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學者》8月20日文章，原題：有感情特色的中國外交

　　美國學者理查德·利博認為，理性只是國家間相互交往的一個因素。榮譽、恐懼和邏輯在國際關係中也扮演重要角色。

　　提及中國的榮譽、威望和地位時，中國領導人便會受到國內民眾的廣泛歡迎。部分中國百姓像世界其他國家百姓一樣並不喜歡本國政府，但他們對祖國這片土地及其文化和認同感有着強烈的感情紐帶。再度崛起是中國人的偉大夢想，忽視這點的中國政治家將是愚笨的。

　　同樣，若外國人試圖為中國創建一個高度理性的行為模式，也會犯下大錯。在對日關係中，中國從合作中得到諸多收穫——投資、技術和地區影響力等。但日本一名官員的不明智言論便會在華引發嚴重憤怒情緒，而這種憤怒之情對中日關係的影響要大於理性行為。

　　如今中國是個大國，外界經常爭論未來它能否繼續保持這一地位，卻鮮見有關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情緒大國”的討論。任何有關中國外交的分析若忽視情緒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就將無法捕捉全局。

　　我們已擁有根據不同治理模式繪製的世界“政治地圖”。而21世紀需要世界“情緒”地圖，來告訴我們哪個地方擁有憤怒的民族回憶。澳大利亞、歐美的怒氣可能小於中國等國。中國的憤怒源自歷史，源自其不被認可為大國。儘管中國的經濟地位有所提升，仍遭到日本等競爭國的漠視。儘管日本多次就侵略歷史對華道歉，仍無法減少中國人對日本的怒氣和不信任。每一次道歉中，中國都能察覺到鄰國的傲慢態度，這阻礙兩國找到解決方案。

　　1949年以來，中國經歷了毛時代的強權政治實踐、鄧時代的實用主義政治實踐和胡時代的技術專家政治實踐(目標是實現高GDP增長)。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希望把感情和情緒引入中國國內和國際政治中，其所帶來的影響將是爆炸性的。意識到日中爭端不僅涉及領土，且事關情緒，有助於我們理解雙邊爭端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