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經濟合作誰執牛耳？

● 陳峰君

　　從經濟發展速度、經濟結構變化以及市場投資占有率來看，日本已沒有足夠條件充當亞洲的帶頭雁，而中國則已具備給東亞經濟起主導作用的條件。不過，作者認為，中國必須在東亞地區合作框架中，跟日本、亞細安、韓國處理好關係，特別是與日本的關係，而中日共同主導東亞合作應是來來的趨勢。

　　日本自60年代以來一直充當亞洲經濟發展領頭大雁的作用。戰後東亞經濟發展呈現出傳輸擴散與聯動互補效應，通稱為“階梯式連帶型的發展”或“雁陣模式”。這種“雁陣模式”，以日本為雁頭、以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為雁身、以亞細安和中國為雁尾，從而確立了日本在亞洲的核心和主導地位並登上了世界經濟大國的地位。

　　“雁行模式”通過梯度產業轉移，拉動了東亞國經濟的起飛和發展，也推動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亞洲“四小”從中獲得了經濟的騰飛並步入新型工業化國家（NIEs）的行列，亞細安和中國也步入了經濟的起飛階段。

日本領頭大雁的作用已失效

　　然而，自從進入90年代以來，日本作為“雁行模式”中的領頭大雁，雖然依舊保持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地位，但其在世界特別在東亞的作用今非昔比，確切說，其在東亞的主導地位已發生動搖而不復存在。原因在於：

　　其一，日本難以為國際資本的增值和技術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機遇和條件。

　　據統計，全世界在日本的直接投資僅32.7億美元（韓國為54億美元），只占世界直接投資額的1.5%，甚至不到在美國投資額（1933.7億美元）的小零頭，遠遠低於中國，大約僅是中國的1/12。

　　其次，日本經濟發展停滯、缺乏競爭力。

　　進入90年代，日本GDP實際增長率從80年代的4％下降至l％，人均GDP增長率從3％下降到l％。90年代日本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降至80年代的一半，僅為1.3%。在幾個發達國家（日美英法德）中倒數第一。據日本經濟中心統計，1990年日本潛在競爭力排名第3（80年代排名第4），但到了2000年時，則排名降至第16位。

　　其三，“雁行模式”陷入困境。

　　由於同國外技術交流保守和技術更新遲緩，以及東亞其他國家技術水平的迅速提高等原因，日本對東亞各國的產業轉移處於停滯狀態，“雁行模式”難以運作。

　　由於過分強調出口導向和依賴日本，造成出口加工部門畸形發展，內部市場擴大緩慢，內部梯次結構受到破壞，同類結構製造同類產品，市場擴展緩慢造成競爭加劇的嚴峻局面。

　　以機械機器類產品為例，由於按照“雁行模式”共同發展同一產業部門，目前不僅早期發展起來的亞洲“四小”的產品返銷日本，就是較後發展起來的亞細安和中國的產品也大量涌人日本。中心（日本）—半邊緣（韓國）—邊緣結（中國）經濟結構模式己成為歷史。

中國己具備主導東亞經濟合作條件

　　與日本上述情況相比，中國則具備了主導東亞經濟合作的基本條件：

　　其一，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

　　在世界經濟處於低迷的情況下，只有中國一枝獨秀，保持每年7%至8%的高增長。加入WTO後，中國將成為亞洲最開放、最具有國際競爭力和發展潛力的國家，並通過資本擴張、企業積聚和技術積累，成為拉動地區經濟發展的火車頭。

　　據估算，在未來10年，中國完全有能力保持GDP每年8％左右的增長速度。據日本經濟企劃廳分析，中國加入WTO，可帶來GDP5％的增長，也能夠給日本帶來0.5％的增長，給韓國帶來0.6％的增長。

　　其二，中國成為亞洲最大投資市場。

　　中國事實上已經成為世界經濟新的增長點和國際跨國公司的灘頭堡。1998年，中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437.5億美元，僅次於美國1933.7億美元和英國的674.8億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三位。

　　加入WTO後，將促使中國經濟進一步朝着現代化、法制化和國際化的方向發展，從而增強投資者和消費者對中國的信心。在新世紀，中國將成為東亞乃至全世界經濟最為活躍和最具有發展潛力的國家。

　　其三，中國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

　　90年代以來，大量國際資本和技術進入中國和中國自身知識技術資本經濟的迅速發展，使中國經濟結構從原來的勞動型產業結構轉化為技術、資本密集多層次、多元化的結構。

　　中國加入WTO後，這種結構進一步深化，從而將導致中日韓三國間由原有的垂直分工結構向水平分工結構不可逆轉地變化，也使以往所謂的東亞經濟發展的雁形模式的發展成為歷史。

　　這種結構的變化也無疑降低了中國對日本資金和技術的依賴度，即由以往中國對日本的資本和技術的依賴轉變為未來日本對中國發展機會的依賴。

　　總之，在發達國家的市場已經基本飽和的情況下，中國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卻蘊藏着無限商機。

　　其四，中國—亞細安貿易區的建立標誌着亞細安中國東亞經濟合作中的主導作用。

　　中國入世和建立中國－亞細安自由貿易區的步驟，標誌着中國外交思維和實踐發生實質性的轉變：即從“置身事外”轉向“作用其中”，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這種角色即可理解為在東亞地區經濟合作中的主導作用。亞細安國家在事實上己對中國的這種主導作用的認可，中國經濟的發展及主導作用對亞細安只有益處，沒有絲毫威脅。

　　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能否帶動地區經濟的發展，能否為國際資本和技術提供良好的環境。主導地位不是喊出來的，而是靠實力、正面影響力、吸引力以及號召力，而且能被他國接受和認可，有利於世界和地區繁榮和穩定，因而是積極的。

東亞未來合作應是共同主導

　　主導而非領導，領導乃是一種權力約束。主導也非僅一家，中國應反對排他性的主導。正如北大張錫鎮教授在《中國入世和中國—亞細安自由貿易區》（《聯合早報·言論》2001年11月28日）所言：核心國至少是兩個，因為一個核心國很容易使該組織淪為自己的附庸，如南亞地區合作聯盟；或者是使該組織產生離心力而分崩離析，如前蘇聯的經互會。而兩個核心大國的攜手合作，共同發揮主導作用則是一個地區組織成功和穩定發展的重要保證。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便可印證。

　　短期看，中國無疑可以執東亞經濟合作牛耳，因它將起核心或主導作用。但從中長期目標看，在東亞地區合作（東亞共同體）框架中，中國應同日本、亞細安、韓國處理好關係，特別是與日本的關係。

　　日本是本地區最大的經濟體（GDP達4萬多億美元）實力與技術水平在東亞無可取代，完全可能在10年內再次輝煌。那時中日應共同主導東亞共同體。在共同主導合作中化解彼此矛盾，並發揮日本的獨特作用。中日共同主導東亞合作應是來來的趨勢。

　　對於韓國和亞細安力量和前景亦不可低估。如果朝鮮半島和平統一，其實力若接近日本，或者如果亞細安經濟發展重新崛起，其實力和作用趕上或超過中國，那麼未來的東亞共同體將可能是中、日、韓、亞細安來共同主導或其中的二三家共同主導；關鍵看哪家的實力與作用大。而這種實力與作用不是一成不變的。追求一國永遠稱雄於東亞的思維方式似乎並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