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毛澤東的評價很大程度集中在對文化革命功過的判斷上。啟發我對文化革命的-經濟學思考是這樣的。去年經濟史學家 Doglas North (1993年 Nobel Prize Winner)來我在的學校作了一次演講。他把中世紀歐洲的經濟史和美國十九世紀經濟史扯到了一起，得出了和自文藝復興以來主流觀點完全相反的見解。North的演講啟發我寫了一篇關於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理解中國文化革命的日記。由於日記結論和關於文化革命的主流觀點相背，且又缺乏實證數據的支持，我一直沒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公開我的想法。從經濟史的角度，日記對文化革命關於經濟制度轉換和社會結構功能的演變是這樣切入的(從歷史文化的評價當別論)：

1）中國文革前出現九十年代後官僚和新貴結合的社會勢力將會減緩或窒息中國的現代化過程。

文化革命前，中國的土地改革和統購統銷制度為中國的工業化起步提供了穩定的農業剩餘。但是﹐在中國大陸的基本工業體系沒有建成之前，如果出現類似九十年代後官僚和新貴結合的社會勢力﹐這個穩定的農業剩餘很可能象巴西和印尼一樣，被官僚﹑警察﹑軍隊和經濟貴族網織的社會勢力鯨吞很大一塊﹐阻礙或打斷發展的過程。極端情況下，中國將會象印度一樣﹐演化的上層勢力通過制度沿習完全擁有發展民族工業的珍貴農業剩餘，造成社會中窮的極窮﹐富的極富。永遠陷入三流國家而無法發展的陷阱 。

中國的實績是，土改和統購統銷一方面為中國從制度上匯聚了穩定的農業剩餘。另一方面﹐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四清運動和文化革命從城鄉兩個完全相異的社會構造里打掉了中國在工業化基礎建立之前出現鯨吞農業剩餘的寄生階層的可能。尤其是文化革命，使得中國從根本上消滅了工業基礎 建成之後出現任何權力和經濟新貴在制度上合法結合的土壤。農業剩餘有了，鯨吞農業剩餘的現代化絆腳石式的社會勢力不在。這就是中國今天成為繼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個上億人口在二十多年長時間經濟騰飛的秘密。

2）中國文革後在九十年代出現了官僚和經濟新貴結合的社會勢力，但由於經濟起飛的基礎工業體系已經建成﹐社會承受這種破壞現代化過程的能力加強。文革結速後，工業體系基本建成。鄧小平的開放政策使得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加快，社會財富急劇增加。八十年代後期﹐經濟新貴和官僚權力在社會轉型期結合起來借制度漏洞不公平地攫取新增財富。這種勢力在九十年代有加速 擴大之勢。但是﹐由於農業在工業的支持下﹐為全社會提供了穩定的糧食﹐城市發展也使絕大多數市民生活獲得改進。鯨吞新增社會財富的勢力在社會中引起動盪﹐但沒有大到足以抑制現代化進程的程度。表明工業化後出現鯨吞新增社會財富集團時﹐發展過程已走出 童年期﹐免疫能力相較前一期發展要強。

3）九十年代新貴勢力劇增﹐特別是軍隊經商﹐警察違法﹑海關走私和基層中層幹部大面積結合貪污﹐威脅中國存亡的時候﹐中國平民階層在 1950—-1980 三個十年的長足發展中已占社會的主流﹐累積了能夠打倒這批新貴的社會綜合力量。江澤民﹐李鵬﹐朱容基等制止軍隊經商等就是平民老百姓和中央地方正面力量占優勢地位的明證。如果中國沒有三反五反到文化革命等一系列全社會趨向平民化的過程﹐九十年代的反貪很可能是印尼的樣子。實際上﹐中國今天的反貪﹐比和她一個省下邊的地區差不多大的台灣還要好。同樣﹐巴西和印尼比中國大陸經濟早起飛二十年﹐他們的軍隊﹑警察和地方新貴勾結起來﹐盤根錯節﹐普通老百姓和中央的一批改革派幾乎無能力實行任何有意義的改革。兩國不僅經濟結構缺胳膊少腿﹐而且再行發展的經濟動力也不夠。

這說明﹐中國在社會基本力量的分布上﹐已經是個平民階層主導社會發展的格局。這是個現代化國家的政體﹐雖然她和西方現代化國家整體的表面構造不一樣。印尼﹐印度和巴西是傳統落後國家的政體﹐雖然她們在表面構造上和西方現代化國家的政體相同。中國土地改革到文化革命的洪爐化掉了社會中的傳統筋骨﹐使其在構造成份上達到了現代國家的比例。

文化革命是快了些﹐委屈了一批人﹐尤其是不到全社會3%的教育﹑科技﹑影視和地方鄉紳。這是它的副作用。但文化革命不僅在當時﹐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堵死了中國走回傳統社會力量分配格局的路它偏向了中國普通老百姓。

如果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是今天中國經濟長足發展的制度設計人﹐而不僅僅是開國元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