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中国是最主要的潜在敌人 |
| 送交者: 夏立平 2004年04月14日16:39:55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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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战略的演变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迄今为止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老布什政府时期对华战略（1989年至1992年） 老布什（george h. w. bush）可以说是最了解中国的美国总统之一，1974年至1975年曾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他是放弃了担任美国驻英国或法国大使“这一令人垂涎的要职”的机会，而主动要求来北京出任这一职务的。老布什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他认识到“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出现。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未来的岁月中将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还是全球政策都是如此。”(《布什自传》，郭争平等译，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6页。)尽管他认为“去北京是一个挑战，这是通向未知之地的旅程。”(同上。)邓小平曾提到，他（老布什）在北京当联络处主任期间“骑自行车逛街”(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1989年1月布什就任总统之初，基本继承了里根总统联合中国对付苏联的战略,并想扩大与中国的战略关系。1989年2月下旬他在日本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后对中国进行了工作访问，创造了美国总统上任后第二个月就访华的纪录。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布什总统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平定政治风波的行动大加指责，宣布对中国施加一系列制裁措施。 不过，制裁中国实际上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和长远利益。因为当时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美两国在抗衡苏联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国孤立中国，未必有利于其自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布什总统几次私下向中国传递口信，表明他重视中美关系，并解释说对中国的制裁是在美国国会和社会压力下采取的行动，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谅解(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70页。)。其后，布什总统又派遣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于1989年7月1日至2日秘密访华。邓小平接见了他并进行了深入交谈。通过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努力，防止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为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布什政府对中国实施“接触战略”，坚持与中国保持接触，表明美国已认识到从美国利益出发，与中国保持接触的重要性和孤立中国的危害性。布什总统坚决抵制了美国国会等势力要求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孤立中国的主张。1989年12月9日，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再次访华。这一次访问是公开的，实际上打破了美国关于不与中国高级官员打交道的禁令。布什政府的对华“接触战略”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恢复。但这一战略带有由冷战时期向冷战后过渡的明显痕迹，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开始突出与中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以民主、人权问题为由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而且布什总统在竞选连任期间宣布将授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违反了中美《八一七公报》，表明美国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认为不再需要利用中国抗衡苏联，在战略上对中国的需求明显降低。另一方面，美国仍不愿完全失去中国的战略合作，努力与中国保持接触，后来还希望中国能在“建立世界新秩序”方面与美国进行合作。 （二）克林顿政府时期对华战略（1993年至2000年） 尽管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总统期间曾攻击老布什政府的对华“接触战略”，但他上台后经过半年的政策评估，仍决定对中国采取“接触战略”。不过，克林顿政府初期的“接触战略”与老布什政府的“接触战略”有所不同，它强调通过接触和压力迫使中国向美国希望的方向转变，而不是主要寻求与中国保持战略合作关系。这主要是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美国一部分人错误估计中国的形势，认为中国也会步苏东国家后尘。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粉碎了“中国崩溃论”。1995年中国对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进行了坚决斗争，并于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导弹发射演习。这些行动极大地震动了美国，促使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进入高潮。“辩论的结果是，美两党主流派形成一个基本共识：中国的崛起和强大难以阻挡。‘孤立’和‘遏制’中国不是上策，而与中国保持‘接触’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同上书，第309页。)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华战略。1996年5月，克林顿总统在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中宣称：“促使中国成为一个安全、稳定、开放和繁荣的国家，一个接受国际不扩散和贸易规则、在地区和全球安全倡议方面给予合作、越来越多地尊重自己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这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利益。”(u.s. president bill clinton's speech on asian policy, may 23, 1996. http://www.whitehouse.gov )其后，克林顿政府由侧重强调对华施压的“接触战略”转向接触加防范、以接触为主的“全面接触战略”。中美关系逐渐恢复和发展。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和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确定了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方向。但1999年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却使中美关系一度严重受挫。克林顿政府对华“接触战略”是其“参与和扩展”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克林顿政府官员对中国的定性是“非敌非友”，明确反对将中国视为冷战后美国敌人的看法和观点，并强调以中国为敌的危害性。时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说：“把中国视为敌人就会使中国成为敌人”(〔美国〕约瑟夫·奈：《与中国接触是美国的最明智之举》，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7年9月15日。)。 （三）小布什政府时期对华战略（2001年至今） 小布什（george w. bush）在竞选总统期间，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他担任总统后不久就发生了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中美关系落到低点。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综合国力迅速发展，美国有一些人担心将来中国强大了可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挑战。布什政府中的某些“鹰派”甚至认为，中国将来肯定会对美国形成威胁，从现在开始就要对中国进行遏制。因此，在九一一事件之前，美国对外政策的最优先考虑之一就是防止中国未来成为美国的对手。在2001年3月下旬与布什总统的谈话中，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认为，亚太地区在21世纪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主战场，因为在俄罗斯国力式微的情况下，“中国将取代俄国成为美国未来最主要的潜在敌人”(david a. shlapak,“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chinataiwan bala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ume 23, no.3, june 2001, p.15.)。这促使布什政府在上台初期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2001年4月下旬，布什总统批准向台湾出售包括4艘“基德”级驱逐舰、8艘柴油动力潜艇和12架p-3c反潜巡逻机在内的一大批先进武器，并公开宣称“美国将采取一切手段保卫台湾免遭中国大陆攻击”(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30, 2001, p.1.)。 但另一方面，美国许多人，包括两党主流派和商界人士都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正待开发的潜在大市场，美中保持稳定与合作的关系将有利于美国在中国由潜在大市场向现实大市场的转变过程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而且“中国目前正处于上升阶段，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这是好的：为了保持经济活力，中国必须逐渐与世界经济接轨。”(condoleezza rice,“for national interests: the reality of post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spring issue, february 2000.)同时，美国两党主流派认识到，美中两国在保持地区稳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解决许多跨国界问题方面也有许多共同利益，需要进行合作。2001年7月,美国务卿鲍威尔访华，放弃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的说法，提出中美致力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显示出布什政府开始适度调整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出现逐渐改善势头。 九一一事件给中美关系添加了新的因素。中美之间在反恐问题上再一次有了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战略利益。这使布什政府加快了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2001年10月19日布什总统在上海与江泽民主席会谈时表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美国的朋友。两国领导人确定将“致力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框架。美国政府还把中国看做反恐斗争中的伙伴。布什政府将反恐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和对外政策的最优先事项，为此不得不寻求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合作。布什总统将对华政策的重点转到争取与中国建立稳定与合作的关系方面，这有利于中美发展稳定的合作关系。 但这种新的共同战略利益没有像在冷战时期共同对付苏联时的战略利益那么重要。在冷战时期，中美两国为了合作对付苏联可以把它们之间的分歧暂时放在一边，而现在布什政府一方面与中国在反恐、解决朝核问题等领域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又在人权、武器扩散等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而且美国保持“一超独霸”的总体战略目标没有变，对华合作加压力的两手政策没有变，防范中国的考虑也没有变。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战略的特点 美国对华战略可分为安全战略、经济战略、人权战略和对台湾问题的政策。 （一）安全战略 美国对华安全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决定美国整个对华战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看待它与中国的安全关系的。在冷战后期，美国为了联合中国抗衡苏联，与中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冷战结束后，中美以对付苏联为基础的安全合作关系不复存在，但两国在反恐、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等方面逐渐形成了新的安全合作关系的基础。但另一方面，美国也在防范中国将来成为它的对手，并为必要时干预台湾海峡可能爆发的武装冲突做准备。 1.美国的反恐战略与中国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反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最优先事项。为此，美国寻求中国的合作。基于双向互利的原则，中美建立了中长期反恐怖主义交流与合作机制，设立了两国反恐工作组，定期交流看法，共享反恐情报；双方在阻止恐怖组织洗钱和转移资金方面进行协调；两国达成协议，同意双方海关人员在中国港口对运往美国的集装箱进行预检；中方同意美方暂时在美驻华大使馆设立联邦调查局法律办公室，处理反恐合作事务；在中方的要求下，美方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列入美国国务院恐怖组织名单；中国投票支持了联合国安理会反恐的所有关键性决议。美国国务院反恐事务协调员泰勒大使认为：“美国和中国两国高层领导人的大力支持已经促成牢固的、多层面的和不断发展的伙伴关系。”(http://www.usembassy-china.org.cn)但中美在对某些恐怖组织的认定以及反恐的范围和做法上存在分歧。中国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反对主张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恐怖组织。而美国却对恐怖主义采用双重标准，一方面坚决打击威胁美国的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却对那些威胁别国安全但不威胁美国的恐怖组织采取姑息态度，宣称“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决不能成为镇压少数民族的一个借口”(http://www.state.gov)。 2.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与中国 美国在地区安全战略上既有寻求与中国合作的一面，又有防范和制约中国的一面。在朝鲜核问题、印巴冲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上，美国与中国进行了对双方和地区稳定都有利的合作。特别是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美国对中国在北京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赞赏”。但另一方面，美国借反恐战争之机支持日本派兵海外，加强与印度、越南的军事关系，在军事上进入中亚和南亚。根据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美军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包括在西太平洋增强航空母舰的实力及增加海军兵力，部署载有巡航导弹的潜艇；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增加空军可以紧急使用的设施，建立燃料供给和后方支援的据点；把海军陆战队装备的储备从地中海移到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以西太平洋发生战事为假想实施海军陆战队演习等。 3.美国的反扩散战略与中国 冷战结束后，美国将防止和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进一步将反扩散，尤其是将防止恐怖分子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最优先事项之一。为此，美国一方面与中国合作，防止恐怖分子和“问题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另一方面，美国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加强对军民两用技术出口的控制。 4.中美在防治传染病领域的合作 艾滋病、非典型肺炎等传染病属于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是严重的全球问题或跨国问题。近年来，中美开始了在防治传染病领域的合作。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专家来华与中国卫生工作人员共同防治传染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向中国提供1480万美元，帮助中国更新卫生保健基础设施。中美在防治传染病领域的合作已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新的促进因素。 （二）经济战略 美国对华经济战略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冷战时代，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其国家安全战略，是为实现其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例如，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美国长期对华进行经济封锁和禁运，正是这种情况的表现。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大大上升。克林顿政府把经济放在美国对外战略显著的位置，将经济安全作为美国外交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经济安全的首要目标，是保证让美国企业进入不断扩大的全球市场。克林顿政府确定了十大“新兴市场”，并将中国列为首位，宣称美国“必须把重点放在这些国家身上”(peter behr,“offering china a carrot on trade”,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9, 1994, p. c1.该文引美国负责国际贸易的商务部副部长杰弗里·加腾的话说，美国把中国、印尼、印度、韩国、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南非、波兰和土耳其作为“十大新兴市场”。)。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克林顿政府顶住国会的压力，将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并促使美国国会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转变为“正常贸易关系”。经过中国长期不懈的努力，美国最终不得不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中美政治关系虽经历了风风雨雨、跌宕起伏，但中美经贸关系却一直向前发展。正如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所说，两国“经济在很多方面是互补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2003年11月5日在美国德州农工大学举办的美中关系研讨会上的讲话。http://www.whitehouse.gov)。2002年中美贸易额达到147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是美国第六大且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 但另一方面，中美经贸关系也存在一些障碍，美国经常利用一些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其中包括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国制造商面临的市场准入、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纺织品贸易、农产品贸易、倾销与反倾销等。而且，2003年下半年以来，由于2004年总统选举拉开序幕，美国一些人将中美经贸问题变为美国国内政治问题。布什政府出于选举需要和从中国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对中国滥用“反倾销”手段。同时，美国对华长期实行技术转让限制和保留对华制裁措施，成为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 （三）人权战略 和平演变中国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美国对华人权战略的核心。但在不同时期，根据美国的战略优先排序，人权战略在美国整体对华战略中的地位和强调程度有所不同。在冷战后期，为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中美两国将地缘战略和安全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不突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但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美在人权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分歧和矛盾上升。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美国不再需要中国制约苏联，遂将过去对付苏联的人权战略转而用于对付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加的压力大大增加，将人权问题作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九一一事件后，中美在反恐和地区安全方面的合作突出出来，两国在人权方面的交锋有所缓和。双方关于人权的政府间对话恢复，但布什政府仍经常在这一问题上向中国施压。 （四）对台政策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也是惟一有可能导致中美发生对抗或武装冲突的问题。长期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方针，企图将台湾作为制约中国的一张牌。现在布什政府对中国大陆和台湾推行“双轨”政策，一方面与中国发展稳定和合作的关系，另一方面以继续对台湾承担义务为名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关系。这使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斗争。 小布什政府上台初期，其两岸政策明显向台湾倾斜。布什本人宣称，美国应“采取一切手段”保卫台湾。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宣布了自中美建交以来最大宗的对台军售案。2002年1月，美国国防部在《核态势评估报告》中甚至准备在台湾海峡发生武装冲突时对大陆使用核武器。这些都向陈水扁等“台独”分子发出错误信号，使他们存有依靠美国的武力干涉实现“台独”的幻想。 另一方面，布什政府也希望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2001年6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问北京，两国关系在经历撞机事件的最低点后开始改善。九一一事件后，中美关系改善的步伐加快。2002年2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中国。他与江泽民主席会谈时表示，美国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布什访华的积极成果有助于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双方的合作，有助于巩固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国际上普遍承认一个中国的基本框架，有利于海峡两岸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但此时布什政府对台政策与克林顿政府对台政策相比，已出现一些微妙的倒退，“一个中国”政策趋向“空心化”。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三要素是“和平解决、不挑衅、台湾关系法”。正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2002年2月2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美国希望两岸问题和平解决，双方都不应该挑衅，而美国将履行《台湾关系法》所赋予的义务。”(http://www.whitehouse.gov)很明显，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重点不是“一个中国”，而是强调“和平解决”和“不挑衅”，并强调《台湾关系法》。布什政府对台政策向有利于台湾方面倾斜，实际上鼓励了陈水扁和“台独”势力继续推行“渐进式台独”。 2002年4月以来，布什政府逐渐认识到陈水扁对美台关系过分自信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性，微调了过于向台湾倾斜的两岸政策。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会前主席白乐崎就公开告诫台湾慎防对台美关系过分自信，而应合理“拿捏分寸”(白乐崎：《对美关系台湾慎防过分自信》，载台湾《自由时报》2002年5月12日。)。因为如果海峡两岸爆发战争，将使美国处于十分尴尬和棘手的境地。而且，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改变了将防范中国作为其亚太战略中最优先事项的做法，而将反恐作为对外战略中的头等大事，因此需要中国的合作和保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布什政府开始对其两岸政策进行微调，“从偏锋走向中间”(《沃尔福威茨：美“反对”台独》，载〔美国〕《世界日报》2002年5月23日。)。2002年5月15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在新加坡公开表示：“美国无意也不想让台湾自大陆分离”(同上。)。同月29日，沃尔福威茨在被问及这句话的意思时说：“我认为那是另一种反对台湾独立的方式”(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陈有为：《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往回摆动》，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6月20日。)。他还表示，布什总统已经非常清楚表明美国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也就是说，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我们也同时强烈反对任何以武力解决（台湾）这项议题的企图。”(同上。)布什政府官员认为，其两岸政策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国，两个原则”，既反对台湾独立，又明确反对大陆对台使用武力(同上。)。这实际上是由过去的“战略性模糊”政策转为“战略清晰、战术模糊”政策。 2002年8月3日，陈水扁公然鼓吹“一边一国”论，企图试探祖国大陆和美国政策的底线。由于陈水扁事先未与美国商量，就贸然抛出“一边一国”论，使得布什政府非常恼火。而且，布什政府当时将反恐作为全球战略的最优先事项，正在准备军事进攻伊拉克，因此对陈水扁此举可能打乱其战略部署的不满溢于言表。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虽然在台湾岛内得分，但在美台关系上失分。陈水扁与布什政府的“蜜月期”就此结束。 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后，布什政府将其两岸政策又稍向中间微调了一点，表示“台湾前途要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克林顿政府在任期末期曾提出“台湾前途要由台湾人民决定”。布什政府的新提法比克林顿政府的提法有所进步，实际上也是对陈水扁鼓吹“公投”并企图以此实现“台独”的回应。 2003年9月，陈水扁宣称2006年要催生台湾新“宪法”，后来又称新“宪法”版本须经“公投”决定。对此，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10月在布什总统赴曼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表示，美国对台政策非常清楚，就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任何人不要单方面改变现状(http://www.whitehouse.gov)。白宫官员还在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在曼谷会晤后的新闻公报中，明确把美国“不支持台独”的立场进一步表述为“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ibid.)。这表明美国对“台独进程”也感到担心并进行干预。2003年10月，布什总统在曼谷会见胡锦涛主席时，再次重申了“一个中国”和反对“台独”的立场(《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0日。)。2002年10月在文莱和2003年10月在曼谷布什称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说明他“已看透了陈水扁”(《环球时报》2003年10月29日。)。 2003年12月，台湾“立法院”通过“公投法”后，陈水扁宣布2004年3月举行“防卫性公投”。布什总统在会见访问华盛顿的温家宝总理时表示，反对台湾当局任何改变台湾地位的言行。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莫健访台向陈水扁转交了布什的私人信件，布什在信中要求陈水扁不要就台湾的主权问题举行公投。 但是，美国利用台湾防范和牵制中国的一手仍在继续。布什政府从“双轨”政策出发，要求台湾加强防务，继续发展与台湾的军事合作。美国现在重点加强美台联合侦察系统以及美台联合作战时的协同能力，将重新构建双方c3i（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相互联系所需的“密码”系统。美国还大力落实批准向台湾出售的“基德”级驱逐舰、柴油动力潜艇和p-3c反潜巡逻机等，并向台湾推销“爱国者-3”型反导弹系统。 美国反华亲台派中的极少数人企图以“民主”牌来否定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升美台实质关系。有的国会议员正在为美台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一事积极活动，国会还为此事举行了听证会。他们和台当局都企图以缔结美台自由贸易协定来抵销和削弱大陆对台湾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并以美台经济合作来促进美台政治关系。这些都会给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美国对华战略的内在矛盾与制约因素 美国对华战略存在严重的内在矛盾，这实际上也成为制约这一战略的因素。 （一）战略目标与战略心态的矛盾 美国的对华战略目标既有很大的连续性，在不同时期又有一些重要变化。1899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时宣称，美国政府政策的目标是寻求“使中国获得永久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维护各国在中国平等公正贸易之原则。”(转引自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这里的要点有两个，一个是希望看到一个和平与稳定的中国，二是要在中国获得尽可能大的市场，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其中第一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第二个目标服务的。此外，当时美国在华的传教士以真诚和傲慢相混合的态度，企图把美国文明和价值观传播于中国。这两个要点构成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个基本目标。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在国际上作用的增强，美国又企图将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并与中国合作反恐及解决一些地区安全问题。 1995年10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表示，一个强大、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朱梦魁等：《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正式会晤》，载《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6日。)。2002年4月，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中国正在走一条上升之路，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兴起”。(http://www.whitehouse.gov)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府又强调美国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进行合作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说：“我们欢迎中国的兴起。我们不会感到受威胁。我们鼓励中国的兴起。”(美国国务卿鲍威尔2003年11月5日在美国德州农工大学举办的美中关系研讨会上的讲话。http://www.whitehouse.gov) 但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一些保守派在心态上仍停留在冷战时期的“零和”游戏模式，他们担心中国将来强大了会成为美国的威胁。例如，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丹尼·罗伊宣称：“中国在提高自身强国地位的同时正悄悄破坏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为将来可能发动的一场挑战奠定基础。”(daniel roy,“china's response to u.s. dominating position”, survival, autumn, 2003,p.28.)这种心态与美国政府所宣称的对华战略目标是矛盾的，不利于中美之间发展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中美以建立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双方关系的战略框架。布什政府放弃了这一框架，代之以“致力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框架。这一新框架需要不断充实丰满并发展成为中美长期战略稳定与合作机制。同时，双方必须开始为发展中美关系奠定一个新的、更牢固的基础。 但是，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两手政策对中美建设性合作框架的充实和发展产生阻碍作用。例如，美国在与中国合作反恐、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同时，仍在对中国进行防范和制约，甚至准备在必要时对中国进行遏制。因此，美国政府对发展中美长期战略稳定与合作机制并不持积极态度。中美之间原来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经贸问题、人权问题、武器扩散问题等都还存在，只不过重要程度有时有所下降，布什政府仍经常利用这些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 （三）美国对台政策的内在矛盾 美国虽然宣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实际上长期以来对台海两岸推行“双轨”政策，这一政策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国希望中美关系稳定及海峡两岸保持和平，因为如果两岸爆发战争，美国将陷入是否进行军事干预以及如何干预的两难境地。如果美国不干预，它在亚太地区的信誉度将大大下降。如果美国进行干预，它又不能确定会遭受多大伤亡。美国认为，台湾只是美国的重要利益所在，而不是美国的关键利益所在，“美国不会给台湾一张空白支票，让台湾随意用美国青年的鲜血填写”(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利民1995年4月1日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研讨会上的发言。)。 但另一方面，美国将台湾作为制约中国的一张牌。现在美国有一些人企图在台湾海峡两岸搞平衡，甚至搞“跷跷板”手法，即先向一方倾斜，然后再向另一方倾斜，如此反复，使两岸相互制约，以便从中渔利。美国某些强硬派人士甚至打着支持民主的幌子支持台湾分裂势力。近年来，美国加强美台军事关系，提升台湾军事能力，向台湾出售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使美台已实际上成为“准军事同盟”。为了促使台湾购买美国的昂贵武器，美国国防部甚至有意夸大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这些所作所为是违反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是向“台独”分子发出错误信号，促使他们采用“切香肠”的方法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增加了在台湾海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而爆发战争却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也不符合美国对台政策的目标。 （四）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矛盾 美国一向标榜“自由贸易”，并以此为理由要求其他国家对美国开放市场。 小布什当选总统后，曾将努力实现一个没有贸易壁垒的世界作为其政府外交政策遵循的六条准则之一。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美国一直要求中国切实履行开放市场的承诺。实际上，近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大幅增长，而且还在发展。2001年，美国整体出口下降了2.5%，而对华出口却增长了18.5%；2002年，美国整体出口下降了4.9%，对华出口增长了15%；2003年1至9月，美国整体出口增长了2%，对华出口则增长了18.52%。 但是，随着近年来美国外贸逆差的增加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上升。2004年美国大选的临近，又使中美贸易问题成为美国国内政治问题之一。一些人指责中国的出口造成美国失业率增加，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 2003年11月，布什政府宣布对中国三种纺织品的出口设限，并对中国彩电出口进行反倾销调查。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最终也有损于美国自己的利益。 中美在经贸领域相互依存、互利共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中美两国经贸合作正面临一个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双方应该以发展、平等、互利的精神，通过扩大经贸和平等协商来化解分歧，发展中美公平贸易和经济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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