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亚洲观及对亚政策是伴随时代变迁、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演变的，但日本与强者为伍、以利益为本的传统则似乎没有多大改变。这些都对日本的国际行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殖民时代日本要“脱亚入欧”

　　公元4世纪日本初步形成统一的大和国，朝鲜和中国是最早交往的国家。圣德太子(574～622)在位期间，日本依据中国的儒学伦理制定了《十七条宪法》。该宪法第一条便提到“以和为贵”。日本还据此自我命名为“大和民族”,但这主要是规定了国内“上和下睦”、“君臣有礼”的君臣关系，并非对亚洲邻国而言。10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武士封建领主阶级逐渐形成。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作为日本武士阶级的道德行为规范，推崇忠义、武勇的武士道成为日本封建时代政治文化的核心。随着时代变迁和东亚国际力量对比的消长，它又演变为“效忠天皇”、“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精神支柱，并反作用于日本同亚洲邻国的关系。

　　在殖民主义时代，亚洲成为西方列强争霸的对象，日本幕府也被迫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采取了与强者为伍、远交近攻、“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的方法，在富国强兵过程中形成入侵朝、中，进而称霸亚洲的所谓“大陆政策”。当时，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福泽谕吉(1835年—1901年)提出的“脱亚入欧论”。

　　福泽是近代日本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对日本近代的发展作出贡献，但其弱肉强食的“脱亚论”则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福泽宣扬日本的国民精神已“移向西洋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唇齿相依、邻国相助”之理已无意义，国际关系就是“禽兽相斗相食”。日本只能加入“食者”行列，与“文明国”共觅“良饵”，成为“亚洲东陲一新的西洋国”、“支配东亚的大英帝国”。《脱亚论》出笼后l0年，日本便挑起甲午战争。“脱亚论”的实质是“贬亚论”、“侵亚论”。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还有人著书，把亚洲比喻成“垃圾”，而日本则是“垃圾”堆旁的“大厦”。至今，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的潜意识中，崇尚欧美而鄙视亚洲的心态依然存在。

　　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把“向南方海洋发展”定为国策，在大举侵华的同时，与德、意结盟，企图独吞法荷英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1940年，外相松冈洋右首次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口号。他狂称：“日本统治西太平洋是实现其国家理想所绝对需要的。”结果导致日美之间爆发太平洋战争。日本为动员国民参战，打出所谓“解放亚洲”的“大东亚圣战”口号，对当地人和日本人都有极大的欺骗性。至今，美化“大东亚战争”的错误历史观在日本仍有市场，靖国神社仍被作为祭奠战争“英灵”的殿堂。一些右翼网站还专门利用漫画等形式向少年儿童灌输这些观念。

　　不过与此同时，日本近代史上也出现过反传统的“另类”亚洲观。比如日本自由民权活动家中江兆民（1847年—1901）在1887年便提出：“无论世界何国都要与之和好”；对亚洲邻国，“我们最好与之结为兄弟邻邦，缓急相救……妄图大动干戈，轻率以邻为敌，使无辜民众死于枪弹之下，那是下策”。这是对“脱亚论”的有力批判，并被历史发展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日本政府的压制。

　　与中江兆民的思想一脉相承，石桥湛山（1884年—1973年）也反映了日本主持和平正义的声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就主张实行“小日本主义”，坚持日本应将领土限定在固有的主要四岛及周围诸小岛，反对侵略亚洲及建立殖民统治，力主协助中国发展经济。二战后，曾任日本首相的他更加积极促进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1959年石桥访华并与周总理发表会谈公报，重申日本的有识之士从未容忍敌视中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思想和行为。1961年他提出“日中美苏和平同盟”设想，主张形成四国相互安全条约。这在冷战时期看来虽不免有些理想化，但其超越冷战的思维和争取共同安全的理念则具有历史的前瞻性。

　　战后日本面临“西方”与“亚洲”双重认同的困惑

　　二战结束后，日本和平主义思潮压倒军国主义思潮，但传统的亚洲观并未销声匿迹。日本在地区认同问题上经常陷入一种双重认同的困惑，日本政府在政治上标榜自己是“西方一员”，在地理上则强调本国是“亚洲一员”，在安全上依靠日美同盟，采取“远交近防”的态势。

　　冷战时期，日本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以较低的军备水准，埋头发展经济。日本以日美关系为外交基轴，坚持“西方一员”的自我定位，实际上没有独立的亚洲外交可言。这条路线是吉田茂首相(1878年—1967年)的发明。他当时推行亲美反共政策，迫于美国压力，与台湾当局“建交”，同时也从战略上考虑利用中苏矛盾，为日后发展同中国的关系留下余地。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对日本造成巨大冲击。日本外务省认为：美苏两极抗衡已转向美中苏三国间竞争与共存，为适应形势变化，同年9月田中角荣内阁决定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从此，日本外交幅度拓宽，开始尝试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开展全方位多边均衡外交。

　　1976年东盟成立，引起日本高度重视。同年12月福田赳夫组阁后，在强化日美关系的同时，大力推进同东盟的关系。为此，日本对东盟国家提供大量日元贷款等政府开发援助。当时中国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关系尚未恢复，日本把东南亚视为战后亚洲外交的传统后院，强调对华提供经济援助不得牺牲同东盟的传统合作关系。

　　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日益重视亚太地区，日本开始把亚洲与北美、澳新作为一个整体———环太平洋来考虑，以扩大经济外交活动空间和回旋余地。竹下登执政不久便出访东盟，提出“亚洲故乡论”，称亚洲为日本的故乡。日本还通过设立“东盟日本开发中心”、推进资金回流计划、日本与东盟综合交流计划等，积极发展同东盟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关系，为建立“东亚经济圈”奠定基础

冷战后日本从“携美入亚”到构筑“东亚共同体”

　　冷战结束后，日本开始以“自由民主主义国家一员”取代“西方一员”的提法；以“亚太一国”取代“亚洲一员”的概念，试图以此摆脱双重认同的困境，处理本国同美亚之间的关系。然而，实际上日本外交的重心仍在日美关系，加强同亚洲的关系不能不看美国的脸色。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构想，倡导东盟、中、日、韩等国家形成可以同欧美抗衡的亚洲经济合作体。因该构想将美国和澳、新排除在外，日本始终持消极态度。相比之下，日本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及安全对话则持积极态度。日本在参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活动的同时坚持日美同盟，从一定意义上讲，堪称是一种“携美入亚”的政策。

　　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同时深入发展。欧盟在谋求扩大。美国拟于2005年底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日本的亚洲观及对亚政策面临新的战略抉择。在同亚洲国家建立更紧密关系方面，日本一方面受到美国因素和本国农业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又面对中国同东盟关系不断增强的现实，必须重新调整政策。

　　在发展同亚洲国家关系时，日本最顾忌的是美国。2002年小泉访朝后遭到美国牵制，不得不重新对朝采取强硬立场。日本同中国、东盟加强地区合作也要防止影响日美同盟关系。进入21世纪，在同东盟合作的进程中，中国超过日本成为“领跑人”。日本不免大为震惊，不得不加快对东盟外交的节奏。2003年12月，日本紧随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在东京首次主办了日本同东盟10国的首脑会议。双方发表《东京宣言》和《东盟———日本行动计划》，日本宣布与东盟建立“富有动力和持久的伙伴关系”，谋求建立“东亚共同体”。

　　当然，日本不会因此而削弱同美国的关系。在伊拉克战争和朝核问题上，日本政府都积极配合美国。特别是在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问题上，日本突破宪法制约，战后首次作为美国的盟国向仍可能发生战斗的别国领土派兵，不仅标志着日本战后防卫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还可能对未来日美关系的性质和日本国家走向产生重要影响。这不能不引起亚洲邻国的担忧。

　　中国与日本在分别加强同东盟合作的同时保持良好稳定的中日关系，是未来“东亚共同体”形成和健康成长的关键。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形成“东亚共同体”的基本前提条件。但日本错误的历史观及传统的亚洲观依然存在，容易引起亚洲邻国人民的反感，并阻碍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这是日本今后必须认真考虑的和妥善处理的。（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美国战略重点究竟在哪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否从欧洲向亚太转移，在国内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许多论者坚持美国的战略重点仍然在欧洲，没有向亚洲转移。

　　最近日本媒体纷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把现在位于美国西海岸华盛顿路易斯堡的陆军第一军司令部转移到日本神奈川县的座间营地，并就此征询日本政府的意向。

　　美第一军的主要任务是应付在亚太地区发生的不测事件和冲突。据美国方面传出的信息，一旦第一军司令部前移日本，驻日美军司令部和驻韩美军司令部都可能取消，驻韩步兵第一师也可能合并到第一军。显然，这是美国海外兵力的一次重大调整。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军这种调整是违背美日安全条约的。美日安全条约规定，日本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目的是共同保卫日本领土，维护远东的和平与安全”。第一军的司令部前移却另有目的。日美关系人士指出，美国之所以要提出把第一军司令部转移到日本的构想，除了要防备朝鲜半岛发生战事以外，还有针对中国强化霸权，以及发挥美国军队中地位下降的陆军作用的目的。

　　可以说，美军第一军司令部的前移，是美国整个国防转型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突出地表现为向亚太地区强化军事存在，以对付它所认为的威胁。

　　另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思最近访问亚洲，强调了美国要在亚洲拥有更大能力的需要。此外，美国还需要在亚太地区建立雷达基地，用于建设导弹防御计划所需要的卫星跟踪设施。同时，美国还谋求与东亚的一些国家加强军事联合演习和情报合作。对此，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文章评论为，美国正在将地缘战略重点转向亚洲。

　　如果从美国的国防战略，和所强调国防转型的国家安全战略来看，美军的这些调整并不出乎意外。按照美国的国防战略所划定的四大战略重点地区：欧洲、东北亚、从日本海到东南亚再到孟加拉湾的东亚沿海带、中东和西南亚，其中的两个关键地区就在亚太地区。美国国防部在2001年的《四年防务评估》中，强调了从中东到东北亚，有一个广阔的弧型不稳定区域，既有正在崛起的，也有走向衰败的地区大国，并强调这一地区存在着出现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其指向是很清楚的。在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其中心议题虽然是反恐，但并不只限于反恐。文件中美国强调了俄罗斯不再是战略上的对手，但没有对中国做出如此评价。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意图已逐渐清晰。它要确保台湾的分离性，要把美台军事关系提升到与其他盟国接近的程度。这已不只是对台湾问题的干涉了，已把处理台湾问题纳入到美国对亚太战略的调整中。

　　不管是否同意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否转向亚太，不管是否同意中国可以和平地崛起，面对美国这样的战略动向，我们应该提高警觉，早做准备。如果失去了战略上的警觉性，对国家安全和民族存亡是非常危险的。（作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