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在美國格魯門公司進行“佩刀-2”項目初步設計的評審間歇，劉國民與巴基斯坦及美公司代表晤談。

中國產的殲-6飛機飛過埃及金字塔

　　這個決斷送到了埃及空軍司令那裡，這位老兄的個人意見是“不買”，於是就把根據談判進展情況寫成的報告上報到國防部軍方那條線去了，而沒有抄送圖哈密所在的政府這條線。談判也因此停了下來。這時我們已經談了一個多月，形勢頓時變得嚴峻了， 大有“前功盡棄”的跡象這。其時我們代表團內部的人員思想也出現了波動，討論對策時我說，我們不能就這麼回國呀，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們就要盡百分之百的努力，於是我再次登門求助姚大使。

　　姚大使認認真真聽取了我的帶有個人觀點的最近談判情況匯報，他完全支持我，也說不要輕言放棄；這件事若再努力一把做成了，對國家有利呀！他抄起電話直撥圖哈密副總理，說我們中國誠心誠意派了一個代表團來，談了這麼久，最後在空軍那裡“擱淺” 了，希望圖哈密先生能過問一下。

　　姚大使在任期間，同埃及上層保持着密切聯繫，曾經為圖哈密副總理成功訪華做了大量工作，因此他們之間的私交相當不錯。圖哈密聽完大使的電話陳述後表態說，請大使閣下帶着中國航空工業代表團的團長，立刻到他家裡來；於是姚大使帶上我和一名阿拉伯語翻譯驅車前往。

　　到達目的地之後我才發現，原來人家副總理住的不是重兵把守的獨門獨院兒，而是跟我們國家各大城市裡那些高層住宅一樣的“公寓樓”。圖哈密住在十九層，不巧的是那天小區停電，於是姚大使跟我們一起，一層一層地爬樓梯。時間都過去了三十多年， 可我閉上眼睛，腦海里還能浮現出那天姚大使健步走在我們前面扶梯而上時的情景。是啊，新中國的第一代外交官，大都從是部隊和政府里精心選拔的，他們對黨忠誠，對國家盡職，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在圖哈密家裡，我把同埃及軍方談判的情況如實道來。圖哈密聽後當着我們的面，與時任埃及副總統、前空軍司令穆巴拉克通了電話。作為埃及2號人物的穆巴拉克是個實權派，空軍要買飛機，最終都得經由他來拍板。穆巴拉克在電話中說：你讓中國朋友 到我這裡來一趟。於是姚大使又率領我們前往副總統府。

　　穆巴拉克聽了我的匯報之後，言談舉止之間看得出來，他對自己的部下有些發火了，連說空軍怎麼搞的？!人家中國人誠心誠意地來跟你們談，給出的條件這麼好，你們還不接受……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穆巴拉克對中國的友好感情，是用一種軍人的直率來表達的。他說：“你們中國人跟我談合同，我閉着眼睛都敢簽字！”聽了這番表白，我心裡踏實了。

　　後來我得知，是穆巴拉克親自指示空軍司令，恢復同中航技公司的談判。也就是說，埃及空軍現在面臨着來自他們頂頭上司的壓力，必須要買中國飛機。同時我心裡也明白， 我們中航技能做成這筆生意，不是穆巴拉克給我面子，而是兩代中國最高領導人所創建的大外交的巨大影響力！由此可見，我們做軍貿生意不僅僅取決於產品的技術和質量， 還與國家的政治有着千絲萬縷的關聯。試想，普通中國人在埃及做生意，做成做不成跟姚廣大使有什麼關係？大使看重的是我們中航技公司走出國門銷售國產飛機， 真真切切體現的是國家利益，所以他才親自出馬，帶着我們遊走於埃及高層之間。

　　談判恢復了，很快進入到合同價格的討價還價階段。埃及人說貴，我們說不貴。埃及人說能不能降點兒價，我說一個美分也不降。這不是因為我劉國民“牛”，而是我“知己知彼”，知道你們上面定了調子一定要談成這筆合同，我不降價你們也得買！當然首 先我自信我們中航技公司給出的報價，在國際上是合理的。倘若一時“心太軟”降了價， 對方接着便會沒完沒了地讓你繼續降，阿拉伯人做買賣的精明我是早就領教過了……

　　最終合同談下來，我們向埃及空軍銷售了44架J-6飛機和6架同類型雙座教練機， 以及部分航空發動機，價值一億三千萬美元。另外埃及空軍還有一些從前蘇聯購進的航空器材需要我們修理，付給我們三千萬美元，總計1.6億美元。這也是新中國改變軍事裝備對外無償援助，開創軍貿出口新局面的一件大事；這個合同的意義，甚至超過了合同本身。當時中國的槍支、大炮、坦克這些常規武器還沒賣出去呢，我們中航技公司就率先把飛機賣了出去。所以這不僅僅是中國航空出口第一單，而且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軍貿第一單！

　　俗話說“不打不成交”，我們和埃及人在談判桌上為國爭利，一個美分也不讓；但後來埃及人悄然改變了對我們的接待規格，給我這個團長專門配了小車。我們來開羅時沒人宴請，臨走前埃方卻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宴會。談判桌上打來打去，最終大家反倒成 了朋友。講到這裡還有一件軼事值得一提。我們去參加歡送宴會，原以為就是舉舉杯你好我好，大家吃喝一頓完事兒。沒想到對方還挺正式的，拿出打印好的稿子，站起來“照 本宣科”。輪到我致辭時，我也裝模作樣地掏出那個一直隨身攜帶的筆記本，隨便翻開 一頁就開始尊敬呀，感謝呀，友誼呀，祝願呀，說了一大堆客套話兒；還時不時往筆記 本上掃一眼——其實本子上面啥也沒有，我翻開的是個空白頁！

　　至於公司老同志們都知道的我在開羅簽字時，拿印有中國國徽的“桌簽”對付埃及人的故事，真實情況是這樣的：

　　談好的合同臨到要簽字了，對方突然提出，要看一看我的“授權書”。人家提這個要求不無道理，這麼大的一個合同，不是什麼人都可以上來就簽字的。可我哪兒有啊？! 我來埃及不但沒有授權書，甚至連出國批件都沒有。我前面不是說了嘛，呂東部長有魄力，不辦批件也敢把我派出去，但終究要對人家埃方有個交代吧。我鎮靜一下，從容打開黑色公文包，從裡面拿出了一個精緻的卡片。這個卡片是此前我陪同三機部領導到羅馬尼亞訪問時，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在歡迎宴會上所擺放的桌簽。上面印有國徽， 還有我劉國民的名字。當時我是作為個人藏品放進了公文包，沒想到在這一關鍵時刻派上了用場。當我鄭重其事地把這個“桌簽”遞上去後，人家仔細端詳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國徽之下我的名字，微笑着與我握手。坦率地講，這不叫“矇事兒”，而叫“急中生智”。當然在對方眼中，我出入中國大使館暢通無阻，中國的大使親自為我穿針引線，這就足以證明我的身份了。而看看“授權書”，那僅僅是埃及人習慣了的簽字之前的例行手續而已。

　　後來中埃之間的這個大合同執行得還算順利，等我再去埃及時待遇就不一樣了。對方安排住進五星級賓館的總統套間，像對待老朋友一般好吃好喝招待着。J-6合同執行完之後中埃之間冷了那麼幾年，接着又與中航技公司簽了一個更大的合同，從中國引進K-8E生產線，組裝80架噴氣教練機，那是後話了。

　　後記

　　筆者記得現任中航國際總裁吳光權說過，正因為有了埃及這“第一桶金”，當年隸屬於中航技總公司的深圳公司，創建時才有了充足的資本金。把在國外從事軍貿業務掙的錢，用到國內分支機構建設以及非航空領域的市場開拓上，說明老一輩中航技公司領導有着長遠眼光，以至於我們今天仍然在受益。

　　中航技公司的老同志們，都記得劉總當年首赴埃及，是“帶着部里僅有的5美元” 上路的。對此劉總本人則這樣解釋道：

　　1979 年3月他出國前，三機部外事處還保存着以前援外人員回國後，上交的在國外沒用完的5個美元，特意讓他帶上；以備在境外機場轉機時上衛生間，買礦泉水，或者支付必要的小費。劉總說他在埃及簽下了上億美元的大合同，同時也將這5美元“完 璧歸趙”。

　　筆者聽到此處時，不禁被感動了。如今5個美元對國人來說早已微不足道， 可劉總當年“聽君命，將在外”之時，他深知美元對航空工業發展的意義。“哪怕一個美元都是好的”——於是他把本可以在境外花掉的美元現鈔又帶了回來。

　　漸行漸遠的中航技創業者，他們走過了蹉跎，留下的卻是風範……