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式“民主”的各种弊病，其实并不新鲜，就连《华盛顿邮报》也曾报道过台湾广泛的黑金政治和贿选现象。最新的总统选举，表明台湾的民主已经深度“厚黑化”，尤其是选举前夕的枪击疑案，以及陈水扁信誓旦旦否认“阴谋”，更凸显了台湾民主的厚黑程度。

　　当然，台湾并没有厚黑学的专利，也不是世上唯一实行厚黑式民主的地方。盖民主制度固然优于专制制度，但因权之所系，在世界各地都能引发各种肮脏伎俩，以求一逞。问题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厚黑手段难免引起意料不及的厚黑结果。从这一角度，台湾的三二○总统选举并非吉兆。

舞弊活动由旁人在幕后操作

　　可以举远近两个先例。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肯尼迪险胜尼逊，是典型的“厚黑”手段。肯尼迪的胜利全靠伊利诺和得克萨斯两州民主党基层组织机器大肆作弊，特别是在关键的伊利诺州的关键城市芝加哥，民主党启用了大量死人投票，使得不少选区的“注册选民”数目居然超出实际活人人数。为此肯尼迪的老父亲自出马，直接动用了伊利诺州和芝加哥的黑社会势力，以“确保”肯尼迪在该州的关键性胜利。

　　这些舞弊活动自然都是旁人在幕后操作，保证了肯尼迪本人“绝不知情”，可以否认任何“阴谋”。肯尼迪上台后，为了扫除和黑社会势力有瓜葛的嫌疑（按肯尼迪家族所属的天主教爱尔兰裔，历史上长期被美国新教徒排除在主流政治之外，因而曾经是美国黑社会的中坚之一），其弟罗伯特肯尼迪出任司法部长，对若干黑社会头目穷追猛打，引起黑社会中普遍指责肯尼迪“忘恩负义”。肯尼迪总统后来被刺身亡，尽管有各种“阴谋理论”，黑社会势力卷入其中，是证据确凿的事实。

　　再便是北约轰炸之后，南斯拉夫2000年的总统选举以及随后的骚乱，米洛舍维奇因之黯然下台，固然咎由自取，反对力量的手段也绝非光明磊落，特别是数千万美元的外来“助选”经费，从华盛顿由各种地下渠道输入南斯拉夫，在当时一贫如洗的南国社会中所向披靡，严重动摇了米洛舍维奇的社会基础，成为反对力量获胜的真正关键。这场戏中运筹帷幄的最重要人物是金吉奇，他先推出名气大得多的科什图尼察击败米洛舍维奇，然后再架空排挤科什图尼察，自己出任实权在握的塞尔维亚总理，其手段称得上残酷无情。去年3月12日，这位塞尔维亚厚黑总理遇刺身亡，可谓“求仁而得仁”也。

　　所以这次台湾总统选举前夕的黑枪，不仅在最后关头逆转了绿营的命运，难免更会导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长远因果。

华盛顿绝有能力支配台湾政局

　　从中美关系角度，不管台湾总统选举危机最后如何收场，目前的局面，显示北京企图将台湾问题“外包”给华盛顿来处理这一设想的失败。有人认为华盛顿无法左右台湾的选情，笔者完全不能同意。以上引证的南斯拉夫2000年的总统选举，以及最近格鲁吉亚政局的演变，都是华盛顿支配他国“民主选举”的例子。

　　事实上，台湾的“安全”，目前完全仰赖山姆大叔，特别是在蓝绿两方如此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华盛顿绝对有能力，凭其对台湾生存至关紧要的巨大外交资源，“千斤拨四两”，来支配台湾的政局。可是布什政府任台湾政局如此演变，表明北京想通过美国来维持影响台海局面，难免一厢情愿。

　　从短期看，台湾总统选举的如此结局，显著减少了北京在人民币汇率上被迫对华盛顿让步的压力。这是因为国际关系不外利益的交换，如果蓝营在台湾总统选举中获胜，北京便将欠布什政府一个大大的人情，可能不得不在美国11月大选前投桃报李，在人民币汇率上作出实质性动作，帮助布什一把。这对想在短期炒人民币获利的人来说，未免失望。

　　但是从长期角度，台湾选举的如此结果，无疑代表台海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也是对北京内外战略极为严重的震荡。

　　台湾总统选举前后，笔者正好在中国大陆旅行，因而观察到北京官方和民间对台湾选举的不同反应，感触良多。

　　毫无疑问，对这次台湾选举，北京官方又是内紧外松，表面淡然，内部密切关注台湾选情及其影响，各地方政府在三二○当日受到指示，对台资企业和台胞财产作出临时额外的保护，便是例子。

　　相比之下，许多大陆普通民众，甚至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对台湾总统选举漠不关心，并对同时的“公投”实质毫无了解，呈现一付“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左传·庄公十年》）的事不关己态度。这可谓北京台湾政策的一大败笔。

　　笔者曾经说过，对北京政府而言，台独之祸其实不在台湾，而在萧墙之内。一旦台海问题不幸而到军事摊牌的地步，双方各自的内部凝聚力是关键。如果仍然像目前这样一边大打“民意牌”，而一边全凭“中央统一决策”，其结果难以预卜。

历史和意识形态双重包袱

　　台湾选举的结果，再次体现了北京近二十年来台海政策的两大缺陷：一是缺乏具有前瞻性、远见性的计划和对策，二是对事态发展无主导权，老是被动地被形势牵着鼻子走。中共传统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双重包袱，更加加剧了北京的被动局面。

　　例如1980年代中期，笔者曾经在一非正式场合，听到一名台湾旅美学人出于对台独运动的担心，敦促大陆方面趁蒋经国健在之时，丢开宣传性的统战空谈，而对台湾作出实质性的大幅度让步，造成后人无法逆转的政治和解既成事实。这在当时中美反苏同盟的国际气候下，其实有很大的现实性。这种极具远见的提议，无法为当时坚持“四项原则”的北京接受。

　　再如北京受历史包袱之累，迟迟未能公开为民族主义领袖蒋介石正名，并以此对原台湾军政系统造成重大震撼。直到近年，中国大陆上才逐渐少量出现蒋氏父子的正面形象。在台湾“国军”的“黄埔建军”和“八年抗战”传统迅速被台独势力渗透颠覆的情况下，北京再为蒋介石正名，不仅眼看是马后炮，更可能造成负面作用。

　　世界历史大师汤恩比早就总结过：“中国文化一直是东亚半个世界的结合力”。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以来，短短二十多年，经济实力出现了天翻地覆的进步，成为北京国际政策的重要筹码。可是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却出现北京对台湾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力一筹莫展，发人深省。

　　笔者斗胆进言：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因为普通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自主权。这对中国未来的文化崛起、政治崛起以及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的启迪，值得北京朝野深思。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联合早报》(2004-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