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台独，当然不止仅出于情感。但少年时代的痛苦回忆，确是我极端憎恶台独的 一个深层情感原因。

我原籍四川。五岁随父的工作调动而不断“移民”：上海、武汉。12岁来到广东。少年的我立即深深感到广东人是那样的排外，对“外省人”抱有一种畸形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敌视。

那时的广东省从上到下的几乎各级统治机构，都是“外来政权”，统治者们当然都是“外省人”，（赵紫阳就是河南“南下干部”的某地委书记）。甚至非政权的大企业大事业单位的“统治者”，也是外省人。广东人也许不敢当面反抗他们的统治者，便成群结伙的把詈骂天天加到那些无辜“外省人”的子女的身上。

于是上学、放学，课余活动，走在街上，我和我的“外省”同学们耳边就要不断的忍受“佬松”、“佬头含插”，“食枉广东米”等侮辱甚至下流的嘲骂和不能不引起打架的恶作剧。打完了，被拉开了，就一定能听到一群群人歌谣般的诅咒“佬松佬松，唔食芫蓿葱，生在湖南死在广东！”...和他们争吵起来，他们的意思总是，“广东是广东人的地方，北方佬应该返北方不应来广东。”

这个少年的痛对我的影响极深。从那时起，我就对广东的排外“粤独主义”者，发生一种特别的憎恨。我一生都坚决地认为，中国的任何一片土地都是全体中国人的，就像我四川不仅是四川人的一样，抗战一起，全国人民都来到了四川集聚民族力量，广东也决不是广东人的。我偏要住广东，偏要吃广东米！

广东的这种“粤独主义”排外，被文化大革命打乱。文革只讲派性，讲造反或保党不分本省、外省。政治上虽然分裂了人民，“族群”却倒融合了。文革后改革开放，广东人（香港人）地位急遽上升，广东话吃香一度大量融进了普通话，“粤独主义”排外在广东作为势力才完全消声匿迹了。

我在广东生活奋斗几十年，早与广东血肉相联，归化了广东，认同了广东，但回忆起少年时代给过我痛苦的排外的广东人，总还会勾起深深的愤慨。

要承认，在国内时，我对台独民进党并不十分了解。徐水良文章《反对台独》有一段话，可以反映我们国内相当一部分人的真实情况：

“出国以前，我曾经对他们（台独）有相当多的同情，认为他们是因为受专制迫害的结果。目前国内的朋友大约也是这样。但这些年的接触，听到他们的宣传和讲的理论多了，却是对他们，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台独信仰主义者，越来越反感。他们那种不讲事实，不讲道理，只顾自己非理性的信仰，及由此捏造出来的歪理，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来美在哈佛图书馆，才看了不少民进党台独媚日，仇华，骂“????”的文宣，开始引起了我的反感。发现台独动员台湾民众的主要精神不是反专制，而是狭隘排外主义的地域民粹。我太耳熟了。他们就像当年骂“北方佬”的广东人一样，恶骂“中国人”，而且更加凶恶狭隘百倍。一开始，我以为这不过是可以纠偏的认识和宣传偏颇，才有了与民进党与洪哲胜的《讨论书》，苦口婆心劝解他们，应该只以中共为敌，以中共的专制为敌，不要以中国和中国人为敌。但却全是徒劳，“叔兮伯兮褎如充耳”。因为他们明白，仅以中共为敌，以中共的专制为敌，台独的理由是不能长久的；只有以中国为敌，以中国人为敌，台独的“理由”才能长久。

深刻剖析台独，当然首先需要理性。但在情感上我承认我不能接受，不能忍受台独对中国的辱骂。也许是我的情感脆弱。我实在佩服那些顶着中国民运的光环，却可以脸不红心不跳地去支持辱骂仇恨中国的台独的那些人们的情感的坚定。据说他们只认“民主”。辱骂和仇恨中国，是民主。那么，捍卫中国在台湾的存在，是不是民主？要知道，那些在台北广场上含泪高唱着“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的代表了中国从日本手里接收了台湾的“外来政权残余”，在台湾存在一天，就意味中国对台湾主权存在一天。这个全中国十三亿人民的民主，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认？请摸摸你的良心！

2004年4月9日于美西海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