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本章要探讨的问题政治性极强，所以我动笔之前踌躇良久。但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而言，以色列和台湾意义重大，无法避而不谈。尽管它们的人口数量不大——分别是620万和2200万，但是我还是经常觉得，美国与世界的分歧大抵可用下面四个词解释：以色列，台湾，宗教和院外活动集团。

以色列

美国与世界其它各国意见分歧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无休无止的冲突了，我们与其它国家关系疏远的最大原因也正在于此。2002年春夏，这一分歧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时，针对日益升级的巴勒斯坦人自杀性爆炸，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命令军队在加沙和西岸地区展开报复。以军毁灭性的报复令整个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布什总统反复要求以色列撤军，沙龙就是不理会。尽管如此，布什仍继续支持沙龙并称其为“爱好和平的人”。6月24日，布什总统发表国际社会翘首引领的演讲，要求最终在以色列旁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不过他也指出，巴勒斯坦能否如期建国，要根据巴方停止恐怖袭击和选举巴勒斯坦新领导人的情况而定，巴勒斯坦的现任领导人（如亚西尔·阿拉法特）“妥协于恐怖主义”。尽管演讲顺便提到了以色列最终撤军，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如果巴方想让美方帮助促进和平进程，那么巴勒斯坦就有责任和义务实施改革。国会领导人也都支持总统，民主党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说：“我们支持以色列”。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建议通过立法，正式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值得注意的是，总统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演讲。引文是：“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你要选择生。”

布什引用《圣经》中的话，反映出许多美国人在巴以问题上的观点深受《旧约全书》或者说摩西五经中上帝许给犹太人土地一事的影响。美国人，不论是信仰基督教的还是信仰犹太教的，往往都把以色列人看作是那一约定的继承人。他们认为以色列人自古以来就有权拥有至少是目前以色列所占的土地，也许还有权拥有《圣经》地图中以色列有过的其它地方。

另外，美国人还认为以色列在许多方面像美国。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一个受压迫者的避风港，一个开拓者定居的社会，一个愿为真理而战的英勇顽强的国家，一个实行法制的民主国家（中东地区惟一的一个）和一个存在于异域沙漠中的西方消费文化的绿洲。当然，许多美国人生活在以色列。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非常密切，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以色列就像是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袭击在美国媒体被广泛报导，并把它等同于“基地”组织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同时把它诠释为一个关系到以色列人生存的威胁，布什在演讲中也如是说。美国媒体对以色列人就他们的报道所提出的批评非常敏感。以色列曾报怨CNN（有线新闻电视网）在报导巴以杰宁镇交火时过分偏袒巴勒斯坦。结果，CNN有史以来第一次道了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袭击美国人就不大在乎，而且很容易被看作是正当防卫。以色列的战争被看作是美国的战争。

别国的观点则大相径庭。尽管谴责恐怖袭击，但除美国以外很少有国家认为巴勒斯坦对以色列恐怖袭击与“基地”组织有牵连。欧洲的一些分析家担心，以色列连续不断地对巴勒斯坦施压，也许恰恰会造成人们极不愿意看到的恐怖主义组织大联合的局面。耶路撒冷路德教主教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评论说：“这似乎不是一场反恐战争，似乎是一场摧毁巴勒斯坦人民的希望和未来的战争。”他又补充说，以色列使用美国产的武器，而美以关系又很密切，有时会给人造成美国支持这场战争的印象。

这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普遍看法。以色列实施报复时，我正在亚洲旅行。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所播出的电视画面明显让人感到CNN是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的。那些反映美国人提供的直升机和其它武器攻击巴勒斯坦平民以及沙龙对布什要求以色列撤军置之不理的画面，到处给人留下深刻的反美印象，与布什把沙龙刻画成“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的做法异曲同工。众所周知，沙龙是以色列最强硬的鹰派人物，过去曾对巴勒斯坦人使用过暴力并且反对和谈。马来西亚杰出的作家达图穆罕默德·乔哈尔·本·哈桑说：“布什怎么能称那么一个人为‘爱好和平的人’呢？连我这样一个亲美的穆斯林都开始觉得美国很差劲了，因为它对以色列的压迫置若罔闻。”

《经济学家》周刊指出“美国报纸从不登载以色列用推土机推倒巴勒斯坦人房屋的照片；作为给以色列制造武器的国家，美国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巴以问题上该承担多少责任。”每到一个地方，与我交谈的人都会很快提到双重标准问题。“如果美国真担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它为什么不反对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为什么美国要求一些国家严格遵守联合国决议，而单单不提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决议呢？”“美国要求一些国家实行民主，但以色列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

很显然，在标准方面存在严重的不统一。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由沙龙最近提出的。他称欧洲对以色列的批评存在偏见（言外之意就是反犹），可是，这也许只是针对以色列的国际偏见。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美以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孤立地位有其正当理由。我曾经有过与许多不同民族的人共同生活的经历。既然没有人能够做到绝对的公正客观，那么就让我来试一试，看能不能提出一个比从《福克斯新闻》或《世界报》的观点更加不偏不倚的观点来。

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

我于2002年9月27日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安全检查相当严格，包括两次审核护照，对美国人也不例外——以色列是惟一一个见不到任何反美迹象的地方。几天前，一辆经过市中心的公交车上又发生了一起自杀性爆炸案，导致5人死亡，50人受伤。在去宾馆的路上，我乘坐的出租车途径艾伦比大街，离那辆汽车被炸得粉碎的地点不远。那里现在已经没有爆炸的痕迹了，人行道上到处是人，有购物的，也有喝卡普契诺咖啡的，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似的。但每个人都知道曾经发生过，就在以色列北部的自杀性爆炸炸死一名警察后第二天，这里又发生了爆炸。在以色列重新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及布什6月份演讲之后，曾有6周短暂的停火。这些是继停火以后的第一轮袭击。为了让每个人都明白，布什的讲话和沙龙的军事战术改变不了什么，巴勒斯坦的两个激进组织伊斯兰圣战者和哈马斯声称对新一轮袭击负责，并扬言还会有更多的袭击。看着这条时尚的大街和无辜的人群，我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人在大规模杀害那些欢欢喜喜地寻觅便宜货的无辜者之后竟然还公开炫耀。阿拉法特和他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赶忙说他们与恐怖袭击无关，但在以色列或美国，很少有人相信他们的话。

对于受CNN所播出的恐怖画面的影响而观察又不仔细的人来说，以色列人的生活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出奇的平静。当然，每座办公大楼和旅馆都有一支保安部队，你进入办公楼和旅馆时，他们会用锐利的目光打量你。金属探测器无处不在，特别通行证到处都要，政府办公大楼看上去像要塞。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有相当多的国际旅行经历的人来说，这些安全措施并不显得格外刺目。特拉维夫乍一看就像是圣莫尼卡圣莫尼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城市——译者注。搬到了地中海，人们同样在阳光斑驳的树荫下随意地做着生意。大街上人山人海，餐馆和随处可见的星巴克咖啡连锁店也都是顾客盈门。这些景象甚至会令人对报纸中所报导的10%的失业率和政府驱逐外国非法打工者的内容产生疑惑。在一个依靠别国救济品度日的国家，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都不像是交战地区。

但是，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人们生活在担惊受怕、扰攘不安中。早晨送来的《耶路撒冷邮报》上刊载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0%的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处于为生存而战之中。战争的目的正是为了他们的生存。我边看报便听到一连串暴力袭击的新闻。这里典型的每日新闻都是这样的消息：95岁的阿拉伯老妇在西岸地区乘坐出租车时遭枪击毙命；耶路撒冷又发生一起自杀性爆炸；为了报复先前对以色列人的袭击，摧毁了数间巴勒斯坦人的房屋，一名以色列籍阿拉伯人成功地粉碎了西岸阿拉伯人炸毁公交车的企图。这些报道造成的焦虑和不安无时不在。陪我吃午饭的以色列人就显然心里很不踏实。我们很快吃完饭，随即离开了饭店。后来他告诉我，附近餐桌上有一个人让他感到很紧张。

尽管整天忙忙碌碌，但经济还是一团糟。在耶路撒冷，我住在马里奥特饭店。这是一家拥有700多个房间的大饭店，可以俯瞰老城的部分地区。数月之前，以色列的旅游部长就是在这里被枪杀的。我发现，入住的客人连我才十来个。要不是给客人提供欧洲大陆式早餐，餐厅就可能停业了。后来，我散步到了橄榄山。站在山上，耶路撒冷壮观的景色和它的标志性建筑可尽收眼底。这些建筑包括阿克萨清真寺，西墙西墙：即著名的“哭墙”——译者注。，老城，另外还有很多。这是世界上著名的旅游美景之一，旅游业占以色列国民生产总值的3%还多，而游客想看的就是这里。要不是有几个可怜的以籍阿拉伯小男孩围着我兜售纪念品，山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一开始我坚持不买他们的东西，但听到其中一个故意对另一个低声耳语时，我心软了，于是买了一张地图和一本书。他说的是：“他是美国人。他不想买是因为他们恨我们。”很显然，晚上他们只有靠卖给我书和地图弄来的那点钱买吃的了，他们并不介意我离开时会不会把地图和书扔在宾馆里。

但是，对刺激以色列的经济来说，我那笔小小的买卖绝对起不了任何作用。据预测，今年以色列的经济增长将萎缩近3%，同时通货膨胀率达8%。尽管以色列政府的债务仅次于日本，且信用等级越来越低，但是以政府仍然要求美国作担保，帮它获得更多的贷款，另外还要求再提供价值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约合每个以色列人645美元。维持军事设施以及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都牵扯了很大一部分人力，他们得设立检查站，肃清恐怖分子和保护定居者。这项负担数额庞大，如果没有来自美国的帮助，根本无以为继。正如《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贝内特对我所讲的那样，“以色列的经济令人琢磨不透，但是与巴方的冲突掩盖了所有矛盾。”

以色列的经济靠来自美国民间或官方的捐赠支撑着。这就是那个战火不断，陷入包围，但又很能左右美国人看法的以色列。

犹太人定居者和以籍阿拉伯人

虽然大部分以色列人说他们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但在许多人心目中，“生存”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这些人中很庞大的一股势力便是以色列定居者。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先发制人，对阿拉伯军队发起了攻击。当时的阿拉伯军队驻扎在埃及、叙利亚和约旦，颇具威胁。结果，以色列人占领了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沙漠地区。1979年，以色列人把西奈半岛沙漠地区归还给了埃及，以此换取了和埃及的和平。但是，以色列至今还占领着其它一些地方，和其它几方的和平条约尚未签署，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实际上，以色列人不是仅仅是占领领土而已。1967年他们吞并了东耶路撒冷，包括许多历史名胜，并把首都从特拉维夫搬迁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还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环耶路撒冷地区修建了新的犹太人定居点。此举目的有二：一是建立一条安全带，以应付未来的袭击；二是实现对《圣经》中上帝许给犹太人的土地的占领。从一开始，这些定居点就一直引起激烈的冲突和广泛的争议。大多数专家认为这样做并不合法，因为根据《日内瓦公约（四）》的有关条款规定，占领国不能吞并被占领土或向被占领地区移民。另外，也可以说是违反了联合国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决议要求以色列从最终达成和平协议的大局出发，“从被占领土撤军”。这样做毫无疑问也是置美国总统的要求于不顾。从吉米·卡特到目前的布什，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要求它撤军。在过去的几年中，定居点的成倍增加，即便不能说是违背了1993年奥斯陆和平进程承诺的字面条文，至少也是违背了协议的精神实质。

更为重要的是，定居点的建立意味着强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修建检查站和特别进路，以及做出不胜枚举的导致巴以摩擦的事情来。第一批定居点数量有限，规模不大，而且主要是战略性的。但是1977年，在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农业部长阿里埃勒·沙龙的领导下，利库德集团发起了大规模扩大定居点的运动。贝京坚决主张建立他所谓的“埃雷兹以色列”，即“大以色列”，这就意味着占领整个巴勒斯坦托管地的领土。于是，以色列政府开始用金钱刺激定居者，向他们提供住房以及其它在以色列本土根本享受不起的生活便利设施。结果，定居者的人数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几千人增加到了现在的近40万人。定居点的总面积，包括军事区和特别进路在内，约占西岸地区面积的42%。

定居者及其支持者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宗教激进分子。他们中多数来自美国，并得到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徒和犹太组织的支持。其中一人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莫莉·穆尔采访时，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在以色列得到《圣经》中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所有土地之前，不可能有什么和平。”另一类更多的是从实质上考虑这个问题。他们的观点从其中一人对穆尔女士说的话中可见一斑。“问题不在于定居点是否合法，而在于应该把这些山丘留给阿拉伯人还是应该让犹太人来这里生活。这是问题的关键。合法不合法的问题是第二位的。”不管持哪种观点，定居者都是一股庞大的势力，他们为之而战的“生存”，是要把西岸和加沙地带并入以色列版图。

大多数以色列人并不是为了定居者的生存而战。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多数人愿意撤出大部分定居点，并把它们让给巴勒斯坦人，以换取真正持久的和平。大多数以色列人生活在1967年以色列边境稍作调整后的范围内便觉足矣，沿新的边境线把以色列和西岸地区隔开的墙，目前已在建设之中。不过，许多人不相信巴勒斯坦人仅仅对以色列撤出西岸和加沙地带感兴趣，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人只有在消灭了以色列之后才会心满意足。

这种看法盛行过，也遭人冷落过。1993年9月，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在白宫草坪上实现历史性的握手之后，奥斯陆和平进程正式启动。当时有一阵子大家都兴高采烈，希望满怀。但是随着各种“路障”（本义和喻义兼有）不断地出现，大家渐渐不高兴起来，不再抱多大希望了。2000年夏、秋两季，戴维营会谈和埃及的塔巴会谈进行得很艰苦，但双方似乎很快便可达成协议，这又唤起了人们的希望。然而谈判最终还是失败了。正因为如此，以色列人现在骤然变得不屈不挠。大多数以色列人所持观点是，埃胡德·巴拉克先在戴维营向阿拉法特开出了巴方无法拒绝的价码，2000年12月在波林堡军事基地又进一步使价码更优惠，2001年1月塔巴会谈时以方又一次锦上添花。按照巴拉克和克林顿总统的说法，当初阿拉法特只要回答一个“行”字，那么以色列就会撤出几乎所有的定居点，巴勒斯坦就能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得到约旦河西岸地区97%的土地，拥有圣殿山的主权，1948年以色列建国战争所造成的难民也可以有权回归巴勒斯坦国了。然而，据这种观点所言，阿拉法特居然拒绝了，并发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第二次暴动，实施自杀性爆炸。他的拒绝使人们得出了不愿得出的结论，即巴勒斯坦人的真正目标是最终消灭以色列。编辑兼作家约西·克莱因·哈列维对我说：“这件事令我忍无可忍。你知道，在过去20年里我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起先，我以为和平没什么指望，后来我开始接受巴勒斯坦人的一些观点并相信他们的诚意。但是，这下全完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反击。”在海法市的一块指示牌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上面写着，“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定居者”。以色列的许多中间政治派别也纷纷感到，以色列被巴勒斯坦逼得走投无路，只好与那些定居者同呼吸共命运了。

不过，也有人开始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后面的章节还会对此展开讨论）。是不是因为以方持续不断地新建定居点给巴方造成了类似的怀疑和绝望并助长了恐怖袭击，而这些袭击又使以色列人认为巴方留给他们的只有选择为生存而战了？正如一些以色列分析家所指出的那样，是不是因为那些主张建立“大以色列”的鹰派人物有意挑起争端以激怒巴勒斯坦人，以便以色列人能够团结一致为生存而战？或者如以色列一个反战者所问的那样，是不是因为“他们想得到所有的土地，但不要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

这一争论牵涉到生存问题的另外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关于“犹太国”的存留问题。这一点美国人不甚明了。在以色列，人们不仅经常可以听到“犹太国”这个词，而且几乎跟听到有人提起许多与伊斯兰教关联的阿拉伯国家一样自然。导致建立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根本出发点，毕竟是建立一个犹太人不再受迫害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是犹太人的，而且由犹太人控制的。如今，犹太人的控制与以色列本土及被占领土上的人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色列的国民包括500万犹太人和120万阿拉伯人，但阿拉伯人的繁衍速度要比犹太人的快得多。过去，犹太人人口不足的缺陷通过移民得到了很大弥补。但是，由于冲突持续不断，加上一些国家如俄罗斯的生活水平在日益提高，移民人口已经减少。因此，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公民很可能是阿拉伯人。

这样的发展趋势会带来一些令人极其苦恼的问题。如果要让以籍阿拉伯人彻底融入以色列社会，他们肯定会淡化犹太国这一概念并提出异议。如果不让他们彻底融入，那就必然意味着实行某种形式的隔离统治，这有损于犹太文明和以色列国的根本价值观。然而，令人感到不妙的是，在以色列，你可以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谈论“迁移”一事，就是把以籍阿拉伯人全都迁出以色列。这种主张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有点像种族清洗。而定居点只会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在被占领土还有350万巴勒斯坦人，他们的繁衍速度也远远超过以色列犹太人的。据估计，到2010年，生活在原来受托管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以籍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要多于犹太人。如果定居点继续存在并且增加，那么，届时已占人口多数的巴勒斯坦人在“大以色列”的地位会怎样呢？正如一位以色列教授对我说的那样，“如果阿拉法特够高明，他就会放弃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主张，表示巴勒斯坦人愿意成为以色列人，条件是每个巴勒斯坦人都有选举权。”

正是这样一个前景，促使拉宾总理于1993年把流亡于突尼斯的阿拉法特重找回来，并以他作为主要对话者，开创了奥斯陆和平进程。他认为，一个犹太民主国家在稍作变更的1967年边界内只有以小以色列面貌出现才能生存。他需要一个巴勒斯坦实体和一个能与其共建和平的人。尽管阿拉法特浑身毛病，但他是惟一可能的人选。

这就导致了最后一个问题。即便是在小以色列，以籍阿拉伯人的地位问题和以色列究竟是一个犹太教国家还是一个非宗教国家的问题仍很棘手。列夫·格林伯格说：“用任何一个标准衡量，以色列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种说法有点夸大其辞。对于犹太公民来说，以色列是周围地区最为喧闹最富活力的民主国家之一。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后文将要见到的那样，一些以色列人认为，与巴方达成协议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太多了”。但是，以籍阿拉伯人显然是二等公民，这也是事实。雷茜克是一名给人印象不错的以籍阿拉伯妇女，来自雅法，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法语和英语说得都很流利，在一个维护以籍阿拉伯人权益的机构工作。她指出，阿拉伯人社区的学校、公共事业和道路维修部门，与犹太人社区的相比，资金明显不足。她还说，对阿拉伯人购置土地和开办企业都有严格的限制；学校的教科书只反映以色列人的历史观；阿拉伯人不是征兵对象，而且也不鼓励阿拉伯人加入以色列军队。尽管造成后面这一局面的原因显而易见而且也可以理解，但是在以色列，有服役的经历是获得晋升的必要条件。这种二等公民地位的情况竟发展到出现这种事的地步：在2003年初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中，两名以籍阿拉伯人议员一开始竟被中央选举委员会禁止参加连任选举。最高法院后来虽撤销了这个决定，但这件事充分暴露了尼西姆·卡尔德龙所说的犹太国理念和民主之间的矛盾。

西岸地区

不到约旦河西岸地区，你根本感受不到问题的复杂性。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我接到一个电话说：“阿拉法特主席可以见你，但你必须在下午5点赶到拉马拉检查站。”从那以后，我才开始真正意识到问题有多复杂。拉马拉实际上地处耶路撒冷郊区，在正常情况下，赶到那儿不会超过半小时。

但是，西岸地区的一切都不正常。这一地区实际上已被以色列占领达35年。出于保护越来越多的定居者的需要，以色列人绕过各巴勒斯坦人口密集的区域，不可思议地建立了一个由多条特别通道构成的交通网，绵延400公里，供定居者和以色列军方的车辆快速安全地通行。不过，这个网络中的许多道路不是被阻断，就是要绕好长的弯。到处都是军事检查站，动辄要求车辆行人停止行进。由于上述原因，我勉勉强强地按时与我的几个向导见上了面，其中有伯利恒市市长，市长的兄弟以及尚未赴任的巴勒斯坦驻美大使。在由卡车、自行车、毛驴以及行人构成的长长队伍中，我们缓慢地向检查站挪动。以色列的士兵都是些小伙子，年龄大约在18岁至25岁之间。他们很有礼貌，而且细致周到，但我不难感觉到我的几名陪同有羞辱感。他们都是成熟而有经验的官员，却在自己的家园里被一帮毛孩子盘来问去。

一过检查站，我便发现坦克给城市街道带来了什么后果——路面变得坑坑洼洼，凹凸不平。阿拉法特设在木卡塔的总部大楼一部分已被推土机推倒。通往大楼的道路车辙深陷，坑洼密布，我们乘坐的汽车也只好颠颠簸簸，东倒西歪。几天前，沙龙盛怒之下派出他的坦克和推土机又一次挤逼阿拉法特。我们继续往前走，穿过了以军对已塌垮的大楼建立的坦克包围圈，然后停放好汽车，穿过铁丝网和沙袋进入楼内。

阿拉法特个子不高，七十七岁，患有帕金森氏症，显得苍老。很难想象他就是令以色列人害怕的根源。但他的思维依然敏捷，当天我们主要讨论了美国人最近一次冒犯，即国会刚刚通过的一项议案，该法案令总统把美国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那天早晨，以色列媒体兴奋得近乎病态地报导了这件事。对巴勒斯坦人来说，美国迁馆就会使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吞并合法化，使得巴勒斯坦人收复失地的希望更加渺茫。我向他解释说，事情的前前后后只是美国人政治上的一次动作。该议案留有一个漏洞，那就是如果总统认为迁馆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他可以不遵从这一指令，而他肯定会丝毫不差地这么认为的。通过议案只是国会耍的一个手段，既迎合了国会中亲以势力，又不必冒正式实施动议的风险。美国政治把戏的确玩得很高明，可你很难向一位满腹狐疑的外国听众把这个问题解释得清。

阿拉法特竭力想说明他既没有下令，也没有授意向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以色列军队几乎摧毁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所有警察局和政府机关，还关闭了巴勒斯坦人的大学，甚至拿走了计算机的硬盘驱动器。谈论这些情况时，他说他几乎没有任何能力指挥任何事情。他说：“布什要求我们实行改革，举行选举。但是，如果我们连一个电话都打不了，我们怎么能够举行选举呢？”他认为自杀性爆炸是激进组织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者实施的，这两个组织正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竞争，争取获得巴勒斯坦民众的支持。他同时指出，以色列对他本人的攻击越猛烈，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破坏越严重，哈马斯的力量就越壮大。他还否认是他拒绝接受克林顿的主张和塔巴和平计划的内容。相反，他说，是巴拉克在承认自己无法让以色列民众接受和平计划之后离开塔巴谈判桌的。（事实上，在后来的大选中，他输给了沙龙。）我们会本能地怀疑像阿拉法特这样的脱难老手，但他的一番评论还是很吸引人的。他说，他欢迎由美国或者由美军和国际部队保护下的国际机构实施的解决方案。他这一说法和一些以色列人的评论不谋而合。他们对我说，惟一的希望是美国人强行干预，解决问题。

萨阿卜·埃雷卡特是巴勒斯坦的首席谈判代表。他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旧金山生活了八年，参加过戴维营、塔巴以及这两者之间的所有谈判。他也是杰里科市的市长。我准备第二天下午在杰里科拜会他。我的出租车司机是一名以籍阿拉伯人，第二天他带我来到杰里科检查站，但以军不允许他送我进城。我只好下车，步行穿过检查站，换乘杰里科市内的一辆出租车来到埃雷卡特的办公室。

我立刻问埃雷卡特，为什么无法阻止自杀性爆炸和恐怖袭击，同时，我也提到作为一个了解美国的人，他肯定了解每一次袭击对美国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力度的破坏是何等严重。他的回答着实令人不安。他说他心里当然明白。“但是，克莱德，你听我说，在杰里科，应该说我是有点权力的，但是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快成一副空架子了。杰里科市真正的头儿是检查站值勤的阿龙中尉。是他在决定谁能进城，谁能出城；老太太是否可以去医院看病；燃油是否可以运进城来。而且不止是阿龙中尉在挖我的墙脚，那边那些人……”他朝清真寺一指，“也在架空我。他们跟巴勒斯坦民众讲，埃雷卡特给你们办不了任何事，只有真主能够帮助你们。我给你说说恐怖袭击吧。西岸地区的生活如同地狱。大部分地区的失业率近80%。有一半人住在草棚里，每天靠两个美元生活，而且还得在检查站等候，让以色列人优先通过。以色列人抱怨自杀性爆炸，我也认为它们不人道，但是，现在被杀死的更多的是巴勒斯坦人，而不是以色列人。每次沙龙下令实施报复和组织暗杀，就使得更多的人转而支持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者。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他在学校经常受到骚扰和辱骂，因为我这个做父亲的被看作是一个亲美的软蛋。我只能每天晚上祈祷他不会变成一个自杀性爆炸分子，用年轻人的狂热捍卫家族的荣誉。在沙龙把我们的整个基础设施都夷为平地后，我们还能够阻止什么呢？布什是不是在开玩笑？” 至于戴维营谈判，埃雷卡特强调，他和阿拉法特都曾恳求克林顿在会谈开始前能给他们点时间做准备，但是毫无作用。当时，克林顿的总统任期还有六个月，巴拉克只希望利用谈判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巩固其日益动摇的地位。埃雷卡特强调指出，恰恰是巴方一直在提出一些富有创见的建议。例如，巴方曾建议以方把境内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土地给巴勒斯坦，作为交换，以方可以把约旦河西岸地区一些主要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入以色列本土。他还强调说，巴勒斯坦知道以色列不会同意巴勒斯坦难民大规模回归，所以建议采取自主选择回归的办法，这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可以向人民交待，巴方已经对这个感情性很强的问题作了处理，另外也可以避免回归的巴勒斯坦难民洪水般地涌入以色列。最后，尽管他承认由于没能就克林顿的提议达成一致意见，结果造成了许多困难，但他又坚持说在塔巴会谈时，双方意见很快就要达成一致了，只是因为巴拉克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必败无疑才以失败告终。他坚决否认是阿拉法特下令发动了第二次暴动。他说，戴维营会议失败后，得知沙龙想到圣殿山上走一走，阿拉法特就明白此举必然引起巴勒斯坦人的反感。为此，他赶赴巴拉克家，恳求他出面加以阻止。至于会出什么事，他说他无法控制。除此以外，埃雷卡特还指出，沙龙步行圣殿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游行后，首先遭到枪杀的是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士兵干的。在暴动的前几个月里，死者几乎都是巴勒斯坦青年。

要想彻底弄清巴勒斯坦问题，从几个角度去仔细观察很重要。首先，外界观察家证实了埃里卡特所描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还进一步佐证了他的观点。以色列最重要的报纸《国土报》报道说，超过四分之一的巴勒斯坦学生已经辍学，而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也报告说，巴勒斯坦的各种经济损失价值达40亿美元，而1999年巴勒斯坦的国民生产总值才35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损失似乎是由以色列军队造成的。他们摧毁了那些靠近定居点公路并可能用来藏匿巴勒斯坦袭击者的果园和建筑。联合国还报告说，巴勒斯坦医院的就医人数以及按照医疗操作规程进行诊疗的情况都在下降，下降幅度大约为30%到70%。同时，越来越多的儿童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症状。这几乎完全是由于对西岸和加沙地带所实行的宵禁和限制行动自由所造成的。简言之，巴勒斯坦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以色列相比更加糟糕。

其次，如果说在被占领土上巴以之间的互斗在最好时也让人心烦的话，那么，犹太人定居者只接受以色列法庭的司法裁决，再加上以色列军队出于安全目的随意征用土地，就更让人难以忍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现，如果那些越来越激进的定居者的暴力行为给巴勒斯坦人造成损失，巴勒斯坦人很少能指望以色列法庭会做出给巴勒斯坦人赔偿的裁决。如果是以色列军队所为，他们就根本没有任何希望。那里的情况是如此的糟糕，以致于以色列军队内部出现了一个由拒绝到被占领土服役的士兵构成的组织。该组织的领导人戴维·宗西因说：“你站在检查站，看到以色列定居者畅通无阻，而阿拉伯人则不行，这时你会想起南非。”以色列前谈判代表乌里·萨维尔的一席话更具震撼力。在描述奥斯陆预备会谈期间他的惊奇发现时，他写道：一个巴勒斯坦人“不能盖房，不能上班，不能上学，不能买地，不能种庄稼，不能做买卖，晚上不能散步，没有我们发放的许可证，也不能到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探家。”在“文明占领”的幌子下，他以前一直没能看到这一切。

最后一点是，巴勒斯坦政治局势十分复杂。由于阿拉法特已逐渐成为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象征，同时也由于沙龙这么说他，世界上许多人都把它当成独裁者，以为他完全掌控着巴勒斯坦的所有运动。这一点其实并非如此。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也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主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根据奥斯陆和平协议设立的一个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将由以色列逐步归还的地区。他还主持巴勒斯坦议会。按特拉维夫大学尼西姆·卡尔德龙的描述，该议会是整个阿拉伯世界最民主的。但是，阿拉法特至少面临着三个有力的挑战者。第一个是“哈马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组织开始创建时得到了以色列那些希望削弱阿拉法特的官员的支持。哈马斯的确起到了这个作用，但也许不像以色列人所希望的那样。由于与国际上的穆斯林组织有联系，而这些组织又管理着大型的慈善机构且经费充足，所以在以色列的哈马斯有两个分支机构，一个负责慈善事业，向穷人提供食物、药品和其它帮助；另一个负责军事，专门从事自杀性爆炸。“伊斯兰圣战者”则是一个相对较为松散的组织，但同样信奉激进的伊斯兰哲学，同样采取恐怖手段。“赫兹布拉”也是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成立于黎巴嫩，与伊朗有联系，活动方式与哈马斯雷同，也有军事和慈善两个分支机构。所有这些组织的宗旨都是致力于彻底消灭以色列，对和平以及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创建巴勒斯坦国毫无兴趣。他们主张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彻底。这一点跟那些支持建立“大以色列国”的以色列鹰派人物一模一样。

以色列人和许多美国人常常讲，阿拉法特同样想什么都要。虽然，有一段时间，阿拉法特的确这么想过，但是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不管阿拉法特当时多么不愿意，在奥斯陆的和平进程中，他还是决定承认以色列存在这一事实，并寻求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样，对他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而言，与以色列的斗争实际上就成了土地之争，而不是生存之争。正如巴勒斯坦负责民意调查的哈立德·希卡基所指出的，阿拉法特连一寸土地都没收回，导致了巴勒斯坦青年近卫军的诞生，而且其势力与日俱增，对这位老资格的巴解领导人形成了挑战。这一代人不一定要致力于彻底消灭以色列，但是他们越来越坚信一点：只有当代价高得让以色列人承受不了的时候，他们才会结束占领。

在这种情况下，沙龙和布什共同采取的旨在削弱阿拉法特并阻挠他实现巴勒斯坦的合法目标的行动，反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并大大增强了哈马斯和其它所有挑战者的力量。沙龙明知故为，继续挤压阿拉法特，这又使所有巴勒斯坦人和许多以色列人相信，沙龙想把巴以之争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生存之战。其用意在于团结以色列人，打一场战争，把巴勒斯坦人赶到约旦去，最终实现《圣经》中以色列国的版图。该地区有许多人都担心，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会为沙龙吞并西岸并肃清该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掩护。

遥遥无期的和平

目前冲突的根源还在于19世纪末。当时的犹太领导人如特奥多尔·赫茨尔、莱奥·平斯克尔和摩西·赫斯都坚信，避免犹太人遭屠杀和受歧视的惟一办法是在环绕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古老家园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从1878年开始，他们便安排欧洲的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当时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这些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似乎无视那些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的存在，天真地提出了“无人生活的土地应归无土地生活的人”的主张。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磨擦很快便出现了，因为人们很快便看出新来的这些人无意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相反还想建立一个他们自己单独的大不相同的社会。犹太殖民研究会会长哈伊姆·毛尔高利特·卡利瓦里斯基说，他很同情阿拉伯人的遭遇。二十五年来，驱逐他们的行动并不容易，但犹太公众一定要这样做。犹太哲学家和作家阿哈德·哈姆曾预言说：“对待当地人我们必须有爱心，要尊重……但是，我们的同胞在以色列土地上都干了些什么呢？恰恰相反。……他们用敌意和残暴对待阿拉伯人……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巴勒斯坦的人民的生活伤害了当地人，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巴勒斯坦问题有了新的重要变化。英国外交大臣鲍尔弗勋爵在努力争取犹太人支持欧洲和美国的同盟事业时，发表了《鲍尔弗宣言》。他说，英国将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他还补充道：“犹太复国主义是好是坏暂且不论，但总比那些至今还生活在那片古老土地上的70万阿拉伯人的种种欲望和偏见重要得多。”不幸的是，这并不是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的观点。当时，他正努力煽动阿拉伯人反抗德国的盟友——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致阿拉伯领导人谢里夫·侯赛因的一封信中，麦克马洪承诺，如果他们起来反抗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省份内的阿拉伯人即可独立。他还委派T·E·劳伦斯（阿拉伯的劳伦斯）去帮助组织起义。

这些相互矛盾的承诺在凡尔赛和会上撞了车。威尔逊总统尽管一直致力于民族自决，还是指出，“未开化的民族”需要国际联盟托管机构的“指导”。此时的英国早已把劳伦斯和阿拉伯人起义忘得一干二净，极力主张对巴勒斯坦实行托管。威尔逊总统的金-克莱恩委员会被派去调查当地民众的情绪，发现在基督教-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人们坚决反对犹太复国计划，并表达了愿意由美国人托管的愿望。这个主意遭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对。由于他们已预感到美国人会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结果阿拉伯人必占主导地位，因此他们更愿接受英国人托管和《鲍尔弗宣言》。（这件事使图姆·塞格夫提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梦想违背了民主原则。”）威尔逊对此表示同意，结果就由英国负责托管巴勒斯坦了。

但是，英国人的这段时光过得并不愉快。由于大量犹太移民从欧洲涌入，与阿拉伯人的关系越发紧张，结果导致频频暴乱。最后，英国人试图限制移民，但这又引发了与犹太复国组织的冲突。二战时这些问题都在混乱中消失了。但在二战结束后，数百万大屠杀的幸存者转而奔向巴勒斯坦。由于担心出现大规模的反客为主，阿拉伯人反对再增加犹太移民，而英国人也再一次强行实行限制。这时，一直与阿拉伯人为敌的犹太地下武装组织“伊尔根”开始把枪弹对准英国人。英国人则把“托管权”奉还给联合国，于1948年撤走了。联合国（当时共有56个成员国，其中大部分是西方和拉美国家）提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两国方案。联合国提议，将巴勒斯坦分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两个实体，耶路撒冷城则由国际共管。阿拉伯人拒绝了这个方案，并对刚刚建立的以色列宣了战。结果阿拉伯人战败，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沿停火线一分为二。这条停火线目前成了国际上公认的以色列国边境。约75万巴勒斯坦难民滞留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和其他一些国家如约旦和黎巴嫩的难民营内，无依无靠，束手无策。他们来自原巴勒斯坦地区，但他们原先生活的地方已被以色列人占领。从那时到现在，巴以冲突几乎一刻都未停止过，时而激烈，时而平缓。这段历史滋生出了阿拉伯人所认为的不公，他们“回归”的渴望，以及以色列人所认为的围困和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斡旋。

1967年，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夺取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同时发起了建立以色列定居点的运动，从此便有了几十年的争斗、恐怖袭击、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联合国通过决议呼吁双方和谈并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军、以及各种各样的和平谈判。1987年至1989年的第一次以籍巴勒斯坦人暴动以及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的确使巴以问题的解决有了新进展。巴勒斯坦青年举行起义，手执石块掷向以色列人，反对他们长达21年的占领。武装暴动也博得了国际社会和部分以色列人的同情。有许多以色列人开始对占领土地和修建定居点提出质疑，问道义何在。海湾战争突出了解决巴以长期冲突的紧迫性。老布什总统呼吁在马德里举行和平谈判，同时要求停止修建定居点（美国的援助不可避免地被用于这项工程）。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是个“大以色列”主义者，他斩钉截铁地加以拒绝，布什因此暂停了对以色列的一些援助。马德里和会成果寥寥，但的确使巴以双方第一次得以直接会谈。美国中断援助，在伊扎克·拉宾击败沙米尔的选举中也起了作用。拉宾继续与巴方举行秘密谈判，双方终于在1993年8月在奥斯陆达成协议。

奥斯陆协议规定，以方必须逐步从部分被占领土撤军并向巴方移交该地区一些部门的权力，如教育、卫生和治安等部门。巴方则必须承认以色列人的生存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须停止一切暴力活动。逐步移交有限的权力是为按照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彻底解决巴以冲突打个基础。第一批撤军将从加沙和杰里科地区开始。拉宾在台上时，一切事情都在按照协议进行，只不过是进展稍慢了点。但是，当拉宾在1995年底被一名以色列极端分子暗杀后，整个和平进程便开始显得后劲不足了。问题的关键是协议中隐含的两个推断：一是尽管以色列没有写出书面承诺，但是巴方预期它会停止扩建定居点，因为定居点的持续增加显然有悖于协议的精神实质，即便不是违背协议的书面条文。二是尽管巴解组织已开始停止恐怖活动，但以方预期巴解也会停止哈马斯以及其它组织的恐怖活动。然而事实却是，在执行奥斯陆和平协议的这些年内，定居点的数量翻了一番多。恐怖活动尽管大幅度减少——以色列人都可以在杰里科的夜总会里尽情享受――但是并没有彻底绝迹。

原因在于和平协议是哈马斯和其它激进组织最不愿意接受的，而恐怖袭击是破坏协议的最有效手段。恐怖袭击也帮了主张“大以色列”的鹰派分子们的忙，他们可以利用它拒绝撤军，利用它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辩解。尽管许多以色列人和美国人认为，以色列人放弃土地换来的只是些巴勒斯坦人未必能兑现的承诺，但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巴勒斯坦做出了重大让步。在他们看来，巴勒斯坦人放弃了对原巴勒斯坦托管地大部分土地的要求，却没有得到以方拆除他们痛恨的定居点的承诺，除了说巴方有权商讨一个无法确定的“最终方案”外，巴方没有获得以方对未来的任何保证。以色列的一名评论家说：“冒这样的风险，阿拉法特十有八九是疯了。”不管怎么说，到1999年底，所有的计划都已向后推迟，双方的暴力行为均有上升。很显然，和平进程已陷入困境。

院外活动集团

巴以冲突中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以色列所控制的土地面积在持续增加。自1967年开始一直如此，原因在于犹太人定居点的扩建一直未停过。即使以色列拆除所有的定居点，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袭击也不大可能完全停止。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人企图夺走他们所有的土地，这一点肯定导致了暴力的产生。最近我和美国一位前国家安全顾问共进晚餐时，席间他同意巴勒斯坦人的看法，并告诉我说，由于一直没有办法让以色列人停止修建定居点，所以确实有点令人灰心丧气。我问，为什么世界上最强盛国家的总统没办法让一个比美国小得多并完全依靠美国援助和保护的小国保证不再修建呢？“克莱德，”他说，“这是你第一次问我一个答案很明确的问题，回答是：纽约和佛罗里达。”他所指的是这两个州的美籍犹太人的选票的重要性，更广泛一点说，指的是，势力庞大的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的重要性。我告诉他我会把“基督教联盟”及其它一些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组织的重大影响也考虑进去，他随即表示同意。

和平努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院外活动集团阻止美国向以色列施压的能力。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最有影响的亲以团体之一。它声称，任何对以色列产生重要影响的法案都得先从我们那块可靠的根据地溜一遭儿。所谓可靠的根据地，是指他们有200名众议员和45名参议员的支持。2002年10月，在对基督教联盟发表的演讲中，福音传教士帕特·罗伯逊又加上了传教士这块砝码，他说“我们将支持以色列，”接着又补充说：“巴勒斯坦国将遭到诅咒。”前国会议员保罗·劳德利写道，院外活动集团可以确保“不会公开讨论巴以冲突”。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威廉·匡特说，70%到80%的国会议员会同意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主张。好像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似的，福克斯新闻在2002年5月初报导说，支持以色列的一系列决议在参众两院分别以94票对2票和352票对21票通过，其中包括一项援助以方军事活动2亿美元的决议。此前布什总统曾要求以军坦克4月份从约旦河西岸地区撤走，后来白宫收到了10万余封愤怒的基督教保守分子发来的电子邮件。一位以色列政治分析家告诉我：“在美国争论以色列问题的余地，要比在以色列国内还要少。”他本可以加上一句，即便争论起来，争论的水平有时也令人感觉可笑。2002年5月，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查德·阿梅伊做客《名人访谈》电视节目时说，只要不让以色列放弃已经控制的领土，他就支持成立巴勒斯坦建国。

相互指责

2000年3月，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在奥斯陆和平进程已奄奄一息而自己再次当选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的情况下，打电话给克林顿总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建议：避开烦人的奥斯陆协议，在戴维营举行一次“不谈则已，谈则必成”的谈判，寻求最终解决方案。尽管准备时间不足，自己和巴拉克执政时间均已屈指可数，而且还得冒因谈判失败而引起冲突加剧的风险，但是克林顿看好这次历史性机遇，认为谈判一方面可以促使双方达成协议，另一方面自己也可以给后人留下一笔财富，因此他连忙同意了。这次赌博最后还是输了，导致巴勒斯坦开始实施自杀性爆炸，主张“大以色列”的鹰派分子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以色列人实行残酷的报复。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可避免的责难声中，许多美以领导人广泛接受了一个矛盾的观点：巴勒斯坦人之所以拒绝以色列的提议，是因为他们痛恨以色列，更愿通过暴力消灭以色列而不是与它媾和。

巴拉克本人的话最能表明这种观点。我与巴拉克共进早餐时，他坚持说，他向阿拉法特开出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价钱。其中包括：以92%的西岸地区和100%的加沙地带建立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同时还可得到1967年前以占领的部分领土作为补偿；拆除绝大部分定居点，将定居者统一迁至占西岸地区约8%的土地上，这块土地将并入以色列版图；让巴勒斯坦国在东耶路撒冷建都；对圣殿山实行托管（并非出让主权）；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巴勒斯坦国（但不可以回以色列本土），以及一项大规模的国际援助计划。但是，阿拉法特这个顽固不化的老巴勒斯坦领袖居然说“不”。巴拉克坚持认为阿拉法特并没有“真心诚意地谈判”，而是在“逢场作戏”，企图获得以色列人的最大让步。他不仅是对阿拉法特一个人，而且是对所有阿拉伯人深恶痛绝，并说在他们的文化里不存在“真诚”这个概念，因此他们撒谎时都是面不改色心不跳。至于阿拉法特为什么不愿做成这笔显然只赚不赔的买卖，巴拉克说，这是因为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人无权生存，他们寻求的是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他相信阿拉法特在把人口数量当做他的主要武器。他说，巴勒斯坦人将利用以色列的民主先把以色列变成“一个属于全体国民的国家”，然后再促使以色列演变成一个双民族国家，等到巴勒斯坦人口占大多数后，“犹太国”便会不复存在。他还指出，阿拉法特始终在谋划如何先充分利用和谈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然后运用暴力手段逼迫以色列做出更多的让步。

尽管表述方式跟巴拉克的不完全一样，但克林顿的戴维营首席谈判代表丹尼斯·罗斯同样指出，阿拉法特先是不接受对方的提议，接着又放纵暴力行为。对和谈的失败，他应该承担绝大部分责任。他把阿拉法特比喻为一个“冲浪者”。他说，由于阿拉法特对继续冲浪比冲向岸边更感兴趣，因此他没赶上“大浪”。也许是因为有限的巴勒斯坦国这个“岸边”并不是阿拉法特所一直寻求的目标。克林顿也指责阿拉法特说，一位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接近巴勒斯坦人多少年来一贯要求的方案，而阿拉法特竟然拒绝以其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比这些要人讲什么更重要的是，现任总统布什相信这些人所言非虚。于是他就对沙龙的藐视行为耐心十足；于是他就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要求，要巴勒斯坦人举行自由选举，选出新的领导人，但这位新领导人不能是阿拉法特；于是他就把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活动和全球范围的恐怖主义等同起来，并要求和平谈判开始前必须停止一切暴力活动；于是他就拒绝与阿拉法特会面，甚至在联合国总部拒绝与他握手。如果这些人的说法都符合事实，即便布什总统的举动和态度有些刺激性，那也是无可非议的事。然而，如果他们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呢？

通过与各方主要谈判代表的交谈，我的印象跟我看完日本电影《罗生门》后的印象差不多。片中卷入同一件事的几个人物似乎都与几个迥然不同的事件有关联。阿拉法特和他的首席谈判代表否认拒绝过协议，并共同指责巴拉克，而巴拉克则坚持说他们的确拒绝了。更有意思的是罗伯特·马利的分析。马利曾是美国谈判代表团的成员，事后对会谈作了“修正主义的”描述。他的这些描述与我自己在研究和访谈中的发现趋于一致。

首先，马利证实阿拉法特担心会谈准备时间不足而且存在失败的危险。2000年6月15日，他向克林顿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说“当着总统的面”任何事情都可能“突然发生”，还说“峰会是我们的最后一张牌。你真想烧毁它吗？”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为了不点燃美国人的怒火，阿拉法特继续谈判，但是对谈判结果不抱太大的希望。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巴拉克很急迫，而阿拉法特很谨慎。了解这些对于理解事实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至关重要。以色列总理对于渐进主义式的奥斯陆进程深表怀疑。对他而言，奥斯陆进程意味着撤军，为此以色列付出过沉重的代价，结果是既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回报，也不见巴勒斯坦人的最终要求。此外，持续增加的巴勒斯坦人骚乱也造成了加快动作的压力。若能签署一个激动人心的和平协议，便可提供一个机会，挽救他在大选前的民意调查中支持率下降的局面。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巴拉克认为还是抛开沙拉米香肠制造机而直接去买一整份三明治更好一些。由于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谈判结束阶段上，他疏忽了许多过渡性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次从西岸地区部分撤军并把耶路撒冷附近三个村庄的控制权移交给巴方，这是以方在奥斯陆协议和后续的一系列协议中正式向巴方承诺过的。同时，西岸地区扩建定居点的速度却在加快。在巴拉克看来，所有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从理论上讲，最终方案一旦被双方接受，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当然，阿拉法特有不同的理解。他也发觉奥斯陆和平进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原因与巴拉克所说的不同。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奥斯陆协议的承诺已经变成了一大堆既无法兑现又受到阻碍的诺言。“协议签署已过六年，以色列人的定居点更多了，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更少了，经济状况也更糟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巴拉克对必要的过渡性撤军的疏忽，定居点断断续续的加速修建，只能进一步加深阿拉法特对以色列人以及巴拉克本人的怀疑。为了增强自己对峰会的信心，阿拉法特向克林顿提出应当多给一些准备时间，同时要求以色列落实先前承诺过的部分撤军协议。阿拉法特的某些担心克林顿同样也有。他用巴拉克的一个承诺答复了阿拉法特。巴拉克答应不管和谈能否达成最终协议，以色列都会开始撤军。总统也向阿拉法特保证，万一和谈失败，他也不会受到责备。克林顿对阿拉法特说：“不会有人对你指指戳戳的”。结果，既没有更多的准备时间，以色列也没有撤军。但是，阿拉法特还是同意了，因为他别无选择。

戴维营会谈的过程跟人们心目中所理解的谈判大不一样。一说戴维营谈判，人们会想像为以巴谈判代表面对面坐在谈判桌前，在美国人的监督下，仔细斟酌推敲各种提议。巴拉克和阿拉法特从来没有举行过实质性的会谈，他们大部时间都呆在各自的房间里，由美国人穿梭往来，传递想法，转述回复。我接受别人的建议，用了“想法”这个词，因为双方都未曾给对方递交过任何正式的书面提议。美国信使负责做记录，为了确保不产生误解，记录内容都读给双方代表听一下，但是一切都是有附加条件的。那些想法是作为美国人的想法，而不是作为以色列人的提议提出来的，用的措辞是以色列人愿意把它们作为谈判的基础，条件是阿拉法特也得同意。

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代表团并没有推行自己的计划，而是担当了一个不了解双方底线的高级媒婆罢了。为了把“球”带向“球门”，美国调停人员需要一方提出反建议，以便把这些反建议转达给另一方。此时，巴勒斯坦人暴露出了重大弱点。正如埃里卡特在杰里科告诉我的那样，巴勒斯坦人很有创造性。例如：为了让以色列把一些主要定居点并入版图，他们想出了交换土地的主意；作为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以色列的权利认可的一部分，他们提出了对实际回归以色列的难民人数加以限制的办法；他们还保证允许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居住区行使主权。尽管如此，巴勒斯坦最终还是没能给美国谈判代表拿出一个内容连贯的和平方案。尽管有许多因素从中作梗，但是谁也弄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其中一个便是巴方感到过去一直被那些措辞含糊的临时协议所蒙骗，觉得如果这一次是最终协议，那么它必须一目了然，落实到文字上，不能有任何漏洞。可是，谁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最后一次，因为巴拉克的立场一直在变。这的确是件令人左右为难的事。在阿拉法特严肃认真起来之前，巴拉克不愿透露底线，而阿拉法特只有在探明对方底线之后，他才会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另一个因素是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局势令阿持法特难以驾驭。这就造成了代表团的内部分裂。该代表团开始盼望能有一名继任者取代年迈的阿拉法特。最后，巴方认为，即便是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接受这些想法也充满危险。这些危险虽小，但影响重大。美国人的主意在某些方面很有吸引力，但对难民问题却只字未提，在土地交换问题上也缺乏合理性。以色列对圣殿山和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区仍保有主权。巴方担心，接受了这些想法，就有可能动摇巴方的根本立场，把争论的焦点由联合国决议所规定的以色列应履行的义务变成讨论美国人含糊不精的想法。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阿拉法特不提出一些更好的建议。巴勒斯坦的几位重要领导人对我说，他们认为阿拉法特坐失了良机。

不过，与此同时，美方并没有给巴拉克施加任何压力令其停建，更不用说拆除定居点了。而35年来，美国一直声称修建定居点是非法之举。克林顿及其代表团所充当的角色更像是信使，不像是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其实，他们深知达成一份公正的协议关系重大，也知道如何达成这样一份协议。结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戴维营峰会毫无结果。

但这并不意味着会谈从此结束。2000年整个秋季，三方重开谈判。在总统任期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克林顿于2000年12月23日提出了一套新方案，包括给予巴勒斯坦更多的土地，巴勒斯坦难民有权回归可能成为新巴勒斯坦国的地方（不过不是以色列），和一种更有利于巴方的耶路撒冷处理方式。阿拉法特仍然很谨慎，不过在2001年1月2日与克林顿会面时告诉他，他可以转告巴拉克：“我接受你这几条，但我必须表达我的一些看法。同时，我们知道以色列也有一些我们必须尊重的看法。”

这时巴拉克似乎已经给自己留了一手，这一点他私下里跟克林顿透露过。三个星期之后，克林顿告别政坛，也不再参与和谈，但是以巴的直接谈判在塔巴继续举行。塔巴谈判的结束，并不是因为哪一方拒绝了某一方案，而是因为以色列大选在会谈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了。巴拉克竞选时主张继续和谈，并授权发表巴以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宣布达成协议近在咫尺，这是从未有过的。因此，双方共同认为，随着以色列选举后和谈的恢复，尚存的分歧一定可以消除。”

以色列新总理阿里埃勒·沙龙一上台，立即宣布塔巴会谈死亡，并宣布了他反对进一步进行和谈的立场。巴拉克之所以输掉竞选，部分原因是9月底以来暴力事件迅速升级，降低了他的和平倡议的可信度。其次在于阿拉法特，有人指责他策划了暴力事件，而且在戴维营谈判失败后进一步加以纵容，目的是为了对以方进一步施压，以便以方做出让步。但是，重新审视一下当时的形势，我们却发现事情更为复杂。

9月底，大家都知道沙龙计划要到圣殿山散步。阿拉法特专程到巴拉克家中拜会他，请求巴拉克出面加以阻止。但是，按照阿拉法特的说法，巴拉克说他也无能为力。在后来的几次谈话中，巴拉克说那是以色列内部的政治事务，这件事曾与巴方的安全官员协调过；他还说此事与后来爆发的暴力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深谙内情的观察家并不持这种看法。丹尼斯·罗斯在谈论沙龙散步这件事时说：“我可以想出许多损招，但是确实想不出比这一招更损的了。”考虑到沙龙素有反巴、反和平之名，而且局势又动荡不安，这一事件显然具有挑衅性。在这种情况下，沙龙的挑衅行为可以让他在大选中坐收红利，这似乎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于是，9月28日，沙龙在一千名以色列警察的层层护卫下散了一小会儿步。第二天，游行以暴力告终。在后来的几个月内，暴力冲突不断爆发。美国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担任了一个刚成立的委员会的主席，负责确定巴以暴力冲突的原因。根据他所提交的报告，大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游行者遭遇大批以色列警察，双方形成对峙，冲突由此开始。“在西墙附近，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块。警察发射实弹驱散示威者，死4人，伤200人。”14名以色列警察也受了伤。根据米切尔的报告，“在大部分冲突中，巴勒斯坦人都未曾用过火器或炸药。”

到第一周结束时，6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杀，5名以色列人遇害，好几个国际组织纷纷抱怨以色列军队滥用武力。许多巴勒斯坦人以及与我交谈过的一些以色列人都认为，军队越来越受到右翼分子的控制，越来越忠于沙龙。他们为了引诱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举行暴动，故意滥用武力。巴勒斯坦人如果暴动，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终止和谈，以色列的军队也就可以大举返回被占领土了。

不论这种推测是否正确，我的想法是，既不要粉饰巴勒斯坦人，也不要为他们开脱在戴维营和谈失败以及暴力升级问题上的责任。两年来，这种暴力冲突已经毁掉了这一地区。我认为，而且许多巴勒斯坦人也同意，阿拉法特在戴维营会谈期间铸成了大错，因为他没有能够做出更加积极、更加富有创意的反应。但是，和谈失败和暴力升级的责任不能只归到阿拉法特一个人的头上，也不能因此就说他矢志不渝地献身于消灭以色列的事业。

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了问题真正之所在：尽管一般人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美国的政策，却是根据这些看法制定出来的。到头来，我们的行为使得美国在世界上更加众叛亲离，而美国恰恰正处在需要几个朋友的节骨眼上。美国驻特拉维夫使馆一名高级官员是这样对我解释巴以局势的：“以色列的历届政府始终是联合政府。这就变得激进党派的权力与地位不相称，并使得以色列受到定居者和主张‘大以色列’者的挟制。他们也希望建立一个犹太国，他们希望得到土地的愿望与建国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搞某种形式的种族清洗或南非式的种族隔离。惟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美国强行干预，也可以把北约拉上一块干。但是由于美国的以色列-基督教院外活动集团百分之两千地支持以色列并控制着国会，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我只想补充说，只要院外活动集团、国会以及白宫继续执迷不悟，美国人就得继续把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扔到以色列人扩建定居点的工地上。这一政策只会充当暴力事件的“催化剂”，导致残酷的报复，后者反过来又会使世人对美国更加鄙视，而各方热切盼望的和平浪潮只会渐渐退去。

台湾

由于台湾问题牵涉到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富裕、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美关系也许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自1972年“对华开放”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一直是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使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和共产党政治。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这一政策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商的理想之地，仅美国公司就投资了近400亿美元。在美国的鼎力支持下，中国也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同时也是重要的对美投资国。除了实行资本主义以外，中国还大规模地开放了它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尽管中国还算不上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普通老百姓的权利和自由都大大地增加了。

乍看起来，美中两国之间不应该存在什么问题。只有一件事能够阻碍两国关系的发展，那就是美国对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干涉。

对中国人而言，台湾的地位问题是一个有关国家主权的根本问题，一个肃清半殖民统治残余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结束中国内战的问题。在大陆，内战已于1949年结束。中国人把台湾问题上的任何外国干涉均视为一种对中国内政难以接受的干涉。如果我们在此打一个比方，尽管有点夸张，但可能会有所帮助：我女儿在毛伊岛有一栋房子。毛伊岛俯瞰着毛伊海峡和无人生活的卡胡拉威岛。近年来，原先生活在这些岛上的土著波利尼西亚人后裔掀起了一场夏威夷独立运动。设想一下，如果夏威夷独立分子占领卡胡拉威岛并宣布成立新的夏威夷独立王国，情况会怎样？毫无疑问，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海军会被派去镇压起义。现在假定中国人要派海军到毛伊海峡巡逻，以保护新成立的夏威夷王国不受伤害，那又将如何？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的确发生这样的事，可以想象每个美国人会多么愤慨。

2002年春天我在中国旅行时，所目睹的正是这种愤慨。每次与中国人交谈，人们如果开头不问美国人为何干涉台湾问题，结束时也一定会问。他们问，为什么美国想在一个纯属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上冒战争风险。究竟是为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惹中国人生气的原因。

2001年4月24日，美国宣布大规模向台湾出售武器，包括4艘驱逐舰，12架反潜直升机，以及多达8艘的既能发射鱼雷也能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价值达40亿美元。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向台湾出售公认的进攻性武器。美台同时还签署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协议，美国将扩大台军学习使用先进武器系统的培训规模。此事宣布前数小时，中国驻美大使在午餐会上还说：“中美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美国继续对台出售先进武器，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侵犯了中国主权，也给岛内的‘台独’分子壮了胆。”这次对台湾出售武器，对台湾（尤其是那些鼓吹台独的人）和台湾在美国的说客（包括密西西比州——所售舰只将在该州建造——民主党参议员特伦特·洛特和几个得到台湾大量好处的美国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来说都是大胜利。克林顿奉行与中国保持密切接触的政策时，这些说客曾经对克林顿推迟他们的对台出售武器建议感到心灰意冷。

更令人吃惊的是布什总统第二天所发表的评论。他说“美国将不惜采取一切措施——即便是需要动用美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帮助台湾自卫”。尽管中国将此称为“公开的挑衅”，但是，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台湾军方的高级将领又对美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访问，“非正式地”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美军对台军的训练以及与台军协调的规模也得以扩大。

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激怒北京的原因在于，它不仅完全违背了1982年8月17日《联合公报》的精神实质，而且很可能也违背了《公报》的条文。该公报是指导美中关系的三个关键性文件之一。在该文件中，美国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还指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这是美国首次违反该协议。1992年，当美国总统选举竞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老布什总统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此种战斗机性能比中国大陆所拥有的任何型号的战斗机都优越），显然是为了巩固其在得克萨斯的政治基础，因为得克萨斯是飞机的生产地，同时也是为了拍那些反华的右翼共和党人的马屁。这些人通常被称为中国院外活动集团，最近已被改称为台湾院外活动集团。为了理解此中的一切，我们得稍稍了解一点历史。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是美国新教传教士的首选之地。“拯救”中国，在传教士们看来，就好比商人们实现自己的目标——为点亮中国的每盏灯而提供煤油。我还记得小时候不时去拜访我所去的教堂资助的赴中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中包括亨利·B·卢斯的父母。卢斯是《时代》杂志的创办人兼编辑，被西奥多·怀特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舆论制造者。怀特还指出：“在卢斯看来，耶稣的意志和美国的意志是以一种最为简单、毫不复杂的方式结为一体的，而这两者的意志欣然接受了中国人。”它所欣然接受的中国人中有蒋介石委员长和夫人。1937年，《时代》杂志评选他们为“年度风云人物”。蒋介石是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曾设法松散地控制了中国各地的军阀，并开始统一中国。除了他以前的盟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给予了顽强抵抗外，其统一大业还算取得了一定成绩。蒋夫人，即宋美龄，是宋耀如的女儿。宋耀如当时是中国最富的人之一，他通过出版《圣经》发了财。蒋夫人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是一名卫理公会教徒，还说服蒋委员长皈依了基督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临近时，领导中国的正是此二人。卢斯和传教士们也都站在他们一边。《世界传教士评论》说：“中国现在拥有了历史上最开明、最爱国、最能干的统治者。”

作为中-缅-印战场的美军总指挥和蒋介石的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在跟蒋介石及其夫人打过交道后，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看法。史迪威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由于他发表意见时直来直去，因此被称为“刻薄的美国佬”。比起对日作战来，蒋介石更感兴趣的似乎是节约战争资源，准备和毛的共产党最后摊牌。由于对蒋介石感到失望已经多年，史迪威精辟地描述了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很简单：我们结盟的对象是一个愚昧、无知、迷信的土包子。”史迪威发现了共产党人的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积极抗日；同时他也看到，由于蒋介石的将军们贪污，士兵吃不上饭，领不到饷；在军事部署上，蒋介石的军队主要是对付共产党，而不是打日本的。史迪威为改革贪污贿赂盛行的蒋介石独裁统治而奋力斗争，并要求拥有一定的指挥权。这样，他就可以和共产党一道把一支真正的中国军队投入战场，去抗击日本人。正因为如此，蒋夫人才利用她的个人魅力和故友新朋以及卢斯手下是非不辨的报刊，革了史迪威的职。怀特的总结非常到位：“我开始相信中国政府是个完全不能执政的政府。他〔蒋〕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而且对他的人民也毫无用处，这后一点更加重要。如果当初史迪威能够自主行事的话，共产党没准也不会赢得江山。即便赢得了，也是以我们盟友的身份赢得的，至少不会把我们当成敌人。”

但是史迪威并未能自主行事。日本人投降之后，由于国共再次反目，蒋介石的国民党和毛的共产党之间爆发了内战。尽管蒋介石有数十亿美元的美国援助和美国提供的大量武器装备，但他根本不是毛的对手。共产党的军队像热刀子切黄油一样轻松地横扫国民党军队，缴获了美国提供给它的所有武器，并用它们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美国人活活成了给共产党提供武器的人，而国民党则扮演了送货郎的角色。怀特把这个腐败的制度和受美国支持的政权描述为“坦慕尼协会坦曼尼协会——美国历史上操纵纽约市政的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俗称，由于好施小惠，贿赂敌对政治派别的领导人，致使“坦曼尼协会”一名成了腐败政治的同义词。——译者注的腐败和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异端裁判所，又译宗教法庭，它是天主教教庭的司法机关，用以镇压异端以及炼丹术、巫术和魔法。——译者注的残暴”的结合体。但是卢斯的《时代》杂志不愿登载这种坏消息，因为“它摧毁了他的世界观”。

卢斯并不是惟一一个不能面对现实的人。就在怀特寄出《时代》杂志不愿发表的文稿时，美国外事部门的一群中国问题专家，其中包括约翰·谢伟思，正向华盛顿报告内容类似但美国官员不愿了解的情况。结果，怀特辞职离开了《时代》杂志社，共产党占领了中国大陆，蒋介石带着中国的金条逃往台湾岛。到了台湾后，蒋介石和他夫人仍然深受卢斯的喜爱；由于参议员乔·麦卡锡和一些保守的左翼分子指责约翰·谢伟思和其他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把中国给丢了”，谢伟思因此被解职。

一踏上台湾岛，蒋介石便下令处决数千名反对派人士，建立了国民党独裁统治；台湾因此被迫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军事管制。蒋介石坚持认为他的政府仍然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还说他要反攻并重新夺回大陆。许多国家很快便认识到，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毛的共产党政权已控制了除台湾以外的所有地方，因此纷纷与北京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不过，美国不在其内。它还沉浸在以为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的幻想之中，这一幻想一直延续了二十三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实行对华开放的政策，美国政府这才重新回到现实中来。

造成这种幻想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和朝鲜战争。1949年，蒋介石一飞到台湾，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就宣称，福摩萨（即台湾）不在美国的环形防御带内。如果情况继续如此的话，共产党无疑会较快地占领台湾岛，结束内战。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被派往台湾海峡巡逻。在后来近二三十年的时间内，《时代》杂志、一些宗教组织以及一些政治领导人，如参议员沃尔特·乔治、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迪安·腊斯克，均使美国民众相信，蒋介石在台湾的腐败独裁统治是自由和民主的胜利。

尼克松所需要的技巧是，在实现与北京修好目标的同时，如何放弃蒋介石但又不让美国人看上去似乎要终止对台湾长达二三十年的支持。通过“创造性的举棋不定”和在措辞上耍点花招，尼克松做到了这一点。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结束时发表的《上海公报》中，美国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蒋介石仍然幻想自己的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自己很快将反攻并控制大陆。在《公报》中，中国申明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坚决反对鼓吹台湾地位未定和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观点。因为蒋介石也持同样观点，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所以美国宣布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的表述很聪明但略显诡诈。不过，接下来的内容确实让美国人承担起了义务。《公报》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不过，“最终”可能意味从此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和与台湾的军事往来一如往常，丝毫不减，而且美国一直把美国驻华大使派往台湾。

1979年两国发表第二个联合公报后，中美才同意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建交时，美国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同意断绝与台湾的正式关系，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废除与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并从台湾撤出所有的美军。武器出售问题遗留了下来，没有得到解决。看上去似乎要把时任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变成中国的一个省的省长似的。但是，蒋夫人及其继子在美国新闻界仍有不少支持者。尽管台湾实行了三十年的新闻审查和军事管制，但是他们仍然把蒋夫人及其继子刻画成争取自由斗争的胜利者。

他们在美国国会中也有朋友。卡特政府草拟了一个法案，本打算处理一下美国将对台北的外交承认转为北京所涉及到的无数法律细节问题。这个本来很平常的法律文件被由两党亲台议员组成的小组变成了《1979年对台关系法》。该小组由我们的老朋友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和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特德·肯尼迪共同领导。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向台湾出售足够用于自卫（不论这究竟是指多少）的武器问题，同时美国承诺反对任何对台湾动武和施压的行为。这个法案还导致美国在台湾设立了一个半官方的使馆——美国在台协会。该组织是一个成立于华盛顿特区的民间组织，资金由美国政府提供，成员由国务卿任命。

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很可能会把这种行为看作是美国人违背了自己刚在第二个联合公报中所做出的承诺。事实上，中国人正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要求美国予以澄清，这就导致了1982年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并不是无可挑剔的。他们在台湾的对面集结了一支导弹部队，1996年演习时示威性地发射了几枚导弹，并威胁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就要开战。令他们感到灰心丧气的是，美国人的保证使得台湾政权得以拒绝参加关于采取香港模式实现统一的认真讨论。他们的行为有时也因此令人不快甚至令人害怕，但后来他们认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国辩论者常常引用他们所打的类似于我那个“毛伊独立王国”的比方，他们常常问：如果中国在美国内战期间派部队去支持南部邦联，美国会作何感想呢？

不过，我们所幸不必回答这个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作为美国半个盟友的作用消失了。这一点，再加上台湾终于建立了民主政权，致使美国保守派中出现了一个支持台湾独立的动向。不过这一问题虽然讨论过多次，但是尚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由于过去十年里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大批台商已纷纷把工厂迁往大陆。一开始，台湾政权极力限制这种投资和尖端技术的外流，但是这有点像要求潮水不退那样异想天开。台资企业现在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者，大约50万台湾人目前住在上海，而且每天都有人加入这支队伍。因此，布什也许会发现，就在他“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卫台湾时，最后一名台湾人已把家里的灯全部关掉，乘船去了大陆。事实上，就在我写这部书的时候，1949年以来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首架商务包机本周（2003年1月26日）已经启航。因此，最后的那位台湾人连船也不必再坐，坐飞机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坐头等舱。

以色列和台湾问题的教训

在对以和对台的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容许那些极端自利的团体歪曲它对现实的看法，故意不看相反的证据，这样实际上是在继续大肆自残，同时不必要地引起了别人对它的深仇大恨。由于实行三权分立，我们的政府体制促使一些工于心计的少数人争夺关键职位。这些人有时会受到一些与美国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外国势力的严重影响。一个来自人口不足百万的州的参议员，如果在关键时刻担当主席一职，就可以左右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我们强盛的国力使得我们长期以来不能面对现实，因此，强盛的国力不仅能够给别人带来巨大的损害，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新闻界负有很大的责任。以前，新闻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报导越南的实际情况。现在新闻界仍然没有全面报导以色列、巴勒斯坦、台湾地区以及其它许多关键地区的实际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新闻界经常被自己先前已形成的意识形态所蒙蔽，另一方面是因为新闻界不敢向观众和读者们的偏见发起挑战。不过，从根本上来说，问题还是出在观众和读者这一边。他们对别的国家的关心常常是有选择的，暂时的，或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种族、宗教和政治偏见。美国人往往不把别的国家看成是由活生生的人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地方，而是看成承载美国人思想的工具。这些思想要么就是关于世界应该如何运转的，要么就是从历史的角度为美国人鸣冤叫屈的。古巴的问题我就别说了。

（本文节选自《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作者：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著，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