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政治家的膽識在關鍵時刻能扭轉乾坤 二戰以後，各殖民地紛紛獨立，印度是1947年獨立的。這時候我們中國國共打得很厲害。印度則在鬧分裂，1948年印巴分裂。尼赫魯在這些關鍵問題上簡直是書呆子，有點像戈爾巴喬夫。當時尼赫魯打的是西方民主牌，天真地認為分裂出去的巴基斯坦遲早會回來。但巴國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不僅回不來，而且印巴一打就是五十多年。現在有些中國人對台灣也持這種看法：認為台灣如分裂出去，如果我們搞好了，到時候它自然選擇回來。這是天真的想法。巴拿馬就在哥侖比亞眼皮下，1903年獨立到現在都100多年了還沒有回到哥侖比亞。哥侖比亞是那麼大的國家，你看地圖，巴拿馬在其上面只是一個小點，但就是回不去。如果印度當時沒有分裂的事，我們設想一下1962年的中印衝突會是什麼樣子？有人說，印度文化天生柔弱，出不了強權人物。其實這是天大的誤解。在太平洋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印度有兩個領袖人物，一個是尼赫魯，另一個就是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前一位是跟英美的，後一位是跟希特勒、東條英機的。錢德拉·鮑斯還跟汪精衛一塊照過像。他主張用軍事趕走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這種主張為德國人和日本人所利用。太平洋戰爭結束前，他死於飛機失事。這個人不是公子哥兒，不搞尼赫魯那一套好看不中用的“民主”，不搞西方政客那一套小把戲。可以設想，當時如果錢德拉·鮑斯沒有死，並當選為印度總理，那印度的歷史可能完全不一樣，國內分離勢力就會毫不留情地被消滅掉。儘管錢德拉·鮑斯死了這麼多年，可許多印度人，特別是大學生很懷念他，認為他是英雄。

我們來看看與尼赫魯同時期的毛澤東。印度獨立時，共產黨正跟蔣介石打仗，西藏就有一些人想鬧獨立，與美國、印度的一些勢力勾結。可以設想，1948年，如果印度當時僅出少量兵力暗地支持這些“藏獨”分子，那後果也是不堪設想。因為我們那時候根本就無力西顧，後來再談判那也很難是今天這樣的局面。毛澤東在1949年10月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初就出其不意，迅速拿下西藏。尼赫魯反應過來後，又是抗議又是遣責，後來還搞什麼“前進運動”，小腳老太婆似地一點點一點點地蠶食西藏。毛澤東沒有那些花哨作派，直接出兵，一步到位，1962年擊退入侵中國的印兵。

有人問中國為什麼在1962年打贏了又退回來了呢？

如果我們看看西藏地形就會明白毛澤東所出的是險招，這與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思想是一致的，當時我們所取得的勝利只是險勝。我們後勤跟不上，是靠自然動力將戰爭物資運上西藏高原的，其成本高得驚人。如果印度拖我們半年，這場戰爭就可能影響中國國內經濟建設大局。毛澤東是真正的智者，尼赫魯在小步前進，而我們的毛澤東則兵貴神速，一步到位，打他個措手不及。當印度一片混亂，神志未定之際，我們又立即收兵，把繳獲的武器還給他們，給國際上樹立了正義、和平的形象。毛澤東以鬥爭求和平，從1952年的抗美援朝與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結束到現在，中國東北與西南均無戰事。有些事就得這樣，你如果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有理有節，反倒會有和平。毛澤東敢出險棋，善出險招，結果用時間最短的戰爭，贏得中國邊界上時間最長的和平。這是毛澤東以鬥爭求和平外交思想的成功範例，也是毛澤東對新中國的大貢獻。 中國人的強國之夢是從孫中山開始的。看看過去的歷史片，“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種情景讓人難受。前一陣聽說有一個東歐國家飛機出事，華人就被關到機場大廳，而西方人則都被送到賓館，怎麼說都沒用。大家都知道，國家不強大，國民受人欺。1949年，中國開始走向強大，當時中國被美國包圍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樣衝出來？是靠鬥爭而不是妥協。美國已到了東北亞和東南亞。中國當時的東北相當於今天的上海，剛建國，百廢待興，我們就東北那一點重工業基地，但在它的東翼，美國已大兵壓境。

當時我們一些人認為美國不會打中國，也不想打中國。毛澤東不信。毛澤東不是從美國的言辭而是從雙方力量變化中看問題。一旦美國拿下朝鮮，美國再翻臉中國就來不及了。此一時，彼一時，毛澤東才不信那些沒有力量保證的承諾。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那時候美國有原子彈。我們什麼先進武器都沒有，就是有勇氣。但我們打贏了。有人說打平了，中國那麼窮，打平了就是打贏了。周恩來1955年參加萬隆會議，各國代表都拍手歡迎中國代表團：他們為中國的勇氣和勝利而歡呼，為中國打掉美國驕橫霸氣而歡呼。想得出來，當時毛澤東坐在中南海的感覺特別好。國際鬥爭有時候就是這樣，關鍵時候要有勇氣扳手腕，輸贏在此一舉。 八、沒有統一民族市場的國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與蘇聯相似，在中國建設道路上曾經也有兩種方案，一種方案慢慢來，直接搞私有制，經過很長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以後再搞社會主義。開始毛澤東也是這樣想的，後來他改變了想法。我的下鄉經歷與2000年到印度訪學的經歷才使我理解毛澤東當年快速搞公有制和人民公社是有道理的。尼赫魯開始也是搞社會主義，後來突然改變了主意，搞公私混合。我們知道，不同的所有制下的同一種產品，其交易成本是不一樣的。一旦搞私有制，生產資料交易就包括了制度成本，其結果是無謂地增加了國家基礎建設成本，並使中國現代化在其初始階段就會因其無法承受高成本而中斷。印度的基礎建設至今老化得不得了。為什麼呢？它制度成本非常高，使用每塊地都得買。在印度修一條鐵路花的錢遠比同時期的中國高。我曾下過鄉，當時國家若徵用某塊地，只要公社一紙命令到鄉，一路暢通，村民沒有任何異議，根本沒有今天那種哭爹喊娘的情況。當時中國搞三線，如按私有制的搞法，其成本將是天文數字。毛澤東通過所有制改造將生產資料交易成本壓到最低，與印度的尼赫魯相比，我們的毛澤東是多快好省，在最短的時間，用最低的成本，為新中國奠定了崛起的堅實的基礎，今天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就建在這個基礎上。 印度完全不一樣。我們看報紙上說印度是軟件大國、科技大國，但印度情況似乎不是這樣。我到印度尼赫魯大學財務處交費時，只見財務報表從地面一直堆到房頂，半個房子堆的都是賬本。整個大廳沒有一台電腦。我到國際政治系，只有一台386型的電腦，還經常不工作。我等一個電子郵件往往要等一兩個小時，打字員用的打字機跟英國工業革命時候的差不多，工作起來響聲很大；整個行政大樓都是這聲音，跟工廠一樣。這種情況說明它國內電腦市場沒有那麼大的需求，印度有錢人也不買電腦，買了沒有用。它整個生產與市場完全是分離的，市場依託於國外，國內大量窮人基本生活保障靠政府包辦，窮人的一些消費項目如飲水、醫療等都是免費的。有一次我去他們政府辦的醫院作了個小手術，從掛號到手術結束共花了10盧比，相當人民幣兩元錢。印度多數人是窮人，窮人手頭沒有多少貨幣，因而就不會有太大的購買力。因此統計數字表現出的消費高指數多是政府包辦而非國內民間資本拉動的。印度人聰明的腦袋是給外國人長的。我去一個小餐館，那天女老闆高興得不得了，說她兒子拿到美國綠卡了。在印度家裡有人拿到美國的綠卡是很自豪和高興的事。印度人絕頂聰明，但這只能為美國人服務，因為印度的民族市場很小。前兩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是印度人，但他一生多數時間卻在英美兩國。只是由於他未放棄印度國藉而非為印度長期工作才成為首位諾貝爾獎印裔得主。真不知道，西方推出這位印裔人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對印度人意味着什麼，西方人大概在暗示印度應該按着拉美模式搞下去。

我們現在講GNP，一定要研究其構成，而不能只看總量。一個國家的資本構成、儲蓄構成反映一國經濟的性質。是自主型的國民經濟還是依附型的經濟，從GNP的構成才可看出。所以我們不能單純說GNP達到幾萬億，這只是表面現象，要看它的結構是什麼。清朝的GNP也是很高的，但其構成表明它不是強國。

中國農業改造問題一直沒解決好。所謂“農業改造”就是將中國傳統的自然的小農業經濟改造為現代的市場農場經濟。中國自秦以後始終是自然小農業經濟，1949年建國後，新中國領導人就考慮農業改造問題。但由於它涉及商品經濟，因而中央的農業政策始終在“兩條路線鬥爭”中搖擺。當時人民公社，有了大農場經濟的形式但沒有市場經濟的實質。當時人們意識不到市場經濟對於中國的意義。在這方面我們應該感謝鄧小平。鄧小平先從農業問題入手，將土地交還給農民。農民的積極性大大提高。儘管小農業經濟有啟動快的特點，但不易持久且容易分化，非常脆弱。一家一戶地生產，全家人力投入到一兩畝地里，生產中的人力成本和西方農場比高得不成比例。當時中國農業提供給城市的是自給自足之後的剩餘產品，而不是一般商品。其生產因沒有利潤壓力而失去效率。隨着中國進入市場經濟，引進外資，這種自然小農業經濟整個就撐不住了。城市工業品價格的增長使得自然小農業因成本高於產出，加之國外優質低價的農產品的引入，中國農業很快面臨瓦解的危機。可以預言，隨着WTO規定的中國政府對農業的保護期結束，如果政府對農業還無有效的保障政策，中國的農業危機將有可能轉化為1789年法國式的政治災難 。

有一幅漫畫，一輛牛車拉了個卡車空殼，這似乎是中國農業的寫照。卡車是現代化的城市經濟，牛車是落後的農業經濟，是城市的基礎。建立在正面臨破產的自然小農業之上的現代化大都市，能立得住嗎，能有發展潛力嗎？牛車上的卡車是不可能跑快的。現在中國農村只剩小孩、婦女、老人，已近解體的邊緣。而如果沒有中國的農業對工業產品的需求，中國的工業民族市場就是一句空話。現在我們就有些同志對農業老牛有些不耐煩了，要把牛車一腳踹掉。但如果我們由於沒有耐心改造而是要放棄我們的農業基礎，那中國經濟只能走依附於國際市場而不是民族市場的經濟發展道路。歷史表明，沒有統一的民族市場的國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目前中國出現涉及大量工人下崗，農民生活無法保障的問題。這主要是因為資源不足。西方國家在資本主義早期也出現過這種問題，但它們用犧牲殖民地資源的方法來補償了國內的社會問題。廣大的殖民地為這些國家提供了豐厚的利潤。英國把印度變成殖民地，這麼多年，印度還這麼貧窮，就很說明問題。近代史幾百年，西方走的多是這條剝奪資本外圍地區的道路，斯大林走的是另種道路。這就是剝奪本國農民，同時為了防止兩極分化，他就用集體農莊的方式杜絕分配不均。但就今天的中國來說，我們既不能搞殖民地，也不能搞絕對平均的集體化政策。怎麼辦呢？只有走出去，慢慢發展不行，但工人、農民的生存權應該放在第一位，從政治上看，國家還是應該確立多數勞動者階層的基礎地位。現在電影不是什麼什麼“總”就是什麼什麼“董”，要不就是才子佳人和帝王將相。這有些問題，世界難道都是“總”“董”們的嗎？不完全，還有工人、農民。現在中國的工人農民是人口的絕大多數，占公民的百分之八九十，因而是國家政治的基礎。我們不能說他們困難多就不管他們。他們是國家的雙腳。腳臭了得洗，有病了還得做“足療”，使它強健。誰都知道臭腳丫子不好，但能砍掉嗎？當然不能，它們是全身的基礎。我們國家各階層是一個整體，一定要保護好。我覺得毛澤東的工農聯盟思想是很長遠的考慮。不能一切都以生產力為標準，我們還是應該以人，特別是以廣大勞動者物質和精神生活質量為生產力高低的標準，以工農為生產力服務的主體，這是立國之本。國家富裕的標準近期看，應是工農的收入多少，他們是民族市場的基礎。如果百分之幾的少數人占有全民存款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後果是很可怕的。歷史上沒有一個大國是在本國工人農民大量破產、生活持續惡化中崛起。中國農民在中國現代化進程和市場經濟轉軌中做了很大的犧牲。實際上我們應該對他們有所補償。這不僅是一個道德問題，它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工人農民社會保障是現階段中國的最高利益，是中國能否在21世紀真正崛起的政治保證。

有人會說，目前的情況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隨中國經濟富裕了，這些問題就會在改革中逐漸消失。但現在美國可能不會給中國充裕時間讓中國在漸進式改革中崛起。為什麼？你現在是最弱的時期，誰都明白你漸進的結果是什麼。鄧小平書裡都寫明白了，韜光養晦，沉着冷靜，這話也都翻成英文了，人家也不是不知道。現在霸權國家目的是要把中國國內的資源掏光，然後叫你後悔。2001年6月21日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美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上說：他過去經商時得到的經驗是，在對手還沒有崛起的時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氣最小。我們現在應該明白這一點，及時做好準備。

九、未來的世界如果不降低資源消耗，就必然會戰爭不斷 鄧小平對中國最重大的貢獻，是將中國從自然經濟帶進市場經濟。但我們轉向市場經濟以後，發現在工業生產力發展越來越快的同時，我們的民族農業市場越來越脆弱，撐不住工業速度，於是中國工業產品日益依賴海外市場。經濟依託海外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海外的自衛手段非常弱。結果是我們對海外市場依賴越來越大的同時，我們和世界霸權的矛盾也越來越深，雙方可以寬讓的餘地越來越少了。

除市場外，隨着經濟的發展，中國對國際資源的需求和依存度也在上升。過去我們怎麼不是這樣呢？過去我們的經濟在做瑜珈功，瑜珈功的特點在於頑強的生存性，吸收一點點資源，一點水、空氣就行，有點像泥鰍。自然經濟就是這種經濟形態，把能量消耗降到最低限度，這樣能夠活得很長。我們那個時候，資源沒怎麼開發，消費也很低，覺得地大物博。現在我們消費有些畸型。比如說買茶葉，茶葉罐子比茶葉都高級，為了促銷有利潤。為了利潤，不惜惡性競爭。與減肥現象一樣，為了長身體，廠家鼓勵你多吃，這會產生利潤；吃胖了，廠家又鼓勵你減肥，這又是利潤。這左也是利潤，右也是利潤，最終結果是零和。但這樣浪費的前提是對難以再生的資源高消耗。我們在學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時知道共產主義產生的條件是“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 ，但馬克思那個時候意識不到另一個問題，即資源不能無限涌流；煤、鐵、石油，都不能無限涌流；土地和地力也不能無限涌流。生產力與我們的腸胃消化功能相似，現在我們腸胃消化功能很強，但沒糧食吃，工業糧食就是資源。沒吃的而腸胃消化功能又強，這意味着死得快。那還不如瑜珈功，低消耗，活得時間長。 但這又產生了新的即競爭力不強的問題。競爭是動物的本能，不同競爭力的動物有不同的競爭方式。對於弱小動物而言，它們參與競爭的方式是負向自衛。比如蚊子、老鼠、螞蟻、野草等，由於它們攻擊力不強，作為彌補，它們的繁殖力卻高得驚人，以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但我們中國已不能選擇這種競爭方法，因為我們已長得強壯起來，我們的腸胃消化功能即生產力日益強大。過去的問題是腸胃“消化功能”處於潛在狀態。現在的問題則是糧食不夠吃。我們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曲線是上升的，但大家仔細一看，有個陰影也在上升，即資源消耗曲線也在上升。如果把經濟的利潤補到資源上即環保上的結果卻是零和。好的經濟發展模式應當是經濟曲線上升的同時，資源消耗曲線下降，形成剪刀差。英美國家的發展道路就是這樣。它們通過掠奪包括中國在內的南方國家的資源來保護本國的環境。隨南方國家的發展加快，資源不足的矛盾將日益成為國際鬥爭的焦點。因此可以預料，全球資源的有限性和世界經濟發展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決定了未來的世界如果不降低資源消耗，就必然會戰爭不斷。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戰爭是人類降低資源消耗的終極方式。

現在我們國內資源已近枯竭。中國西部沙漠開始“農村包圍城市”了，蝗蟲也來了，聽說內蒙的野生動物往外蒙跑，東部地區的青蛙往馬路上跑。有人不理解這是怎麼回事，沒有森林和田地了，水田都蓋成大樓了，野生動物只有往有森林的地區跑，青蛙只有往馬路上跑。這都是生態問題。生態問題越嚴重，我們對國際資源的依存度就會越大。

世界資源“蛋糕”就這麼大。七國集團已瓜分完畢，新崛起的國家已飢腸轆轆。如果說，上世紀的主要大國發展的主要矛盾是市場短缺，本世紀主要大國發展的主要矛盾則是資源短缺。據尼克松披露：勃列日涅夫告訴第三世界的領導人，只要卡住西方的資源，就能卡死西方。 尼克松說，資源是西方政治的關鍵。

美國的目標是控制世界資源。美國人和我們比更嬌氣。他們加利福尼亞輪流停一下電，就受不了。這是由於他們已習慣於高消費，消費水平落不得。印度人和我們相比，我們更嬌氣，印度的氣候五十度是正常的。咱們四十度就算高溫了。2000年下半年印度整個北方停了兩天電，當時我已覺酷熱難忍，可印度人也沒覺得過不下去。生活水平是剛性的，能上不能下，除非發生戰爭。美國資源消費量最大，所以它對世界的依存度就大，它要對世界控制，尤其是軍事控制。美國像一個螃蟹，腹部非常軟，這叫民主，但是爪子非常硬，這叫霸權。它是對內民主，對外霸權。它抓世界的時候很厲害。有人說美國這個國家快衰落了，但它短期內垮不了，為什麼？它會且有能力排毒，排毒可以養顏。排毒就是轉嫁危機。如果本身的內毒排不出去，它就要打仗。前面講過，世界財富的轉移是靠國家暴力完成的，現在再加一句，資本主義危機也是靠暴力排放出去的.

將資源比作水庫，將地區經濟比作吸水的海綿。原來世界只有北美和歐洲兩大海綿。冷戰後，以中國為主動力的東亞地區崛起。這樣世界在水的總量（常規資源總量）不增加的情況下，世界吸水的海綿體卻增加了東亞這一大塊。美國是資源吞吐量大，必須泡在資源水池中才能存活的國家，但現在水池中的水不夠它用了，他身體就出毛病。現在歐元出現且競爭力強勁，吸納資金的“海綿”越來越大，再加中國持續崛起，這樣世界常規資源將會在這三大經濟體增長下嚴重短缺。如不降低資源消耗總量，這三大經濟體必然要發生衝突，結果不是三方同時降低消費水平，就是有一方要被對手打掉。 有人說，中國的問題是民主而非資源問題。但和平民主需要的不主要是學問而是資源。別說萊溫斯基案件要花多少錢，就說中國農民要有了冤情，按法治程序說，應該打官司，相信國家，這沒問題。但國家的官司也向他要錢，於是農民的態度就不取決於法治觀念和民主程序而取決於經濟收入，可現實中大多數的農民收入只夠買法治教材而不夠打一場官司。如果打不起官司，那這位農民必定要選低成本的解決方式。但如果連這點費用也沒有，那只有獨自去冒險。市場經濟，都講成本。西方國家不怕，它有大量來自南方國家的高額利潤回流。從生到老保證沒事，出了事保你打官司有錢，這樣社會就會穩定。中國農民打官司，低級法院不行到中級法院，可能到不了最高法院，作為原告的農民幾乎要傾家蕩產了。為什麼恐怖主義在窮困地區有市場，主要是經濟問題。理論和法律上規定的和能不能做到是兩回事，解決問題需要資源。西方有巨大的資源來滋養，因此它國內民主發展就有物質基礎。但前提是它必須牢牢地鉗住世界資源。由於歐洲統一和東亞經濟崛起對國際資源需求日益增長，美國對世界資源的攫取更多地選擇暴力方式。從1999年到2003年，美國幾乎一年發動一場戰爭，而每一場戰爭都與控制國際資源的目的有關。 但從政治考慮，目前美國還不會對歐洲採取行動，因為歐洲是分散的。同時美國也並不希望中國徹底分裂。它只希望中國最好像歐洲一樣，相對分裂，各地來個“高度自治”，讓中國各地政治內耗，從而使其不僅無力向海外索取資源，而且還需要外部干涉。從地區戰略看，美國希望亞洲這幾個大國處於相互制衡狀態。因此中國不能太弱，還得幫美國拽着印度、俄羅斯、日本等。如果中國徹底垮下去，亞洲就會形成一個大的政治真空，印度、日本、俄羅斯就會借近水樓台的地理優勢填補這個真空。那樣的話美國就吃不消了。 只有亞洲大國相互都拽着，美國才可以在世界上獲得利益。

與當年英國一樣，中斷美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繫是其經濟垮台的前提。它強大的消費能力需要從外面大量吸收資源。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它毀滅的是整個世界，但是在有限的地區和時間內人類無法感受到這種結果。資本主導下的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個悖論，沒有辦法。最終人類還只有從社會主義中找出路。我們過去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現在應當補一句，也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人類。 十、大國力量增殖於地區性守成，消釋於世界性擴張 我們談世界資源，是否意味着中國在未來也要搞世界擴張呢？ 不，絕對不是這個意思。並且我認為世界擴張對中國現代化進程而言，是一條通往災難之路。我贊同毛澤東和鄧小平為中國制定的中國永不稱霸的外交原則。

鄧小平給中國定下的未來五十年的發展目標是中等發達國家，這意味着他在未來較長時間內將中國發展定位在“地區性大國”的層面，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是通過地區性的影響來實現的。我們與美國不同。美國是一個世界性的國家。美國國務院從來不考慮國內的事。美國軍事演習總是以世界某些大國為假想對手，以世界某個地區為假想戰場。我們的軍人看的是我們山海關、武漢、長江等，美國軍人則是紅海、巴拿馬運河、關島，沖繩島等。未來中國的軍人要有世界眼光，這是美國人教給我們的經驗；未來的中國外交要從本土防衛政策向地區性守成政策轉化，從內斂型守拙政策向外向型積極防禦政策轉化，長期經營於亞洲，與鄰為善，為中國百年國運打下深深的根基。

歷史上德國和美國的衰興歷程對未來中國是一面鏡子。而研究德國，就不能不了解德國百年國運的奠基人俾斯麥。俾斯麥生於1815年卒於1898年，其生平幾乎覆蓋了整個十九世紀。俾斯麥青年時的德國四分五裂，而法國又在拿破崙失敗後一蹶不振。這為德國的崛起提供了歷史性的時機。1848年法國拿破崙三世路易·拿破崙上台，這對四分五裂的德國形成巨大的壓力。而1854年到1856年爆發的“克里米亞戰爭”又使德國不得不面對來自俄國的壓力。1862年俾斯麥任普魯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主張“鐵血政策”，用王朝戰爭和國際交叉聯盟的方式實現德國統一。

1864年他在與奧地利聯盟和確保法國拿破崙三世的中立後，向丹麥宣戰，一舉拿下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和基爾港。接着俾斯麥又與意大利結盟，確保法國中立，不顧奧地利的阻撓，1866年開始並完成德意志的統一戰爭，成立北德意志聯邦。這使當時的歐洲受到巨大的震驚。意大利樞機主教國務秘書安東內利聽到普魯士統一戰爭勝利的消息時驚呼：“天塌下來了！”英國《旁觀者》報評論說：“已經有三十個（！）王朝被掃到一邊去了。兩千萬人的命運就此永遠改變。世界政治已經面目全非。”法國歷史學家梯也爾承認，德國統一是法國四百年來最大的不幸。 “多少事，從來急”，俾斯麥並未因此停步，他估計德國統一後，德法戰爭不可避免，對拿破崙三世好大喜功性格十分了解的俾斯麥，借1870年7月19日法國對普魯士宣戰的時機，以優勢兵力迅速深入法國，色當一戰俘獲拿破崙三世及其9萬軍隊後，俾斯麥又乘勝揮師巴黎協助梯也爾鎮壓了巴黎公社革命。德國從法國獲5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並獲阿爾薩斯和洛林大部分地區。1871年德意志帝國成立。從1866年至1872年，俾斯麥僅用了六年的時間就使德國在統一中崛起，由此徹底改變了長期不利於德國的歐洲均勢，確立了德國在歐洲卓然不拔的地位。

然而這還不是俾斯麥的過人之處。真正需要未來中國人學習和領會的是俾斯麥在勝利後的地區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以及為了堅持其外交原則，他不惜與新皇帝決裂的精神。

俾斯麥與當時大多數仍處在勝利亢奮中的德國人相反，認為德國勝利後的外交活動餘地更加有限。他說：“我們位於歐洲中部。我們至少有三條會遭到攻擊的戰線，而法國卻只有一條東部的國界，俄國只有在西部的邊界上有遭到攻擊的可能。此外，根據歷史整個發展的情況、我們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據德意志民族的內部聯結與其他民族相比也許相當鬆散這一特點，我們比任何一個別的民族更易遭到別人聯合起來對付我們的危險。”歐洲國家“只能容忍德國的實力強大到不至於觸犯其自身安全為限”。

1871年後，俾斯麥意識到德國的擴張已達到歐洲列強可接受的極限，此後他堅持地區性守成原則。德意志帝國成立後，俾斯麥立即在官方文告及議會演說中反覆強調“除了自己繼續保持安寧，在和平環境中進一步發展外”帝國別無他求。在歐洲大國間，他小心翼翼地採取維護俄德關係，穩定德、俄、奧之間的三皇關係。1872年德俄奧三國皇帝簽訂協定，聲稱一旦和平受到來自其他國家的威脅，則“無需尋求或締結新的盟約，即可彼此進行協商，以求達成共同遵循之路線”。1882年俾斯麥利用英法意在地中海衝突的機會，拉攏意大利與德、奧形成三國同盟。1887年這個同盟又得到進一步續延。同年，俾斯麥又與俄簽訂了一個秘密條約，史稱“再保險條約”。俾斯麥建立這些交叉結盟網絡體系的目的是防止、限制、削弱法國復仇的可能性。

1872年，在普法戰爭勝利後，俾斯麥在給當時德國駐巴黎大使阿尼姆伯爵的信中說：“我們所需要的是法國讓我們安寧，要防止法國——假如它不願和我們保持和平的話——找到盟友。只要法國還沒有盟友，法國就對我們沒有什麼危險；而只要歐洲的大君主國團結在一起，一個共和國對它們就沒有什麼危險。”1874年俾斯麥對駐法大使霍恩洛厄侯爵發出指示：德國最關心的是，“法國在內部不要變得強大，對外也不要被看成強國，免得它爭取到盟友”。德國統一併打敗法國後，儘管德國擁有令整個歐洲生畏的強大的軍事力量，而曾強烈主張“鐵血政策”的俾斯麥這時對武力使用卻更加慎重。這時的他僅將強大的德國軍力當作提高德國結盟砝碼以及威懾潛在敵人的手段而已。他將軍事置於政治之下，將德意志的強國地位限於歐洲地區，拒絕任何全球性的戰略企圖。總之，俾斯麥擔任首相職務將近二十年，他企圖達到的目的就是爭取在政治上出現除法國外，各國都需要德國的形勢。而穩定四方的目的又是用較長時間鞏固、消化德國1866—1872年在歐洲取得的地緣政治成果。

俾斯麥的地區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使德國國力迅速上升。十九世紀末，也就是俾斯麥辭職時，德國工業生產幾乎趕上英國，在總產量方面甚至已超過英國。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使德國國內滋生了向世界擴張的衝動。這種衝動在威廉二世執政時期（1888—1918）的對外政策中得到體現，為此俾斯麥於1890年辭職。此後德國大規模擴軍，實行海外擴張的政策。1880年德國陸海軍人數為42.6萬,到1904年一戰爆發時已達89.1萬,同期戰艦噸位從0.88萬噸擴張到13.05萬噸。 1897年，德國占領中國的膠州灣和青島，次年從西班牙手裡取得加羅林群島、馬利安納群島和帕勞群島，1899年和英美簽訂條約並獲得薩摩亞群島的一部分。1902年修建巴格達鐵路直逼英俄中東利益，這強化了德國與世界主要大國的直接對抗。德國威廉二世的外交“新方針” 引起了其他大國的警覺。1894年法俄兩國建立同盟。二十世紀初英國放棄傳統的“光榮孤立”政策， 1902年英日建立同盟，1907年英俄在中東利益妥協，簽訂“英俄協約”。而與德國形成同盟關係的意大利也在1902年同法國簽訂秘密協定，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初，俾斯麥時期的地區性守成的外交成果已蕩然無存，德國與奧匈帝國已四面楚歌。1914年德國利用薩拉熱窩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是德國在戰爭中全面毀滅；30年代末德國希特勒步其後塵，結果又是德國被強力肢解。 德國這段歷史經驗對中國的未來是有用的。俾斯麥外交思想的精華在於：在主權問題上不懼挑戰，敢於果斷使用武力；而在國際問題上是準確把握大國間的利益邊際；在大國競爭中決不透支國力。俾斯麥外交的重要經驗在於：國力只能用於國家可承受的並且是對國家有重要利益的地方。

威廉二世與俾斯麥分道揚鑣是德國的悲哀。正是由於威廉二世及其顧問們“急於表明其氣概”的“性格弱點” ，才造成德國超度使用國力和德國毀滅的後果。基辛格博士對俾斯麥有很高的評價，認為：“由於他了不起的建樹，使得他所締造的德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兩度遭到外國占領及國家分裂達兩個世代之久，卻仍巍峨屹立。”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美國。

美國在二戰以後開始步入世界性大國行列，然而其國運興衰卻與其追求世界霸權的政策緊密相關。

二戰後歐洲的衰落極大地突出了美國的地位。美國絕對優越的經濟實力也曾使美國在其海權擴張中表現出“威廉二世”式的輕率——今天的小布什似乎正在重蹈覆轍。為控制整個太平洋，1946年，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曾制定“邊疆”西移計劃，根據這項計劃，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開進日本，占領了琉球群島和小笠原群島，並把沖繩建成它在亞洲的最大海軍基地。1947年，美國海軍占領了馬利亞納群島、加羅林群島、馬紹爾群島等。但美國的這種擴張勢頭在朝鮮半島和中南半島受到嚴重挫傷。上世紀50年代美國出兵朝鮮並與中國交手，損失慘重；60年代中葉，法國從越南退出後，美國貿然進入中南半島，企圖獨擔“拯救民主世界”的重任，結果又被拖在越戰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此後國力開始在世界擴張中透支。

1960年美國在世界生產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為25.9%，到1970年下降為23%，1980年繼續下降到21.5%。而與此同時，日本、中國等在世界生產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則快速上升，1960年至1980年間，日本在世界生產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從4.5%增長到9%；中國從3.1%增長為4.5%; 到1980年“世界銀行關於人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以及國民生產總值的統計數字，實際上已經非常明顯地顯示出全球經濟力量的多極分配趨勢”。 尼克松看到美國國力因其海外過度擴張而下降的現實，果斷調整美國外交政策，結束越南戰爭，恢復與中國的關係。此後，美國國力開始回升，90年代初，蘇聯解體，但美國並未停步，於1991、1999、2001及2003年，美國通過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將其軍事力量插入海灣地區、巴爾幹半島及中亞地區，全面回收蘇聯地緣政治遺產並於2002年退出《反導條約》，打破原有的戰略平衡，“在僅僅一個世紀的時間裡，美國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國際動態的改造——從一個相對孤立於西半球的國家，變成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國”。 今天的中國相當於19世紀下半葉的美國，今天的美國相當於19世紀的英國。但美國現在是好了瘡疤忘了痛，小布什上台後，在國際問題上更是一副“捨我其誰”的霸主姿態。蘇聯解體後，中國開始崛起。正因此，美國才要重複以往英國遏制美國的政策以對付中國。但是對於未來崛起後的中國而言，我們應當汲取的歷史經驗是不要選擇美國今天的稱霸世界的道路。從羅馬帝國到大英帝國衰落的歷史經驗表明：地區性守成則國強，世界性擴張則國亡。歷史上沒有一個大國的國力，能經得住世界性擴張的透支。所以，今後不管中國發展強大到什麼程度，都應謹記並遵循毛主席為我們制定的 “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外交路線，這是一條高度濃縮老一代領導人政治智慧的強國路線。

十一、用公民國家主義代替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 在國家制度創新目標的選擇上，目前中國流行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兩種意見，但細想起來，似乎兩種提法都不太科學。

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石是民族自決權理論。“民族自決權”指各民族有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直到自由分離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它最初是由17、18世紀西方資產階級提出的政治要求之一。1916年3月，列寧發表“社會主義與民族自決權”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均應享有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被壓迫民族應從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宗主國中解放出來。1918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十四點”宣言，也提出“民族自決權”概念，稱民族自決應是重新劃分“戰敗國”領土的依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權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二項明確規定“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的友好關係”是聯合國的宗旨之一。隨着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殖民地、附屬國紛紛宣告獨立，作為主權國家參加聯合國。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新獨立的和以前獨立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已在聯合國中占多數。在它們的影響下，聯合國大會從1958年以來通過了一系列決議確認民族自決權。其中最重要的是1960年12月14日聯合國大會第十五屆會議以89票對0票、9票棄權通過的關於《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這項宣言確立了“民族自決權”為一項法律權利。1966年12月16日聯大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70年10月24日聯大通過的《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和合作的國際法原則宣言》以及1958年12月12日、1965年12月20日和1975年11月10日聯大先後通過的有關民族自決的決議，都進一步總結和發展了民族自決權的國際實踐和理論。

“民族自決權”也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內容。 民族自決權的核心是各民族有自主建立國家和選擇國家形式的權利。當某一民族還在受外國奴役或沒有自己的國家的時候，其民族存在的最高原則是民族自決權，即有自主建國的權利，這也正是目前阿拉法特領導下的巴勒斯坦人建國事業的法理基礎。但是當這個民族自決成立了國家，那麼它原來享有的民族自決權在這時就已讓渡並服從於國家主權，民族身份應讓位於國家公民的身份，原先民族自決權在國際舞台上的民族主體地位也自動讓位於其自主選擇的國家主體地位。這時原先的民族主義，就在邏輯上和實踐上完成了自我否定。這如談戀愛結婚的道理一樣，結婚之前，雙方都有選擇的自由，這對個人稱人權，在民族問題上則是“民族自決權”。談戀愛時，我有權決定跟這個人結婚，或者跟那個人結婚。但一旦結婚，兩個人權就經相互讓渡而成為一個家庭權利，兩個人的部分權利就讓渡於家庭的權利。如要離婚，就必須要經過國家法律認可。對於一個民族來說，你可以單獨，也可以與其他民族聯合建立一個國家，然而你一旦完成了這一選擇，並得到國內國際的承認，這就意味着民族自決權已讓渡於國家主權。如果你要與這個國家相分離，也必須經過國家最高立法機構的批准。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台灣的所謂“政權”是非法的。1949年它失去國內人民的承認，1971年它又失去國際承認。而失去國內國際雙重承認，則台灣就沒有“主權國家”的資格。如果說什麼“政治實體”，政治實體更沒有主權資格。

對此聯合國文件也有相應的說明。196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中明確規定：“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相違背的。” 至於傳統帝國擴張所造成的多民族國家，其民族自決權僅限於各民族的自治權（見《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 聯合國上述規定的理論基礎是國家主權高於民族自決權的原則，而這一原則的理論基礎又是民族自決權的讓渡原則。這兩大原則決定了在沒有異族侵略的情況下，民族國家建立後再提民族主義是不科學和不合時宜的。

自由主義與民族自決權是同一問題的不同方面。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石則是人權理論即“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的理論。 早在古希臘、古羅馬及歐洲中世紀的自然法學者的著作中，就曾有過“自然權利”的表述。人權作為一個實踐和理論問題，是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針對中世紀的神權統治和封建特權提出的。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被稱為第一次人權運動。英國思想家洛克系統地論述了“天賦人權”的理論。法國思想家盧梭根據“天賦人權”的原則發展成為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論。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和1789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以天賦人權為主要理論依據，明確提出“人權”口號，以政治綱領的形式確立了人權原則，從而使天賦人權由理論上升為法律，後遂成為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內容。1945年聯合國成立，維護人權作為宗旨之一列入《聯合國憲章》。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次系統地提出了人權的基本內容，使人權成為國際法原則之一。196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指出，“使人民受外國的征服、統治和剝削的這一情況，否認了基本人權，違反了聯合國憲章”；宣布所有的人民都有自決權。1966年，聯合國通過了國際人權公約即《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兩個公約一方面用法律義務的形式肯定了《世界人權宣言》所確認的人權規定，同時在內容上較《宣言》前進了一步。規定了“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從這些人權發展的歷史及相關文件看，人權是民族自決權的微觀形式，是個人的自決權。儘管人權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占有基礎性的地位，但在聯合國的相關文件中也是被放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及個人權利及其相關責任中考察的。比如，1966年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就要求“公約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釋為有損所有人民充分地和自由地享受和利用它們的天然財富與資源的固有權利”， 將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與“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責任聯繫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公約》將個人權利納入“公民權利”範疇來考慮，這意味着個人權利首先是對居住國負有責任的權利。也就是說，人權，屬於公民權的範疇，而不是與公民權相對立的範疇。

人權也包含其自我否定的內容。 人權的基本原則是“人民的自決權” 。這與民族自決權一樣，自決一旦自主實現之後就要對自己的選擇對象負責。在人的“自決權”未確定選擇對象之前，你可以選擇部落生活，也可以選擇國家生活。不管你選擇前者還是後者，一旦你的選擇完成，你就必須為你選擇的群體效忠。一旦你選擇了國家，你的身份就不再是絕對自由的個人，而是國家公民。公民對國家有納稅義務，其原先的自由選擇權利這時則轉化為對國家效忠前提下的自由權利，公民權成了約束人權的形式，背叛國家的公民自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原先的絕對私有財產這時通過向國家交稅也轉化為相對私有財產。公民在成為納稅人的同時，也獲得國家賦予的公民權利；公民在擔起依法納稅責任的同時，國家也擔負起依法保護公民的責任。這意味着個人的“自決權”已通過向國家主權的讓渡而轉變成公民身份和公民權利。如果某屆政府沒有按憲法保障好公民的權利，你可以對某屆政府有意見和提意見，但不能背叛國家，除非你另選國藉。現在還沒有哪個文明國家不承認公民自由選擇國藉的權利。 這樣看來，現代國家主權是高於民族自決權與個人自決權即人權的。因此，不管是民族自決至上的民族主義還是人權至上的自由主義，在個人的和民族的自決權被自主讓渡給國家主權之後，它們便在法理上失去了主體的資格。國際政治中，目前只有國家具有以主權的名義與他國交往和正式參加聯合國的資格；國內政治中，在國家選擇確定後，國家居民的民族或個人的身份就統一於公民身份，國家公民不再首先以自由民族或自由個人的資格而是首先以公民的資格參與國家事務。從這些意義上說，中國國家制度創新的目標，既不應是民族主義國家也不應是自由主義國家，其科學的表述應是公民國家。在這個國家中，民族的和個人的“自決”自由已融於公民權利和義務中，民族和個人身份已融於公民身份，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融於公民國家主義。“公民國家主義”顧名思義，就是以國家主權為依託並統一於公民權利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與以自由人聯合體 為發展目標的國家主義的統一。歷史轉型中的強制時期除外，沒有公民權利的國家與沒有國家責任的公民一樣，在已崛起的現代國家成長經驗中，都是不可思議的。

無疑，完成從建立在階級對立基礎上的國家管理體制向現代法制國家轉變，是近現代大國崛起的必備條件；而將國家居民的個人、階級、民族的身份融入統一的公民身份，是近現代大國崛起的重要階段。總結好這份經驗，對中國的未來是有益的。 十二、學風建設，關乎中國命運 現在社會有一種玩世界新潮，什麼都是“真好玩”，但仔細一想覺得生活其實不是玩出來的。現代體育比賽要是在原始人的眼裡，肯定覺得可笑。任何一個原始人光着腳絕對比現代體育明星穿着跑鞋跑得快。原始人每天后面被野獸追，或餓着肚子追野獸，能跑不快嗎？現在的青年人已經沒有上世紀中國人的尚勇之氣了，肌肉都是在健身房裡而不是在大自然中，更不是在沙場上練出來的。整個社會充滿表演氣息，沒有一點自然性。預計未來人的體型將退化回魚型：小頭小胳膊、短腿大肚子。為什麼呢？現代人以車代步，一天坐在辦公室打電腦，腿臂都不用力了，不用就會退化。

現在演技行當發展快，這表明我們的演員越來越優秀。但要命的是演戲本事卻在快速向學界滲透：不來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學問，要每天爬格子，寫文章；寫好文章要看大量的書。現在一些學人下不得這等沉下來的功夫，於是只有靠不停在面上“運動”來顯示其存在。平時沒有像樣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鏡、開會，在雜誌上登照片。說是名教授，但沒業績其實就是空的。錢鍾書《圍城》中描寫的一些文人作秀態，現在仍有人痴心不變。人在四十之前，為了生存，弄個職稱，這樣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該知天命。天命是什麼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作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業聯繫在一起的，不是與你名片聯繫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卻不能印成文章。作人作事必須踏踏實實。 現在的社會留給知識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過考試體現自身價值。考試畢竟是手段，但現在卻成了目的。考了大學，上了清華北大，鄉親們都說，這孩子不錯；考上研究生，鄉親們又說不錯；再考上博士，該你出來點真成績了，沒有。怎麼辦呢？人總得有個價值體現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還不見“水平”，再考GRE，要考幾千分，整死人。出國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學問”的感覺。到了美國，總要做點真學問，寫點好文章，來點真格的。但還是真的沒有。怎麼辦？就在美國研究中國文化。憑什麼，憑他來自中國。理由也簡單：“不懂中文也沒在中國呆過怎麼能研究中國”。但時間長了，還不出好東西，人家看出了破綻；怎麼辦？不行再回中國。四十好幾了，回來幹嘛，在中國研究美國文化，憑什麼，憑他從美國回來，理由也簡單：“不懂英文，也沒去過美國怎麼能研究美國”。就這樣又成了所謂“美國問題專家”。見了故友，肩膀一聳，兩手一攤，“我剛從America回來”。時間長了不見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國，回來說我見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說了什麼什麼，就是沒有自己的真觀點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學問。難怪有網友為這些“秀”才們前途着想，建議在博士學位之上設“壯士”學位，免得他們找不着“做學問”的感覺。 歷史表明，凡是學問越做越虛的時候，也就離亡國不遠了。唐玄宗的時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祿山一下子把他趕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時，空講理學，講得玄而又玄，結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將大宋皇帝趕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現幾個有志氣的，像岳飛、文天祥、辛棄疾等，但他們也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 宋王朝衰敗給中華民族一個大刺激。此後中國文人中再次興起實事求是學風。宋末有“器”和“理”關係的爭論，“器”就是“實事”，理是“是”，爭論的焦點是理於器中還是相反。亡國對知識分子刺激大，這麼富裕的一個王朝，硬是被一個馬上民族打敗了。這是宋朝秀才們怎麼都想不通的一件事。後來，中國學人有了變化，開始講究學以致用。王陽明是明代出現的重要人物。他的特點是學以致用。他是哲學家，還帶兵打仗，鎮壓寧王反叛。從此以後知識分子有了學以致用，不尚空論的特點。王陽明之後是王船山（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他們都是大學問家，同時又習兵尚武，這種學風在中國湖南紮下了根，影響到曾國藩，張之洞，乃至後來的毛澤東。這是一個群星燦爛，英雄迭出的時代，而造就這些時代英傑的就是實事求是和學以致用的學風。共產黨剛成立時，陳獨秀在政治問題上玩虛活，不講武裝。毛澤東告誡他，革命不是繪畫繡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陳獨秀們不信，一年後“真龍”就來造訪這些革命的“葉公”們。1927年蔣介石向共產黨大開殺戒，血流成河。事後毛澤東回湖南上井岡山，並說共產黨要學蔣先生，要抓武裝。

很多人都愛說漂亮但“不打糧食”的空話。什麼“和平理性”，什麼“世界治理”，什麼跳出軍備競賽的“兩難困境”，什麼“政治全球化”，多好聽，多宏偉，多高瞻遠矚。那是導彈沒有打到他們家，而是打到邵雲環那裡了。邵雲環父親回來說的“中國要強大”，這跟我們書房裡說的大不一樣，兩個概念。如果什麼時候一個導彈打到我們單位、我們家，那人的感覺就不一樣了，就不會空談了，甚至也要罵兩句人了，因為看到的是真導彈，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戰爭中南斯拉夫的學者開始也以為戰爭是鬧着玩的，認為美國人講民主人權，是不敢真打他們。他們舉戴着靶牌，走到橋上，跟演電影一樣。還搞什麼反戰音樂會，又唱歌又跳舞，後來見到打來的導彈都是真的，能爆炸，他們便都不出來了，也沒人再舉戴靶牌了。 國家的命運不能靠空話支撐，更不能靠“八股”支撐。現在有些文章，擺了一些情況，後又指出它們的發展有三種可能性，結論是機遇與挑戰並存。至於問題如何解決，它告訴你將“有待於進一步觀察”。這跟沒說一樣。你家裡着了火，你妻子問你怎麼辦，你說有三種可能性，行嗎？孩子丟了，你說有待於進一步觀察，行嗎？這都是不行的。學者也要知亡國恨，大宋朝王朝的崩潰，這種不着邊際的學問對此要負相當的責任。

歷史經驗表明，不務實的學問肯定是僵死的，不講實事求是的國家是不會有前途的。 五四時期，中國國家災難深重，北京大學不自覺地成了實事求是思想的搖籃。當時北大有兩個了不起，但在當時又不是太顯眼也並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個是胡適，另一個是毛澤東。那時候北大講“兼容並蓄”而不是實事求是。講壇上宏論滔滔，但多不太講問題只講主義。因為當時的問題太殘酷，太不斯文。胡適主張少講主義，多講問題。許多人冤枉胡適說他不講主義，只講問題。其實，胡適只是針對當時學界空談的弊端，主張不要脫離中國問題談主義，應針對具體問題談主義。主義是“理”，問題是“器”，這場問題與主義的爭論其實是宋末“理”“器”之爭的繼續。胡適的思想來源是其美國的學術導師，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也有人將杜威學說簡單歸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沒有原則，其實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張在主觀客觀交換及其效用中產生經驗，經驗產生道理。 當時青年毛澤東深受已深深紮根於中國湖南的明末清初學者王船山的“至誠實用”、“實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毛澤東在老師楊昌濟和何叔衡的影響下，也看重船山學說。

1919年 9月1日，毛澤東響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的倡議，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 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學社原址上創辦湖南自修大學。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親筆書寫“船山學社”匾額。值得回味的是，毛澤東他們辦的“自修大學”的校名和牌匾據說都是胡適確定和書寫的。這樣，毛澤東所受到的中國傳統的經世致用和實事求是的思想和學風與胡適的哲學思想在方法論而非本體論上產生共鳴。如果考慮到蘇俄革命對中國產生的影響，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思想，是近代東西方哲學精華在中國交匯後的結果，而這來自東西兩方面的同一種思想方法交匯地點恰巧是當時的北京大學。這樣說來，北大的真靈魂應當是毛澤東思想。而這一點恰是當今講求“兼容並蓄”的北大學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統一於毛澤東思想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與學風，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學風才使中國從貧弱再次走向富強，從世界的邊緣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思想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 經世致用，不尚空談，多談問題，少談主義是青年毛澤東辦的自修大學章程的基本思想和學風要求，章程所列的多是問題而非主義，但這決不表明毛澤東沒有主義，只是毛澤東講求從問題中談主義，從中國問題中談共產主義。1927年大革命失敗，毛澤東率軍開進井岡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談的就是中國問題，而非普世問題。後來他和王明的鬥爭，都不是關於主義，而是關於問題的鬥爭。經過三十年代的失敗，共產黨到延安後，毛澤東提倡改進學風，要杜絕學術空論，要講實事求是。延安整風后，共產黨的學風轉向調查研究和講究實事求是，中國革命從此開始從三十年代的失敗漸入勝利佳境。

未來20年是中國發展的一個關鍵期，國家安全，事關重大。中國現在的學風有很大的浮誇成份，我們應該注意。對學者來說，學問的長進要靠解決國家的困難，而不是靠故弄玄虛，不能靠出國、聳肩、說洋文唬人做學問；我們更不能整天幻想有洋人幫我們解決，尤其是解決國家安全問題。真學者應該紮實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在解決中國的困難中成長。立功名於金石，也應是當今學者的境界。目前國家問題的焦點在哪裡呢？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的主要困難集中於經濟領域，那麼本世紀頭幾十年則會集中在政治和軍事領域。在經濟上中國已是成功的。現在國際政治矛盾因中國的發展已提上日程，由於多年的荒棄，政治和軍事的知識已成了目前中國學問的“瓶頸”。因此，以實事求是、不尚空論和身體力行的態度和學風，建設性地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填補已形成的知識空缺，為中國崛起而奮鬥，是新時代賦予當今學人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