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在薩達姆就擒之前思考的話題，思考之後準備打字，薩達姆被捕，於是打了個岔。

美國進攻伊拉克，目標並非對付這個國家或這個民族，它要打擊的是薩達姆政權。這已經為歷史證明，無需懷疑的。例如日本，美國從珍珠港開始就與之血戰，最後日本投降，美軍獨占日本全境。倘若按照我們那些偏激人士的論調，日本該成美國的殖民地了。結果，美國非但沒有殖民日本，相反，倒是日本人大量“殖民”美國。其他的還有韓國、菲律賓。台灣也一度被我們的宣傳說得惶惶不可終日，似乎已經成了美國殖民地。西德是三國占領，其實是美國劃事，以往的宣傳也沒少說成為美國殖民地的話。結果並沒有那樣的事情發生。如今日本、德國成了世界第二、第三經濟強國，韓國、台灣也是“四小龍”成員。李慎之先生1979年陪同鄧公訪美，飛機上鄧公明確指出，“改革開放”主要指對歐美開放。李問及理由時，鄧公言簡意賅地回答：你沒看見那些跟着美國跑的國家都富強了嗎？

我們先說國家。任何國家都必備兩要素：民族和地域的局限。蘇聯曾經是一個既無民族也無地域的國名，只有“蘇維埃社會主義”這個意識形態的特徵，它的目標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在這個旗號之下蘇聯進行了沙皇式的擴張。它的國家名稱其實只是掩蓋了它的民族特徵，略去地域特徵僅因擴張需要。宣傳曾經告訴我們：“十月革命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歷史卻證明，這只不過是一種自慰：蘇聯解體後並沒有給人類文明留下任何遺產，它只不過重複了人類歷史上諸多荒謬而已。如果不服氣，那麼請列舉蘇聯給人類文明留下了哪些痕跡？

我們其實也不能把美國看成一個傳統國家，因為它只有地域而沒有民族特徵。美國的民族成分是世界上最多樣性的，最大的一支族裔即英裔僅占人口的15%；其次為德裔，13%弱；黑人居第三，約12%；然後是印歐裔，約9%。四大族裔共約49%，其他被稱為少數民族的合計約51%。而且，直至現在，美國每年接受的移民數，仍超過世界其他國家接受移民總數，尚且未含非法移民。至於由於異族通婚等原因，既有的族裔也在融合、變化，這個基本的國民構成，使美國不成為一個傳統的民族國家。

“人種大雜燴”的美國，也同時成為“文化大雜燴”。美國文化來自世界所有國度，有學者研究認為，美國受益於現成的思想、人才與科學。不錯，可只有美國才有這種“海納百川”的容量。例如，凱恩斯的經濟學說，在英國無人理會，到美國就立即發揮巨大作用；又如，愛因斯坦在德國受到迫害，逃到美國才真正發揮科學泰斗的能量。全球任何宗教也都可以在美國找到自己的教堂，那裡唯獨沒有的只是“國教”。傑斐遜總統提出要在政、教之間“砌一堵牆”的主張，而憲法第一修正案則以法律形式確定了政教分離與宗教自由的原則。因此，美國不會成為宗教勢力的附庸。有以上兩個基本原因，在其開國元勛們制定的體制下，決定了美國的內外政策。

這個體制的自我批判精神是世界唯一的，大大有助於它的成長。瑞典著名社會學家G.密爾達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就總結道：“美國人強烈地、誠心誠意地‘反對罪行’，對自己的罪行也決不懈怠。他審視自己的錯誤，把它記錄在案，然後在屋頂上高聲宣揚，以最嚴厲的詞句批判自己，包括譴責偽善。如果說全世界都充分了解美國的腐化現象、有組織的犯罪和司法制度的弊病的話，那不是由於其特別邪惡，而是由於美國人自己愛宣傳缺點。”當別的國家千方百計掩蓋自己的污點，甚至用“朝前看”來為之開脫時，美國正從中受益。它受益的方法是：看見別人捂住臉上的傷口時，脫下褲子檢查自己屁股上是否有類似的傷口。

如此，我們無妨把美國看成人類的一個試驗場。在傳統國度混不下去的被遺棄者，到遠離傳統的荒蠻之地去試驗一條新出路，恰如“自由女神”基座上銘刻的那段銘文所描述的一樣。無論我們怎樣不樂意，迄今為止，人類最成功的試驗只有美國。例如殖民主義，是美國首先對它發難，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打碎殖民鎖鏈的樣板。當羅斯福要求英國廢止殖民地並明確要求准予印度、緬甸、錫蘭獨立時，邱吉爾先生說出那段名言：“我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瓦解而擔任女王陛下的首相的”；戴高樂更是發誓：“即使在最遙遠的將來，也決不准許殖民地獲得自治”。羅斯福回答他們的是：“殖民地制度就等於戰爭。”恰是在美國強大實力的壓迫下，二戰後才出現了殖民地獨立的浪潮，直至最後終結殖民地制度。我們有人居然說美國搞殖民主義，實在也是荒唐的可以。

不管怎麼說，“二十世紀是美國世紀”並非言過其實。無論我們多麼不高興，歷史無情地證明了，整個二十世紀美國在引領時代新潮流。二戰使美國稱雄於世，二戰也使美國認識到，沒有世界的繁榮就不能維持美國的繁榮。美國首先在中國試驗，企圖推行代議制民主制度。1945年12月15日，杜魯門總統向世界宣布：如果中國不允許共產主義份子進入政權，美國將切斷援助。1946年中國內戰爆發，7月，他宣布對華實施武器禁運。結果這個努力還是以失敗告終，中國沒有實現美國希望看到的代議制民主制度。

美國隨後把關注轉向歐洲，“馬歇爾計劃”在歐洲大獲成功，除斯大林禁止接受美援的東歐國家外，歐洲經濟迅速復甦，民主制度隨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鞏固。這打破了馬列主義的兩個重要論點：1,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必然走向絕對貧困化；2,資本主義國家間為爭奪市場、原料和殖民地的矛盾不可調和，必然引向戰爭。對於第一點，歐美社會都已經做到由金字塔形的社會變成橄欖形社會，即中產階級占人口大多數；對於第二點，歐盟的發展以及“民主國家間無戰爭”就是明證。羅斯福總統二戰中打算由美英中蘇四國分別擔負起“警察”的角色，擔負戰後維護永久和平的責任，實現一個“集體安全”的世界。

美國的成功引起美國的霸道，這種霸道並非美國自己的設計。如果馬克思評價美國《獨立宣言》是人類第一個人權宣言的話，羅斯福1941年主張的《大西洋憲章》則是人類第一個國家權利宣言。依據這個宣言的原則成立的聯合國，成為這個宣言所確立的原則的執行機構。這個《憲章》所導致的戰後種族平等原則，不僅是國際政治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人類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可以說，它貨真價實地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無論是否承認，沒有美國在那裡撐着，世界決不會有如此之長久的安寧。至少，沒有這個互聯網給那些吃飽了撐着的人罵娘。

美國之所以成為獨立的國際警察，完全是現實使然。“四大警察”之中，英國捨棄不了帝國舊夢，卻又力不從心，無法進入職業角色；蘇聯則熱衷於教條規定，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公開發表演說，宣布與資本主義的戰爭不可避免，要繼續備戰，擴張意識形態的勢力範圍，成為一個謀私利的惡霸；最沒出息的還是我們中國，打完內戰就“一邊倒”，放着世界警察不做要投靠莫斯科，成為蘇共“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部”，把中國的主權栓在斯大林的褲腰帶上。於是世界警察便只剩美國一家。

美國認定德國哲學家康德在1795年《永久和平》中提出的觀點：在自由主義原則下產生的民主共和國之間將永享和平。美國認為貧窮是孳生共產主義的溫床。於是採取“大棒加胡蘿蔔”的政策，堅決反共並堅決推行民主制度，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凡順從美國意志，走民主道路的國家，美國一律採取援助其昌盛的政策，使之自己繁榮起來，上邊已有實例。時至今日，美國對世界窮國的援助，超過世界其它國家外援的總和。也有不甚成功的例子，但不多，例如菲律賓、索馬里。總的來說是成功的，1997年1月，克林頓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得意地宣布：“現在，有史以來第一次，在這個星球上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多於生活在獨裁統治下的人民。”他並且明確宣布他的第二任期“要負起責任，在世界各地推進民主”。

對於那些反對民主制度的政權，美國必置其政權於死地而後快。冷戰時期它的主要對手是蘇聯。可惜蘇聯不爭氣，對它自己的僕從國，它非但不如美國大方，反而巧取豪奪；另一方面，它所奉行的體制也沒有能力贏得競爭，於是除了扮演“反面教員”的角色成為美國的鏡子、幫助美國發現並解決自己的問題外，毫無作為。次一位的就是毛時代的中國，美國甚至一度以毛推行的“原教旨”共產主義為最危險的敵人。70年代初，出於分裂共產主義的需要，美國才緩和了與中國的關係。及至改革開放實施，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書中寫道：“中國已不再是美國的敵人，它正在運用資本主義的工具去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克林頓總統在《1999年國情咨文》中稱：“重要的是不要孤立中國。我們越是讓中國進入世界，世界就會給中國帶去更多的變化和自由。”

及至冷戰結束蘇東轉向，中國奉行改革開放，美國成了沒有對手的拳擊手，在拳台上不知所措。當時擔任美國參聯會主席的鮑威爾說：“我已經失去了殺敵的力量，因為我已經沒有了敵人。我被削減到只剩北韓和古巴。”就在此時，原來在拳台上不顯眼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跳了出來，以復古主義為其基礎，成為美國的首要敵人。美國同樣採取“大棒加胡蘿蔔”的政策。原教旨主義最旺盛的沙特，原教旨主義者本.吉卜林代表其“人權委員會”宣稱要對沙特50萬什葉派穆斯林全部處死時，其王室在美國的支持下堅決取締了這個“人權委員會”。對於埃及、阿爾及利亞這類鎮壓原教旨主義的國家，美國一律給予經濟上、政治上甚至軍事上的支持；對於利比亞這類支持原教旨主義的國家則反其道而行之，甚至不惜予以軍事打擊，迫使其收斂。

美國認定原教旨主義是首惡，而它的根基在伊朗。1979年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推翻了親美的巴列維政權，創立神權政體。這個成功極大地鼓勵了中東地區原教旨主義者，黎巴嫩、阿爾及利亞、利比亞等都發生了強大的“伊斯蘭拯救”運動，這個運動認定美國是它實現其主張的最嚴重障礙。在此情況下，薩達姆異軍突起，對原教旨主義發動挑戰。這是美國樂意看到的，給他以幫助與鼓勵符合美國的利益。如今有人以此為論據，責難美國對薩達姆政權動武。其實也不奇怪，老毛不是原來“一邊倒”，後來又以蘇聯為“頭號敵人”麼？不是為扶起林彪竭盡全力而後又一板打倒的麼？中國不是也曾從零開始，以巨大代價扶起越南政權，然後又兵戎相見的麼？

薩達姆羽毛豐滿便厲行獨裁，他玩火玩出界，窮兵黷武威脅周邊國家乃至要以武力統一伊斯蘭世界。他不顧警告侵略科威特，這是美國所不能容忍的，同時也是世界都不能容忍的。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在聯合國的旗幟下粉碎了這次侵略。儘管科威特也是原教旨主義風行的國度，美國依舊使其復國了。沒有美國的力量和熱心，滿世界至多不過說說而已，科威特至今可能還是伊拉克的一個省，甚至連沙特以及波斯灣諸小國也都納入薩達姆的版圖裡去了。由於海灣戰爭，小國不得不依賴美國的強大實力。這是為什麼當初老布什政府沒有打垮薩達姆的原因，利用薩達姆的威脅迫使這些小國就範。

有一個挺有趣的故事，美國女兵無法忍受科威特的酷暑，穿着比基尼到海灘上嬉戲。原教旨的科威特人只能忍受這種“道德褻瀆”，它比薩達姆的大兵容易忍受。而同樣保守的沙特，也在達曼城辟出特區，那裡燈紅酒綠以滿足十餘萬歐美石油公司的員工和美國大兵。宗教的被褻瀆畢竟勝於薩達姆暴政的褻瀆。

但傳統是不會認輸的，它總有反抗的時候，基於實力的懸殊，恐怖主義應運而生。這種以無辜平民的生命為襲擊目標的野蠻行徑，除了薩達姆和塔利班，再沒有哪個國家政權敢於公開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不僅把神權政治推到極至，還公開協助本.拉登，滿世界到處製造恐怖襲擊，以無辜平民的生命為他們暴力手段的目標，使得所有國家都感到威脅。“911事件”使美國面子上和經濟上大損，聯合國批準的軍事進攻，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以摧枯拉朽的現代軍事手段摧毀了塔利班政權。

原教旨主義控制的蘇丹政權，只敢暗地裡援助並提供恐怖份子訓練營地，原教旨主義的統治所造成的貧困，兼之美國的威脅，它只得放棄。曾經大力支持恐怖的利比亞，在遭受打擊和制裁以後，卡扎菲也學乖了，收斂了他的支持。即使作為“伊斯蘭革命”的聖地伊朗，當霍梅尼死去後，原教旨主義的溫和派也日益收斂，當傳言奧馬爾和本.拉登遁入伊朗之時，伊朗立即闢謠。那些逃入伊朗的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散兵游勇也被伊朗政權繳械關押。所有這些，如果沒有美國的“警察行動”，世界就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也許恐怖份子已經把半個世界弄得不得安寧。

我們如果打開世界地圖，就不難發現，在阿富汗局勢已經受控的情況下，薩達姆政權的垮台，伊朗這個原教旨主義發祥地就已經處於包圍之中了。我們可以討論是否應該對伊拉克動武，從政治角度看，薩達姆同樣可以起到限制伊朗的作用，他畢竟不似原教旨主義者。但薩達姆的暴政已經使伊拉克人民陷入水深火熱的境地，這個殘暴的獨裁者所發出的威脅，即使在伊斯蘭世界也怨聲載道。他對於聯合國的所有決議，一律採取藐視態度，這是一個容易收拾的目標，也是符合西方人權觀的打擊目標，解放了的伊拉克，也更容易推行自由民主制度。

至於“繞開聯合國”的問題，這是美國的一個失敗。儘管薩達姆垮台之後，人們發現堅決反對軍事摧毀薩達姆政權的俄法德三國，竟然是薩達姆1200億美元債務的最大債主，他們的債務占了伊拉克總債務的絕大部分，這就不能不懷疑他們政治態度的清白。因為在美國未經聯合國授權就出兵之前，他們早就違背了他們自己也贊同過的聯合國決議。至於那些所謂美國為石油而出兵的議論，似乎難於站住腳：800多億美元的戰爭經費，即使30美元一桶的高價，也可以買回約27億桶！這種論調就如同一個“打工妹”評價比爾.蓋茨的捐款：那一定是為了表現好點，以謀求一個好職位。

伊拉克戰事是美國打入伊斯蘭復古主義世界又一個楔子，它的作用已經顯現無疑，伊朗的核問題已經服軟，金正日突然改變極端強硬的態度，敘利亞也聲言拋棄它的薩達姆同志。儘管零星的恐怖襲擊還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但他們離墳墓已經越來越近。我們的某些軍事專家還在寄希望於這些恐怖份子，企盼他們能製造出更大的亂子來。腦子進水了就容易產生幻覺，他們看不見也不希望看見：當薩達姆被捕的消息傳開，絕大多數伊拉克人民那種狂歡景象。也有媒體對法國等迅速表態祝賀薩達姆被捕並帶頭減免伊拉克的部分債務不解，其實這也是大勢所趨。獨裁專制是不可能長久的，人民喜歡自由民主，這是根本的利益所在。

二十世紀已經無可非議地成為“美國世紀”，不服氣者可以自己爭氣，做出點實際成就，讓滿世界跟着你跑。美國的霸權並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罵別人運氣太好而自己老是被時是沒有用處的。英國有一個笑話：說的是牛頓的一個同學躺在草地上咒罵上帝，抱怨上帝沒把蘋果扔到自己頭上。恰好上帝路過聽見了這抱怨，仁慈的上帝便滿足了他的願望。這位仁兄跳起來破口大罵：“TMD，哪個混蛋拿個爛蘋果來擲我？”

無論人們說些什麼，薩達姆政權已經壽終正寢，伊拉克人民肯定會過上安寧祥和的日子。恐怖份子無論還有多少狗急跳牆的舉動，他們離滅亡已經不遠了。我們但願本世紀不要繼續成為“美國世紀”。如果那樣，不僅是美國的悲哀，也是世界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