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作为现代国家，实在肇自南京国民政府；
第二，中国今天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维持除了外蒙古以外的晚清版图，南京政府的十年努力，功不可没。
前些天阅读十九世纪末美国《大西洋月刊》旧文，洋洋洒洒，讨论在中国行将四分五裂的前景下，如何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令人觉得百年后中国尚为统一国家，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国之一，几乎是个奇迹，也不得不承认其中蒋介石也有一份功劳。
关于南京政府的“十年建国”，有不少外文特别是英文研究资料，笔者不拟详述。就第一点“现代国家”讲，可以举出公共教育的推广，“中央研究院”的建立，甚至首次汉字简化的努力。针对改革“丑陋性”的则有全国运动会和为之建造的南京五台山和上海江湾等大型现代化体育场。自东北沦陷后，每届全运会均由“东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加上热河，称为陷倭东北四省）”运动员率先入场，自蒋介石起所有大员肃静起立，以切记“国耻”，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当年也承继的是一副“烂摊子”。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却承担历届北京政府累积的六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外债。而且当时中国只是表面上的统一，南京政府控制的国家资源极其有限，而且必须将其大量花费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军阀混战”之中。即便如此，中国的“综合国力”在这短短十年中仍出现长足的进步，对中日冲突产生极大的影响。
“九·一八”之后的“淞沪抗战”，是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心腹地区的直接军事试探。蒋介石不得不把全国最精锐的两师德械德训军队即八十七、八十八师组成第五军投入作战。据张治中回忆，甚至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后身）教导团也受调参战。据一位美国历史学者调查，当时仅剩的另一德械师（404师）也受命急赴汉口，包围日本租界。蒋介石的确是拼上了全部老本，政府迁都洛阳，他本人则留守南京，以示斗志。正唯如此，淞沪战争的两个重要结果是：
第一，它证明现代装备和现代训练的中国军队可以抗衡对等的日本军队，并且获得胜利。
第二，日本从此不敢再以“京沪杭地区”为直接进攻目标。
在此前后，国民党在东南沿海的“基本建设”也极为可观：“京杭国道”的开通，浙皖公路和闽浙公路等公路网的建设，在抗战前夕抢建苏（州）－嘉（兴）铁路、钱塘江大桥和浙赣铁路（未完成）等等。可以说直到七十年代，江浙一带的交通网基本是“十年建国”的底子，笔者也因此得以某次到旧沪杭公路上，戴笠手下刺杀《申报》老板史量才之处凭吊。铁路界朋友告诉笔者，文革期间修建杭－湖（州）铁路，基本按照当年“京杭铁路”的勘探设计，甚至利用部份完成的路基。
在经济上，抗战前夕的桐油、茶叶、蚕丝等总产量记录直到五十年代后期甚至六十年代方被超过。金融方面成就更堪回顾：自1935年底发行法币，建立公债债券的威信，同时积极清偿外债。到抗战前夕，已经偿还百分之九十外债。中国债券在伦敦市场节节上扬，价格超过日本的债券，这是李登辉政权以及其他台独派系所不愿面对的史实。法币本来是为了对付英、日、美货币在大萧条期间相继贬值，以及美国以高价抢购中国百姓白银等等事件的武器，威信建立以后，行使地方钞票的省份也纷纷改用法币。可以毫不夸张说，法币制度是中日战争的充要条件，迅速发展的法币构成中国统一的基础，没有法币，抗战军费便无由筹措。
在亚洲政治上，南京政府的长远策略之一是朝鲜复国，在中国成立的朝鲜临时政府受到南京直接资助和保护。1932年直接策划朝鲜义士尹奉吉炸死炸伤日本在沪最高军政大员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首脑金九，全靠中国军警的全面保护才逃脱日本的报复。事后蒋介石在南京密会金九，指出暗杀并非长策，从此中国开始大批训练包括飞行员在内的朝鲜军事干部。这些举动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效果，今天竟然成为北京对韩外交的历史资本，继续影响未来的东亚地缘政治。
经济力量的增长自然导致军力的增长，从淞沪战争结束到卢沟桥事变，南京政府的德械军队从三万激增至八万。按照当时的军备发展速度，这数字可望在两三年内达到二十万以上。根据八一三“京沪抗战”功亏一篑的结局，以及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战绩推算，二十万德械军队至少可以确保“京沪杭”地区。事实上直到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仍然没有直接进攻上海的胃口（见后）。只要京沪杭不失，中日战争的局面就完全改观。
在军备方面，根据Princeton大学出版的一项研究，中国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完成了轻武器装备自给。在空军力量上，居然有洋人认为在抗战开始时，双方几乎力均势敌。日本历史上损失的第一艘现代战舰和中国空军轰炸台湾（新竹、台北），武汉上空大量歼灭日机等都是这一力量的体现。这里固然有一个补给问题，但是至少说明再牵延若干时日，日本要占领中国东南沿海的巨大代价。
国民党当时的另一重大资源是在南洋。华人社区在经济上的成功造成教育相对发达，东南亚因此可以说是比中国本土更早普及“国语”的地区，原来四分五裂的海外华人社区因此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统一，并且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坚。华人子弟几乎毫无例外上华语学校，而几乎所有华语学校都在国民党的实际控制之下。这不仅对中国本土提供大量财力人力，也可能成为破坏德日结盟的外交武器──能够真正长远损害英国在远东利益的是当地的中国民族主义。从九一八起，到英、澳军向日本投降为止，国民党与英国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进行长达十年的恶斗，详情有待整理，其中惊心动魄的情况,可以从英国二战期间向加、澳、南非、新西兰（即临时排除了爱尔兰的英联邦）四国发出的丑诋中国的秘密文件窥见，甚至到了战后的1962年，以操“南洋国语”为主的马来亚共产党败局已成，美、英论客对作为南洋民族主义温床的新加坡“中正中学（英语称蒋介石中学，沿用至今）”还是耿耿于怀，Robert S. Elegant 的 《龙种》便是一例。
南京政府的效率直到抗战初年还非常显著。例如“京沪杭”的空袭预警系统：1937年八月中旬，日本空军在五天之内三次大规模轰炸南京，中国空军居然击落其中54架，预警系统起了很大作用。“京沪杭”沦陷之后，江浙一带的空警仍极其有效。一位当事的老先生回忆，由于沦陷区的特工系统，各地对日军的主要空袭行动，至少有一两天的预警，令人感慨的是：当局的首要任务，便是及时疏散中小学师生。
再以大专院校疏散为例：抗战前夕，全国有院校一百零八所，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未经迁移而在原址授课的，只有新疆省的新疆学院。许多一再搬迁。例如浙江大学先由杭州迁到建德，再迁江西吉安，三迁至泰和，四迁至广西宜山，最后迁到贵州，师生员工“遵义会师”，“长征”使命方告完成。又如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先由广州迁至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七迁回至连县，八迁罗定。天津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图书仪器被劫，北大、清华校舍则沦为日本军营。北大文学院地下室更成为虐待“支那人”的地狱，清华也变成日本妓院、酒吧、马房。三校师生初迁长沙，再迁云南蒙自、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其中部份师生由湖南经贵州步行至昆明，费时六十八天，历尽艰辛，终于复课。其他院校迁移后方的实例同样感人。
东南沿海沦陷后，香港成为连接海外的重要据点。以白修德（Theodore H.White）为主要作者的《Thunder Out of China》就描述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派港人员的忠诚，一旦公务完毕，毫无例外地冒著被日军袭击丧生的危险，离开珍珠港事变之前的“安乐天堂”香港，回到朝不虑夕的重庆。珍珠港事变后，重庆政府交通部驻港人员全部被日军枪杀，无一投降。中国驻菲律宾的八位外交官，从美国Princeton大学博士到外交部老首长的年仅二十二岁幺儿，也因坚不屈膝投降，被日本违背国际公约，尽数杀害。
南京政府另一项意义深远的成功是其回族政策。无庸讳言，满清对回族长期歧视，甚至到所谓“同（治）光（绪）中兴”，仍出现许多迫害回族的“恶性事件”。而南京政府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赢得绝大部份回族对中国的认同和忠诚。这一点对中国统一的贡献至大。例如对中国各种内部矛盾，从国共、满蒙及至西藏，日本无不利用尽致，可是对回族却始终乏术。更重要的是甘肃青海一带的回族马氏势力对中国始终忠诚不二。在白崇禧（字健生，阿拉伯名乌默尔，意义与“崇禧、健生”吻合，天衣无缝）的细致工作下，马氏兄弟和回族对英国策划的“藏独”运动的致命障碍，从今天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著作里还可以经常品味。
中国军事实力上升的最好证明是上海抗战。由于种种原因，今天大部份人并不注意八一三是中国的主动。德国顾问团领导、总顾问 Falkenhausen将军的传记和其他资料清楚表明蒋介石选择上海为与日本军事摊牌的地点。当时英国从上海发出的情报报告以及日裔学者入江昭在《剑桥中国史》都明确说明日方对中国的进攻措手不及。一个颇有些历史后果的小插曲是中国空军在日租界炸死了现代美国亲日游说势力的“教父”赖世和 Reischauer的兄长。
笨拙的政治手段和欠佳的政治运气，再加上日本唯恐中国复兴，急不及待，使得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已经没有内部政治回旋余地，中日战争遂无可避免。“京沪抗战”功亏一篑，说明中国即将达到可以抗衡日本的“临界点”。
毫无疑问，在抗战之前十年中，日本的实力始终强于中国，然而关键是中国实力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日本。时间越长，双方的实力对比对日本越不利。法国学者Jean Escarra断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对日本来说，已经晚了两年，对中国而言，却早了两年，故此旷日持久，僵持不下，真是一针见血的精辟之论。
总之，日本当时对中国军事野心的代价正在迅速增加（抗战的实际历史也证明这一点），相比的是英、荷等“老牌殖民主义”在南洋的实力日益衰弱。假以时日，缺乏自然资源的日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其战略主次。和苏联交手的经历，充份说明日本“吃软不吃硬”。
在国际上，随著实力的增长，中国将成为在远东抗衡日本正式盟国──英国的重要力量，这将使得德国慎重考虑在中日之间的选择。等到德苏矛盾爆发，中国更将成为两国争盟的对象。Escarra已经预言，只要再有两年，中国就可以独力击退日本的全面进攻。中国如果掌握时间主动，等到欧洲战争爆发，不难在德、苏、美之中择盟，击败日本。
总之，如果蒋介石有足够的政治能力或运气，将中日战争再拖延两三年，今天亚洲的政治局面将会完全不一样。某些细节固难拟测，但是下列要点可以大致肯定：
中国不仅是联合国安理会有否决权的大国，更是全亚洲独一无二的当然领袖；
苏联被迫交还外蒙古（包括唐努乌粱海）；
英国被迫撤出印度次大陆、马来亚和西藏、香港；
台湾（包括钓鱼台列岛）回归；
朝鲜复国并保持统一，琉球复国；
在南洋出现一个包含马来亚、新加坡和北婆罗洲的中文为主国家；
在东南亚其他地区出现许多如今日新加坡那样的独立中文城邦国；等等。
“一失足成千古恨”，蒋介石的政治失败，使他本人丧失了成为中国凯末尔的机会。可是在历史长河中，这无非是一瞬之事。具体细节固然难以再演，历史大势依然照旧。天道周星、六十甲子之后，中国又出现了与抗战前夕极为相似的局面：
政府主导的资本主义（或曰市场）经济；
以东南沿海和海外华人作为内陆发展的先导和资本；等等。
在这些条件下，“丑陋的中国人”胼手胝足，使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在过去二十年中出现惊人的增长。同样不出意外，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消长也和抗战前夕的局面极为相似。美国被迫调整地缘战略之外，《华盛顿邮报》在江泽民访日时尖锐指出，在“道歉”闹剧幕后，是日本对中国复兴、超过日本的深刻恐惧。
六十年之后的重要区别是，北京政府面临的外部压力危机远远小于当年南京政府，而北京的国际外交军事实力则远过之。只要能够实现政治上的“软著陆”，“丑陋的中国人”应该不会再错过因为抗战而失之交臂的历史机会，而日本这个东亚的“逆子”（朝鲜李朝宣祖语：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最终将不得不按照“文明冲突”论客亨廷顿的预言，被迫“改邪归正”，重新成为华夏文明的附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