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毛泽东为何重用林彪轻视刘伯承》一文（以下简称《毛》文），诧异之余，不由另发其想。既然林彪如此神勇，为何如“解延安围”之类的“重大战役”不让林彪指挥而用刘伯承？从而平白成就白崇禧之战功？此行真可谓毛泽东“知人善任”之举？阁下对诸多历史事件有自己的看法是不错的，但对于一些比较明显的历史常识却似乎并不明晰，以至于为拔高林彪贬低刘伯承闹出类似“中共派遣12万中原野战军是为解延安之围”的大笑话。此真乃作学之态度乎？
1、刘伯承真的崇尚苏联战法而对游击战不以为然吗？
刘伯承从苏联的军事学院毕业后，回到中国后成为了我军第一位翻译科长。他借助俄文工具，系统研究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史等，开阔了军事视野。还系统研究了苏军的条例、条令、作战理论，增长了正规化军队和打现代战争的知识。这些，是刘伯承在苏区教授正规战时曾经用过的一些基本举措。然而无论是党史还是军史中，都曾记录他对于目前中国的革命状况能不能立即实施正规战，阵地战是持非支持观点的。在很多次对军事教员的授课中，刘伯承都曾明确指出：“编写战术教材的根据，是以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火器装备，红军的作战对象，文化程度，地理条件以及在发挥了数年游击动作中得到的宝贵经验”。而其编写的《步兵教程》《防敌进攻战斗教程》等等与战略战术应用有关的战斗教材资料，更是对红军数年总结之游击战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并且结合实战经验总结出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分割包围消灭敌人的一系列战法战术。为第四次反围剿的成功奠定了先决基础。而根本不像《毛》文中写得那样对游击战法有过什么“不以为然”。事实上就是在红军长征遵义会议期间，刘伯承应对李德质询“你在苏联接受过正统培训，你难道不赞成建立一支正规红军”时也曾这样回答：“同志，皮之不存，毛焉能附？”
2、第四次反围剿是林彪令局势转危为安吗？
在中共近期出版的党史、军史资料中。关于第四次反围剿有过详尽介绍。而其中真正扭转战局的决定，恰恰是刘伯承作出的不按当时中革军委执意进行南丰战役的既定战略，而改强攻南丰为佯攻，将主力调往东韶、洛口休整，寻机打援，以伏击战歼敌的战略设想。当陈诚部一纵队3个师中的罗卓英第十一师沿宜黄大道前进，李明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沿乐安山路东来时。由于中间摩罗嶂山相隔，联络不易，刘伯承遂下令命林彪聂荣榛指挥第一、三军团及第二十一军为左翼，取平行道路向北前进，迂回侧击。而命董振堂，朱瑞率第五军团、第二十二军为右翼，向西兜进击敌。这才形成了《毛》文所谓的“林彪指挥中央红军主力一举歼敌二个师”，实际上若是没有刘伯承“弃战南丰，围点打援”的当机立断，林彪哪有机会去完成指挥中央红军的壮举？更何况这次伏击战早在战前就有详细布局。是刘伯承在整体遭遇战策略之下主动寻求的战机。林彪不过是战役的具体实施者和前线指挥之一，就权限就所分军队实力来说他也不可能脱离主规划而单独行事。更何况负责这次伏击战的指挥光两路红军就各有两个（统共四个前线指挥）。怎么可能会出现“林彪指挥中央红军主力”的事情？不客气的说这种说法基本属于招摇撞骗了。（另外，《毛》文作者似乎并不太了解中国人的自谦性格，居然把刘伯承的自谦当成刘伯承用兵不如林彪的“证据”，何等幼稚？）
3、夺取泸定桥刘伯承的寸功未夺？
夺取泸定桥是红军长征中期一次很关键的战役。当时林彪杨成武率一部，刘伯承、邓华、肖华为另一部，双头并进。《毛》文认为此次机遇是偏爱刘伯承的，但实际刘伯承和林彪各自要面对的是哪样的困难《毛》文作者似乎并不清楚。林彪所部沿岸，是红军主力停留的一边，西南沿岸蒋军尚未觉察出红军意图，仍按原定计划在安顺场一带集结。主要精力是放在主力红军一边，一路只有零星岗卡，且大多数是尾随而来的黔、贵杂牌军，毫无战斗力。而刘伯承所在东北沿岸，是由精锐川军布防，更加蒋军嫡系设卡的强战斗力军事集团。且属下红军人数本就稀少。还要防止敌人三面合围的危险。即便如此，刘伯承依然率右纵队于第三天奔袭泸定城，并在泸定桥侧面展开破袭战，迫使守桥之敌第三十八团团长无心恋战，在与红军夺桥突击队战了不到1个小时就匆匆率部向天全逃走。如果不是刘伯承及时在泸定桥侧翼打响。护桥守军再怎么不济，机关枪扫下22个突击队员不是跟吹灰一般简单？能在仅仅打死3个突击队员之后就匆匆放火烧桥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搞个普通的军事辩论还差不多，真要用这种态度来做学就很危险了。
4、抗战期间，115师129师谁的功勋大？
平型关战役一直是林派津津乐道的“重大战役”。此战应该说印证了林彪无敌的观点，但实际上平型关战役究竟为什么能赢，赢得战绩又是多少，《毛》文作者却似乎一直避而不谈。实际上，平型关战役之所以能取胜，与当时的外部内部环境都有利于八路军很有关系。抗战前期，国民党许多军阀暂时停止彼此争斗一致对外。并且在河北山东等地与八路军遥相呼应。阎锡山的军队的抗战，给予八路军相当难得的歼敌良机，林彪能够指挥八路军赢得平型关，很大程度上是诸多机会汇集在一起的结果，在加上当时日寇自满轻敌，疏忽大意，平白让林彪设了个口袋拣了个便宜。即便如此平型关战役依然没有全胜，相当一部分日军最终突围。而八路军自身损失也不小。事后日军规避不出，115师大的战绩就很难再有突破。而反观129师，尽管参战时已经是日寇吃了苦头，压缩兵力不再冒进的时期。却依然能打出“夜袭阳明堡机场”这样的漂亮仗，炸毁敌机数十架。神头岭设伏兵，打潞城诱敌出援，同样歼敌千余名。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亘村边疆两次设伏，再使日军多送上百余条性命。这些战役都是实实在在的，而且都是在四面孤立无援的景况下完成的。就其指挥难度来说远远超过平型关。平型关战役之所以出名，并非因为指挥它的领导是林彪，而是因为它是自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胜罢了。当时的中国人拍手称快的也只是战斗的胜利，而并非什么指挥的艺术。对林帅的辉煌大加渲染，却提出一个所谓的“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来有意回避、抹杀刘帅的战绩。这是公正的评判原则么？林彪在整个军事指挥生涯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远比刘伯承多。这是否就说明林帅的指挥能力不如刘帅？
5、毛泽东命刘伯承率13万人马挺进中原是为了解延安之围？
《毛》文作者为了突出林帅的绝对英明以及刘帅的相对平庸，又不惜弄出一个所谓的“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命刘伯承率13万人马挺进中原，以解延安之围，哪知刘邓大军在中原自身难保，被白崇禧逼困在大别山，人马损失近一半，辎重也几乎丢失干净。”的基调为论据。宣扬林帅与刘帅的“距离”。但真正了解党史的朋友都清楚，国民党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的时间是1947年1月，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弃守延安的时间是1947年2月，之后不到一月延安已经易手，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时间却是在1947年8~9月间，中央欲“解延安之围”，却在延安陷落5个月后才命令刘邓出击大别山，大家不觉得很滑稽吗？刘邓大军究竟去大别山干什么，《毛》文作者似乎一点也不知道。不妨看看正规战史中是怎样写的吧——
“千里跃进大别山应该说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当时解放军尚处劣势，第二野战军离开根据地挺进鲁豫已经处在虎狼夹击之中。为了掩盖真实的用兵企图，刘伯承指挥军队作出许多“示假”举动，把敌人引入迷途。刘伯承首先指挥军队打了鲁西南战役，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夺陇海，于是调兵防守；随后，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攻，造成北进回归根据地之势，蒋介石立即调三十个旅分五路开进郓城、巨野。然而，刘邓大军的行动方向却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进，完全打无后方战役，到此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在不能渡的情况下被迫南窜。只有到了刘邓大军渡过涡河、沙河、黄泛区之时，蒋军才明白了我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如同在敌人的腹部楔进了一支钢钉，使蒋军随时都深感不安。这一举措牵制了蒋军南线兵力的一百六十个旅中的九十个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设下伏笔。”
刘伯承善用哀兵，善于在流动中设伏作战，他带兵打仗注重的是灵活机动，吸引牵制敌人，在不断地运动中寻找机会消灭对手。因此，在中共军事历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刘伯承所属的部队，往往被安置在最艰难，最困苦，敌人势力最强，最容易被敌军围堵，且军需粮草装备弹药供应最缺乏的地区。却依然能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白崇禧围刘伯承在大别山不假，但不要忘记白崇禧是用了多少倍于刘邓的军队才围住了一个仅仅12万人的中共偏师。相对而言，林彪在东北的情形能和这种艰苦环境相比么？即便东北不是林彪，换成谁又不能把最靠近苏联，用大量日式装备武装，且又得10万东北抗联生力军的四野建成人马众多、装备精良、战略战术精湛、士气高昂、战力强大、运动神速的军队呢？你让林彪去大别山建设一个试试？他能干的比刘伯承好么？将才是要在危难中才显示得出来的，而刘伯承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在全国战役的最前沿，面对的都是蒋介石的王牌军，嫡系队。在这种景况下谁又敢说能比刘帅干的更好？看问题一定要全面。不能指到哪儿打哪儿，那样除了平白落人笑柄，无法证明任何东西。
6、三大战役谁为上？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对于中国革命史的意义是伟大的，有关这三大战役谁为老大的争议也由来已久。在这里，笔者无意否认辽沈、平津的伟大功绩。但是对于淮海战役，就希望一些人的了解不要仅仅停留在一场战役的结果上。而是要从多角度理解它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影响和作用——
“……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从11月23日开始，经过18天激战，分别在双堆集和陈官庄包围了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并拟对黄维兵团发起最后的总攻。陈毅打电话给粟裕，高兴地说：“我们这里正在收拾黄维这个冤家。你们北边要把杜聿明抓住，南边要把李（延年）、刘（汝明）看好。”刘伯承将此形象地比喻为‘吃一个（黄维兵团），挟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兵团）。’
整个淮海战役历时66天，解放军以伤亡13.4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军5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共计55.5万余人，其中包括国军“王牌军”第5军和第18军，“五大主力”至此全部覆没（新1军、新6军在东北被歼灭，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被歼灭）。此后，共产党控制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及上海、武汉等城市已处于解放军的兵锋之下。
淮海战役，解放军在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均处劣势，但解放军统帅部表现了高超的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艺术，果断决策，精心谋划，迅速判明敌情，最终以60万装备落后的兵力战胜了80万装备精良的国军，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国军统帅部则在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上失误，犹豫不决，不明敌情，朝令夕改，如邱清泉所说的“国防部混蛋，老头子糊涂。”最终导致了军事上的惨败。
远在千里之外的斯大林听闻解放军淮海大胜的消息后，曾在记事本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后来，斯大林又对即将出任驻华大使的尤金说：‘淮海战役打得好，是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这个战役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淮海战役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端掉了敌人几十万人，占领了几十个城市，更重要的在于它的胜利完全瓦解了国民党继续在北方经营的信心和意志，辽沈、平津战役，国民党完全是被迫应战，主动权一向操在共产党手中，但国民党所称“徐蚌会战”的淮海战役却是经过国民政府国防部精心布置的。国民党也欲在此战取胜挽回大局。所以才有了三大战役中唯一一次“解放军在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均处劣势”的情形，但即便如此却仍取得辉煌胜利。难道还不能说明刘伯承运筹帷幄之高明么？至于傅作义，要不是刘伯承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先堵绝了其南逃的退路。林彪有时间进行他的战略布局么？
刘伯承用兵以儒雅犀利著称，被毛泽东誉为有“古将之风”。甚至被称作中共军神，不是没有道理。打仗自然不能指望每次都有好机会。但一旦身陷不好的机会，能够沉着镇定地扭转乾坤，最终改写机会的善恶，在我看来才是真正有名将风范的典型。刘伯承与经常在顺境中取战功的林彪不同，他一生作战总在临危中受命，却每每通过其胆大心细的治戎风范、略胜孙吴的雄才大略，一次一次把不利的因素转化为有利的因素，并最终令友军振奋，敌军丧胆。他受过正规军事培训，却从不死啃军事书本，而是在创意下解决问题，在流动中寻找时机。并力图将之系统化，正规化，建国后，他主动请缨去创办中国现代军事院校，用正规化的要求去建设新的人民军队，他所想到的并非在于维护个人的军神位置。而是广教育人，让所有有志于投身中国军事现代化事业的年轻一辈都有成为新时代林彪、刘伯承的机会与可能。这种深谋远见，要比打下对方几个城池，消灭对手几支军队给新中国带来的益处更大，更明显。而谈到刘伯承个人的素质，则更是为众多军事将领传为佳话——朱德称赞道：“刻苦学习，学而不厌。”陈毅元帅则称赞说：“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感慨地称：“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与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谛鹤立鸡群。”甚至会有诸如“败在刘伯承手下，值！我服！”的感慨，不为现代军事史之奇迹者也？
刘伯承运兵作战的能力只在林彪之上，不在林彪之下。之所以相对于建国后凤光无限的林彪显得有些低调，其主要原因更多是因为其身体状况一直不是特别好。尤其是眼部手术的影响导致其经常会有轻微的神经末梢失控等外伤型病痛。就主抓军队改造建设工作等方面不如身强体健的林彪那样得心应手。因此在建国后，刘伯承基本上从事文职一类工作，渐渐淡出了中国现代军事舞台。然而这同样无法抹杀刘帅身为一流用兵家的地位和名誉。文革期间呼喊“打倒彭德怀”的林彪何等傲慢猖狂，却也不敢在刘伯承面前过于放肆。就是因为他知道彭德怀是威望盖过军功，而刘伯承却是军功胜于威望！真正斗兵法他有信心战胜彭德怀，但却绝非是刘伯承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