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由野蠻而文明的過程。這種變化過程是漫長的漸變而非整體性的突變，同時文明的本身也是由低層次逐步向高層次進化的，這種漸變和文明的升級在全球範圍內是分階段分地域進行的，並有着各自不同的進程。因此在人類社會歷史上就時刻存在着野蠻與文明，低層次文明和高層次文明的衝突與融合。也正是各種文明力量的不斷碰撞和相互作用，最終把人類社會帶到了今天的狀態。

客觀的講，我認為各種形態的文明，其自身都不存在自我否定的力量，這裡的否定是指徹底的否定，不包括文明漸變。換句話說，漸變不能使文明產生代級的本質性的進步，突變才是文明進化的主要動力。同時，高級的文明形態對低級的文明形態有着強烈的侵蝕作用，哪怕野蠻的武力可以占領文明的地域，也難逃最終被其占領地的文明所同化的命運。這就是中國為什麼可以不斷把入侵的蠻夷變成文明人的道理。於此同時，這些古代蠻夷的入侵也促使了中國文明的突變和進化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文明的互動才是最應該被關注的，對所謂“蠻夷”的客觀尊重也是必須的，因為沒有與他們的衝突互動，也就沒有當今的文明形態。

以上可能說的太枯燥了，但卻十分必要，現在拉回來說正題吧。在當今世界上，被公認存在着四大文明體系，它們分別是：基督教體系，伊斯蘭教體系，印度教-佛教體系和儒家道德倫理文明體系。

這樣的劃分說明了一個十分重要同時又被很多中國人忽視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我這裡談的“文明”是不同於“物質文明”的文明，是文明的本質。拿西方世界的基督教文明做例子，工業革命以後至今，西方的社會生產力極大提高，物質極大豐富，並有了文明擴張的欲望。但他們的原始擴張都是以傳教開始的，而後才是物質資源和地域的占領，最終不斷同化那些僅擁有落後文明的地區。而伊斯蘭教地區和印度，由於擁有着和基督教文明同檔次的社會文明體系，卻能始終保有自己的文明本質，雖然可以接受基督教地區傳來的“物質文明”，甚至曾被西方殖民，但卻拒絕完全接受他們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這說明，文明的本質並不是物質意義上，也同時說明了四種文明形態劃分的正確性，因為這是四種當今世界上僅存的文明體系，是難以相互同化的。

中國的情況其實也是如此，最先來到中國的西方人也大多是傳教士。他們希望用自己的文明影響中國，但在本土同級別文明的強大壓力和排斥下無功而返。後來雖然中國經歷百年恥辱，甚至一度幾乎亡國，但仍然沒有接受基督教的文明體系，甚至也未能使原有的儒家道德倫理文明體系產生突變而出現新的文明形態。中國還是中國，傳統文明的力量和生命力之強大，儒家文明層次之高，也只能叫擁有先進技術和物質的西方人徒嘆奈何！

儒家文明發端於春秋的“諸子百家”時期，但僅僅是當時眾多哲學派別之一。亂世之中並沒有顯示出它的魅力，甚至還在秦代遭到了殘酷的打擊。秦後的漢代統治者出於對維護龐大帝國有效控制的考慮才開始重視儒家學說，其對儒家學的流傳和發展最重要的舉措是在科舉考試中把儒家學說作為官方正統來加以提倡。但雖然如此，仍不能說儒家文明已經形成。後來又經歷了唐朝的一度所謂“佛教社會”，但儒家思想始終裊裊不滅地傳播着，影響着中國人的思想。終於使儒家思想逐步深入人心，成為一種被全社會普遍認同的行為準則和規範，進化為影響整個東亞和世界的儒家道德倫理文明體系。

與其他三大文明體系相比，中國的儒家倫理文明有着極為特殊的不同，那就是它不是宗教，或不以宗教的形式出現。大家知道，宗教的特點多是用虛無的理由解釋不能解釋的東西，或者是神本位地說明一切事物。這樣的好處是不用解釋太多，也不能問太多為什麼，叫你信你就信，省去了很多思想工作，只要把經書裡的故事說嚴謹了就可以了。同時對報應的恐懼以及對來生的嚮往也會成為一種簡單卻有效的約束人們行為的動力。

中國的情況就不同，無論是本土的道教還是泊來的佛教，都沒有成為能夠被全社會廣泛接受的主流思想。究其原因，可以解釋為中國人自古以來的獨特的現實主義理性思維方式。相比於世界其他地方，中國的帝國史雖然十分長久，但卻是唯一的從來沒有產生過祭祀階級的國家。神職人員的地位遠沒有其他文明國家和地區的地位高。中國的哲學所重視的方向大多偏向於處理現實的社會問題和人與人的關係，重視社會群體的有機組合與處理社會各階層的關係地位，而不是僅僅用玄虛的幻想來控制人民。孔子本人雖然肯定鬼神的存在，但卻從來沒有把鬼神作為研究對象。這種現實主義精神是儒家文明的一個重要特點，並保證了儒家思想長久的生命力。

第二個特點，是華夏文明有着驚人的連續性。從歷史上看，中華文明的脈絡幾乎沒有中斷過或者產生過本質的變化，而儒家思想在大部分歷史時期內是都官方的主流思想。雖然有兩次被外族占領甚至統治的經歷（元朝和清朝），但中國不是接受了外族的文化而卻是以極快的速度顯示出高級文明的強大征服力量，同化了外來民族，使之納入中華民族的行列。反觀西方和印度，則都曾有過因為遭到外族入侵而被迫中斷文明進程（印度）或接受外來文明（西方）的經歷。

儒家文明的先進性，不但體現在對地域遼闊的大帝國的有效統治上，還在於儒家倫理觀念對社會最基本單元——家庭關系所具備的特有關心上。這些特徵，有效的把社會群體聯繫成一個相對緊密的整體。使中國始終以統一的大帝國的形象出現在世界上，並延續千年。

但是，過於漫長的文明延續，恰恰又同時產生了儒家文明體系的另一個特點，或者叫缺點。那就是越來越保守，越來越內向，越來越僵化。由於儒家學說的起源是那麼的古老，所以中國古代的學者開始沉迷於考據和注釋古籍。自朱熹的評註以後，官方的科舉考試就開始拒絕一切新思想，新思維，和新的發展而把背誦解釋古籍的教條內容作為考試的唯一內容，甚至連作文的格式都有了統一的規定——八股。

程朱儒學的這種內向的性質客觀上妨礙了儒學整體的自身進步，沒有能把基於農耕文明的儒家思想體系發展成為能夠適應時代要求的，面向海洋的工商業文明形態。這就大大阻礙了中華文明的對外擴張和本土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最後終於表現為中華文明發展的後勁不足並日趨落後。

實際上，早在宋朝，中國就有機會成為一個海洋大國，並且可以早於西方成為面向遼闊海洋的新型帝國。那時侯，由於北方的淪陷，原來的陸路貿易被阻斷，海路成為對外貿易的主要途徑。航海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隨着元朝的統一，貿易的方向和重點又開始向西而不是向東發展了。中國又開始變的背對海洋，從而失去了第一次占領大洋的機會。

但歷史對中國，這個當時的世界強國原本不薄。明朝時期仍然存在着使中國一舉成為海洋國家的良機，這是第二次機會。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明朝《禁海令》的頒布，使中國失去了早於西班牙殖民東南亞的歷史機遇，也失去了遼闊的海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性的遺恨。現在想來，雖然還難免令人扼腕，但那卻也是當時程朱儒學所指導下的中央集權政治的必然選擇和必然結果。

由於儒學思想所表現出來的這種保守的，固步自封的缺陷而同樣受到打擊的還有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和早期商業的發展。過於內斂的統治和井井有條的社會生活秩序，加之“以農為本”的傳統觀念以及自給自足的社會經濟模式，使得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更多地熱衷於對古代的追思和對教條的遵守，頭腦中根本缺乏未來的觀念。空談和背書本成為社會上最高尚的行為。思想靈活的商人們在社會上的地位遠沒有和他們實際的作用統一起來。商人階層在還沒有能夠利用其資本獲得相應的政治權利的時候就被無情地打壓在了社會的低層，沒有官僚和政府人員去代表新興的工商業主的利益。從而使“禁海令”的實施並不曾受到強有力的抵制。這一法令的實施，最後終於產生了令當時的國人根本難以預計的極其嚴重後果！——失去了第二次面向世界的發展機遇。

大國的衰落，由此而始！

烏飛兔走，滄桑變換，正所謂“成也儒學，敗也儒學”。回眸歷史，不禁使人有太多的遺憾，有太多的惋惜。。。。。。

歷史走到了今天，面對紛繁複雜的世界和突飛猛進的物質文明，我們又該如何對待這仍然被列為“四大文明體系之一”的儒家倫理文明呢？

拋棄它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儒家思想早已完全滲透到了每一個中國人血液了，拋棄和完全否定，意味着徹底背叛自己的歷史，背叛自己的文明基礎；指望徹底改變它也是不行的，因為19世紀到20世紀使中國社會產生劇烈動盪的外力都沒有使儒家文明體系產生突變，內部的力量就更無法作到了。不要說什麼“五四運動”，也不談“文革”，因為那都是文明的漸變經歷，是無法從本質上改變中華文明的。原因我上面說了，文明自身並不具備自我否定的力量。那些發起“五四運動”和“文革”的人本身都是儒家倫理道德文明的“局內人”，所以那些作用雖然看似很大，但就文明的進化這一大前提來說，始終還是局部性的，不是根本性的。

最後留下來的選擇就只有傳承和發展了。這不但是作為中國人所必須做的，其實也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很多國人現在被物質文明和科技文明的表象所蒙蔽，看不到自己與生俱來的巨大精神財富和豐富的文明遺產，不了解自己所肩負的傳承優秀文明的歷史使命，片面強調儒學消極落後的一面，看不到積極和先進的一面。這可能才是華夏文明中華民族發展的根本性隱患。

儒學發端於亂世，其本身並不存在保守和內向的固有特徵。所以，只有把儒學從程朱理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還其本來面目，拋棄其中保守落後的糟粕部分，發揚其仁德精神和務實的思維方式，真正理解的儒家文明的精髓，才能真正在揚棄中繼承和發展這一世界優秀文明遺產。這是擺在當今國人面前的重大課題和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