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中敵對雙方的一系列重大軍事行動都是圍繞三八線展開的：沿三八線開始的軍事衝突引發了朝鮮內戰；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向北進擊迫使中國出兵朝鮮；中國人民志願軍打過三八線而被聯合國扣上了“侵略者”的罪名；麥克阿瑟也因再次主張越過三八線等戰爭叫囂被杜魯門總統所罷免；停戰談判是沿三八線的停火而開始的；戰爭的最後結局仍然是大體以三八線做為南北朝鮮的分界線。周而復始，終點即是起點，這就是圍繞三八線而進行的朝鮮戰爭的始末。本文旨在分析美國軍隊在聯合國軍在名義下越過三八線這一軍事行動的決策及實施過程，從而說明美國軍隊這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略決策，是美國政府精心策劃的關於朝鮮戰爭戰略意圖重大改變的標誌，是美國政府在朝鮮戰爭中所犯的最嚴重的戰略錯誤，也是導致戰爭升級和美國軍隊陷入曠日持久的消耗戰而無法自拔的根本原因。

越過三八線問題的提出和爭論

關於美國的戰爭行為是否限制在三八線以南的問題，最早在6月29日，即戰爭爆發的第四天就已經提出來了，顯然這與美國參與朝鮮戰爭的整個戰略意圖有關。當時，陸軍部長佩斯的意見是，目前美國的軍事行動應限於三八線以南，“對於授權在三八線以北進行軍事行動的問題上，應當特別慎重，而且我們應當對這種行動明確地加以限制”。但是艾奇遜認為，空軍在執行任務時不應受到這種限制，不應把三八線做為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線來嚴格遵守。參謀長聯席會議戰略計劃處副處長林塞在討論這一問題時，轉達了麥克阿瑟的意見，他要求美軍的行動不受三八線的限制。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詹姆斯·萊則認為，如果中共正規軍進攻朝鮮，美軍就可以在三八線以北行動。凱南同意這一看法，並在他起草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73號文件中提出，如果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就意味着戰爭擴大，“應視情況發展考慮行動”。杜魯門從戰略意圖的角度發表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我所希望的是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迫使北朝鮮人退回三八線以北去。但是我希望我們能保證不致於過深地陷在朝鮮，以至我們照顧不了其他地方可能發生的類似情況。”杜魯門同意佩斯的意見，並指出，“凡是在三八線以北所進行的軍事行動，應當僅限於破壞軍需上的供應，因為我希望大家都明確地了解，我們在朝鮮採取軍事行動，是為了恢復那裡的和平，恢復原來的疆界。”[1]

可以很明顯地看出，6月29日美國決定在朝鮮採取軍事行動時的考慮是：(1)可以使用空軍轟炸三八線以北的運輸線，破壞軍需供應。但這不是我們所說的越過三八線的概念。(2)如果中國出兵朝鮮，美國部隊便可越過三八線與之作戰。這裡，是以中國首先出兵參戰作為前提條件的，而後來這種因果關係正好顛倒。(3)最重要的是，美國這時明確的戰略目標是把北朝鮮的軍隊趕回三八線以北，恢復原來的分界線。

然而，隨着軍事態勢的變化，美國完全改變了最初的戰略意圖。

越過三八線的問題在朝鮮戰局大體穩定下來的時候再次提出。7月中旬，杜魯門派柯林斯和范登堡去東京會見麥克阿瑟，以便直接對戰局形勢做出判斷。參加會見的還有麥克阿瑟的參謀長阿爾蒙德少將和剛從朝鮮趕來的第八集團軍司令官沃克中將。柯林斯說，他必須把麥克阿瑟的要求同政府的總的軍事計劃結合起來，因此需要了解麥克阿瑟什麼時候能夠發動大規模反攻。麥克阿瑟回答說，反攻日期目前還無法確定，但他的目標不僅僅是把北朝鮮趕回三八線以北，而且是要消滅他們，並進而統一朝鮮。麥克阿瑟強調說，他可能不得不攻占整個北朝鮮，為此還需要8個步兵師。范登堡問，如果中國人參戰怎麼辦?麥克阿瑟答道：把他們消滅在北朝鮮。麥克阿瑟最後說：“我們要麼在這個地方贏，要麼在所有地方輸。如果我們在這兒贏了，我們就增加了在所有地方贏的機會。”[2] 這次談話的時間是7月12日上午9時，也是第一次提出主動越過三八線的問題。第二天李承晚就公開宣稱，南韓軍隊將不停止在三八線上。[3]

與此同時，在美國國內也有人提出越過三八線問題。7月14日杜勒斯交給國務院政策設計司一份備忘錄，聲稱三八線決非政治分界線，美國的目標是統一朝鮮，“如果有機會去掉分界線，我們當然應該這樣干”，而且，讓北朝鮮部隊從容退回三八線，也是件“蠢事”。備忘錄還寫道：“如果我們有力量加以摧毀的話，必須摧毀北朝鮮部隊，即使這樣做需要越過三八線也在所不顧。這是消除威脅的唯一途徑。”[4]

杜魯門這時的意見是，在戰爭局勢比7月中旬大為明朗以前，應對這一問題保持沉默。因此針對李承晚的公開宣言，美國軍方發言人在電台廣播中說，美軍的任務只是把北朝鮮部隊趕回三八線。美軍將停止那裡，並將強制南韓軍隊也這樣做。艾奇遜也急忙打電報告訴穆喬大使，盡最大努力制止公開討論這個問題。[5]

然而，美國政府內部，特別是國務院內部卻為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國務院的蘇聯問題專家喬治·凱南和查爾斯·波倫以及受到他們觀點影響的政策設計司司長保羅·尼采極力主張要進行最大限度的克制，他們認為應該命令麥克阿瑟以聯合國軍總司令的名義宣布，倘使北朝鮮軍隊撤到三八線以北，他的軍隊將不跨過三八線追擊。[6] 尼采還在接到杜勒斯的備忘錄後，召集政策設計司進行緊張討論，並於7月22日草擬了一份“關於美軍越過三八線的美國政策問題”報告。報告首先提出了問題的嚴重性：“在聯合國部隊把北朝鮮部隊趕回三八線附近時，美國和支持安理會決議的其他聯合國成員國所採取的決定和行動以及克里姆林宮的決定和行動，將決定這場衝突是限於朝鮮境內，還是衝突擴大，導致可能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報告分析了與此有關的幾種情況：如果中蘇不介入，北朝鮮可能自動撤回，可能被迫然而有秩序地撤回，也可能潰不成軍地逃回，也很可能在三八線頑抗。但是報告傾向於認為，“美國應考慮這種可能性，即在美軍尚未到達三八線時，中蘇部隊已進入三八線以北，進而支持在三八線以南作戰的北朝鮮軍隊”。在這種情況下，“與中共和蘇聯軍隊衝突的危險性將大大增加”，因為“克里姆林宮決不會接受在北朝鮮建立一個它無法統治和控制的政權”。報告認為，發生這類衝突所冒的風險“似乎遠遠大於政治上可能得到的好處”，因而強調在軍事上取得一定進展後應該立即轉入政治解決，即“儘快在可以接受的條件基礎上，停止衝突”，在美軍占領朝鮮南部的條件下，施加政治壓力，提出朝鮮統一問題。報告還提醒必須考慮盟國的態度，當北朝鮮被迫撤回三八線後，大多數盟國，尤其是亞洲和中東國家恐怕不會支持聯合國軍用武力統一朝鮮的做法。報告同時又警告說，南韓當然要求美軍一鼓作氣拿下北方，美國輿論也希望問題得到“最終解決”，但這樣一種情緒倘若蔓延開來，美國政策的執行也許將面臨嚴重問題。[7]

布雷德利後來回憶說，三十多年後重溫這份文件，可以發現這裡充滿了遠見卓識，可惜當時未得到廣泛的賞識。[8] 然而，可惜的還不止這一點，問題在於這個似乎論證有力、考慮全面的報告，最後還是留了一個尾巴：“倘若軍方有把握在三八線以北取得勝利，就應該設法使美軍北進並取得聯合國相應決議的支持。”[9] 這就是說，如果能確保軍事上的勝利，再有聯合國的招牌，美軍還是應當越過三八線，占領北朝鮮。正是這最後一筆，把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留給軍人去解決了。以後我們就會看到麥克阿瑟是怎樣以軍事必勝的許諾牽着白宮政客們的鼻子走的。

政策設計司的報告在政府內部遭到猛烈的攻擊。首先是主管朝鮮事務的東北亞處處長艾利森表示強烈反對，7月23日艾利森即給尼采寫了備忘錄，明確表示對尼采的報告“從觀點到結論”都不同意，“整個報告的基調無非是暗示北朝鮮政權是合法的，三八線以北地區事實上是個獨立國家。這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道義。北朝鮮政權是蘇聯一手炮製的，它違背朝鮮人民意志，並蓄意與聯大三次決議為敵。……按這個報告辦事，我們將回到衝突前的狀態”。艾利森說，南韓不承認三八線，並且認為現在是統一的絕好機會，“對此，美國在朝鮮的外交官都表示贊同，如不這樣做，朝鮮人民將對美國的勇敢、明智和富有正義的傳統失去信心”。談到與中蘇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時，艾利森認為確實存在，但不應像報告那樣企圖通過綏靖政策避免“刺激蘇聯”。因為不管美國怎麼小心謹慎，與中蘇衝突的危險性並不因此而不存在。艾利森堅決主張越過三八線，“也許這意味着一次全球戰爭”，但“應該讓美國人民知道這一點，應該讓他們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以及這對他們意味着什麼。既然一切法律上和道義上的正當性都在我們這一邊，我們還有什麼可猶豫的?”[10]

艾奇遜沒有艾利森這麼衝動，但他的基本觀點同艾利森是一致的。艾奇遜認為，“不應強行下達不許越過三八線的武斷的禁令。作為一條分界線，它不具備任何政治合法性”。參謀長聯席會議也認為應徹底摧毀北朝鮮軍隊，以防止其再度進攻南韓。“我們希望能將北朝鮮軍隊消滅在南朝鮮，但我們認為不應將麥克阿瑟限制在三八線。我們強烈要求占領整個朝鮮，從而保證自由選舉的進行”。參謀長聯席會議還提出了一個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為了將蘇聯或中共進行干涉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我們認為應由韓國部隊在三八線以北實施地面作戰，而美國則繼續提供空軍和海軍支援。”[11]

7月31日，國防部也拿出了他們的意見，即“對朝行動方針備忘錄”。備忘錄確立了三個假設的前提：(1)美國將動員足夠的力量來達到占領整個朝鮮這個目的，並增強在所有戰略重要地區的軍事地位。(2)蘇聯將不在朝鮮或其他地區進行干涉。(3)將由總統宣告，國會同意，並由聯合國採取行動，以建立一個統一、自由和獨立的朝鮮為美國的作戰目標。實際上，這裡面只有一個蘇聯干涉的問題，因為第一點從軍事上，第三點從政治上，美國本身都可以做到。這就是說，只要蘇聯不出兵干涉，聯合國軍隊就可以跨過三八線占領整個朝鮮。國防部還從軍事的角度提出另一種具體方案：即只占領北緯40度和38度線之間的交通要道和包括平壤在內的中心城市，然後再劃出“非軍事區”進行“政治解決”。[12]

看起來，多數人的意見是應該越過三八線，只是要對蘇聯是否出兵干涉做出判斷。做為少數派意見的主要制定人凱南這時只得打起退堂鼓。凱南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後被召到國務院做顧問的，看到自己的意見成了眾矢之的，於是心灰意冷，終於決定離開國務院去普林斯頓大學執教。但行前(8月21日)他還是給艾奇遜留下一封信，從全球戰略的角度，再次提出美國儘早從朝鮮脫身的問題。凱南的基本論據是美國的力量“做不到把朝鮮永遠排除在蘇聯影響之外”，從長遠來看，解決的辦法是恢復歷史上日本在朝鮮所起到的抗衡蘇聯的作用。凱南認為：“在俄國與日本這兩個國家的壓力下，朝鮮不可能真正取得獨立。從我們的利益考慮，日本統治朝鮮比俄國統治朝鮮有利。但目前日本太弱，無法與俄國競爭。我們必須寄希望於日本。日本的實力和聲望恢復以後，就要重新在朝鮮發揮影響。”而眼前解決問題的辦法是“與俄國建立真正的外交接觸”，美國軍隊和北朝鮮軍隊同時從南韓撤退，由“聯合國對朝鮮實行至少一至兩年的有效控制，為此，聯合國可以使用其他亞洲國軍部隊來執行這一任務”。[13] 無論凱南的出發點和目的如何，這個建議做為外交策略而言，的確是使美國擺脫朝鮮問題困擾的富有遠見的見解。但在當時，這封信顯然不合時宜，因此被艾奇遜束之高閣，存檔了事。

在這種狀態下，美國開始在聯合國做出了試探性的姿態。8月10日，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奧斯汀在安理會發言，宣稱華盛頓關心的首先是建立一個自由、統一和獨立的朝鮮這樣一個目標。這實際上是暗示人們，美國正在考慮越過三八線的問題。[14]

與美國政府內部的討論遙相呼應，南韓開始大力呼籲越過三八線。8月2日南韓的外交部長發表聲明，表示聯合國應繼續向前推進，直達滿洲邊境。8月20日，張勉大使也在麻塞諸薩州發表公開演說，攻擊有人建議在朝鮮至少是北朝鮮實行臨時性的聯合國託管制，並同時進行選舉以組成一個聯合政府。張勉宣布，韓國政府“不承認三八線作為一個軍事、政治和經濟分界線的合法性”，而堅持要求北朝鮮軍隊“無條件投降”。他還聲明，韓國政府希望聯合國軍能儘早地向它移交所有的行政管理權。[15]

與政府內部討論和聯合國講壇上演說的出發點不同，麥克阿瑟主張越過三八線，則是完全建立在對北朝鮮的反攻計劃的基礎之上的。這時，麥克阿瑟正在竭力說服國防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接受他的在仁川實施登陸的“烙鐵行動”計劃。儘管軍界首腦人物一致對仁川登陸的計劃表示反對或懷疑，但麥克阿瑟卻力排眾議，一意孤行，並且在對參謀長聯席會議保密的情況下，於8月12日制訂了詳細的登陸作戰方案。正是在這樣的情緒下，8月17日麥克阿瑟會見返美途中來東京拜訪的顧維鈞時，信心十足地說，他毫不懷疑，在南韓的北朝鮮軍隊最後一定會全部被殲滅，除非他們現在立刻撤回北朝鮮。麥克阿瑟甚至相信，只要把北朝鮮消滅了，蘇聯就不得不同意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再度實現朝鮮的統一。[16]

就在參謀長聯席會議與麥克阿瑟就仁川登陸計劃緊鑼密鼓地討論和準備的同時，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在最後議決關于越過三八線的問題。顯然，人們已經預計到實施反攻和越過三八線這兩次行動之間的必然聯繫。8月25日，傑塞普、臘斯克、希克森和馬修斯等國務院高級官員與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認真討論了“越過三八線問題”。會議討論的基礎是國家安全委員會7月上旬制訂的兩個文件。其中7月1日的第73號文規定，若中國不公開介入，美軍仍然可以在“打擊北朝鮮軍隊的名義”下繼續作戰，“只要目前在朝鮮承擔義務或準備承擔義務的聯合國部隊能作有效抵抗，這一作戰行動就應繼續”，而且還可以“擴大到包括下令採取適當的空中或海上行動，在朝鮮之外對付共產黨中國”。7月10日的第76號文規定，若蘇軍大舉出動，美軍就不應越過三八線，“美國應把承擔的義務和作戰計劃的執行減少到最低限度，而越過三八線，則是我們所能承擔的最大限度的義務”。經過反覆研究和討論，會議建議國家安全委員會作出決定，美國軍隊應該越過三八線，但要與中國和蘇聯邊境保持一段明顯的距離。“若有情報說明，發生了中國或蘇聯大規模有組織的抵抗，聯合國軍總司令在向華盛頓報告之前，不得下令繼續前進”。[17]

9月9日，即在杜魯門批准“烙鐵行動”(仁川登陸)計劃的第二天，國家安全委員會根據國務院的報告及上述會議的建議，起草了“對朝鮮行動方針報告”。該報告經杜魯門9月11日批准，確定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第81號文件，其要點如下：

(1)美國軍隊具有越過三八線的“合法基礎”，只要中國和蘇聯不捲入朝鮮戰爭，就應授權麥克阿瑟占領北朝鮮，但事先必須取得總統批准，並經過與盟國協商。

(2)如果中國和蘇聯同時介入，麥克阿瑟不應在北朝鮮進行地面戰鬥，而應防守三八線，對北方繼續實施轟炸。

(3)如果中國介入，除不應與中國軍隊展開全面戰爭外，可以考慮授權麥克阿瑟在積極抵抗中國軍隊的同時，在朝鮮之外進行海空戰鬥。與此同時，應向安理會提出“譴責中共為侵略者”的決議案。

(4)如果中蘇均不介入，北朝鮮軍隊潰敗，應在與盟國協商後，向北朝鮮軍隊提出“投降條款”，若遭拒絕，則摧毀之。但在沿中國和蘇聯邊境地區只能使用韓國軍隊，不得使用美國軍隊。

(5)經過改組和改革後，承認“韓國政府為唯一合法政府”。

(6)在朝鮮實現“穩定”、“統一”和“真正成為獨立國家”之前，聯合國軍應繼續留在朝鮮。[18]

這份用心良苦、考慮周密的文件實際上為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的軍事行動確定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第一，中國或蘇聯軍隊沒有捲入朝鮮戰爭，如果中國或蘇聯軍隊介入，美國軍隊應防守在三八線一帶。第二，越過三八線的問題應與盟國協商，並以實現朝鮮的統一和獨立為政治基礎。這就是說，越過三八線的行動還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和批准。然而，戰局的變化促使美國沿着錯誤決策的方向滑得更遠了。

戰局變化推動的政治決策

就在參謀長聯席會議根據第81號文件內容制定的命令下達給麥克阿瑟的當天，即9月15日，“烙鐵行動”計劃開始實施。仁川登陸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一舉獲得成功，的確是麥克阿瑟創造的一次軍事奇蹟，從而給麥克阿瑟帶來無上的榮耀。麥克阿瑟因此而得到的聲譽和威望又反過來加重了他在政府決策時發言的份量。正如李奇微回憶的：“人們對麥克阿瑟將軍的一貫正確性幾乎發展到了迷信地步。就連他的上級也好像開始懷疑自己對麥克阿瑟的任何決心提出疑問是否應該了。”[19] 正是在這種情緒下，正是把這種情緒帶到了政治決策中，才使白宮和五角大樓都感到美軍越過三八線是勢在必行和理所應當的。

輝煌的軍事勝利使麥克阿瑟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忘乎所以，甚至總統和國會也沉浸在歡樂和輕鬆的氣氛中。這時，對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第81號文件限定的兩個越過三八線的條件，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了。

還在美國海軍陸戰隊圍攻漢城的時候，麥克阿瑟司令部的官員就多次向柯林斯建議，要求新上任的國防部長馬歇爾正式下達允許美軍越過三八線的命令。但馬歇爾一定要先知道國務院的意見，並呈報杜魯門總統批准。[20] 而這時杜魯門的心情比麥克阿瑟還要着急。顯然，如果在國會選舉前能夠結束朝鮮戰爭，對於民主黨在國會的席位增加是大有益處的。據顧維鈞當時得到的“密訊”，“美國當局鑑於國會選舉即將到來，朝鮮戰局已有好轉，他們希望戰爭能夠很快結束，藉以影響輿論，贏得選票”。[21] 於是，美國政府一方面有意製造要由聯合國決定聯合國軍是否越過三八線的輿論，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批准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為麥克阿瑟準備的允許美軍越過三八線的命令。9月27日給麥克阿瑟的第92801號命令發出：

你的軍事目標是粉碎北朝鮮的武裝部隊。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授權你於三八線以北的朝鮮境內採取軍事行動，包括兩棲和空降或地面作戰，只要在採取這種行動時沒有主要的蘇聯和中國共產黨軍隊進入北朝鮮，沒有準備進入的聲明，也沒有在北朝鮮對抗我們行動的威脅。但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你的軍隊不得跨進滿洲或蘇聯與朝鮮交界地域，並且為了政策的緣故，在與蘇聯接壤的東北各道或在沿滿洲邊境的地區，不得使用非朝鮮人的地面部隊。再者，對於你們在三八線南北作戰的支持將不包括對滿洲或對蘇聯領土的空軍或海軍行動。

如果在三八線以南公開或隱蔽地使用大量蘇聯軍隊時，你應採取守勢，不採取任何擴大局勢的行動，並向華盛頓匯報。如果你的軍隊在三八線以北作戰而他們使用了大量的蘇聯軍隊，你應該採取同樣行動。你不應僅僅因為在目標地區發現有在蘇聯或中國共產黨軍隊而停止在三八線以北的空軍和海軍的行動。但是，假使蘇聯或中國共產黨事先聲明他們要重占北朝鮮的意圖並公開地或含蓄地發出他們的軍隊不應受到攻擊的警告，你應把這事提交給華盛頓。[22]

這時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麥克阿瑟似乎成了朝鮮半島前途命運的主宰，他對於命令中要求他把在三八線以北的作戰計劃呈請參謀長聯席會議批準的指示極為不滿，認為這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企圖以此來保持軍事行動的最後批准權。但麥克阿瑟還是於9月28日呈報了一份作戰計劃。麥克阿瑟的電報說：如果北朝鮮武裝部隊不按照我將在1950年10月1日發表的聲明無條件投降，我將進入北朝鮮，採取軍事行動，完成將其消滅的軍事目標。麥克阿瑟的計劃是派遣第八集團軍在西岸經開城和沙里院一線前進，奪取平壤，派遣第十軍在東岸元山實施兩棲登陸。電報還說，目前尚無跡象表明，蘇聯或中共的主力部隊已進入朝鮮。[23]

參謀長聯席會議於9月29日批准了這項計劃。同一天，似乎是為了平息麥克阿瑟被迫呈送行動計劃的怒火，國防部長馬歇爾針對南韓部隊越過三八線的問題給麥克阿瑟發去一封密電：“據報告，第八集團軍曾宣布韓國部隊將在三八線停止前進以便重新集結。關於這一點，我們希望你認識到，你在向三八線以北推進時，無論在戰術上還是在戰略上都不受限制。上面所提到的聲明有可能會使聯合國處境尷尬，因為在聯合國里，人們顯然不願意出現必須對越過三八線問題進行投票的局面。相反，人們希望看到你在軍事上已證明有必要這樣做。”[24] 這無異於告訴麥克阿瑟不要聲張，一切行動可以先斬後奏。其目的無非是要給聯合國造成一種既成事實，迫使聯合國接受美國關於允許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的計劃。但這樣做的同時，也就把政府部門掌握的權力交給了一位戰地指揮官。後來凱南也批評說，“華盛頓由於國內政治原因，而把國家和(朝鮮)地區的和平命運寄托在一個代理人身上”。[25]

第二天，國防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再次授權麥克阿瑟便宜行事而不必聲張。麥克阿瑟在9月30日的電報中說：“在軍事上，三八線不是影響我們使用部隊的因素，我的部隊的後勤補給是妨礙我們迅速推進的主要問題。為利用敵軍的失敗，我們的部隊隨時可以越過三八線，進行試探性進攻或占領當地的戰術目標。你們了解我在北朝鮮總的戰略計劃。在敵人投降以前，我認為我們在整個朝鮮都可以進行軍事行動。”電報最後要求發表一個聲明公布他的計劃。參謀長聯席會議接到電報後，對於“我認為我們在整個朝鮮都可以進行軍事行動”這句頗有含義的話——這意味着美軍也可以到達鴨綠江邊，沒有提出任何異議，[26] 反而對發表聲明一事極為敏感。馬歇爾當即回電告訴麥克阿瑟，“發表一項這樣的聲明是不明智的”。相反，電報指示他務必“繼續進行作戰行動，不要再做進一步的解釋和聲明，讓行動去說話吧”。回電再次強調說，“我國政府希望在擊敗朝鮮部隊的任務完成之前，避免在三八線問題上鬧出一場風波”。跟隨麥克阿瑟多年的惠特尼將軍後來回憶說，這一電文的含義讓麥克阿瑟“大吃一驚”，但他“很欣賞總統本來的意圖是給聯合國中其他各國政府來個既成事實”。[27]

於是，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的問題就這樣決定了。雖然幾個月來白宮和五角大樓各部門就這個問題經歷了反覆研究和激烈爭吵，進行了詳盡的論證，甚至考慮了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但仁川登陸一舉成功使上述一切努力顯得毫無意義，與軍事家們取得的勝利相比，政治家們的議論要遜色得多。其結果不知是軍事指揮了政治，還是政治利用了軍事。但不管怎樣說，當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從而使戰爭再次升級的行為受到公眾指責時，讓一個戰地指揮官來承擔全部責任，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麥克阿瑟或許不知道，就在他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之間電報頻繁往來的時候，聯合國大會正在開始討論有關越過三八線問題的議案。美國當然知道無法在聯合國大會直接提出越過三八線的問題，因為蘇聯代表這時已經回到成功湖，而一張否決票就會使在三八線以北地區採取任何軍事行動的合法性喪失貽盡。所以，美國政府一面指示麥克阿瑟不聲不響去做他想做的事，一面說服以英國為首的八國提出了一項提案。提案要求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保證整個朝鮮局勢的穩定，在聯合國主持下通過選舉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的、民主的朝鮮政府。[28] 美國政府似乎為越過三八線的軍事行動找到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而這一提案中包含着的一目了然的用意，是允許聯合國軍使用武力占領北朝鮮，從而實現朝鮮的統一。[29]

10月7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八國提案的當天，麥克阿瑟下令聯合國軍隊大舉向三八線以北挺進。同一天，鑑於“中國共產黨軍隊可能在北朝鮮進行干涉”，五角大樓向杜魯門提出建議，要求修改9月27日給麥克阿瑟的命令。該建議經杜魯門批准後於10月9日作為命令發給麥克阿瑟：

今後中國共產黨要是不事先聲明就在朝鮮任何地方公開或隱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隊，你應根據自己的判斷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隊有可能獲得勝利，你就繼續行動。在任何情況下，如果要對中國境內的目標進行任何軍事活動，都必須事先得到華盛頓的批准。[30]

這道命令最後敞開了麥克阿瑟在北朝鮮採取任何行動的大門，除了對中國境內目標的攻擊要得到華盛頓首肯外，在整個朝鮮半島的軍事行動權力已經由白宮和五角大樓轉移到聯合國軍司令部。這是輝煌軍事勝利引發的結果，卻反過來導致了軍事上的大潰敗。美軍越過三八線本身已經鑄成大錯——引起中國出兵介入戰爭，而允許麥克阿瑟自行其是更使得這一錯誤發展到無可挽回的地步——盲目地發動“感恩節攻勢”，實際上成為與中國軍隊的大決戰。杜魯門的特使艾夫里爾·哈里曼對此十分坦誠地說：“現在回顧起來，1950年9月在仁川登陸成功之後越過三八線，這也許是個錯誤。但是北朝鮮軍隊潰敗得如此徹底，致使我們不能罷手，只有消滅他們退卻中的部隊而後已。很清楚，我們沒有就在平壤以北附近的狹窄地帶這條線上停下來，這是個悲劇性錯誤。英國人和別的人曾建議我們這樣做。”[31]

這場“悲劇性的錯誤”的本質就在於美國的軍事行動把朝鮮戰爭又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美國政府徹底改變了以前確定的軍事目標和政治目標，從反擊北方進攻、重新恢復三八線分界改變為進擊北方、抹掉三八線分界。戰後幾年美國通過外交手段沒有達到的目標，或者說美國原已準備完全放棄的目標，現在眼看就可以實現了!然而，被勝利沖昏頭腦的美國人忘記了他們最初討論這個問題時想到的限制條件和制約力量——中國或蘇聯軍隊介入朝鮮戰爭。

影響美國決策的制約力量

從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關于越過三八線問題討論的歷次文件看，影響美國這一決策的制約力量始終是蘇聯或中國軍隊是否會出兵參與朝鮮戰爭。固然，盟國的態度也是美國決策時必須考慮的因素，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把這看做為西方集團內部事務。蘇聯和中國這兩種制約力量對美國越過三八線的軍事舉措的反應完全不一樣，但美國政府的判斷卻只有一個——這兩種制約力量都不會發生作用。

華盛頓在捲入戰爭之初就十分注意觀察蘇聯的動向。如前所述，對蘇聯意圖的判斷是美國決策的重要因素和首要因素。同樣，當戰局發展轉為對美國有利，華盛頓在考慮三八線問題時，也非常關注莫斯科的一舉一動。

儘管實事上斯大林同意並援助了金日成對南方實施武裝進攻的計劃，[32] 但是斯大林決心只在幕後導演這次行動。戰鬥一旦打響，蘇聯便採取置身局外的超然態度，特別是在表面上，儘量避免給人造成任何蘇聯在背後支持北朝鮮的印象。戰爭爆發的前五天，蘇聯駐朝鮮大使什特科夫向斯大林報告說，金日成要求提供進攻和登陸用的艦隻，並需要十名蘇聯顧問駕駛這些船隻。6月22日，斯大林回電拒絕了這些要求，認為這樣做為美國干涉戰爭提供了藉口。[33]

朝鮮戰爭爆發後，斯大林還下令召回了在北朝鮮軍隊中的顧問人員。在北朝鮮軍隊前線指揮所中負責了解進攻計劃執行情況的兩位蘇軍中校，也在部隊即將越過三八線時返回復命去了。斯大林對此解釋說：“我們的顧問繼續呆在那兒太危險了，他們可能會被俘，我們不想留下證據被人家指控我們參加了這一事件。這是金日成的事”。[34] 當朝鮮人民軍的迅速進攻開始受阻時，7月8日金日成用俄文給斯大林寫了一封親筆信，請求蘇聯派25—35名蘇聯軍事顧問到人民軍前線參謀部和第二集團軍參謀部，“因為我們的軍事幹部還不能勝任指揮現代化軍隊作戰的任務”。在此之前，什特科夫在與金日成的交談中曾允諾，勸說莫斯科同意這一請求。斯大林在回電中嚴厲指責什特科夫：“你應該明白，你是蘇聯政府的代表，而不是朝鮮政府的代表。”但鑑於金日成已直接出面請求，斯大林還是同意了這一要求，但他指出，這些顧問只是作為《真理報》記者派去的，以免在他們萬一被俘時，造成蘇聯在軍事上捲入這場衝突的印象。[35]

固然，這些內幕情況當時美國的情報機構不可能獲知，但蘇聯表面上作出的姿態卻是白宮分析莫斯科的意圖和動向的基礎。如蘇聯6月29日照會宣稱“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在戰爭開始後遲遲沒有返回成功湖，莫斯科對一架蘇軍轟炸機在朝鮮附近海域被美國空軍擊落保持沉默態度等等。這無異於告訴美國，蘇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出兵干預朝鮮問題，這個制約力量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所以，美國的判斷是不會錯的。

7月28日美國駐蘇大使柯克報告說：從蘇聯報紙或官方聲明中，看不出蘇聯會在形勢不利於北方時作出反應。蘇聯小心地不把自己的威信押在朝鮮這場戰爭上。柯克認為，當北方到了緊要關頭時，蘇聯也不會自己出兵來打或讓它能支配的軍隊出來打。柯克的看法的確很準確，儘管如此，他仍勸說白宮不要越過三八線。[36] 9月26日杜魯門還接到報告說，英國駐莫斯科大使認為蘇聯主要是在宣傳上下功夫，也可能會在別的地方尋釁以分散西方的注意力，但不會為找回面子和消除威脅而打一場總體戰。[37]

美國分析，蘇聯不願介入朝鮮戰爭而冒發動一場全面戰爭的根本原因是其在核打擊力量對比方面的劣勢。中央情報局在8月的一份分析報告中指出，蘇聯正在“加速實施其備戰計劃，尤為明顯是在石油加工、工廠轉產計劃的完成、飛機生產、機場建設，以及大量儲備物資等方面”。研究人員的結論是：“在1950年餘下的時間裡，蘇聯領導人會認為有理由冒爆發全面戰爭的巨大風險，或是以處理朝鮮事件為由，或是在局部採取新的行動”。但是對蘇聯人的一個主要威脅因素是蘇聯沒有能力“在1950年實施大規模的核條件下作戰”。[38] 國防部長約翰遜顯然是受到這一分析的鼓舞，才私下告訴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說，蘇聯在歐亞兩洲都不會發動戰爭，因為俄國很可能知道我們現有的原子彈數量遠遠超過了他們。[39]

正如我們前面分析白宮決定越過三八線的過程時表明的那樣，美國決策的基礎就是因為確信蘇聯不會出兵干預朝鮮戰爭，甚至也不願作出任何有這種表示的姿態，雖然僅僅這種表示就會形成一種制約力量。

如果說美國對莫斯科的態度十分關注，判斷也非常正確的話，那麼對中國的反應卻十分輕視，判斷也是非常錯誤的。戰爭之初，白宮一方面認為中蘇結盟後，北京是聽從莫斯科調遣的，因此蘇聯的態度就可以表明中國的動向；另一方面認為新中國的軍隊經過多年征戰，人困馬乏，不堪再戰，況且對手又是擁有最現代化裝備和海空絕對優勢的美國，因此，中國必不願出兵。然而，這是一次絕大的判斷失誤。布雷德利回憶說：“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其他所有人都犯了一個重大錯誤。我們對中共對我們越過三八線的反應做了極其錯誤的判斷。軍事顧問們的職責是判斷敵人的能力，而不是它的意圖。在這件事上，我們這些參謀長們讓自己過多地受到了對中共意圖各種判斷的影響。正如歷史學家們現在指出的，做出這樣判斷的那些人對如此眾多的明顯的警告信號視而不見，因而就難免會做出大錯特錯的判斷。”[40]

布雷德利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一般說來，軍事上應對對手的能力做出判斷，而政治上則應對對手的意圖做出判斷。但是，政治判斷往往影響軍事判斷。因此，政治上對意圖判斷的錯誤也就導致了軍事上對能力判斷的錯誤。對於中國是否會出兵參與朝鮮戰爭的問題，美國的判斷大體分為兩個階段。仁川登陸前，美國對這一問題持比較謹慎的態度，但其分析大多集中在對中國意圖的判斷上，即從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的角度判斷中國出兵的可能性。仁川登陸以後，儘管中國從各個方面發出越來越明顯的警告信號，但美國基於前一階段的政治判斷，對於中國的警告卻置若罔聞，甚至不重視去做軍事能力的分析。

美國在政治上對中國意圖判斷的出發點就是錯誤的。由於戰爭前夕中國與蘇聯結成了同盟關係，在白宮看來，這表明中國已經倒入蘇聯懷抱，中國正式加入了蘇聯集團。正是從這一點出發，美國認為既然蘇聯不願因戰爭擴大而引發一場全面戰爭或世界大戰，那麼推論的結果必然是不允許中國大規模捲入朝鮮的軍事衝突。布雷德利回憶說，當時國家安全委員會一致認為，使用中共部隊占領北朝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從政治上看，這種可能性不大。因為，“我們對中國可能干涉北朝鮮的看法同對蘇聯可能干涉北朝鮮的看法是一樣的：這可能預示着俄國人正向世界大戰邁進”。[41] 戰爭期間，中央情報局提供過許多自相矛盾或模稜兩可的報告，不過10月12日的一份報告得到了國防部和國務院的情報部門的一致讚許。這次報告再次肯定了早些時候的分析，即中國大概不會參戰。中央情報局的結論是：“雖然應該認為中國共產黨仍有可能在朝鮮進行大規模干預，但考慮到所有的已知因素，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除非蘇聯決定發動全球戰爭，中國大概不可能在1950年進行干預。在這一時期，干預行動大概會局限於繼續對北朝鮮人進行秘密支援。”[42] 從這個角度講，日本學者中島嶺雄說得很對：“是美國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奠定了朝鮮戰爭的基礎。它的主要出發點之一是中蘇團結堅如磐石的荒謬說法。”[43]

在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對於中國將採取的軍事行動，美國的關注點與其說在朝鮮，不如說在台灣。美國認為，即使中國出兵，其矛頭也是指向台灣，而不是指向朝鮮的。國務院就有這樣的看法：中共極有可能不論朝鮮戰況如何而在8月進攻台灣。[44] 軍方的看法也是如此，如布雷德利所說：“我們認為北朝鮮發動的戰爭是莫斯科挑唆的，因而這是俄國人的問題，不是中國人的問題。這樣，我們認為蘇聯比中國人干涉北朝鮮的可能性更大。假如中共打算採取決定性的軍事行動的話，以台灣為目標的可能性較大，我們認為中共是不會輕易插手，幫助俄國解決北朝鮮的問題。”[45] 正是出於這種擔心，當麥克阿瑟在8月初與蔣介石在台灣會晤後，杜魯門十分驚慌，急忙於8月6日派哈里曼做為特使去東京見麥克阿瑟。據哈里曼回憶，行前杜魯門交待了兩件事：第一，告訴麥克阿瑟不要和蔣介石搞到一起，從而把美國拖進和大陸中國作戰。第二，只要可能，就滿足麥克阿瑟的一切需要。[46] 這也說明美國當時對中國軍隊動向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台灣方面。

美國一方面認為中國不大可能參與朝鮮戰爭，一方面採取措施儘量避免引起與中國發生正面衝突。例如，在中國對美國飛機侵犯中國領空並進行轟炸提出抗議後，美國政府同意聯合國對此進行實地調查，並通過印度大使潘尼迦把這一建議轉達給中國政府。同時，美國還通過潘尼迦向中國表示：中國就美機轟炸其領土一事所提出的任何正當要求，美國都願意盡力滿足。[47] 此外，對於中國政府在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後的強烈反應，美國政府也很關注。於是，大概是出於安撫北京的目的，杜魯門在8月31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聲稱美國海軍將撤離台灣。記者問道，當聯合國軍恢復了朝鮮的和平與安全時，美國第七艦隊是否將從台灣海峽撤退?杜魯門回答說：“朝鮮戰爭結束後第七艦隊當然沒有留在台灣海峽的必要。它在那裡是我國保護在朝鮮作戰的聯合國軍的側翼的行動。”[48] 杜魯門在麥克阿瑟發出有關“烙鐵行動”計劃的第二天，便公開談論從台灣撤出第七艦隊問題，顯然是要給中國政府傳遞信息，預防中國對美國越過三八線問題做出強烈反應。美國當時甚至考慮，一旦中國出兵朝鮮，美軍便撤出戰鬥。布雷德利說：參謀長聯席會議一致認為，“一旦中國干涉，我們將從朝鮮撤軍，準備實施非橄欖球作戰計劃”。布雷德利還向英國參謀長簡要述說了這一政策。[49]

以上情況表明，美國在朝鮮戰爭初期的確很擔心中國出兵干涉朝鮮問題，但經過分析，傾向於認為中國不會出兵。仁川登陸的成功以及聯合國軍隨後在朝鮮戰爭中取得的極大軍事優勢，使得美國人認為他們越過三八線並最終勝利地結束朝鮮戰爭，已經近在咫尺，唾手可得。這時，白宮，特別是五角大樓，對於中國出兵朝鮮的可能性也不那麼重視了，甚至對於中國的多次警告也充耳不聞，滿不在乎。

美國推斷中國不太可能出兵朝鮮的根據之一是中國軍事行動的方向在台灣，但是在仁川登陸前後，各方面的情報和分析，已經使美國政府確信，中共軍隊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向台灣發動進攻。早在8月8日，凱南就向艾奇遜提交了一份備忘錄，提出：“如果我們沒能作出像6月27日聲明那樣的反應的話，共產黨軍隊很可能已經占領了台灣島”。但“在未來的六周內，他們企圖進攻的可能性已不是很大了”，而且，“如果這種企圖在此期間不能實現的話，從目前情況的發展來看要再予實施便根本不可能了”。[50] 隨後不久，哈里曼訪問東京回國後向杜魯門匯報了麥克阿瑟的看法。麥克阿瑟確信，中共軍隊目前不會入侵台灣，他得到的情報和照片都說明中共軍事力量沒有高度集中。[51] 大約兩個月後，中央情報局也非常傲慢地推斷，中共軍隊在1950年以內不會入侵台灣，否則就要與美國發生戰爭的危險，而在這一戰爭中，中共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52] 按常理分析，既然中國軍隊不可能進攻台灣，那麼，如果中國在軍事上要有所行動，在當時的情況下就只能在朝鮮半島了。況且也確實有這種消息不斷傳來。然而，沉浸在勝利歡樂之中的美國人沒有重視這一點。

9月21日，即仁川登陸後第六天，華盛頓便收到美國駐印度大使哈德遜的絕密電報，說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會見中國總理周恩來後認為，如果美國軍隊侵犯三八線以北地區，中國可能會介入。[53]

9月24日，《紐約時報》刊登來自香港的快訊說，中國人正在議論朝鮮戰爭，討論萬一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後的對策。記者還報道了“中國共產黨軍隊在鴨綠江邊界進行部署”的情況。對於中國官方公開承認中國人民解放軍中一些朝鮮籍士兵已經回國參加戰鬥一事，報紙評論認為，這是“有意警告：如果聯合國軍推進到中國東北邊境，中國軍隊也將開進朝鮮”。[54] 對於這些報道，美國官方沒有作出任何值得注意的反應。

9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聶榮臻與潘尼迦共進晚餐時告訴他，中國人民不會袖手旁觀，讓美國人一直打到中朝邊境。兩天之後，這一消息通過英國外交官傳到美國國務院，但國務院一致認為，“這不過是中國恫嚇威脅的宣傳而已”。[55]

9月30日，周恩來在慶祝國慶節的大會上發表演說，嚴正警告美國政府：“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這是中國政府公開發表的正式聲明。[56]

南韓軍隊越過三八線以後，關於中國軍隊將入朝參戰的情報、消息、分析源源不斷地傳到白宮和五角大樓。10月3日國務院收到從莫斯科、斯德哥爾摩和新德里等許多地方來的電報，都報告了同一件事：周恩來以外交部長的名義於當日凌晨召見潘尼迦，並告訴他，如果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就要派遣軍隊援助北朝鮮。不過，如果只是南朝鮮人越過三八線，中國將不採取行動。杜魯門卻認為潘尼迦只是共產黨的傳聲筒，而周恩來的恫嚇是為了阻止聯合國通過即將表決的八國提案。艾奇遜雖認為這是一次重要警告，但又說“這不是一個官方政策的聲明”。[57] 同一天，荷蘭外交大臣斯蒂格對美國大使說，根據可靠的消息，中國正在準備一項重大的軍事行動。第二天荷蘭又通報美國，荷蘭駐北京的代辦認為中國不想打仗，但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深入北方，則中國可能會在“情急時”採取行動。[58] 與此同時，中央情報局根據潛入中國東北的國民黨特務提供的情報報告說，比較準確地獲得了沿滿洲和北朝鮮邊界的中共軍隊的數量和部署。中央情報局認為，這些情報與其他情報一起，向聯合國軍發出了明確警告：共產黨的軍隊即將跨過鴨綠江。[59]

然而，面對這一系列的警告和信息，美國政府竟然無動於衷，這的確令人感到奇怪。很難用一句話來解釋美國政府為什麼對於如此重大的問題採取如此漠然的態度。這裡既有對東方式的交際手段和信息傳遞手段的不理解，也有對中國軍隊作戰能力的估計不足；既有對中蘇關係狀況的錯誤判斷，也有對中國高層領導意圖的盲目認識。總的說來，到1950年10月中旬，即北京正在緊張地討論如何出兵抗美援朝，入朝部隊已經整裝待發的時候，華盛頓還陶醉在那種勝券在握的狂妄和喜悅當中。在政治上，美國依然認為蘇聯不敢，也不願讓中國冒險參與戰爭。中央情報局專家們的意見就是這樣：“蘇聯領導人不會認為為了奪回朝鮮失去的東西，而值得進行直接軍事干涉，進而承擔戰爭的嚴重風險。我們認為，俄國人和中共干涉朝鮮，要冒世界大戰的風險，中國在軍事上不具備單獨進行干涉的能力。因此，蘇聯和中共不會對朝鮮進行干涉。”[60] 在軍事上，美國依然認為中國軍隊根本無法與美國軍隊作戰，所以不會出兵。麥克阿瑟在威克島會談時對杜魯門說的一席話反映了這一點：中國人“進行干涉的可能性很小。最多，他們可能派五六萬人進入朝鮮”，但是他們沒有空軍，如果南下，“那一定會遭受慘重的傷亡”。既使有俄國的飛機來支援中國的地面部隊，也不足為患，因為“俄國空軍和中國共產黨的地面部隊根本就配合不來”。麥克阿瑟還驕橫地斷言：“假如中國人要向平壤進軍，那裡將會有一場血腥的屠殺。”[61]

這時美國的狀態似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不管有什麼消息和勸告，就是沒有人相信與中國的戰爭已經迫在眉睫。人們甚至可以懷疑，是否有人有意要造成這種局面。對於麥克阿瑟來說，完全有這種可能。麥克阿瑟受命揮師北進的前提就是中國沒有出兵，也沒有將要出兵的聲明。因此，麥克阿瑟寧可相信中國不會出兵的判斷。眼看到手的全面勝利以及由此得到的榮耀，絕不能因為一些消息和傳言而成為泡影。對於杜魯門來說，到這個時候，似乎也願意接受中國不會出兵的判斷。如前所說，贏得全面勝利而結束朝鮮戰爭對於即將舉行的國會選舉中民主黨的地位關係甚大，而政府又絕不能承受一旦中國出兵而招致的判斷失誤的指責。這或許是杜魯門在美軍已經越過三八線後興師動眾跑到威克島與麥克阿瑟會晤的真實目的。儘管杜魯門本人回憶說此行的目的是向麥克阿瑟了解關於戰爭的“第一手的情報和判斷”，但參加會晤的惠特尼根據記錄認為：“凡是向麥克阿瑟提出的任何問題，華盛頓都已掌握了將軍的全部觀點。像這類事情本來只要通過華盛頓和東京之間的通訊聯繫，就可以獲得滿意的解決。”[62] 在麥克阿瑟做了中國不會出兵的十分肯定的保證之後，杜魯門感到心滿意足。中國是否真要出兵朝鮮，已經不是白宮最擔心的問題了。

如果美國政府在三八線一帶能夠冷靜下來，認真清理一下被勝利沖昏了的頭腦，對問題就會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斷，其後果也不會像實際發展的那麼糟糕。國務院的一位遠東問題專家阿列克西斯·約翰遜就比較清醒，他對周恩來10月3日凌晨的警告很重視，並向國務院建議：“我認為我們不應該把這個聲明完全看成是虛張聲勢，進一步探討保持美國的戰術海空支援‘保護傘’，而完全使用韓國部隊征服北朝鮮的可能性，是十分必要的。”布雷德利不無遺憾地感嘆道：“不幸的是，約翰遜有見解的意見未引起應有的重視。”[63]

我們做一個假設，如果美國軍隊不越過三八線，而僅僅以空軍支援南韓部隊的進攻，那麼中國軍隊很可能就不會跨過鴨綠江。或者，如果美國軍隊像英人國建議的那樣，只停留在平壤-元山一線而不再前進，那麼很可能出現的局面是中國軍隊出而不戰，兩軍在平壤-元山一線形成對峙。換個角度，我們可以同樣假設，如果作為制約因素的蘇聯或中國公開發表聲明，明確表態，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就將引發蘇聯或中國出兵援助北朝鮮，那麼，聯合國軍就很可能止步於三八線。不管怎樣，其結果都會與後來的實際狀況大不一樣。然而，狂妄驕橫的麥克阿瑟卻不顧一切地大舉向北推進，甚至違背了9月28日作戰計劃中關於美軍不進入中朝邊界的原則，聯合國軍部隊像一匹脫韁的野馬直奔鴨綠江邊。當韓國第三軍第六師飲馬鴨綠江時，中國軍隊已經開始發動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同時，中國政府正式宣布，派出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恰恰是中國軍隊的大規模介入，使美國陷入了朝鮮戰爭的泥淖而無法自拔，美國政府不得不飲下他自己釀造的這杯苦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