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誰給中國帶來動亂的威脅？

　　一、動亂的歷史

　　作為歷史中的中國人，是何其的不幸！中國有紀年的歷史為三千餘年（按夏商周斷代工程，則為四千多年），其中就有一千多年陷入了各種形式的動亂，人命危淺，生靈塗炭，國家玉焚…… 春秋戰國動亂550年，死亡數千萬人；西漢末動亂，人口減少上千萬；東漢末以及三國時期，死亡5000萬人，那時大概十人中只有一到兩人能苟存；晉朝南北朝也是百年動亂，死者無以統計；隋末唐末五代十國動亂，非正常死亡人數在七八千萬人以上；南宋末期、元末、明末動亂，人口各損失至少2000萬人；鴉片戰爭至1949年的百年動亂，炎黃子孫則付出了2億人以上的生命代價。

　　在漫漫的時間長河中，在悠久的中華“文明”中，專制統治者們不擇手段地追逐“富貴”、奪取權力，還有酷吏、奸臣、宦官、外戚，以及各級暴官、惡官、昏官、貪官也上行下效，玩法律於股掌之上，置人民於血泊之中！他們大肆攫取利益，製造動亂，幾千年君臣相殺，父子相殘，骨肉相斫，同胞相害，權力鬥爭將人異化為豬狗不如的野獸，社會陷入了無邊無盡的災難之中。

　　特別是秦始皇創立了郡縣制的官僚體制，上級命令下級，下級只對上級負責，層層施控，層層匯報，從丞相大臣直到貧民百姓，無一不在皇帝的股掌之中，而人民則望權興嘆，毫無制約之力。於是，權力萬能，官貴民賤，立法、司法、行政、軍事等權力盡歸大大小小的各級獨裁者所掌握。官員們對上是奴才、鷹犬，阿諛奉承，喪盡人格，對下、對他所管轄的地域的老百姓則是獨裁者、是虎狼，為所欲為，貪贓枉法，盤剝百姓，殺戮無辜……這樣，他們以及他們的子孫逐漸把個中國弄成了一座大監獄、一個煉獄的國度。終於有一天，膽大的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削木為兵，與統治者展開了血腥的權力角逐，開始締造着新的一輪王朝循環。

　　如此，中國成為遭受內亂之苦最烈的國度，中華民族成為名副其實的具有“以暴易暴”之光輝革命傳統、暴力傳統的民族。尤其可悲的是，炎黃子孫儘管遭受了太多的暴力之害、暴政之苦、血腥奪權之難、繼承人之災、戰後饑荒之役，但我們的政治智慧仍然是低下的，仍然悟不出必須避免和如何避免內亂和王朝循環的道理，悟不出要對手握生殺大權的統治者進行權力監督、約束和制衡的道理，悟不出實行程序政治、理性政治、和平政治的重要性，悟不出以有效的機制制度保護自己的重要性。古人只有官場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機變權謀，人際關係方面修身處世、互相算計，以及實用技術方面如烹飪美食之類的小聰明，而沒有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大智慧，充其量只有寄希望於統治者修身進德、自製自覺的幼稚政治（即浪漫主義的德治）。老百姓也只會歌功頌德，滿足於眼前的太平，眼前的“福祿壽喜”。

　　二、動亂的現實威脅

　　時至今日，動亂一如既往地威脅着中國人民。我們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社會體制儘管明顯的不合理，但有的東西仍然不能進行有效的改革；極其嚴重的腐敗、兩極分化、農民問題，大量的國有企業重複建設、虧損倒閉、職工下崗失業，嚴峻的人口壓力、生態環境災難，愈來愈緊張的官民矛盾，愈來愈猖獗的分裂勢力，愈來愈嚴重的軟政權化和法治困境，以及意識形態出現某種程度的真空，社會道德信仰發生危機，特別是沒有有效的社會壓力釋放機制——缺乏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公民權利、工會權利的有效保障，沒有完善的民主制度，等等，都會把中國逼上絕路。

　　時人熱衷於歌頌太平盛世，我卻飽含太平中的憂患！毫無疑問，中國需要保持社會的穩定，但更需要建立保證穩定、避免動亂的機制！中國需要經濟繁榮、需要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但更需要依靠現代國家制度、現代政治制度、現代法律制度、現代經濟制度、現代社會制度、現代文化制度等來保證經濟建設的長期穩定的發展，並且促進中國進入現代文明的社會。

　　三、動亂的原因

　　中國社會陷入一治一亂的循環之中，究其根本原因在於制度的落後和不合理，即我們幾千年沿襲的是人治的、德治的甚至是專制的制度。這種制度看似強大有效，實質卻很脆弱，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人治的哲學基礎是人性善的理論——人皆可以為堯舜。因此，皇帝是英明的、高尚的，官員們也是能夠好好進德修身、克制欲望的；法制、監督也就不是很重要的東西了，即使有也只是統治者的工具；相信官僚們能夠自覺廉政、自覺為人民服務，或者通過樹立榜樣，政治學習，激發良知，提高覺悟，以達到以德治國。所以，自覺克服私慾的德行修養成為“好的人治”的關鍵，“好的人治”就是德治。與“好的人治”相對應以及相輔相成的是“壞的人治”即專制。德治與專制兩者不管是否強調道德，所造成的社會結果都是一樣的，即道德滑坡，國家趨於動亂。

　　為什麼德治之國、專制之國必然成為無德之國、動亂之國呢？原因很簡單，因為人性都有自私的一面，德治只能逼迫着官員們“口頭上仁義道德，背地裡男盜女娼”、“表面上馬列主義，實際上陰謀詭計”，所以，德治之社會必然形成虛偽、陰謀之風，必然虛報浮誇，不擇手段；再加上對權力沒有剛性的有效的監督制約，所以，官員們不可能不腐化墮落，不可能不收刮民脂民膏，其結果自然就造成了虛偽的道德、墮落的社會風氣、緊張的官民關係、社會不穩，甚至趨於動亂。於是，德治社會走向了反面，這就是社會的辯證法。專制的情況當然只能比德治更差，或者兩者往往是相輔相成的，是人治的兩面。

　　可見，以為靠自覺修身、自我克制、政治教育就能克服人的私慾的浪漫主義想法，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幼稚病，是不懂得以現代方式治國的表現。

　　現代治國方式是現實主義的，它承認人的自私，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的哲學基礎即是人性惡（即人性自私）的理論。正因為人都是自私的，所以要允許人們通過市場謀取正當的利益，同時在公共領域必須對總統、官員、民眾進行有效的監督。這種監督的結果是人人不得不在公共領域收斂私心，遵守規範，久而久之，社會的道德水平、文明水平獲得空前的提高，並且，形成憲法至上、任何個人包括總統對維持社會秩序都無足輕重的社會穩定的機制。於是，法治之國成為道德之國、穩定之國。

　　從上可見，人治的德治的專制的制度是中國社會動亂的根本原因，中國只有走向法治的民主的現代文明的社會，才能保持長期的穩定。

　　四、現代文明國家避免動亂的方法

　　具體地說，現代社會避免動亂依靠的是制度。這些制度包括：

　　現代國家制度——國家成為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平衡者，而不再是暴力鎮壓的機器；職權法律化（任何人不再因人格魅力等因素獲得法律規定以外的權力），政黨規範化；進行橫向分權，立法（可以是人民代表大會）、司法、行政等權力相互制約，同時形成縱向分權和授權，形成快速反應的機制，實行聯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

　　現代政治制度——保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公民權利，保護人權；利用遊行示威、罷工抗議、新聞報導等釋放民眾的不滿、反映民眾的要求，調整國家或企業主的行為；運用民選制度對各級權力進行民主監督，同時形成權力機構的相互制約；以程序化的方式和平過渡權力，實行非暴力政治；少數服從多數，保護少數；官員對下對選民負責，政務官通過選舉產生，事務官通過考試任命，廢除官員只對上負責的官僚制（科層制）、郡縣制。

　　現代法律制度——憲法至上，法律必須不折不扣地實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別是統治者也要守法，司法獨立；以法律規範一切政治、經濟、社會行為，保護公民權利；無罪推定，不得逼供，公民非經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剝奪財產。

　　現代經濟制度——實行市場經濟、民有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現代金融制度、現代財稅制度、現代宏觀調控制度、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塑造現代勞資關係，形成民眾主導的、為公民服務的開放、高效、廉潔的政府。

　　現代社會制度——具有自由、寬容的民間社會；實行非身份制度（不得強制將某一身份終身化）、非戶口制度（不得歧視農民）；建立現代反腐敗制度、現代均富制度（通過共有制、福利制度、個人所得稅、遺產稅等縮小貧富差距；現代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遠小於發展中國家）；形成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開放的現代城市制度、現代社區制度、現代農村制度、現代農民制度等。

　　現代文化制度——確立多元文化觀、民主價值觀、現代道德觀；具有文化創新機制，能夠吸收現代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創立現代新聞制度、現代教育制度、現代科研製度等。

　　綜上所述，現代國家通過民主監督、法治、分權制衡、聯邦制、言論自由、新聞自主、司法獨立、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經濟平等、對公民灌輸現代價值觀、保護公民私有財產、保證公民權利和遊行罷工權利等多種方式建立社會穩定的機制，避免發生全局性的動亂，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和發展。

　　上述也清楚地說明，中國唯有通過改革，徹底拋棄傳統政治、向現代社會轉型，漸進地走上現代文明的道路，建立起現代國家制度、現代政治制度、現代法律制度、現代經濟制度、現代社會制度、現代文化制度等，中國才能實現現代化，才能在世界上享有自己應有的地位；只有這樣，中華民族也才能實現真正的偉大的復興。

　　中國何時才能從制度上避免動亂，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我們寄希望於政府和人民。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學教授。 Email:huxingdou@sohu.com,歡迎瀏覽： http://huxingdou.home.chinaren.com http://cn.geocities.com/huxingd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