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思云
近读赵无眠先生的大作《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很受启发。特别是关于汪精卫政
府的一节，赵先生提出汪精卫是爱国者的崭新论点，让人耳目一新。读完赵先生的
文章感想很多，因此也想谈一下自己对汪精卫政府的看法。
一、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有人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向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比自己大很多倍的美国发
动战争，是一种失去理智的疯狂行为。但这种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事后诸葛
亮”。要知道战争的胜利不仅仅取决于“物”的方面，还取决于更重要的“人”的
方面。如果战争总是“物”的方面占优势的，人多、枪多、钱多的一方取胜的话，
人类的历史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
例比比皆是。这些战例的成功都是依靠发挥“人”的优势来弥补“物”不足。
赤壁之战时，孙权以5万兵力向曹操71万大军挑战，是不是失去理智的疯狂行为？
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向清国、俄国宣战时，日本的国力都远远逊于中国和俄
国，日本是依靠“人”的优势取得了以弱胜强的胜利。二战时日本的国力固然远远
逊于美国，但绝不是说日本就没有战胜美国的可能，只能说美国战胜日本的可能性
更大一些。日本发动对美偷袭，其实就是现在中国所谓的“超限战”思想，弱者要
想战胜强者，就不能遵守强者们制定的所谓“战争规范”。
二战前世界上有两大阵营：“英法美”和“德意日”。从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
力等“物”的方面来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国占绝对优势。但战争就是一种
赌博，在“物”方面的劣势者就象口袋里没有多少钱的赌徒，他们要想赌赢腰缠万
贯的阔佬，只能采用“孤注一掷”的赌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输。“德意日”孤注
一掷向“英法美”挑战，也就抱着这种大嬴大输的心里。当然“德意日”的确有战
胜“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将领们少犯一些错误，如果“英法美”的
将领们多犯一些错误，二次大战的胜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胜利其
实不过是一种“险胜”。
在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阵营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中，
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测哪个阵营会取胜。蒋介石赌“英法美”取胜，坚持抗日战
争；汪精卫赌“德意日”取胜，主张对日讲和。如果我们不以“胜者王侯败者贼”
的历史观来评判汪精卫的话，当时汪精卫对日讲和的行动并不是什么卖国行为。如
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取胜的话，中国如果站在“英法美”阵营一边，就不可避
免要作为战败国受到割地赔款的惨烈制裁，那时中国可能真要被并入日本的一个
省，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要划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与日本讲和，中国就可以避免
成为战败国的割地赔款苛刻制裁，还可以让中华文化苟延残喘下去。这就是汪精卫
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二、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
汪精卫是1905年发起成立同盟会的元老，是最早跟随孙中山的信徒之一。汪精卫
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信一直很高，孙中山逝世后接任国民党主席。虽然被掌握军
权的后起之秀蒋介石夺取了实权，但汪精卫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一直在蒋介石之上。
汪精卫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对日讲和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与蒋介石的
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卫是主张抵抗的主战派。当时的爱国学生把汪精卫当作爱国
领袖，1931年12月5日全国爱国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请当时正下野的汪精卫还政，
他们打出的标语是：“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
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即日收复东北失地的汪先
生”等等。
12月6日汪精卫在接见全国高校学生代表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
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卫进一步阐述他的对日方针说：
“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
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汪精卫在高呼抗战的民意之
下，再次还政担任行政院长。
汪精卫上台后公开发表讲话，主张惩罚不抵抗而退却的张学良，蒋介石等人却不同
意惩罚张学良。汪精卫一怒之下提出辞职，但国民党中委会不同意汪的辞职。由于
汪精卫不掌握军队，无法插手军事方面的“抵抗”，此后汪只好专门负责“交涉”
的方面。汪精卫批评张学良的不抵抗退却时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
陷，实不成话。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再不抵抗必影响外交。今日以后抵抗
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当时汪精卫本指望中国军队的积极抵抗，会引起英美法等列强的出面干涉，谴责日
本违反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九国条约”，制止日本的露骨侵略行为。然而英美法
只是口头上谴责了一下日本，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这也变相地鼓励了
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使日本更加无所顾忌地侵略中国。此后汪精卫开始对英美
法等民主国家失望，同时中国军队在“九一八”后的怯战表现，也让汪精卫深深失
望，使汪精卫的对日方针从“主战”一百八十度转变为“主和”。
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被刺受伤后，暂时离开政坛出国疗养。1936年12月12日西
安事变发生后，汪精卫应国民党中央之邀紧急归国。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
日军全面入侵中国。英美法等国不但没有干涉日本的侵略行为，甚至还拒绝向中国
提供武器。由于中国是穷国，没有现钱买武器，只能通过借款的方式买武器。当时
只有德、意和苏联肯向中国提供借款，卖给中国武器。
1938年汪精卫在对某军事院校的师生演讲时说：“外交的问题，看起来很复杂，
说起来又很简单。有人怀疑我们和德、意的关系，对于这种怀疑，值得去解释，也
不值得去解释。我的说明只有一点：就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已足够我们
对付了，我们不必再惹第二个。如果墨索里尼愿意帮助我们建立空军，希特勒肯卖
军火给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德、意做朋友？”。“各位同志都是自己人，我不
妨把秘密向大家公开一下，各位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向民主国家买到军火。上次国
联开会之后，我们拍电报派郭泰祺、顾维钧、王正廷三人向欧美各国接洽，结果并
没有得到收获。有人告诉我们的外交官，说他们现在没有军火出售，等到三年以
后，他们自己准备齐全了，再让一些给我们。这不是很好笑的回答吗？罗斯福更是
滑稽，他说他可以卖军火给我们，但是要现钱。我们的大使说：中国是个穷国呀，
哪有金子呢？罗斯福说：没有金子，拿白银来好了。咳！白银不是钱吗？”
抗战爆发后英美法对中国的冷漠态度，以及中国军队的屡战屡败，使汪精卫产生了
只有对日妥协才能救中国的思想。在1938年，中国的抗战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影子。
当时谁能预料到1940年美国会经济制裁日本？谁能预料1941年美国会向日本宣战？
谁能预料1945年日本会战败投降？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今后不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蒋
介石则宣布抗战到底。此后汪精卫屡屡试图说服蒋介石与日本讲和，连续给蒋介石
写了十几封信，力主对日讲和。其实蒋介石也并非绝对不愿意和日本讲和，只是客
观形势不允许他唱讲和的低调。蒋介石在举国上下高唱抗战到底的爱国风云中，不
得不附和民意，而且还要把爱国的调子比别人唱得更高。汪精卫认为蒋介石高唱抗
日和他以往的所为格格不入，是被逼迫走上了他所不愿走的道路。
周佛海后来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战是倒蒋的
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
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尖。
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在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
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1938年6月武汉广州陷落后，国民政府退守重庆。汪精卫开始公开批评抗日派，他
说抗日派是“不说老实话，不负责任”。汪精卫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
实地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地
承认打败仗，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
来”。当爱国华侨陈嘉庚提出：“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提案时，汪精卫争
辩说：“总理（孙中山）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
奸国贼了”。汪精卫说：“抗战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
给了共产党游击队。抗战只有一条路：亡国。此外还有一条“和”的道路，我们应
该拿出抗战的决心和勇气来讲和。”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国民政府作为
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在蒋介石下台，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日本即与国
民政府谈判停战。汪精卫在日本政府的第二次对华声明后，要求蒋介石辞职，以争
取和日本实现停战。汪说：“我们应迅速连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说：
“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
说服不了蒋介石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
汪精卫乘蒋介石去陕西参加军事会议不在重庆的时机，12月18日以外出演讲为
由乘飞机离开重庆到昆明，然后飞往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
汪精卫离开时给蒋介石留下了长文的诀别信，表示他和蒋介石虽然所走的道路不
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汪精卫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当时的
爱国气氛下，走高唱抗战的道路当然比较容易，而走与日本讲和的道路就比较艰
难。所以汪精卫对蒋介石说：你去领导容易的抗战吧，我来承担艰难的和平工作。
不少人以为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是因为贪生怕死，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汪精卫本来
已和蒋介石一起撤退到安全的大后方重庆。如果汪精卫和蒋介石一起高唱抗战的
话，绝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相反汪精卫要逃出重庆和日本人合作，倒是要冒生命
的危险。汪精卫逃到河内后，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打死了他的秘书。如果不是汪精
卫的秘书主动要求和汪对调房间的话，汪精卫早就丧命河内了。所以汪精卫的“和
平工作”，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赌博，绝非一般贪生怕死之徒敢为的。
三、汪精卫政府的客观作用
汪精卫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了维新政府，使中国在国际处于非常绝妙的位置。一半
中国人参加英美法阵营，另一半中国人参加德意日阵营。如果英美法取胜，蒋介石
代表中国作为战胜国，接受汪精卫政权；如果德意日取胜，汪精卫代表中国作为战
胜国，接受蒋介石政权。中国是二战中唯一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战败的“双保险”国
家，这使中国避免了万一战败而陷于割地赔款、甚至被分割亡国的绝境。大概也只
有中国人才能想出这种绝顶聪明的生存之道，让洋人们叹服。
汪精卫的维新政府除了使中国成为不会战败的“双保险”国家外，还从侧面拯救了
蒋介石和共产党。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满足了日本人所要
求的停战条件，才使日本没有继续向蒋介石发动进攻。如果没有汪精卫代表中国和
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日军不可能找到一个有面子的停战理由，必须继续进攻直到消
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日本在1939年后再没有对退居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发动大规模
进攻，就是因为汪精卫已经代表中国与日本讲和。
有人说1939年后日本没有发动大规模对华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的战线太长，兵
力不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几百万兵力全线出击，
大举进攻东南亚。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华战争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
过七、八十万。只要日本再投入200万军队，打下重庆延安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正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日本才没有继续进攻重
庆。蒋介石和共产党能在8年抗战中生存下来，靠的并不是国共两党军队的顽强
抵抗，而是靠汪精卫的“卖国”解围。
另外汪精卫政府除了“双保险救国”方面的意义外，在“救民”方面也有不少作
为。战后国民政府号召敌占区老百姓“忆苦思甜”，揭发汪精卫政府为虎作伥，迫
害人民的罪行，但实在没有找到什么值得搬上桌面的东西。相反敌占区人民在汪精
卫政权下的生活还过的去，基本生活物质供应稳定，市场物价平稳，没有听说老百
姓吃不上饭，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发生。而蒋介石“还都”以后，倒是通货膨胀物价
飞涨，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卫时代还下降了一块。后来共产党在文革时搞“忆苦思
甜”的诉苦大会，也很少听说有人控诉日伪时代的生活最苦。
汪精卫统治下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均得到保证，没有出现发行
粮票布票的限吃限穿，也没有“知青”市民下放农村的拆散家庭，比共产党政府的
政绩还要好一些。没有汪精卫政府和日本人争物资，保证敌占区人民的吃饭穿衣，
敌占区人民怎么可能捱过八年的漫长岁月？假如当时没有汪精卫等人和日本人合
作，日本兵把敌占区的物资全部抢光烧光，敌占区老百姓即使逃过日本兵的子弹，
也逃不过饿死冻死的命运。汪精卫政府与日本人争物资，至少拯救了上千万中国老
百姓的性命。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与独立的，从来没有人主动要求当别人的奴隶，也没有人会主
动要求做他民族的傀儡和走狗。任何人成为奴隶，成为傀儡和走狗，都是出于迫不
得已。如果认为汪精卫是自愿主动地、心甘情愿地当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那将是
对普遍人性的错误理解。
客观地讲，汪精卫成为汉奸是他把赌注压错了地方。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胜利的
话，汪精卫就会把蒋介石作为美国走狗汉奸推上审判台，我们今天也要认真学习
《汪主席文选》了。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客观地评判历史人物，一定要本着
一个最基本原则：“不以成败论英雄”。
2000年5月2日写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