一下子就把法共選下去了。因為支 持法共的工人總數雖多，卻大都集中居住在大城市，只要把大城市劃成一個選區，工人選票再多也只贏得一個選區的一票，按選區計票法共只有認輸。可見西方 的選舉有“選民用選票選政客”，更有“政客用選區選選民”，並非“精英”們吹的那般民主公平，能如實反映多數人的意志。工業上批生產的產品質量靠工藝保證，西方的選舉結果靠程序保證，“精英”們排斥有實踐經驗的人則靠“幹部文憑化”和濫考英語等不公平選拔手段來保證。濫考英語的第四個用處是就是“一香掩百臭，一俊遮百丑”，利用人們以為英語好就是有學問的思想誤區，用英語一技之長掩蓋自己其他方面不學無術專業無能的真相，以便濫竽充數，冒充專 業“精英”繼續招搖撞騙。蹩腳電影是“戲不夠，歌來湊”，庸才專家是“專業不夠，英語來湊”。第五個用處是培養文化殖民地的奴化思想。過去殖民地的人 必須學會宗主國的語言才有資格讀書找工作。現在濫考英語等於培養整個社會英語高於一切的潛意識。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精英”們傲視一切， 專注英語，給整個社會造成一種錯覺：有知識必須英語好，英語好才算有知識。這無形中貶低了中國文化的地位，歪曲了“知識”一詞的內涵，搞亂了整個社會的是非標準和價值觀，潛移默化助長了崇洋媚外情緒。幹得好不如英語好，那誰還努力工作？為“兩彈一星”做過貢獻的工程技術人員要定職稱卻得重過理論考試關，而且還得拼命複習英語，經得起實踐檢驗卻經不起文憑檢驗，而經得起文憑檢驗卻經不起實踐檢驗的人反而沒有壓力，結果成了“文憑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醫生晉職不看治好了多少病人卻看英語幾級，考核工作成績變成了考核英語，好象醫生讓病人把英語當藥吃才能治好病似的。至於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為 學完就忘的英語耗費了多少時間精力更無法統計。凡此種種的客觀效果是讓人們不求實踐，只尚空談，不務正業，專攻英語。濫考英語活像昔日考八股文，逼着 人們整天拼命背誦現實生活中難得一用的詞句文章，用以當“敲門磚”敲開官財之門。濫考英語等於強行推廣英語，把為中國培養人才變成了為外國培養奴才。 英語不過硬不一定不能為中國所用，但不會英語則很難為外國所用。馬克思說過外語是人生鬥爭的武器，但從沒說過外語是人生鬥爭的唯一武器。各行各業兼學英語可以提倡，但不應強求。如果工作生活實際需要英語，人家自會料理，何須越俎代庖？吃飯之餘吃補藥是一回事，但不吃補藥就不准吃飯則是另一回事。美國街頭的叫化子英語比“精英”們好的多的是，能對換嗎？濫考英語是“精英”們用來實現少數人對多數人專政的權術手段。這也正是“幹部文憑化”的要害。 “廉頗”們的實踐經驗在現行的高考制度中毫無位置，無用武之地；在考職考研及晉升等考試中也不壓稱。而“趙恬”的文憑理論則如魚得水，左右逢源。對一 般人來說，高談闊論、頭頭是道的雄辯比默默無聞、踏踏實實的實踐容易吸引眼球得多。幾年下來用“幹部年輕化”的標準一卡，最容易被卡掉的是實踐經驗多 而不會來事的“廉頗”，最容易穎脫而出的是誇誇其談頭頭是道的“趙恬”。唐太宗興科舉，一網打盡天下英雄：“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矣”。“精英”們搞“文憑化”、濫考英語，一刀砍翻中國所有人才：一個高考足以刷掉幾乎所有有實踐經驗的年輕一代的“廉頗”，一個濫考英語足以憋住大部分踏踏實實從事實踐工作的中年一代的“廉頗”，一個“幹部年齡標準化”足以淘汰掉多數富有實踐經驗的老年一代的“廉頗”。老、中、青叄管齊下，確保只有跟着“精英”搞空 頭理論的新一代“趙恬”能青雲直上，實現現代“趙恬”的“批生產”，這樣“軟刀子”就可充分發揮威力了。

“上了賊船就是寇，上了娘床就是爹”，上了“精英”們的威虎山就是叄孫子， 只能對祖師爺畢恭畢敬。威虎山上“座山雕”說了算，“精英”的天下“精英”們說了算。除了“精英”們自己，誰也別想制約“精英”。天天要別人打破“鐵 飯碗”“終身制”，自己的“鐵飯碗”“終身制”卻誰也不准動。當上了“院士”就一輩子萬壽無疆地當下去，“驢不死不卸磨”。頭腦昏昏弄虛作假剽竊冒功悉聽尊便，“聾子不怕天雷轟，死豬不怕開水燙”，社會譴責歸譴責，反正你拿我沒轍。哪怕出了象“非典依原體”那樣影響全局的天大失誤也照樣“笑罵任人笑罵，茅坑我偏占之”。幾個“精英”一聲吼，法律也要饒着走，判了死刑的黑幫頭子馬上起死回生。說是有冤屈，怎麼從不見“精英”們那麼起勁替普通老百姓辯冤情？何況還笑納了人家的“辛苦費”，“黃泥巴掉進褲擋里，不是屎也是屎”。總之在“精英”們的天地里只能任其信口開河。若敢牙迸半個不字那就不 得了，“不尊重知識”，“不尊重科學”，“不尊重專家”，“不尊重知識分子”，“文革遺風”，等等等等。要是沒有理論聯繫實際的能耐，要是沒有實踐經 驗，哪個人戴得起大得如此嚇人的帽子，只好屁滾尿流，抱頭鼠竄，“精英”們於是得勝還朝，高枕無憂。

破解“精英”們的“軟刀子”必須有叄條：有立場，有理論，有經驗。不為中國 利益着想，不為中國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着想，對“軟刀子”只會感到受用，不會感到危險。即使有所顧忌，只要公心不穩，叫人家來幾個小錢就打發了，還是要同流合污。沒有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武裝，對“軟刀子”只能感覺，不能認識，只能本能掙扎，不能有效反擊。正如毛澤東所言：“感覺的東西我們不能深刻的理解它，只有理解的東西我們才能更深刻的感覺它。”沒有親身經歷的實踐經驗，面對種種理論推導，似乎這也頭頭是道，那也振振有詞，大眼瞪小眼，就是看 不出真理和謬論的一步之差，更看不出“失之毫釐，謬之千里”。“精英”們大鬧“幹部文憑化”也好，濫考英語也好，歸根結底是要把有立場、有理論又有經 驗的人層層過濾掉，這樣自己的“軟刀子”才好打遍天下無敵手，耗子抗槍──窩裡橫。

“精英”們的“軟刀子”無所不在，整個社會一網打盡。“幹部文憑化” 罩住了 大多數沒機會上大學的人；“濫考英語”罩住了所有上了大學的人；“幹部年齡標準化” 罩住了實踐經驗豐富的“廉頗”；“國有企業破產”、“產權重組”罩 住了所有國有企業職工；“與國際接軌”剝奪了中國政府為中國民族企業服務的權利，罩住了整個中國民族企業；“經濟效益”論取消了中國政府必要的社會服務義務，罩住了整個社會居民，更罩住了流入城市的農民工；“教育產業化” 罩 住了整個下一代；“醫療產業化” 罩住了全體人民的健康保障……無論哪行哪業 ，無論男女老少，無不受到“精英”們的控制，受到“軟刀子”的威脅。 “任是 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軟刀”。“精英”們就是這樣建立了一個“權威弄權、 專家專政”的國中之國。

面對“精英”們的“軟刀子”攻勢如何是好？聽之任之不行，用對付“硬刀子”的辦法，“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揪出反革命集團”、“深挖細找暗藏的階級 敵人”同樣不行。對“軟刀子”只能以軟對軟。原則還是對事不對人。對揮舞“軟刀子”的具體人，適當的做法應該是“分清是非，明確責任，記錄公布，敬而遠之”。

“分清是非”就是識別“軟刀子”，剝去其偽裝。“分清是非”只能以中國國家利益和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根本利益為標準。否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永遠糾纏不清。是非問題決不能含糊，更不能客氣。“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魯迅說：“用紳士服將‘丑’層層包裹，裝着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導師麼？中國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裝腔作勢的導師；要並無偽飾，──倘沒有，也得少有偽飾的導師。倘有戴着假面，以導師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來 ，否則，便將它撕下來，互相撕下來。撕得鮮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後可以談後話。這時候，即使只值半文錢，卻是真價值；即使丑得要使人‘噁心’， 卻是真面目。略一揭開，便又趕忙裝進緞子盒裡去，雖然可以使人疑是鑽石，也可以猜作糞土，縱使外面滿貼着好招牌， ……毫不中用的！”“ 我自己也知道 ，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於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萬一那些虛偽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面目，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只要誰露出真價 值來，即使只值半文，我決不敢輕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戲的方法來哄騙，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們來敷衍。” “明確責任”主要指的是道義上的責任。如果某“精英”涉及了具體的法律責任、行政責任、經濟責任等等，那是具體主管部門的事。但“軟刀子”是思想問題 ，決策問題，這種責任基本屬於道義上的責任，紀律法律管不了。試圖用法律紀律來制約“軟刀子”一不對路，二不可能。但對搞“軟刀子”的人也不能聽之任之，好象沒事人一樣。至少要弄清楚是誰在不聲不響落實“軟刀子”。鼓吹“軟刀子”的人是明的，好查。但落實“軟刀子”的人就不一定。一個“紅頭文件”上只有單位，沒有人名，誰知道是誰的主意，誰的手筆？光是追問誰批準的意思不大。美國的情況是凡能拿出來讓你競選的都是選砸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把關 的位子，如法官，情報骨幹，軍事骨乾等等都不准選，所以有人開玩笑說即使美國的總統議員等都突然消失了，政權機構經濟活動照樣運行不誤。中國的情況是 一件事只要時間允許，凡有權批的都是批砸了也垮不了的。批錯了就得垮的人決不會批，一定往上推。比如批准某個小型國有企業拍賣，如果是企業負責人自己 批了就算數，萬一錯了，這個負責人就吃不了兜着走。如果鬧到局長部長批，若無其他情況你能因為一個小企業拍賣錯了就撤掉個局長部長嗎？於是似乎誰也不必負責。直接負責人沒有責任，因為他請示過了。中間領導也沒有責任，因為他不過是下情上達。最高領導也沒有責任，因為他相信下級上報的情況屬實。要打板子，人人有份。而“人人有份”的實際含義是人人沒事。這其實是書生之見。豈能無人負責？最有責任的是直接負責人，因為只有他才最了解實際情況，上級下決心的依據靠他提供，出了問題他必須負責。拿破崙說過：“一位統帥因為執行了遠離戰區、未明戰事近況、或根本不知戰況的君主或首相所下的命令，以致 在戰鬥中鑄成錯誤時，不能免罪。在執行命令時，如果知道計劃不妥或有失敗危險，就應向上陳述理由，請求修訂計劃，並不惜在最後以辭職力爭，甚至寧可不 干，也不要使自己成為毀滅自己部隊的工具。”只要不是上頭親臨現場直接指揮直接下令的“軍令如山倒”的情況，出了問題即使是屬於執行批示也不能免責， 更不能藉口經過批准而把責任往上推。一個系統的最高首腦一天也只有24小時，就算他批一份文件只用半個小時，一天到晚不吃不睡不上廁所也最多批48份文件。要是再算上吃喝拉撒睡的時間，一天能處理的文件連一半都不到。十叄億人口的大國，即便只是一個方面，一天之中需要處理的事情也不會只有24件吧？一份文件涉及方方面面，要在半個小時內調查研究、核實情況，作出判斷然後決定是否批准並確保無誤，可能嗎？不批，誤了事是官僚主義；批，出了錯也是官僚主 義。反正批不批都是官僚主義。幹這批文件差事的頭頭腦腦幾乎成了個簽字機器，一般文件只要看不出大庇漏就只好簽字畫押。真正決定文件實際內容細則的是 提議的，論證的，擬稿的，初審的和會簽的。最後審批的人對文件要負責，但文件產生過程中所有參與者更要負責。別以為“參謀不帶長，放屁都不響”，“瞎 參謀”“爛幹事”完全能壞大事。美國國會通過的法案一般以法案提案人的名字來命名，贊成反對的議員都記錄在案，公布於眾。這往好了說是尊重提案人，實際也是落實決策責任制：大名在上，出了事你別想溜。一旦要追究責任誰都可以拿着紀錄對名單，數着腦袋打屁股，誰也別想裝沒事人。中國要查“軟刀子”，就應該落實這種“決策責任制”，對所有環節都不放過。一項公開的政策是誰醞釀，誰鼓吹，誰提議，誰論證，誰擬稿，誰審核，誰批准都要一清二楚，記錄在 案，公布於眾。特別是公布於眾這一條最要緊。“紅頭文件”手續上都沒問題，要查底稿找責任人不難。但如果只有少數人知道則對“軟刀子”操刀手毫無壓力 。只有讓全社會都清楚到底是誰具體制定了“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拍賣國有企業”之類規定，是誰提供的理論依據和統計數字，誰提供的論證材 料，張叄李四王麻子指名道姓一個不漏，這樣才能分清“軟刀子”的層層責任，免得“黑狗偷嘴，白狗遭災”。

明確責任並不是為了懲罰人，而是為了跟蹤記錄，以便用統計數字描繪出一個人的行為軌跡，為大家判斷此人提供依據。一個醫生看了十個病人，死了九個，那就得調查調查。如果是鬧天災、鬧人禍、鬧瘟疫，或者是“臨終病房”，那也沒什麼可說的。如果是蓄意殺人就得治罪，是庸醫誤診就得吊銷執照。如果什麼責任也查不出來，那也至少得幫着他揚揚名，讓以後的病人上門求醫之前先斟酌一番，看有沒有膽量來冒這九死一生的風險。這就得有個記錄公布。否則誰知道這位醫生看病有十個病人九個死的水平呢？同樣，如果沒有人記載並告訴大家某“ 精英”的主意十個主意九個餿，剩下一個有怪味，那別人就不虞有詐，還會前赴後繼，上當不絕。具體一時一事不一定看出一個人，但累積起來就能說明問題。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採集樣本越大，曲線趨向越明。只有把“精英”們一貫的主張一一記錄公布，這才能讓“精英”自己給自己定性，讓大家都看出 名堂。這是不懲之懲，無罰之罰，比用對付“硬刀子”的辦法蠻幹有效得多。

只要分清了是非，明確了“精英”跟“軟刀子”的關係，“軟刀子”就等於破解了。要做的事就是對“精英”們敬而遠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精英”們要鼓吹“軟刀子”，想攔也攔不住。但說不說在他，聽不聽在我。只要知道“精英”是“軟刀子”高手，不買帳就是了。這就是“以軟對軟”，在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訓的基礎上堅持毛澤東思想對付“軟刀子”的辦法。 任憑“軟刀子”橫行必然“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軟刀子”真正的剋星是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階級鬥爭的學說和“理論聯繫實際”、“實踐是檢 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實踐第一的思想。繼承毛澤東思想，等於站到了巨人的雙肩之上繼往開來，不偉大也偉大了。放着毛澤東思想的利器不用而另起爐灶，頂 多重複發現毛澤東早已闡明的規律，搞不好還會弄巧成拙，貽笑大方。

茫茫宇宙空間中的地球，周圍充滿了無數致人死命的宇宙射線，靠地球大氣的臭氧層才能把它擋住，保護人類得以生存繁衍。

莽莽叢林世界中的中國，周圍充滿了無數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靠毛澤東思想才能把它制服，保護中華民族得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中國人，珍惜自己的“臭氧層”吧！

──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一百一十周年

黎陽

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