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毛澤東語出驚人：“台灣還是蔣介石當‘總統’好”；“台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裡，不能落到美國人手裡”。

　　在中國現代史上，蔣介石是一位極為複雜的重要人物。他統治中國大陸20餘年的功過是非已有公論，但他退踞台灣後的施政內幕還鮮為人知，特別是他關於“一個中國”問題的所做所為，人們知之更少。

　　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拋出“台灣地位未定論”，台灣當局聲明：“台灣系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乃為各自所公認”；“聯合國無權討論台灣問題”。

1949年隨着國民黨在大陸的軍事慘敗，蔣介石集團逃到了台灣。國民黨退踞台灣之初，政治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它長期依賴的美國，出於對自身戰略利益的考慮，對國民黨蔣介石已失去了信心，推行“等待塵埃落定，任其自生自滅”的棄蔣政策，使國民党進入了“外交上最黯淡的一個時期”。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政府在反覆權衡利害後選擇了繼續“扶蔣反共”的政策。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聲稱“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考慮”。同日，杜魯門下令美國的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以武力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進攻台灣。“6.27”聲明，使台灣得到美國武力的保護，這對於陷入絕境的台灣當局，猶如打了一劑強心針。而對於美國提出的“台灣地位未定論”，不僅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進行了強烈譴責，蔣介石也並未因有求於美國而隨聲附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對美國的分裂圖謀進行了抵制。

6月27日當晚，美國政府向台灣當局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主要內容包括：美國第七艦隊“已奉命阻止大陸攻台”，蔣軍應停止出動海空力量攻擊大陸。美國政府的備忘錄體現了妄圖策劃兩岸分裂的陰謀。對此，台灣“外長”葉公超奉蔣介石之命發表聲明，接受美國關於防衛台灣計劃的原則，但對備忘錄持有保留態度，並做出如下幾點聲明：1.在對日和約簽訂前，美國政府對於台灣之保衛，自可與“中國政府”共同負擔責任；2.台灣系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乃為各自所公認。美國政府在其備忘錄中的上項提議，並不影響“中國政府”對台灣之主權或開羅會議關於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3.台灣當局“接受此項建議”，並不影響“中國政府”領土完整之立場。這表明台灣當局既依賴於美國，乞求美國的武力保護，但又不完全依附於美國的態度。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當年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失去了台灣，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又給了中國收回台灣的機會，蔣介石的確抓住了這次難得的歷史性機會。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首腦蔣介石、羅斯福、邱吉爾在開羅舉行會晤，商議戰後有關問題。開羅會議的一項內容涉及到日本戰敗後台灣的歸屬問題。蔣介石在會議期間據理力爭，堅持要收回台灣。在當時羅斯福眼裡，支撐中國抗戰局面的，除了美國人就是蔣介石了。由於美國還需要蔣介石的抗戰拖住日本，所以對蔣介石提出的收回台灣的正當要求，羅斯福就無法拒絕了。於是，中、美、英三大國就戰後的台灣歸屬問題終於達成協議。1943年11月26日，三大國發表了《開羅宣言》，其中明確規定：三大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占領的一切島嶼，迫使日本所竊取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歸還中國。蔣介石後來在60年代曾說過：“我最恨的是日本人，因為當年他們把我們的東北和台灣都搶走了，還使我落了個賣國的名聲。”這樣，開羅會議為中國戰後收復台灣確定了基調，也就是說，《開羅宣言》已明確了台灣歸屬中國的地位，台灣根本不存在“地位未定”之說。

　　但是，美國政府此時已不顧歷史事實和自己的承諾。1950年9月20日，美國向聯合國大會提出關於台灣地位的“福摩薩問題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聯大上“要求把台灣問題作為一件具有特別及迫切重要性問題列入議程”，正式向聯合國提出了所謂的“台灣地位未定論”。美國政府的這一舉動也立即遭到台灣當局的反對，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指出：這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聲明“聯合國無權討論台灣問題”。

　　在中國政府及台灣當局的共同強烈反對下，在國際正義力量的支持下，美國企圖以“台灣地位未定論”來分裂中國的陰謀終於沒有得逞。

　　第一次台海危機，美國欲使“台灣問題國際化”，蔣介石申言“‘漢賊不兩立’，為中國人立身報國的基本立場”

　　朝鮮戰爭爆發之後，美國與台灣當局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聯繫日益加強，美台關係進入了所謂的“蜜月”時期。1953年1月，艾森豪威爾出任新一屆美國總統，他任命了堅決反共的杜勒斯為國務卿，出於從遏制共產主義發展的戰略出發，美國政府決定進一步密切美台關係。1954年上半年，美台開始磋商簽訂旨在針對中國大陸的《共同防禦條約》，但因對條約的適用範圍產生分歧，一時還未達成協議。在獲悉這一消息後，為表明解放台灣的堅定立場，毛澤東當即做出決策，由中國政府對外宣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決定從1954年9月3日起，對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實行“懲罰性打擊”，第一次台海危機隨之爆發。

　　同年12月，美台雙方在華盛頓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台海危機使美國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儘管美國圖謀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但自知作賊心虛，因為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從未脫離過中國的管轄範圍，美國若為此捲入一場中美戰爭，將付出極大的代價，在國際輿論上也會孤立無援。美國權衡利弊，為避免中美開戰，艾森豪威爾希望蔣介石能主動放棄沿海島嶼，這樣也給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計劃掃除了一大障礙。

　　1955年1月28日，美國策動新西蘭出面，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討論台灣海峽“停火問題”，目的是通過聯合國安排海峽兩岸停火，使台灣問題國際化。台灣當局雖然迫於美國的壓力，同意了新西蘭的提案，但對美國企圖使“台灣問題國際化”是持反對態度的。2月8日，針對美國策劃“台灣問題國際化”的活動，蔣介石申言“決不放棄收復大陸的神聖責任”，指責所謂“台灣海峽停火”的提議，駁斥“兩個中國”的謬論，強調“大陸、台灣皆為我中華民族領土，不容割裂”。2月14日，蔣介石答中外記者時說：“在四千餘年的中國歷史上，雖間有賣國賊勾結敵寇叛亂之事，但中華民族不久終歸於一統。‘漢賊不兩立’，為中國人立身報國的基本立場。

　　鑑於美國插手台灣事務，台灣問題出現複雜化、國際化的形勢，毛澤東及時調整了對美台的政策，決定通過談判緩和台灣海峽的局勢。1956年1月30日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了“力爭和平解放台灣”的新方針。3月16日，周恩來在會見即將赴台的有關人士時請他們傳話給蔣介石：“我們從來沒有把和談的門關死，任何和談的機會我們都歡迎。我們是主張和談的，既然我們說和談，我們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只要他贊成和談。”周恩來還說：“蔣還在台灣，槍也在他手裡，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灣歸還祖國，成為祖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和尊重。”同年10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明確表示：“台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來可以秘密來。”台灣回歸祖國以後，“一切可以照舊”，“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毛澤東還說可派代表回來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就這個問題，周恩來還對蔣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做了具體說明。

　　不久，中美兩國也進行了秘密接觸，舉行了大使級談判。在談判中，我方表明了“一個中國”的嚴正立場，拒絕美國關於“台灣海峽停火”等建議，堅持美國艦隊及其他武裝力量退出台灣。在海峽兩岸的共同努力下，台灣海峽局勢開始有所緩和，美國企圖使“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圖謀被挫敗。

　　第二次台海危機，杜勒斯策劃“劃峽而治”，蔣介石不屑一顧：“那只是片面的聲明”，“沒有任何義務來遵守它。”

　　由於國民黨軍隊不斷在大陸沿海島嶼騷擾和破壞，也為了配合中東地區反美侵略鬥爭，1958年8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大小金門實行猛烈的炮擊，第二次台海危機從此爆發。

　　金門炮戰打響之初，美國第七艦隊決定為國民黨軍護航，在台灣海峽推行戰爭“邊緣政策”，對大陸意在“不戰而屈人之兵”。當時解放軍福建前線指揮員請示打不打美國軍艦？毛澤東當即命令：開炮當美艦護衛着“國軍”運輸船隊還沒到料羅灣，解放軍頭一輪炮火打過去，美艦便立刻調頭逃跑，根本顧不得“國軍”了，美國“紙老虎”原形畢露。隨後，美國政府立即宣布《共同防禦條約》不包括金門、馬祖，逼壓蔣介石放棄。美軍高層人士分析認為，從軍事上講，金馬遠離台灣島，必須重兵防衛。一旦共軍動手，海上運輸線立即切斷，此實乃兵法所謂之死地。從政治上講，若台灣想“獨立”，金馬歷來為福建屬地，與大陸近在咫尺，眼睛看得見，大炮夠得着，正所謂“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槍炮“走火”，便可引發大戰。中共若進攻金馬，收復失地，名正言順，國際輿論無可非議。此時台灣若出兵增援，則正好授人以柄；若坐看金馬陷落，則民心士氣盡失。有鑑於此，美國艦隊如繼續推行其冒險行動，則有可能在台灣海峽“摩擦走火”，於是美國政府遂決定改戰爭“邊緣”政策為“脫身”政策，而“脫身”政策與其蓄謀已久的“劃峽而治”的險惡用心又是聯繫在一起的。9月30日，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示，美國認為蔣介石把為數眾多的部隊布置在金門、馬祖是相當愚蠢的。他放出風說，如果中國願意在台灣海峽地區停火，美國可勸說蔣介石撤出金馬。顯然，美國政府企圖以拋出金馬來換取中國大陸讓步。以分割台灣與大陸的最後一點聯繫，在台灣海峽劃出一條永久停火線，從而達到“劃峽而治”分裂中國的目的。

　　對台灣當局來說，金馬在軍事上所處的不利地位，蔣介石當然是一清二楚的，但美艦的“臨陣脫逃”，使蔣介石感到美國佬並不可靠，並且他看穿了美國政府“劃峽而治”的真實意圖。10月1日，他對美聯社記者說，金馬等沿海島嶼是台灣的屏障，也是遠東的前哨據點，金門防線地位的重要性沒有改變。針對杜勒斯9月30日的講話，蔣介石深表不滿，並顯得不屑一顧：“假如杜勒斯先生真的說了那句話，那只是片面的聲明”，“沒有任何義務來遵守它”。在台灣當局的默許下，台北多家報刊紛紛抨擊杜勒斯“背信棄義”、“不懷好意”，台灣“外長”黃少谷則指責杜勒斯為“國際政客”。一時間，杜勒斯這個台灣當局的“老朋友”被罵得狗血噴頭。

　　與此同時，毛澤東更是以高瞻遠矚的戰略家眼光，敏銳地覺察出了美國“劃峽而治”的陰謀，指出台灣當局若放棄金馬，勢必造成台灣與大陸相隔得更遠，擴大台灣與祖國分裂的狀態，將更為不利於統一祖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毛澤東決定調整對台政策，將金馬留給蔣軍駐守，以作為牽制蔣介石的繩索。隨後，金門炮戰變成了長期化，單日打，雙日不打，逢年過節宣布放假，停止炮擊，使兩岸緊張局勢走向了緩和。金門炮戰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實際上打的是“政治仗”，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在解決台灣問題上的高超的戰略思想和策略藝術。

　　蔣介石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在很大程度上與毛澤東達到了“共鳴”，並受到了毛澤東的讚許。1959年2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語出驚人：“台灣還是蔣介石當‘總統’好”。因為他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的立場是“不含糊”的。同年12月14日，周恩來在接見首批被特赦的杜聿明等11名國民黨戰犯時說：“民族立場很重要，我們對蔣介石還留有餘地，就是因為他在民族問題上對美帝國主義還鬧點彆扭，他也反對託管，反對搞兩個中國”。

　　1960年初，美國對華政策有所變化，一方面繼續從政治、經濟方面壓迫台灣蔣介石當局，意圖藉此打開缺口，推行“劃峽而治”的分裂政策，另一方面設法增加與中國大陸的接觸，尋找新的折衷方案。美國種種只顧自身利益的所作所為加深了美蔣之間的矛盾，給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創造了有利時機。

　　同年5月2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特別強調：“台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裡，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毛澤東的這句話被會議確定為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工作的總方針。毛澤東說：“對於蔣介石，我們可以等待，解放台灣的任務不一定要我們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逐步地創造些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辦了。”隨後，周恩來提出了頗為寬鬆的四點具體意見：一是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均委於蔣；二是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系由中央撥付；三是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一俟條件成熟並徵得蔣之同意後進行；四是互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事。周恩來還請有關人士將“奉化廬墓依然，溪口花草無恙”的照片寄給蔣介石，指示統戰部門安排住在上海的蔣介石的內兄做政協委員，並要求他們照顧好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親屬。

　　毛澤東、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所表達的和談誠意和提出的一系列對台方針、政策，對台灣當局和蔣介石產生了深遠影響。儘管蔣介石一直在高唱“反共復國”的調子，但他多次明確地表示：“只要一息尚存，決不接受兩個中國”。可以說，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美國“兩個中國”政策的問題上，共產黨與國民黨、毛澤東與蔣介石是不謀而合地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